陈国球教授专攻中国传统诗学多年，又对现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有深入涉猎；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有目共睹。数年前我们都对抒情传统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发生兴趣，有多次切磋的机会，也各有钻研的结果。
在陈教的提议和主催下，我们最近编纂一册文集，用以呈现在“抒情传统”的架构下所形成的种种论述方向。我与陈教授相识多年，能有机会就共同的兴趣展开合作，诚为一大快事。也希望藉此文集，能使“抒情传统”作为一种史观、一项议题，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与对话。
“抒情”在现代文论里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学观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为一种诗歌或叙事修辞模式，抒情不外轻吟浅唱；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抒情无非感事伤时。“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后，宏大叙事更占主导。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
然而只要我们回顾中国文学的流变，就会理解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文学想象和实践里的重要课题之一。《楚辞·九章》《惜诵》有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时至二十世纪初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则称“鹜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这里抒情的用法和喻义当然极为不同，但唯其如此，才更显现出这一词汇的活力丰富，千百年来未尝或已。
抒情的“情”字带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对主体的特殊观照。从内烁到外缘，从官能到形上，从感物到感悟，从壮怀激烈到缠绵悱恻，情为何物一直触动作家的文思；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情与不情等观念的辩证则丰富了文学论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杼”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这说明“抒情”既有兴发自然的向往，也有形式劳作的要求。一收一放之间，文学动人的力量于焉而起。后之来者谈中国主体情性，如果只能在弗洛伊德加拉康，查尔斯·泰勒或情感论这些西学中打转，未免是买椟还珠之举。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现代主义的影响。拜伦和雪莱或波德莱尔和艾略特成为新的灵感对象。然而传统资源的传承不绝如缕。鲁迅、王国维等人不论，鲁迅眼中“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同时接受杜甫和里尔克的影响；何其芳的抒情追求从唯美的保罗·瓦雷里转到唯物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却总不能或忘晚唐的温李；瞿秋白就义前想到《诗经》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撇开人云亦云的偏见，我们乃知现代文人学者——甚至革命者——折冲在不同的抒情渊源、条件和效果之间，早已为这一文学观念开发出更多对话空间。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陈世骧先生发表《中国抒情传统》，指出中国文学的精华无他，就是抒情传统。陈认为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说戏曲也难以自外这一传统。陈先生的立论对海外古典中国学界带来深远影响，至今相与呼应者大有人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日后另辟蹊径，谈论“抒情美典”，也间接延续了“抒情传统”的魅力。
陈先生的文章言简意赅，其实颇有可以大加发挥的余地。他谈的是抒情“传统”，却深深立足在现代语境里。三十年代陈负笈北大外语系，与京派文人往还，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知之甚详。一九四一年陈赴美国，开始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而去国三十年后，他潜心抒情传统，更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蕴积在他胸中的块垒。
这正是陈国球教授着手抒情传统的开端。陈世骧先生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他的看法。有鉴于他的学术背景和立论前提，陈国球教授叩问：所谓“中国抒情传统”可有西方影响的因素？何以既然立足现代，这一传统却似乎将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在外”？抒情传统果真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还是陈先生在现代的发现，甚至是一种（充满抒情怀抱的）发明？
陈国球教授近年的系列著作，从西方汉学重镇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的”和“史诗的”的分析到胡兰成四五十年代的文化评论，从林庚的文学史到高友工的“抒情美典”研究，不但为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典范性的议题，也促使我们对“五四”以来有关抒情的范畴和意义的讨论重新展开评价。
在陈教授与我合编的选集中，鲁迅与朱光潜的辩论，朱自清、闻一多的研究，方东美、宗白华的美学建构，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等因此浮出地表。与此同时，西方汉学重镇普实克在五十年代已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的”和“史诗的”对话关系也引起注意。这些声音代表革命、启蒙之外，中国现代性表述的另外一个脉络。也因为有了这些声音，陈世骧先生之后的种种中西论述才更有了传承意义。陈国球教授承先启后，未来对抒情传统的研究必须始自他对这一传统的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