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均自审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怕当笑柄。区别现代敏感性和古典敏感性的，正是后者充满道德问题，而前者充满形而上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问题提出的强度之大，非得要有极端的解决办法不可。存在抑或是骗人的，抑或是永恒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足于这种审视，那么他就是哲学家。可是，他把精神游戏可能在人生中所产生的后果表现出来，因此他成了艺术家。在这些后果中，他抓住的是最终的后果，即他自己在《作家日记》中所称的逻辑自杀。1876年12月的日记分册中，他确实想象出“逻辑自杀”的推理。绝望者确信，对不信永存的人来说，人生是十足的荒诞，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关于幸福，既然对我的问题，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回应道，我除非在万物的和谐中才能幸福，我设想不了，也永远无法设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事情最终如此安排，我既承当起诉人角色又承当担保人角色，既承当被告的角色又承当法官的角色，既然我从自然的角度觉得这出戏是非常愚蠢的，既然我甚至认为接受演这出戏对我是侮辱性的……
我以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无可争议的身份，谴责这种自然，因为自然恬不知耻地随随便便让我出生来受苦——我判处自然与我同归虚无。
这种立场还有点儿幽默。自杀者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形而上方面他受到了欺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报一箭之仇。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别人“征服不了他”。然而我们知道同样的主题体现在基里洛夫身上，不过更为广泛，令人赞叹。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人物，也是逻辑自杀的信奉者。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处宣称他决意自己剥夺生命，因为“这是他的理念”。我们完全明白，应当从本意上去理解这句话。他是为了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去准备死亡。这是高级自杀。逐渐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基里洛夫的假面具慢慢揭开，激励着他的致命思想向我们显露了。工程师确实袭用了《日记》的推理。他觉得上帝是必要的，必须有上帝存在。但他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嚷道：“怎么你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杀的一个理由呢？”这种态度也在他身上同样引起某些荒诞的结果。他无动于衷地让别人利用他的自杀，为他所蔑视的事业服务。“昨天夜里我已裁决了，此事与我无关紧要了。”他终于怀着反抗和自由相杂的情感准备他的行动了。“我将自杀，以证明我的违抗，确认我新的、了不起的自由。”问题已不再是复仇，而是反抗了。因此基里洛夫是个荒诞人物，但对此应有所保留，从本质上讲，他不自杀。对这种矛盾，他自己作出解释，以至同时揭示了最纯粹的荒诞秘密。确实，他给致命的逻辑平添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雄心，给人物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他决心自杀，以便成为神祇。
推理具有古典的清晰。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祇。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必须自杀，从而基里洛夫就必须为了成为神祇而自杀。这种逻辑是荒诞的，但又是必需的。令人注目的是，要赋予下凡的神明一种意义。这等于阐明这样的前提：“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祇。”但此前提还是相当暧昧不明的。首先注意到炫示疯狂的抱负的人是实实在在属于这个世界的，这很重要。为保持健康，他每天早上做体操。他为沙托夫重逢妻子的喜悦而激动不已。在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他企图画一张脸，正向“他们”伸舌头哩。他稚气而易怒，激情洋溢，有条理而易感动。从超人那里，他只得到逻辑和固定理念，从世人那里则得到一切情调。然而正是他泰然地高谈他的神性。不是他疯了，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疯了。所以使他急躁的倒不是一种自大狂的幻觉。而这一次，按本义去理解词语恐怕是要闹笑话的。
基里洛夫本人帮助我们理解得更好。对斯塔夫罗钦提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地说，他指的不是一种神人。大概可以设想那是出于把自己与基督区别开来的考虑，但实际上要把基督附属于他。如此，基里洛夫有个念头，基督死的时候并没有回到天堂。于是他明白，基里洛夫受酷刑是没有用处的。工程师说：“自然法则使基督在谎言中生活，并为一种谎言而去死。”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完全体现了全部人类悲剧。基督是完人，是实践了最荒诞状况的人。那就不是神人，而是人神了。就像他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钉到十字架上，都可以上当受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神了。
由此看来，上面涉及的神性完全是人间的。基里洛夫说：“我的神性标签，我找了三年，原来是独立。”从此以后，人们瞥见基里洛夫式的前提意义：“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是神祇。”成为神祇，只不过在这个地球上是自由的，不为永垂不朽的生灵服务。当然，尤其是从这种痛苦的独立中得出所有的结论。假如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意志丝毫不能违抗；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们。对基里洛夫来说，如同在尼采看来，抹杀上帝就是自己成为神明，这等于在人间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
但，假如这种形而上的大逆不道足以使人完善，为什么还要加上自杀？为什么获得自由之后还要自绝离世？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心里很明白，他补充道：“假如你感觉到这一点，你就是沙皇，就远离自杀，你就光宗耀祖了。”但世人蒙在鼓里，感觉不出“这一点”。如同普罗米修斯时代，世人满怀盲目的希望。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不可没有说教。所以，基里洛夫必须以对人类之爱去自杀。他必须向他的兄弟们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一条艰难的路程，而他是第一个踏上这条道路的。这是一种符合教学法的自杀。为此，基里洛夫自我牺牲了。假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会是上当受骗的。他仍然是人神：确信没有前途的死亡，满怀合乎福音的悲怆。他说：“我呀，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确认我的自由。”但他死了，世人终于觉醒了，可这个世间的沙皇多得不得了，人类的荣光普照人间，基里洛夫的手枪声将是最高程度革命的信号。这样，不是绝望把他推至死亡，而是众人对他的爱。在使一场难以形容的精神冒险在血泊中告终之前，基里洛夫说了一句话，古老得像世人的痛苦：“一切皆善。”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杀的主题确实是个荒诞主题。在进一步深入之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基里洛夫也跳进其他人物，又由他们接手展开新的荒诞主题。斯塔夫罗钦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在实际生活中操作荒诞真理。基里洛夫之死使他们得以解放，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钦过着一种“调侃的”生活，人们对此相当清楚。他在自己的周围掀起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关键语在他的告别信中：“我对什么都恨不起来。”他是处于冷漠中的沙皇。伊万也是，因为拒绝放弃精神的王权。像他兄弟那些人以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得卑躬屈膝，他可能反驳他们说，这条件是丢脸的。他的关键语是“一切都是允许的”，带着一种得体的忧伤情调。结果当然像尼采这位抹杀上帝最著名的杀手，以发疯告终。但这是一种该冒的风险，面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荒诞精神的基本动向是要问：“这证明什么呢？”
这样，小说也像《日记》，提出荒诞问题。小说设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表现了狂热，“虎视眈眈”的自由，变得有人情味的沙皇荣耀。一切皆善，一切都是允许的，什么也不可恨，这些都是荒诞判断。但那是多么非凡的创作呀，那些如火似冰的人物使我们觉得多么亲切呀！他们内心轰鸣的世界醉心于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觉得可怕。我们从中却又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赋予荒诞世界如此亲近又如此折磨人的魅力。
然而，他的结论是什么？下列两段引言将显示完全的形而上的颠倒，把作家引向另外的启示。逻辑自杀者的推理曾惹起批评家们几个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日记》分册中发展了他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相信永垂不朽对人是那样必要（否则就会自杀），正因为这种信仰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不灭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段，在他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在那场与上帝的巨大搏斗之后，孩子们问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会复活，相互还能见面，是真的吗？”阿辽沙回答：“当然，我们会重逢，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钦和伊万就给打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确实关系到结论。阿辽沙的情况不像梅思金公爵那么模棱两可。后者是病人，永远是笑嘻嘻而无动于衷，这种幸福的生活常态可能就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生命吧。相反，阿辽沙确实说过：“我们会重逢。”这就与自杀和疯狂无关了。对于确信不死和快乐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人用神性交换幸福。“我们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还是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在俄罗斯某地打响，但世界照旧转动其盲目的希望。世人没有弄懂“这一点”。
所以，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荒诞小说家，而是存在小说家。这里，跳跃依旧是动人的，艺术给了他灵感，他使艺术崇高起来。这是一种认同，感人肺腑的，充满怀疑的，变化不定的，热情似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写道：“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很难置信一部小说足以把毕生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确实性。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万合伙——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章节肯定下来消耗了他三个月的努力，而他称之为“亵渎神明的话”在激昂中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不肉中带刺、不激怒他、不在感觉或背德中寻找药方。不管怎样，就此存疑吧。这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光线比白日亮光更扣人心弦，在明暗对比中，我们能够领会人为抵抗自己的希望而拼搏。创作家到达终点时，选择了对抗自己笔下的人物。这种矛盾就这样使我们能够引入一种细腻色调。这里涉及的不是一部荒诞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委曲求全，用斯塔夫罗钦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相反，一部荒诞作品是不提供答案的，这是全部区别所在。最后让我们记住：在这部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未来生活，是有例子的。至于艺术作品，有可能确指荒诞分析的某种方向，可以从上文中预感到。这种方向导致指出“福音书的荒诞性”，阐明一再重新活跃的理念，即信念不妨碍怀疑上帝存在。相反，人们看得很清楚，《群魔》的作者老于此道，最后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创作家对他的人物出乎意料的回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确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存在是虚幻的，又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