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卡尔洛的店，和准备送东西给客户的阿媚分手后，秋生在皇后大道上拦到了专线小巴。香港本岛中心除了众所周知的双层城巴以外，还有红色车顶的公共小型巴士和绿色车顶的专线小巴四通八达。由于公共小巴和专线小巴都是小型巴士，秋生一开始完全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
专线小巴虽然和普通巴士相同，但只要在小巴的行走路线上，可以随叫随停，也可以随时下车。近距离移动时，搭专线小巴非常方便。另一种小巴有点像是共乘出租车，虽然目的地固定，但在和司机交涉后，可以自由变更路线。不过，司机只会说广东话，如果上错车，就会在车上不知所措。
秋生以前并不知道小巴的这些规定，第一次坐车时，完全听不懂司机的问话，遭到车上乘客的白眼，还被司机赶下车。之后，当他和阿媚聊起这件事时，阿媚捧腹大笑，告诉他为什么会遭到这种不合理的待遇。
“我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到香港会搭小巴，当大家看到有人不会说广东话，又六神无主的样子，以为一定是福建乡下来的。香港人觉得和福建人在一起，自己也会感染到他们的晦气。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大声说英语。于是，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是外国人’，乘客中就会有人亲切地告诉你怎么搭车。不过，阿秋，我拜托你还是搭出租车。”
香港的出租车起步价是15港元，相当于200日元多一点，绝对不算贵。但是，搭小巴和电车只要两港元（约30日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除非是深夜，否则，秋生很少搭出租车。在人口密集的香港，拥有私家车很花钱，而公共交通工具的费用却很便宜。而且，秋生也不想和语言不通的司机两个人坐在出租车上。所以，当他近距离移动时总是搭专线小巴。
小巴经过上环后不久，他叫了一声“停车”后下了车。只要知道，这句如同魔法般的咒语，专线小巴就会随时停车。
前往澳门的渡轮码头就在上环，虽然和金融街中环只相差一站，却是香港典型的庶民区，沿街到处可以看到专卖各种海产干货的南北货商店。第一次造访这里时，秋生冷眼看着堆积如山的干鲍鱼和鱼翅，有一种好像浅草和丸之内相邻的感觉。
走进一条挂满了大众餐厅和食品店大招牌的小巷道，秋生在一幢老旧的商住大楼前停下了脚步。入口处是一道崭新而牢固的铁门，旁边装设了按键式的电子锁和对讲机。他拿起对讲机，按下“901”，传来用广东话盘问的声音，他报上“阿秋”的姓名后，铁门就打开了。
他搭随时都可能停止运行的旧式电梯来到九楼，沿着邋遢而狭小的走廊走到尽头，就是陈先生的公司。他轻轻敲了敲门，厚实的门另一端传来上下双重锁打开的声音，看起来为人亲切的肥胖男人把圆脸探了出来。他修剪得很整齐的头发三七分，酒糟鼻上戴了一副圆眼镜，穿卡其色直条纹的夹克，却打了一个领结。虽然他坚称领结是他的注册商标，但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规矩的生意人。
“阿秋，有没有赚到钱？”
陈先生像大阪人一样，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道。他的声音很洪亮。秋生耸了耸肩，他哈哈大笑起来，用力拍了拍秋生的背。
陈中信五十多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决定逃到香港。他在鲨鱼出没的大鹏湾游了一天一夜，才终于来到这个资本主义之地。陈先生的父亲是广州一所普通高中的教师，因为在学校教英语，就被喊着“造反有理”的学生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陈先生每天都跟着他姐姐一起去参加批斗大会。他的父亲被拉到讲台上，身体半蹲，双手伸到背后，做出名为“飞机”的姿势，连续“反省”好几个小时，直到失去意识为止。最激烈批斗父亲的，正是陈先生的姐姐。几个月后，陈先生的父亲在绝望中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学生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下乡来到农村，陈先生被分配到广东省的偏僻农村养猪。他在猪舍二楼被监禁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整天喂猪吃饲料，帮猪洗澡，处理猪的排泄物。最后，陈先生把自己照顾的猪全杀了，投奔香港。
“如今我知道，如果当时我姐姐不批斗父亲，她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受批斗。但是，我不知道看到我姐姐时，自己能不能原谅她，所以，我从来不回广州。”
当秋生和陈先生在夕阳照射的办公室内聊天时，他曾经这样喃喃说道。
来香港后，陈先生曾经做过许多生意。听别人说，其中也不乏见不得人的工作，但陈先生很少提及当时的事。如今，他经营这家提供电话秘书和信箱服务的公司，手下有五名员工。公司里有十部电话，每个电话上都贴着签约公司的名字。当电话铃声一响，总机就会以签约者“董事长秘书”的身份应答，请对方留话，或是转接到指定的手机上。国外的电话都由阿媚负责接听，还有一些棘手的电话也都是由阿媚负责处理。但使用电话秘书服务的公司通常不会有太多电话，工作也不会太忙碌。
不到20平方米的狭小办公室内，墙上放着隔成很多小区块的架子，里面杂乱地塞着信件。陈先生从里面拿出寄给秋生的信件，嬉皮笑脸地说：“又是一大堆情书，阿媚吃醋起来会很可怕哟。”他左脚一瘸一拐的，据说是来香港后被车子撞的，但实情就不得而知了。陈先生的最大缺点，就是他的笑话很冷，而且，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老掉牙的冷笑话。秋生通过租房子的房屋中介，认识了陈先生。
陈先生的客人都是一些用伪造的姓名收发信件，或是有什么隐情，不方便把信件寄到家里的人，几乎没一个好人。偶尔也会因为做生意的关系，需要利用这个办公室充当门面的情况，但通常只要生意稍有起色，客人就会自己租用办公室。然而，如果对顾客的隐私太好奇，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尤其是最近，随着大型秘书服务公司盛行，开始大打广告作宣传，像陈先生这种零星小企业，即使明知道客人的背景不单纯，也只能照单全收。
“做这个生意，看到的都是一些人渣，真是受够了。”这是陈先生的口头禅。
在这些顾客中，秋生最规规矩矩。不知道为什么，五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陈先生很欣赏秋生，每次秋生去公司，陈先生就请他到附近的大众餐厅吃饭。秋生就是在这种交往方式中，慢慢了解到陈先生前半生的经历。
秋生的信件都是香港、美国和境外市场的金融机构寄给他的月结单。正因为陈先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每次看到秋生时，就挖苦他：“有没有赚到钱？”秋生是把陈先生的公司，而不是租的公寓作为自己在香港的联络点。
秋生借用了一张办公桌，打开二十几封信，把一些DM直投信件和基金运作报告丢进垃圾桶，拿出月结单，集中在其中一个信封。帐户的余额可以在网络上确认，根本不需要一一核对。而且，这一年多来，秋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交易，唯一的交易纪录就是银行存款和MMF的利息而已。
秋生拿出土木建筑店老板夫妇给他的那张2，000港元、没有写抬头的支票交给了陈先生，说：“这是这个月的月费。”陈先生接过支票说：“月底再付就好了，还有一段时间，你不用这么客气。”但他还是动作利落地打开上了锁的抽屉，把支票放了进去。虽然他说的话很客套，动作却没有丝毫的顾忌。在香港，如果不收别人已经拿出来的钱，反而可能被误会为居心不良。
若每个月光是转接电话和信箱服务，2，000港元实在太贵了，不过，秋生视之为一种保险费。如果有人打电话到这里，总机会转到秋生的手机，但至今为止，他从来没有用过这项服务。他留了家里的电话给介绍他生意的中介，欧美的银行很吝啬，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否则根本不可能打国际电话。
秋生之所以会支付连他自己都觉得昂贵的租费，是为了获得陈先生花费了三十年的岁月才在香港建立的人际关系。他在做所谓的理财顾问工作陈先生介绍秋生去一家小型投资顾问公司当“幽灵员工”，把他介绍给各家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名义上，秋生每个月都可以从那家投资顾问公司领取薪水，然后再全额支付给公司。于是，他就可以承做该投资顾问公司签约的各项金融商品，同时，也可以顺利成为香港居民，也就是获得非日本居民的身份。做这个行业，只有非日本居民，才能灵活运用税法的各项优惠。秋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香港社会的处世哲学。
窗外的天空一片漆黑。盛夏的这个季节，有时候会下起倾盆大雨。
“趁还没有下雨，我先回去了。”
陈先生挖苦道。对了，阿媚好像提过，“想去新开的俱乐部玩玩”，但秋生忘了是约在什么时候。香港先前是英国殖民地，迪斯科是成年人的社交场合。在那里，上流社会的人打扮得光鲜亮丽，用年轻、美貌、珠宝、名牌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方法满足虚荣心。阿媚带着秋生走遍各家夜店，由于香港本来就很小，只要去时下流行的酒吧或餐厅，经常可以遇到老面孔——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不肖子或是宝贝女儿。
离开公司时，陈先生像往常一样，用温暖而厚实的手掌，用力捏住秋生的手。从他的手上，似乎可以感受到他在“文革”中失去父亲，将青春耗在喂猪上，在有鲨鱼出没的海中求生，在香港也饱受不为人知的辛苦。每当他握住秋生苍白瘦弱的手时，秋生总会生出一种罪恶感。
走到户外时，天已经下起了豆大的雨。他跑到德辅道上，刚好看到往铜锣湾方向的双层巴士。车上只有零星几名乘客。他跳上正准备出发的电车，直接到了上层，在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
经过中环时，终于下起了滂沱大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感觉遥远而模糊。乌云在低空翻腾，闪电不时划过天空。上午约定和那对夫妻见面的皇后像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一把被人遗忘的红色儿童伞放在喷泉旁的长椅上。秋生心不在焉地看着雨点打在积着灰尘的玻璃窗上，心想：“我到底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