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结束还真算不错，以失败告终，这样会擦亮我国人民的眼睛……
我无法讲述发生的一切，那是一种幻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记得的事，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后来出现的事，是我能够讲述的。为谁而讲呢？为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怀里，他肚子里有八枚弹片。我们从山上把他运下来，花了十八个小时。他活了十七个小时，到第十八个小时的时候，他死了。为阿廖沙而回忆，这么做是从相信人有所需这一观点出发的。我相信他再也不会疼了，再也不会怕了，再也不会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让往事翻腾呢？
您想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想？您大概把我们看成另一种人了。您应当了解，在异国他乡多么困难啊。不知为什么而战，还能有什么理想？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们变得相同的，是我们都可以杀人，而且也都杀过人。但仅仅把到过那边的人和没到过那边的人调换一下位置，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我们各不相同，但我们处处相同，无论在那边还是在这里。
我记得在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教俄罗斯文学的女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
“谁是你敬爱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还是保尔·柯察金？”
“是哈克贝利·费恩。”
“为什么是哈克贝利·费恩？”
“哈克贝利·费恩……当他考虑是出卖逃亡的黑人吉姆，还是为他下地狱，让大火把自己烧死时，他对自己说：‘管他呢，让我下地狱去让火烧吧。’他没有出卖吉姆。”
下课后，我的朋友阿廖沙问我：“如果吉姆是白军，你是红军，怎么办？”
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着的——白军和红军，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
在巴格拉莫附近，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请村民给点东西吃。按他们的教规，如果一个饿肚子的人来到你家，你不能拒绝给他热饼吃。妇女们让我们坐在桌前，给了我们吃的。我们离开后，全村人用石头和棍棒活活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给砸死了。她们本来知道自己会被打死，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走，而我们也带着自己的教规走进她们的家……我们甚至还戴着帽子出入他们的清真寺……
为什么逼我回忆？这一切都是不便公开的事，我打死的第一个人，我流在细沙里的血，还有像烟囱一般高的骆驼脑袋，在我失去意识之前，它在我头上摇晃了一下。当时在那边我和大家一样……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拒绝和大家一样。那是在幼儿园里，保育员让我们手拉着手，可我喜欢独来独往，年轻的保育员对我不守规矩的行为容忍了一段时间。过了不久，她们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来代替她。
“谢廖沙，拉着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个小男孩领到我面前。
“我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喜欢一个人走路。”
“你要像所有听话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手拉手。”
“我不拉。”
那天散完步以后，克拉娃阿姨把我脱了个精光，连裤衩和背心也给扒掉了。然后把我带到一间空荡荡、黑乎乎的房间里，让我在那儿待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我和谢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变得和大家一样了。
在小学里由班集体做决定，在学院里由系集体做决定，在工厂里由全体职工做决定，处处有人替我做决定，对我的教育是：单枪匹马，一事无成。
我在某本书里读过这么一句话：“扼杀勇气。”派我到那边去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扼杀了。
“志愿战士，向前迈两步。”
所有人都向前迈了两步，我也向前迈了两步。
在申丹德，我见到了两个精神失常的我国士兵，他们一直在和“杜赫”交谈。他们按十年级历史课本里的说法，给他们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问题是：偶像是个空壳，祭司坐进去，坐在里边教训百姓。”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爷爷说过的话。
我十一岁时，有一天，一位获得“特等射手”称号的大婶来到学校，她说她打死过七十八个“德国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后，说话结结巴巴，夜里发起高烧。父母认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这种病容易传染，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欢的小说《牛虻》。
为什么逼我回忆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过的牛仔裤、衬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虽然衣服上还留着我身上的气味，按妈妈的说法。
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人不存在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的我，只是顶着他的名字而已。请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人。
“神父，”牛虻向蒙泰尼里问道，“现在你的上帝得到满足了吧？”
现在我能向谁抛出这手榴弹一般的问话呢？……
——一位普通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