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
还有一点反对意见却必须较仔细地来看一看。有人说，这部自然史当中有许多事物对于普通理解力说来，实在说即对于那种习于现有体系的理解力说来，似乎是奇怪地也且无益地过于精微了。关于这一点，我必须特别把前面说过的话重说一下，那就是说：
我开始暂时是寻求光的实验，而不是寻求果的实验；我这样做时，我常常说过，乃是仿照上帝创世的榜样，那是在第一天仅只造出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件事，并没有在当天插进任何物质的工作。①这样说来，若认为那类事物无用，就等于说光是无用，只因它不是一个坚实的或物质的东西。实情是，经过很好考校和界定的关于朴素性质的知识正像光一样；它指明了通向自然作坊中一切秘密的门路，实际也含有并拖带着成群结队的事功在后面，它也给我们打开了最高贵的原理的源泉；可是它自己本身却并无多大用处。同样，字母系列中的各个字母若是分开而从其自身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或意义，可是它们却是作文的材料和一切谈话的工具。又如东西的种子，它是有着很多潜在性德的，可是除非发展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
又如光这东西本身，其散乱的射线若不弄成辐辏在一点，也是不能传布它们的功用的。①参看一卷七○、九九、一一七诸条。——译者
若说反对思考中的精微，那么对于经院学者们又当怎么说呢？他们溺于精微到过甚的程度；他们的精微之处又是费在文字上面，或至少也是费在通俗概念（这与文字实是一回事）上面，而不是费在自然的事实上面；他们的这种精微又不仅在原始中为无用而且在后果上也无用；他们的这种精微又和我所说的那种不一样，并不是眼前诚然无用后效则属无穷的；——对于他们的这种精微，又当怎么说呢？人们应当明确这一点：争辩上的议论上的一切精微若非到公理发现之后才来应用，那是违时的也是出乎常理之外的；应用精微的真正的、适当的或至少是主要的时机乃在对经验进行衡量并据以建立原理的时候；因为那另一种精微虽能抓攫自然，但绝不能把它握牢。人们关于机遇或幸运的一句说话无疑可以真确地移用于自然，那就是说，它前额有一堆卷发，后头却是秃的。①总之，关于鄙视自然史中收纳常见的事物、卑贱的事物、过于精微的事物、和在原始情况中无用的事物这一层，我们大可把当年一个贫妇对一位高贵王子的答语来作喻解，当那王子把贫妇的请愿斥为冒渎尊严，不值一顾而加以拒绝时，她就说道：“那么你就别当国王好了”。②毫无疑义，凡把那类事物认为琐细可鄙而不屑加以注意的人是既不能赢得更不能统治自然这个王国的。①机遇前额有一堆卷发，后头却是秃的——克钦注明，这出于菲德拉斯所作题为“Occasio Depicta”的一则寓言，见其寓言集第五卷第八首（Phaedrus，罗马奥古斯塔时代的一位寓言作家，用诗的体裁写出九七则，多数是根据《伊索寓言》改写），英谚有“要捉机遇，捉其前发”（take occasion by the forelock）一语，盖源于此。
（这寓言和这谚语是说：要捉机遇，须预作准备，迎头去捉，若落在后头，就无可把捉；而培根移用此意于解释自然，则是说：须适时地在掌握到实在的经验之后来建立公理，而不可违时地从空无所据的原理出发去进行争辩。——译者
）②这是马其顿国王菲列普的轶事，见Plutarch所着“Apophthegmata”。
有人又会想，我们怎么可以同时一举而把一切科学和所有作家都推在一边，而且还不借任何古人的帮助和支持而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未免是奇怪也是鲁莽的事了。
我知道，假如我所选定的做法比较不是这样诚意的，那我大可很容易地替我这些提议找到权威，只须把它们归溯到希腊以前的远古（当时自然哲学许是比较更为发达，虽然由于还未经过希腊人这传声筒的扩大吹嘘而比较少有声息），或者甚至只须把它们一部分归溯到某些希腊学者，就可以替它们既找到支援又求得声誉，正如家世不明的人们援借宗谱来自称华族远裔一样。但我不是这样。我一切依靠事物的证据和真际，我拒绝一切形式的虚构和欺骗。并且我认为，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发现之是否早为古人所知晓，是否随事物之变迁与年代之嬗递而迭有兴衰，这和我们当前的任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新世界之是否那古人所熟知的雅特兰地（Atlantis）岛，①抑或现在才是第一次的发现，这也和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总之，新的发现必须求之于自然之光亮，而不能溯求于古代之黑暗。①克钦注明，见柏拉图对话集中的“Timaeus”篇。——译者
至于说到我那种责难的广泛性，我们只要把事情认真思量一下，必然就会看到，这样的责难比那种局部性的责难不仅是较为确当的，而且也是较为客气的。因为各种错误如果不是根于始基的概念，则一定早有某些真实的发现来纠正虚妄的发现。正因各种错误是属于根本性的而不是属于判断虚谬以及粗心失察之类，所以人们之没有获得本未企求的东西，没有达到本未树立的目标，也没有完成本未走上或本未坚持的途程，那是并无足怪的。
至于说我那种责难含有傲慢自夸之意，那我可以说明，假如一个人自称单凭手劲和目力就能比别人把一条直线画得较直，把一个圆形画得较正，那么他当然是在和别人挑起能力的较量；但如果他只说，他凭借尺和规的帮助能比那单凭手眼的人把一条直线或一个圆形画得较好，那就不能算怎样自夸。这一层说法，希望人们留意，还不仅适用于我自己这首次的、发轫的尝试，并且也适用于此后担起这项工作的一切人们。我这种发现科学的方法大能划齐人们的智慧，而甚少有赖于个人的卓越性，因为在这里一切事情都是凭着最可靠的规则和论证来做的。①这样说来，我在此中的贡献，我曾常说，与其归之于能力，毋宁归之于幸运；与其说是智慧的产物，毋宁说是时间的产物。②无疑，在人们的思想方面也和在人们的工作和事业方面一样，机会多少也是有些关系的。①参看一卷六一条。——译者
②见一卷七八条。——译者
一二三
说到这里，我可以引用前人说过的一句戏谑之言来说明我自己（因为它把我和别人之间的区别标明得异常真切），那话是说：“如果一个人喝水，一个人喝酒，那么我们的想法是不会相同的”。①现在在科学问题上，别的人们，古代的也好，近代的也好，都是喝着像水一样的未经提制的饮料，有的是自发地涌自理解力，有的是为逻辑所抽起，象用辘轳汲取井水一般；而我所举以祝福人类的杯酒则是从无数葡萄滤出的，那些葡萄都是当熟到恰好的时候一簇一簇被摘下来，聚在一起，在压榨器中将汁挤出，最后还在大桶中加以纯化和净化。
这样看来，我和他们思想之不同正是无足怪的。①这是菲罗克拉特（Philocrates）说到德谟辛尼斯的话，见后者所着“De FalsaLegatione”一书。
一二四
无疑，有人又想，我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和鹄的（这又正是我反对别人的一点）并不是真确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思辨真理比一切事功的宏效伟绩都要更为崇高和更有价值；若长此急切地沉溺于经验、物质以及个别事物的波动变异，则无异把心灵撤离抽象智慧之澄静天界，①而把它拖曳在地面或竟是把它降入扰攘混乱的阴府。对于这话，我很同意；并且他们所指为如何如何可取的那一点实在正是我所要做的事。我正是要在人类理解中建造一个世界的真实模型，如实然那样，而不是如各人自己的理性所愿望的那样；而要这样做，就非辛勤地把世界解剖一番不成了。我还要说，人们在哲学体系中凭幻想创造出来的那些愚蠢的、杜撰的世界影像都必须抛入风中，使其消散净尽。我们应当知道在人心假象和神意理念之间（如前文所说）有着何等巨大的区别。前者不过是一种任意的抽象；后者则是造物者自己打在创造上的章记，以真确而精细的线条划印在物质中的章记。②这样说来，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③各种事功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④①克钦指出，这是暗指柏拉图式的亦是亚里斯多德式的一种想法，参看亚里斯多德所着“NicomacheanEthics”第十卷第七章。
②参看一卷二三条和注。——译者
③拉丁本原文在这里用的是ipsissimoeres二字，照字面看，实不能译作“乃是一事”，不过原译者认定培根的意思必是这样。（这样认定是完全有根据的。
本书一开头在第三条中就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二卷第三条中又说，“法式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二卷第四条中说得更清楚，“凡在动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这些话都可以为这句话作注解。——译者
）④关于培根对真理与事功的关系、科学的目的以及怎样达到这目的等问题的见解，也就是说，关于培根是否一个简单的功利主义者的问题，细读此句并参看一卷八一、一一七两条，就可有所理解。——译者
一二五
还有些人会想，我所正在做着的事不过是前人所已经做过的事。这就是说，古人们也曾采取我现在所采取的途程；因此也就是说，我在经过一切这些骚动和挣扎之后，最后也不免要达到古代早曾盛行过的许多体系之中的某一体系。他们说，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把它们分条列目地汇成长编；据以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和各种方术；并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后就将那些体系和方术发表出来，——可是这时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他们说，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古人们无疑是这样做的。对于这一点反对意见（或毋宁说是一种疑虑），我要指出，只要人们还没有十分忘记我在上文所说过的话，谁都会很容易地予以答复。古人们所惯用以从事探讨和发现的方式是他们自己所明白承认的，在其着作的浮面上就可看到。这个方式简单地就是这样：他们从少数例子和特殊的东西（加上一些普通概念，或许还加上一部分最流行的公认的意见）一下子就飞到最普遍的结论或科学的第一性原则，并把它们当作定而不移的真理，进而以中间命题为手段从它们引出并证明一些较低的结论，而从这些较低的结论当中来构建方术。①在此以后，假如又有与他们的教条相违反的新的特殊东西和例子被提出而引起讨论，他们不是对自己的规律作一些区划或解释而把它们巧妙地熔入他们的体系之中，②就是干脆把它们作为例外而粗暴地加以排除；③至于对那些不相违反的特殊东西，他们则努力要用合于他们那些原则的原因来作解释。但要知道，这种自然史和经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远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且还要知道，那种飞到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东西的做法把一切都毁光了。①参看一卷一九、二二、一○四、一○五诸条。——译者
②参看一卷二五条和注。——译者
③克钦举例阐论说，关于对待所谓例外现象的正确态度，可举天文学者们对天王星问题的处理为例：他们看到天王星的扰乱情况，这看来是足以作为反证来推翻有关行星运动的法则的；他们并没有把这一事实解释掉，而是去追求它的原因，由此又发现了海王星。又如，归纳起来的叫人不得不承认引力这条法则的例证是太强有力了，实在不能因一个看来似乎相反的事例就把它推翻的。
一二六
还有人想，我既这样禁止人们在未经正当地通过中间阶梯来达到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东西以前不得把什么原则视为业经确立而加以宣布和予以制定，我便是主张将判断悬搁起来，而这就走到希腊人所说的不可解论，即不承认人心有了解真理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我所思所陈的实际上不是不知论，而是利知论；不是不承认理解的能力，而是供以装备俾真确地进行理解。因为我并不取消感官的权威，而是要给它以帮助；我并不轻视理解力，而是要管理它。①我们应知所须知，而尚以所知为不周，若以所知为已周，而却不知所须知，那就差得多了。①参看一卷三七条和六七条末节
。——译者
一二七
还有一点，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疑问。人们问，我提倡这种方法，是只说自然哲学应当照此进行呢，还是说其他各种科学以及逻辑、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当照此进行呢？我回答说，我前面所讲当然是指着所有这些而言的。正如那种以三段论式来统治的普通逻辑不仅被及自然科学而且被及一切科学，同样我这种依归纳法来进行的逻辑也是通贯一切的。我不独在冷、热、光、植物以及类此方面制成历史和发现表，关于忿怒、恐惧、羞耻以及类此等等；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关于精神动作如记忆、分合①、判断和其他等等，我亦都同样制成历史和发现表。可是要知道，在把历史准备好并排列妥当之后，由于我的解释方法不限于涉及心的活动或思论（如普通逻辑那样）而且还涉及事物的性质，所以我要对人心提供一种规则和指导，使它在每一情节
都能恰当地把自己投在事物的性质上。因此，我在有关解释的学说中又提出许多不同的条规，以便人们依其探讨主题的性质和情况来略略变化其发明方法。①这里所谓分合（composition and division），爱理斯说，或许是谓综合和分析（synthesis and analysis）；弗勒则指出，这是循用亚里斯多德的术语，意谓肯定和否定（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一二八
还有一点其实连怀疑都不该发生，那就是问我是否要把现行哲学、方术和科学全都推倒并加以摧毁。我回答说，远非如此；我是最高兴看到它们被使用，被培植，并受到尊崇的。若说现在时兴的各种技术不该继续去作争论的材料，不该继续去作谈话的装饰品，不该继续去供教授先生们或生意人士们方便之用，总之是说不该继续像通用货币那样凭大家同意而流行于人们之间，那是毫无理由的。不仅如此，我还直率地宣告，我现在所倡导的东西根本很少适合于那样一些目的，因为它除在效果上和事功上外是不能降低到为一般人所领会的。①我这样宣称我对于公认的科学的好感和善意究竟是多么诚恳，这从我所发表的着作特别是几卷《进学论》（Advancement of Learning）当中可以充分看到，所以我就不图再以文字作进一步的证明了。可是同时我亦提出经常的和明白的警告说，要凭现在通用的方法，那是既不能在学说方面和科学的思辨部分方面做出什么巨大进步，也不能把它们实现为什么宏伟事功的。①参看序言第四节
。——译者
一二九
说到这里，只有再就心目中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略谈几句了。这些话若在早先说出，或许被看作空疏的愿望；现在希望既经鼓起，不公正的成见既经消除，再说这些话也许就有较重的分量。再说，假如我自己业已把一切做完，而没有机缘再邀请别人来帮助和参加这个工作，那么即到现在我也仍要避免说这些话，以免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但是由于我要促进别人的努力和燃起他们的热情，那么我就该使人们留心到某些事情，这却是适宜的。
首先要说，引进着名的发现，这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应该高居首位，这是历代前人所作的评判。历代对于发明家们都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类此等人）则至高不过谥以英雄的尊号。人们如正确地把二者加以比较，无疑会看出古人的这个评判是公正的。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
再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正如诗人说得好：
脆弱的初民不知道耕稼，
雅典人首先播种真伟大，
从此生长出油油的田禾，
再造了我们下界的生活。①①卢克吕夏斯（Lucretius），公元前约九五至三一年，罗马诗人，作了一首题为De Rerum Natura的哲学训言诗，凡六卷，倡无神论和唯物论；这里所引的几句见于第六卷一至三行。——译者
说到这里，可以指出梭罗门（Solomon）确有值得称道之处。虽然他在统治帝国方面，在金银财富方面，在丰功伟业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舰队武备方面，以及在名耀海内敬在人心等等一切方面莫不显示其伟大有力，可是他都不把这些引为光荣，却只说道：“上帝的光荣在于藏物，国君的光荣则在于把它搜出”。①①见圣经，箴言第二五章第二节
。
其次一点，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①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
而这个差别却是从何而来呢？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方术。①克钦注明，这是引用开希里阿斯（Caecilius）的一句箴言，可是培根把它的原意扩展了。——译者
复次，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
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进一步讲，我们不妨把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也可说是三个等级来区分一下。第一是要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野心是鄙陋的和堕落的。第二是要在人群之间扩张自己国家的权力和领土，这种野心虽有较多尊严，却非较少贪欲。但是如果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是比前两种较为健全和较为高贵的。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靠方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再说，既然人们把某种个别的发现尚且看得比那种泽及人类的德政还要重大，那么，若有一种发现能用为工具而便于发现其他一切事物，这又是何等更高的事啊！还要以光为喻来说明（完全说真的），光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相互辨认，其功用诚然是无限的，可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比它的那一切功用都更为卓越和更为美好。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要更有价值，只要我们的思辨是如实的，没有迷信，没有欺骗，没有错误，也没有混乱。
最后再谈一点，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的目的为理由来加以反对，请人们也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因为若是那样说，则对人世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气、力量、美丽、财富、光本身以及其他等等也莫不可同样加以反对了。我们只管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所遗赠、为其所固有的对于自然的权利，并赋以一种权力；至于如何运用，自有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加以管理。
一三○
现在已到我来陈述这解释自然的方术本身的时候了。在这一方术当中，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提出了真确的亦是最有用的条规，可是我却既不说它是绝对必要的（好象没有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样子），也不说它是尽善尽美的。因为我认为，人们只要手边备有一部正确的自然史和经验史而辛勤地致力于此；只要能够恪遵下述两条规则：——第一，要把公认的意见和概念都撇在旁边，第二，暂时不要萦心于最高普遍性以及仅差一级的次高普遍性——，那么，他们就能不借任何方术而单凭心所固有的真纯力量来走入我这种解释的方式。
因为所谓解释，原不过是心无障碍时所作的真实的和自然的活动罢了。不过若说，有我的条规则诸事较有准备亦较有把握，这却是真的。
我亦不说我的那些条规是再不容有所改进的了。恰恰相反，我既是不单就心本身的机能来论心，而且要就其与事物的联系来论，那么我当然就必须主张：发现的方术是会随着发现之前进而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