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回北京,是我第一次坐软卧。
昆明站是一个大站,每天中转西南各色人等,火车票颇不好买。硬卧总是最早卖光,为了赶回北京,我只好买了软卧。
走进包厢的时候,包厢里已经有一个男孩了。见我进来,他一蹦从铺位上站起来,挠挠头,朝我笑笑。我看了看手中的票,正是男孩坐的铺位,他也看出来了,向我指指上铺,示意他的铺位在上面。
“不好意思啊,”他笑笑说。
“没事,你坐吧,”我说。
“我帮你放包吧。”他主动伸手来接我的背包。
我将背包卸到地上,他举起来努力想往上铺旁边的行李架上托。我的背包太厚了,他怎么都塞不上去。他试图将他的箱子挪开,我止住了他。我背的是一只45升的登山包,包不算大,但是我将帐篷和冰爪绑在了外面,整体就显得很圆。若想塞上去,得全部拆开。
“算了,”我说,“还是别放上面了,塞在桌子底下就好了。”
他于是帮我把桌子下面的垃圾桶挪开,用脚扫了扫杂物,将我的包塞进去。
这时,包厢门口出现两位约摸四十几岁的大叔。
“这是15包厢吧,”站在前面的一个一边找包厢牌号一边问我们。
“是。”男孩热情地说。
“那就是这儿了,”站在前面的大叔回过头对后面的大叔说。
他们于是拎着箱子走进来,向我们笑笑,脱下外衣扔在右侧铺位上,将行李放上托架。他们的行李不多,一人一个小手提箱,轻轻一托就摆上去了。两个金属色的硬壳小箱子,落在男孩硕大的皮箱旁边,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响声空洞。两个大叔差不多年纪,脸膛都有点黑,一个穿麻质西装,一个穿灰色夹克,里面都是深色短袖。他们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一个仰头喝冰水,一个抖着T恤领口,用手扇扇子。
“你们是天津人吗,”我问。
“是啊,”穿暗红色短袖的大叔朝我笑笑,“能听出来?”
“嗯,”我点点头。
“你也是吗?”他问。
“我在天津出生长大的。”
“哟,是吗。那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啦,”他温和地笑了笑,“你住哪个区?”
“南开区。”
“哦,我也住南开,古文化街那头。”
“那还挺近的。”
“你还上学呢吧?”
“是。放暑假出来玩。您呢?”我看看他们的装束,不太像旅游人。“做生意吗?”
“是啊,做生意。”他点点头。
“做什么生意?”
“卖点宝石,”他笑笑,“不是什么大买卖。”紧接着他又向我介绍道,“我姓李,他姓王。”
我向姓王的大叔投去目光,他转过头,站起身来,将包厢门关上。
门关上了,包厢里显得有点挤。男孩开始脱鞋,准备上床待着。他仍然显得很欢愉,从我刚上车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露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欢愉,整个人似乎都充满节奏地一晃一晃。他充满了攀谈的欲望,一会儿问两个大叔做生意的情况,一会儿问我上什么学校,北京是什么样子。
姓李的大叔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男孩说话,一边说一边俯下身换鞋,他换上包厢给的拖鞋,将自己的皮鞋推到桌子底下,就挨着我的包。和男孩说话的时候,他回答得不多,偶尔自嘲地笑笑。他是个国字脸,皮肤粗糙,鼻子很大,鼻头坑坑洼洼,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模样,一口乡音十分浓重。
姓王的大叔一直没怎么说话。从一开始我就几乎没见到他开口,偶尔说句话,还是低声问姓李的大叔洗脸的毛巾放在哪里了。他稍微瘦一点,但是骨骼很大,浓眉毛,嘴角总是一抽一抽,乍看像在喃喃自语,但仔细一看,不过是略带神经质的不自觉的习惯。他看人的目光倒是温和,还会主动笑笑,只是似乎非常不爱说,凡事都有一点依靠姓李的大叔。
男孩已经爬上了床,双手撑在脑后,黑黑的脸膛时不时咧开一口白牙。
“你们平时上学忙吗,”他问我。
“还可以吧,”我说,“不过下个学期大三就忙了。”
“你肯定学习特好吧?”
“没有啦,现在也不怎么好。”
“那你们学校好啊,这就行啦。”他带着一丝钦羡说。“其实我原来学习也挺好的,我以前的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尤其是语文老师,都盼着我能考好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喜欢我。我那时候也挺喜欢学习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没考好,搞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去见我初中语文老师了,那时候她可对我寄予厚望呢。”
“你现在在哪儿上学?”
“我刚刚高考完,还没定下来呢。”
“啊,才刚高考?”
“看着不像是吧?”他憨憨地笑了。“我这人就这样,从小就显老。”
“没有,不是,”我红了一下脸说,“只是觉得你挺能照顾人的。”
“是啊,”他有些自豪了,“从小我妈就说我懂事。”
“你是云南本地人吧?”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
“嗯,是,我是玉溪的。”
“你去北京是去玩?”我问。
“不是,”他笑呵呵地说,“我是想去找找学校,听说北京有好多民办大学挺好,我就想去看看,我爸爸说了,要是我想上,就送我去上。我想去看看哪家好。你知道哪一家好吗?”
“不……不太清楚,”我顿了顿,“只听说过什么吉利大学。”
“没事,我去了自己找吧,顺便去玩玩。”
“嗯。”
我点头赞叹了一下,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不是一个喜欢在旅途中与人攀谈的人,如果别人说我就听着,他们若不说我也不问。我看得出男孩是跃跃欲试想说的,问不问他都会说,所以不用我问。整个车厢差不多都是他的声音。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大叔一直沉默。姓李的大叔听着我们说话,面容沉稳,姓王的大叔则双手直直地撑着膝盖,短袖捋到肩膀上,看着窗外,眉头微皱,像是有点不耐烦。我本以为这个晚上最能说的会是他们,因为天津大叔往往风趣,一般都与陌生人能侃上很久,但是这两位大叔明显不是这个类型,说什么都是几个字,短短一句话,就没了。
火车在某站停下了。姓王的大叔拉开包厢门,下车,过了一会儿回来,带上来两瓶啤酒,一只烧鸡和一份白色塑料盘装着的小菜。两个人掰开一次性筷子,开始吃菜。
“来吃点吗?”姓李的大叔问我和男孩。
“不用了,谢谢。”我笑一下,摇摇头。
男孩大概看我拒绝了,也没好意思接受,摇摇头说不用了。
“这次我去北京,也是想自己闯荡闯荡。”男孩说,“我觉得一个成年男人应该多四处闯荡,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去外地生活过呢。我特别佩服我爸爸,他一个人弄他的企业,现在都做成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了。他总是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他懂好多事。男人就得勇敢,小时候我们家后山那儿有蛇,咬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上山打蛇,我总是很勇敢。那种蛇,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别看细,可是毒呢。这次我跟我爸说我想一个人去北京,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有个姑妈在北京,不过我觉得我不用去找她,我自己就行。”
“你要是来我们学校那边,我可以带你逛逛。”我说。
“是吗?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男孩很高兴,把身子从上铺探出来。“那你一会儿把你电话留给我行吗,我到时候过去找你。”
“嗯,临走时你找我要就行。”我笑笑说。
“一个人出门,还是小心点好,”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外面什么人都有。”
我们愣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相互对视了一眼,没有答话。
男孩想了想,又接着说:“以后我不想在云南待着了,上完学,我争取在北京找工作。”
“为什么?”我问,“云南多好啊。”
“好什么啊!”
“多漂亮啊,还有雪山。”
“可是太乱了,”男孩说,“不好。你不知道,社会治安一直稳不下来就是因为太乱了,什么都乱,烟草、毒品、军火,手里过的钱特别多,打架闹事的也特别多。”
“嗯,我也听说了一点,刚才送我来的出租车师傅说,昆明站一年抓住毒贩子一千人,平均一天就有三个,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是真的,”男孩说,“我爸爸就有朋友是吸毒死的。这边买到很容易的,多数人都吸过一点呢,我爸爸原来也吸过一点,就是不上瘾罢了。好多人吸得没了钱,穷死,不抢劫就贩毒。”
“是,刚才那个师傅也是这么说。我当时是从乡间走到小镇上的,上了车他才告诉我,就我走的那条小路,以前总有一排吸毒的躺在路旁的麦田里,见了单身过来的就扑上来抢,他们倒是不杀人,但是一群人抢一个,有多少钱抢多少。”我说,“我听了真后怕呢。”
“这还不算什么,”姓李的大叔这时插话了,“前些天这边有个案子特别轰动,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博士,在这边贩毒,形成一个特大的团伙。他本来好像就是来旅游,来了看到这钱好挣,就开始挣,后来不仅自己干,还发动了他的对象、亲戚,越干越大,最后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亿,才二十九岁。”
姓李的大叔说到这里顿了顿,给我们两人一个恰到好处的发出叹息的空隙,然后接着说。“出门,”他说,“不比在家。外面陷阱太多,你们还小。一步走不对,后悔都来不及。”他的声音低沉,在夜色中像肺腑之言。他说完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男孩,男孩窘了一下,热情昂扬的气息在他的注视中似乎悄无声息地散了。
姓王的大叔没有理我们,一个人靠着窗户翻车上的铁路杂志。
静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了。
“您卖什么宝石啊,”他问大叔。
“什么都卖,红宝石和翡翠,还有祖母绿什么的。”
“啊,我喜欢祖母绿。”我说。
姓李的大叔笑笑,转而问我:“你家在南开什么地方啊?”
“天津大学那边。”
“哦。家里是天大的?”
“不是,就是住那边。”我说,“天津人来南方做生意的还挺少的吧。”
“嗯,不多。”他说。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跑云南的?”
“零零年吧。下岗之后。”
“哦,跟我爸妈差不多。”
“是吗,他们也下岗了?”
“嗯,”我犹豫了一下说,“后来他们就卖煎饼来着。”
大叔点点头,没有继续问。话题有点闷,适宜换一个。我于是开始问男孩他们那边中学管得严不严。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男孩的兴趣,他开始给我讲他们上课的情景,老师怎样管学生,他们怎样逃课去玩,学校后山的小溪里有什么好玩的植物。男孩说话很生动。他长得黑黑的,小眼睛,但是说起话来眼睛闪闪发光,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像某种活泼的动物。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贴着头顶一层,人虽然瘦,但却显得虎头虎脑。
很快就熄灯了。夜行列车,上车正是睡觉时间。我起身洗漱,然后和衣睡下。包厢里很快安静下来。男孩比我睡得更快,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听到他安稳而规律的低低的鼾声。夜慢慢深了。
现在想想,我开始惊讶那夜我为什么睡得如此安稳,什么都没有感觉。软卧的床很舒服,包厢的门关着室内很黑,我一向习惯在火车上安眠,那一天旅途又十分劳顿。这些都是理由,但都不完全是。我想我还是非常安心,那一天,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让人不安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多想。这是我安眠的最重要理由,因为我没有担忧,也没有提防。
那一次去云南,我玩得很好。路上遇到的人多半都热情而诚实。从丽江去大理的长途车上,我睡着了,手机滑到地上,没有发觉。到大理下了车找不到手机,心里顿时一凉。跑回长途车站,发现车子已经返程回丽江了。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打听了司机的手机号,心里几乎不敢期待。电话通了,出乎我意料,司机立刻说是的,有人捡到了。第二天下午同一班车,司机帮我送到大理。我试图感谢,司机挥挥手走了。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在外面曾经遇到过如此多的隐形的危机。我总是不知所以然地闯过各种危险,却又总在最后安然无恙,一些东西失而复得,一些人经过身边又擦过去了,一些地带走过去又平安地穿了出来,就像昆明郊外我独自走过的那片田垄。回想起来,这是我的运气,但不完全是运气。在我独自上路之前我不曾想过会是这样。这个世道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安全,但也不像很多人试图告诉我的那样危险。
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似乎没有做梦,一直沉沉地穿过夜的大陆,穿过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过莽撞奔跑的肆意年华。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夜应有呼啸的风。我甚至想象那一夜如果我没有睡着,一夜醒着失眠会是怎样。火车在深夜在山洞里穿入穿出,所有包厢都关着门,连走廊都是黑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阳光明媚,我坐在包厢外的小桌旁看书。
我好奇地看着从另一个车厢走进来的人。他们的着装非常扎眼,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他们穿着制服,淡蓝色的短袖制服,肩膀上有我看不懂的图案。他们从一个包厢走到另一个包厢,熟练而惯例性地扫过每一个包厢,看他们想看的,找他们想找的。从一个包厢到下一个包厢,每一个进去一会儿又出来,就像一阵冷冽的风,吹过的地方一片杂散、睡意全无。他们不说他们的来意,然而谁都能猜出模糊轮廓。他们迅速、寂静、忙碌,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紧张感,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
我的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下,姓李的大叔探出头来,看了看,又把门关上了。他们开始起床穿衣服了。
“身份证。”穿制服的人终于走到我面前了。
我掏出随身的钱包,掏出身份证和学生证给他。
“这是查什么?”我问。
“例行检查。”那人说。
他低头看了看,就还给了我。“名校生啊,”他说,“你住这包厢?”
我点点头。他开始敲门。其他三四个人都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地等着。敲了一会儿,门开了。
接下来的过程漫长而混乱,我看着他们进了我的包厢,例行公事,然后再没有出来。我看着他们简短严肃地要求看每个人的身份证,但是看完不作罢,还要看行李。我看到他们在我的床上坐了下来,三个人坐成一排,对面坐着两个大叔。我看到我上铺的男孩被他们忽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想出来却又不被允许。我看到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守在包厢门口,就站在我身旁,还不时意味深长地朝我笑笑。
我也不被允许随意离开。可以去厕所,但是剩下的时间被礼貌地要求守在原地。于是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我是说,在包厢门开着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安静的、冰冷的、絮絮低语的、像高墙一寸一寸倒下般的缓慢而恐怖的过程,我看到了绝大部分。五个多小时。来者没有离开。从一问一答像矛与矛干干净净短兵相接,到十问一答如沉默的盾接住攻击,再到有问无答盾千疮百孔矛抵住心尖,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安静和冰冷。
我看到银色的小箱子打开了,散碎着没有什么东西,有几份文件,几个证件,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东西,有毛巾和药,没有宝石。然后我看到姓王的大叔被带离了包厢,带到两节车厢中间的空处,两个人站在他身边,手搭他肩膀,就像兄弟聊天。我看到留在包厢里的姓李的大叔低头坐着,双手搭在双腿上,坐在他对面的穿制服的人几乎和他头碰着头,反反复复说着几句话。
“想清楚,你明白,”他说,“你还是自己拿出来吧。”
两个大叔的脸从坚硬平静变成面色发青,身子从挺直变软。姓王的大叔在两个车厢之间很快蹲了下去,他身旁的人让他起来,他不起来。他们不让他回到包厢,自从把他带离,他们就没有让他回来。他们也不碰他,只是看着他蹲在地上,进而坐在地上。这边姓李的大叔不说话,额头渗满汗珠,脸一会儿憋得紫红,一会儿又毫无血色。他嗫嚅着嘴唇碰着嘴唇,同一个姿势坐着,像埋头的鸵鸟。他坚持了很久,很久很久。穿制服的人分成两边,最年长的一个来来回回在两边巡视。
“没见过这个吧。”年长者有时会停在我身边。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动静吧?”他问我。
我摇摇头。
“这俩人,有那种关系,”他说得无比平静,“不过量他们在包厢也不敢干什么。”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年人有那种关系。
“不过他们昨晚吸了。”年长者又说。
他说着给我晃了晃手中透明的塑料袋,两支用过的针管和带血的针头赫然在目。
“他们……也吸?”我小心翼翼地问。
“干这个的,大部分都吸。”
“他们是干这个的吗?”
他没有说话,转而问我:“你有没有吃过或喝过他们的什么东西?”
“没有。”我想起前一晚,那烧鸡是真空包,啤酒是新开的。那些食物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谁知道呢。“没有,”我又重复道。
从早晨到下午,太阳划过中天,车呼啸而行,他们就这么僵着,低着头僵着。
姓王的大叔或许早已经崩溃了,姓李的大叔在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鏖战中也在溃败。他沉默,他摇头,他流汗,他的身子向下塌几乎靠在了对面的制服身上,他面如死灰,他做心理斗争,斗争该不该站起身来,他也许想起来,可是他连站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在他对面,制服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只是重复着的内容加上了一句,就要到站了。
“就要到站了,”那人说,“我们只能把你转送地局了。你知道到了地局是什么样。我们只是火车上的,地局就不一样了。你自己拿吧,那比让我们拿好。”
他一直这样缓缓地说着,姓李的大叔仿佛要哭了。制服叹气起来,似乎在叹息他不懂事。姓李的大叔就像个出着汗的死人一样一直默默地坐着。包厢门时关时开,每一次开门都还是一样的画面。我坐在外面,看得手发凉。整个过程中我都没能和男孩说句话,他留在包厢里,我一直坐在包厢外。只有两次他出来去厕所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他的脸色也很灰,眼神慌慌地,嘴唇发白。我转过眼睛,因为我怕我也这样。
火车进站了。湖南怀化。制服们终于站起身来,姓李的大叔脸色尽管已经坏到了极点,但还是变了一变,似乎也明白终点到了。他被他们托着胳膊,顺从地站了起来,走出包厢。制服们跟在后面收起所有东西,包厢变得空空如也。
最后一个走出的制服从大叔床头的被子下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两块白色方砖,大大的,方方的,那么大,哪里都藏不下,制服们或许一进包厢就发现了。
“没见过吧,”年长者对我笑笑说,“两公斤海洛因。”
他在我对面坐下,匆匆让我帮他写了目击口供,笑了笑,就跟着其他人出去了。临走时,他又回头。“自己出门小心点,”他说,“外面什么人都有。”
火车越来越慢了,站台看见了,一点一点慢下来,像是趋近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审判的末日。火车停了,我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一行人非常显眼。五个制服,像是簇拥着两个大叔般浩浩荡荡向出站口走去,走得那样慢,慢得好像走不到了似的。
火车又开了。
我进了包厢。包厢变得空得别扭。我和男孩互相对着,说了几句真想不到就再也无话。我突然想下车。气氛怪异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知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包厢像是仍然笼罩着持续了一天的低声絮语。男孩呆呆地坐着。我也看不进去书。我艰难地熬到下一站,掏出我的包说我想在湖南玩玩,我这就下去了。男孩说好,玩好。我于是站起身。他向我告别。我们没再提留电话的事,我没说,他也没问。
我毫不停留地拿起东西奔下火车,只在从桌下拿包的时候停了片刻。姓李的大叔的皮鞋仍然在原处,就在我的背包旁边。鞋边就是包的拉锁,俯身就能碰到。背包没有上锁,拉锁空空地晃着,一拉就开,就在桌下。什么都能放进去。我看着那地面,停顿了一秒,然后背起包,逃也似的离开了。
我坐在她对面,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餐车已经没有几个人,本来就过了晚餐时间,我们又留下来说话,只有零星几桌有人,做饭的师傅也已经从厨房出来,在一张桌子旁闲坐着,和服务员说笑打趣。我们的桌上还有一碟花生米,其他的碟子已经收回了后厨。
她的声音低略而沙哑,很好听。
你问我怎样开始的?她说。其实呢,也是源自一趟火车,一趟夜行火车,和这趟差不多。
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三十岁出头,看上去比实际更年轻一点。我很早就搜索过她的照片,因此对她的相貌很熟悉。当她穿过我的车厢,我立即发现了,站起来跟上她,跟到餐车,冒昧地坐到她的桌旁。
那次是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她缓慢地说,卧铺的票没有了,我买了软座,心想着平时熬夜也习惯了,早上就到,回家再睡好了。我带了一本小说,断断续续地看着,看一会儿就趴在前座背后的小桌板上睡一会儿,睡不着就又坐起来看书。
那大概是十年前了,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工作不到一年,生活不错,略微有一点无聊,还有一点不甘心。我去上海是去玩,找几个大学时的伙伴吃吃喝喝。回程的时候心情不错,不错得有一点浮躁。
在我旁边坐着一个阿姨,看上去与我妈妈年纪相仿,五十岁上下,穿一件花衬衣,头发烫得卷卷的,不怎么好看,脸有点下垂,而且有点浮肿。因为一直在哭,所以有一点浮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她就是一直在哭,从刚上火车就开始哭。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好容易静下来了,过一会儿,就又开始哭了,就好像是怕自己好起来似的,非要让自己哭不可。一般这种情况都属于心里有怨气的,我很知趣地不去招惹,一直自己看书,只给她递过一次纸巾。
在上海站有几个人送她。她从一上车就开始哭,那几个人在窗外送她,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最前面,敲着窗户,后面有几个年龄更长的人向她挥手,她也无力地挥手,让他们走,两个年轻人还在外面敲窗,她边哭边说走吧走吧,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见。到最后她将窗帘都拉上了,把所有人隔绝,只是隔一小会儿撩开一个缝隙,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火车开了。她一直哭。我觉得她注意到我了,有那么一会儿,她会和我说一两句话。她问我上学还是工作,来上海做什么。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没有话的时候,她自顾自地哭。我知道自己应该同情一下,可是我看着她哭觉得很陌生,又不愿意装模作样地装作同情。我递给她纸巾,多是出于礼貌。她的纸巾用光了,翻包又翻不到,我于是拿出我的,不想看着她狼狈下去。
她终于开始和我攀谈了。她问我看她是不是特别可笑,我连忙说不是。她叹了口气说她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我说哦是吗,她说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以后再也不来了。她停下来,等着我问为什么。可我不想问。我于是问她送她的是不是她的女儿。她摇了摇头,说不是,那是她的外甥和外甥媳妇。
那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她说,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来参加他们婚礼的。
然后她开始长篇的讲述。她说话的欲望已经被勾起来了,不管我接茬不接茬都是一样。她开始给我讲述她的家族历史,她从小就比她姐姐聪明,上学也上得好,她姐姐嫁到了上海,她嫁在了北京。年轻的时候她在军队,提干提得早,丈夫也是军人,她很早就能往家里拿上百块钱的工资,动辄拿出几十、几百块贴补家用。那个时候,不但她们的爸妈是她来供养,而且她姐姐买的衣服也是她出钱,她姐姐能力不行,一直就是个商店的小职员。她那个时候在家地位可高,家里人都依靠她,以她为骄傲。
可是谁知道,世道轮转,风云突变,这几年军队待遇下降了,她的工资虽然涨了,可是只有每个月三千块。而与此同时,曾经也是小商贩的她的姐夫做了大老板,在上海发大财,买了三层大别墅,又全款送了儿子一套小别墅。她和姐姐的经济地位一下子反了过来,姐姐开始买最好的衣服。她姐姐好几次打电话叫她和她妈妈从北京来看,她妈妈一直想来,她却一直不想来。她说她能感觉到这段时间她姐姐的变化,那种故意的好意,想要显摆一下。
你自己呢,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当初你自己有钱时还不知道怎么显摆呢。
这一次是她姐姐的儿子结婚邀请她。她本来不想来的,可是有两件事改变了她的决定。一个是她的爸爸妈妈想来,她觉得总得有人照顾老人家,另一个是她的外甥,这个男孩对她一直不错,亲自打电话给她,请她过来。
其实你自己潜意识还是想来看看吧。听到这里我想。
为了这次婚礼,她硬着头皮凑了两万块钱。两万块钱对她不是一个小数目,她工资才三千,两万得挣半年,女儿快上高三了,平时要学钢琴花很多钱,还不知道明年上大学需不需要花一笔大数目。她只是觉得不能丢人,既然来了,外甥又对自己好,自己场面上就得过得去。忍痛将两万拿出来了,为此连卧铺都舍不得买,来回都是坐票。
可是来了以后她就感觉不好。她觉得姐姐、姐夫一家明显看不起自己。姐夫家的两个兄弟一个给了十万,一个给了一百万,她的两万在他们看来就是一根毫毛。他们不管是言语还是表情都显得毫不在乎的样子。她来到他们的别墅,有好多人在忙着,她姐姐带她和她妈妈转,言语总是话里有话,很多地方讥刺她,充满着挤对和财大气粗的炫耀。
谁也好不到哪儿去,我那时一边听心里一边暗暗嘲笑,彼此彼此,典型的暴发户和典型的小农。
她在姐姐家总是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小包,那里面是她的生活费,她不能丢,花了这两万之后她得处处省钱。她姐姐就取笑她,两次用言语讽刺,说有什么值钱东西这样小心翼翼的,她觉得尊严受了侮辱,便只说里面是药,得每天吃。面上虽然撑着,可是心里别扭极了。
谁让你不说实话呢,我悄悄想,人家讽刺的多对啊。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她觉得姐姐、姐夫总是提防着她,像防贼一样防着,有几次她在房子里,就觉得她姐夫看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紧紧地盯着她,就好像认定了她会偷东西。她觉得从小到大简直没受过这样大的屈辱,她从不做偷偷摸摸的勾当。在婚礼前一天心情糟到了极点,为了强撑着情绪,不影响大局,就一个人委屈着出去逛,自己劝自己,好不容易好了一点,没想到下午她姐夫当众发起了脾气,先发制人地责问她这几天为什么那么不高兴,让他人也跟着不高兴。她当时就崩溃了,发誓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婚礼当天,她帮着他们拿红包,晚上整理钱的时候,她姐夫有意无意地站到她自己的提包边上,就像要防着她似的。她说她从不依靠别人,从不羡慕钱多,为什么要受这种侮辱。
我一直听她说啊说啊说,心里只是默默地不以为然。我认为她的敏感和受刺激还是因为她自己看不开,这种情况一般自己也很在乎钱。当局者迷。像她姐姐姐夫那样的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理他们做什么呢,理这种俗人说明自己也是个俗人。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对话的大致情形。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说,是因为它与我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有关系。
那时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做文案推广,兼做一些平面设计。我大学毕业时野心勃勃,总觉得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又不知道该向哪边走。我从小就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太精通,觉得什么都能做,就是没有想好到底做什么。我原来写文章就不错,可是写小说一直写不好,我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口吻说话,写人物应该抒情还是应该讽刺,我尝试过几回,都没进行下去。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师姐在广告公司招人,我就去应聘了,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仗着小时候学了六年的画画底子和大学看的几本艺术理论,还是自认为比一般人强些。
那段时间是我的一个分界点。关于对他人该羡慕还是鄙视,该抒情还是讽刺的问题,那一年刚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过拜金主义,也向往过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穿最好的晚装,戴最好的饰品,走金碧辉煌的大堂,和绅士眉目传情。这种拜金主义既诱人又脆弱,随便什么冲击都能摧毁它,但是也不那么容易彻底根除。在大学最后两年,我走到了反拜金主义的极端,不仅鄙视钱,而且鄙视任何俗世的势利。当时我看了一些书,爱上一些文艺理论,想做一个世外高人,看不上任何的小市民气。我觉得他人的赞许或鄙夷都是不值得计较的,世俗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自己不超脱也是不值得同情的。
就是在那个时段我遇上了那个阿姨。我坐在夜行的列车上听她诉说了一晚上,可是我心里对她没有多少赞许。我对她姐姐、姐夫自然很看不上,但也不站在她这头。我觉得她是庸人自扰,嘴上说着自己不在乎钱,可是实际上在乎。还是自己的问题,我想。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看着我。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们就”下车了。
“然后呢?”
“然后?”她笑了笑,没有马上说话。她拿出烟,想抽,但是点火的一瞬间想起这是火车,便又放下。烟退回盒子,已经擦出火花的打火机合上,发出啪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没有烟的手指显得有点百无聊赖,她侧头看了看窗外,手在嘴边托着下巴,食指和中指仍然微微扬起。
她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我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她。除了我之外,没什么人认出她,她出镜不多,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去搜索她的照片。我对她算不上崇拜,也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很好奇,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写东西写得很不错,但在我看来缺乏创新的锐气,写得过于平淡,没有野心也没有惊人的力量。
我刚刚和她说了我的观点,一坐下就说了。我说中国文坛这么多年一直缺少理论指导探索,缺少超越精神,脱离不了斤斤计较,写来写去都是俗人俗事。我希望她能超越这些,写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我一坐下来就说了这些,因为我想给她留下一个重要的印象。
她静静地听着,听完点点头,说谢谢寄予厚望。
她没有与我讨论的意思,于是我只好转换话题。我问她是怎样开始写作。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她的夜行列车。讲到一半停下来,沉默了片刻,看着窗外像在抽一根虚拟的烟。然后她继续说。
“很多人的转变来自于一个大事件或者决定性的时刻,可是我不是。”她说,“我的转变来自于那段时间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时刻。”
工作第一年,我多半是打杂,给人帮帮忙,到了第二年,终于可以自己出方案做策划了。我开始设计Logo海报和宣传册,也开始自己出一些插画图。出了图,就会投稿,投稿就会受刺激。没有人很拿我当回事。投过几次,都是了无音信。去了一个杂志社问,编辑头也不抬,说他们每天收的画稿太多了,没空理会每个画家。我又给他们三幅稿子,她冷冷地说放那儿吧,就转头跟旁边一个人说一个知名插画家的八卦去了。
这样的次数多了,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我想也许自己把自己骗了,自己根本没有才能,离人家的境界差得还远呢。小时候画画好的人多着了,能画到最后的还剩几个呢。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抑郁,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放弃。我不想放弃,所以心里很急。那时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每次递上一幅稿子,都急切地问评价就像等待生死判决。有时候我也知道每个起步的新人都会受人冷落,可是也许涉及对自己的判断,那段时间我就是非常在乎别人的冷漠与批评。
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学,找一个年轻的美术老师评我的一幅参赛作品。他说我的画幼稚,脱离不了中学习作范儿。他说得也许没错,可是我差点哭了。他把我的画扔在桌子上,开始说他自己,说他的创新和他最近琢磨的先锋理论,神情高傲,把我几个月的努力忽略到墙角。我什么都不想听。我觉得自己很卑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只想说求求你别说了,你说的那些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画不好,我就是画不好。那是我第一次不想听那些文艺理论,可是他不停下。当人拥有一些东西,没几个人能抵抗显示的诱惑。我非常抑郁,将寒酸的画捏在手里,没有说告辞就离开了。
出了他的办公室,我慢慢地下楼,边走边自己跟自己说话。走到二楼,我忽然愣住了。我看到了火车上的那个阿姨,坐在楼道里,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那个楼是艺术中心,当天是艺术特长生考试时间,那个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她是在候场,或者刚考完。那女孩在哭,轻轻地低着头啜泣。那个阿姨在讲话,镇定地讲话。
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她声情并茂地说,自己不是别人评论出来的,你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没用。
我在一旁看着,远远地看着,阿姨没有注意到我,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女孩身上。
那个时候,我忽然破涕为笑了。不是想嘲笑,而是想自嘲地笑。我想起一年前的自己,想起当时自己的高傲。其实我并不确定眼前的阿姨是不是就是火车上的阿姨,一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太记得清她的细节长相,但是我宁愿相信那就是她,因为那个女孩哭泣的样子和记忆中的哭泣非常相似。也和我相似。
我第一次发现,自嘲能够让人快乐很多。
她将她平淡的故事讲到了尾声,就像她的小说一样平淡,我一直等到最后也没等来转折与高潮。我有点失望。
她将杯子里最后一口免费茶喝光,向我笑了笑。“当我对阿姨这样的人不再嘲讽,而是同情,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她说,“我原先觉得阿姨很矛盾,她说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可她在比人穷的时候会哭。那时我觉得这很矛盾,但现在不觉得了。”人什么都懂,可人还是会哭。这就是秘密。这一点都不卑微。这是关于理智和情感的最严肃的秘密。很多人都懂。在我们之前的人懂得和我们一样多的东西,如果他们不超脱,那不是因为不想。
她站起身,礼貌地说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告辞了。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获得了想要的答案。桌上的花生米还剩下半盘,对面的座椅变得空空荡荡,桌上的两只杯子证明刚才的邂逅不是幻觉,只是气息都已经散掉。窗外开始变得一片漆黑,火车穿入了夜,穿入货真价实的漆黑的夜。
她说的话我一直觉得有点模糊,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是对我做了一段漫长的回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恍惚。我不知道她一直这样说话委婉,还是那故事中的夜行列车真的确有其事。
二则写于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