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外面的一块土地。在几百万年的岁月中，它一直沉睡在冰层的覆盖之下。然后，一群长着明显下颌的人在此安顿下来，生起了火，在一块石头底座上，向奇怪的神祇奉献应时的动物牺牲。几千年又倏忽逝去。发明了犁，开始播种小麦和大麦。这块土地先是由僧侣拥有，然后是国王，再然后是商人，最后是个农民，政府付给他一笔慷慨的资助，作为将这片土地改造为一片五彩斑斓的金凤花、牛眼菊和红三叶草草地的补偿。
这片土地已然频遭变故。战时一架德国轰炸机因严重偏离目标曾在它上空飞过。孩子们打断了长途驾车旅行，在它边上呕吐。人们在傍晚躺在这片土地上，猜测头顶上的光是星星还是卫星。鸟类学家穿着米灰色的短袜踏遍这片土地找出一窝窝黑色红尾鸲。两对挪威夫妇骑自行车环游英伦诸岛的途中在这儿露营过一夜，他们在帐篷里唱“安娜·克努茨多特”和“在群山峻岭之间”。狐狸四处查看。老鼠四处探险。小虫子把脑袋垂下。
可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时间已经到了头。那片长满蒲公英的地方将成为24号的卧室。几米开外的虞美人丛将是25号的车库，还有，白色的剪秋萝丛将是25号的餐厅，一个尚未出生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在那里跟他或她的父母争吵。在灌木树篱上面将是个孩子的房间，这房间的草图正由高速公路旁工业区内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里的女性用电脑勾画着。一个在地球另一边机场里的男人将会思念他的家人，想起他的家，他家的地基就打在如今躺着一个水洼的地方。大科斯比村将尽其所能展现它的历史和必然性，将再也不会有人说起红尾鸲、野餐或回响着“在群山峻岭之间”歌声的漫长夏夜。
新房屋的建筑是典型的亵渎神圣的同义词，由此产生的街坊四邻也绝对没有它们所取代的乡村景色优美。
这个结果虽说苦涩，我们还是照常规听天由命地被动接受了。我们的默许源自建筑物仅以其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获致的权威。它们的规模与坚固，它们的毫无来由，清除它们的困难和糜费，都使它们像一面丑陋的崖壁或一座小山一样具有了不可挑战的信心。
因此，我们也就控制自己不向一座公寓大楼、新建的过时村庄或是河畔大厦提出那个最基本也最令人气愤的政治问题：“到底是谁干的？”然而你如果调查建筑兴建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幸的案例归根结底并不能归咎于上帝之手，或归咎于任何不可动摇的经济或政治必然性，也不能归因于买家不容改易的愿望或出于人类更深的腐化堕落，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缺乏雄心、无知愚昧、贪心不足与全属凑巧的混同一气。
一个毁了十平方英里的乡野的开发区不过是少数几个既非特别罪孽深重又算不得恶意狠毒之人的杰作。他们可能就叫德里克或马尔科姆，休伯特或施格鲁，他们可能热爱高尔夫或动物，可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能将计划付诸实施，将一片已经有三百年或更加历史悠久的景色从根本上毁掉。
同样陈腐的想法如果表现在文学领域，至多产生几本语无伦次的坏书或冗长乏味的剧本，可是应用于建筑领域，则会留下从外太空都能看得到的伤痕。坏建筑就是一个大写的凝固的错误。不过也仅只是个错误，而且，尽管其外表的形成伴随着无数脚手架、混凝土、噪音、金钱和大夸海口，它同样像生活中其他任何领域中犯下的愚蠢错误一样不值得我们任何额外的尊重。就像对待不公平的法律或胡说八道的论点一样，我们也丝毫不该受到平庸建筑的胁迫。
对于该建什么我们应该恢复一种多变的柔韧感觉。没有什么既定的脚本来指导推土机或起重机的方向。在痛惜已经丧失了那么多机会的同时，我们仍然毫无理由放弃一个信念：我们一直都有可能将我们的环境塑造得更加美好。
伦敦的很多部分变得如此丑陋当然并没有什么天生注定的原因。1666年9月，在伦敦大火几乎将整个城市烧成白地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向查理二世呈上了重建首都的规划，规划中包括了林阴大道和广场、城市景观和对称的大街，还有一套与之相配的道路系统以及适合的河边地段。伦敦为何不能有类似巴黎和罗马的荣光？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欧洲城市，而不是像后来的洛杉矶和墨西哥城那种随意蔓生的城市。
克里斯托弗·雷恩，《伦敦城市规划平面图》，1666
查理二世大为赞赏雷恩城市规划的优美和睿智。可是如何实施这一规划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没有绝对的权力，必须提交市议会审议，而市议会又是由商人把持的，他们只关心他们的税收收入并处心积虑地想调停他们中间互不相让的财产权。雷恩的规划由一个议会指定的委员会负责评估，结果被判定为过于复杂。保守主义和畏首畏尾占了上风，到了次年二月，这个计划彻底破产，雷恩的林阴大道成了白日梦，伦敦自身完全被商人的利益所掌控，他们都不甘心在一年的利润中损失一个银币，却高高兴兴地迫使首都在三个多世纪里都沦为劣等城市。
当我们查阅伦敦郊区的旧地图时，会发现坏建筑的偶然性本质同样显而易见，因为现如今连绵数英里杂乱不堪的地区曾经是大片果园和露天草地。白城曾经有农场而威尔斯登交叉口曾有过苹果树。形象丑陋的谢泼德丛林区和哈勒斯登如今占据的地段曾一度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里本可以兴建堪与巴思与爱丁堡相媲美的街道。
这种说法听起来或许显得有点自吹自擂，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愿去设想在一块从未发生过重要事件（只缓慢地孕育出野苹果树）的普通土地上，竟有可能建成世上最伟大的城市建筑之一——另一幢皇家新月大厦或另一个夏洛特广场。我们易于陷入种种不合逻辑的假设，这些假设使我们无法苛求我们的建筑师：我们假设人造之美预先注定只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特定部分，别的地方一概无份；假设城市的杰作是那些根本上不同于我们、比我们更加伟大的人民创造的；假设优良的建筑跟总是取代了其位置的丑陋建筑相比肯定糜费无度。
可事实上，在老约翰·伍德来到巴思和詹姆斯·克里格带着他的新城规划来到爱丁堡之前，不论是巴思的小山还是爱丁堡旧城中心上面靠近沼泽遍布的“北湖”的土地，都毫无出众之处。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块土地，上面只有野草、羊群、雏菊、树木，爱丁堡那儿还有一群群的毒蚊子。为了免得我们把假设命定要伟大的焦点从地方转移到人身上，我们应该赶紧指出伍德和克里格虽既富有想象力又绝对不屈不挠，却都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天才。他们建造的宜居的广场、花园和大街所遵循的都是些世代广为流传的原则。不过这两个人的胸中都燃烧着要将传奇式的城市变为现实的渴望，他们要创造新的雅典或耶路撒冷，而且他们的雄心壮志赋予了他们充分的信心，这才克服了困难重重的实际挑战，最终将原野化为了迷人的街道。自认天降大任于自身，自觉生逢其时自然也会导致目空一切和误入歧途，不过它同样也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因而绝非徒劳无益的保证，美只有藉此才有机会最终胜出。
费用也不能成其为借口。虽说巴思的新月楼和爱丁堡的新城建得并不便宜，我们却不能把缺乏灵感怪到贫穷上头，认为预算紧张自然造成建筑丑陋——往利雅得富裕的郊区和锡耶纳那些店铺掌柜的家里走一圈，就能马上而且深切地明白这一点。
谢泼德丛林区的承诺：
约翰·罗克，《伦敦与乡村十英里方圆略图》，1946
据说伟大的城市已经不可能在现代建成了，因为不具备必要的基金，勒科比西埃听腻了这种老生常谈，于是辛辣地反问道：“难道是我们的建筑方法不具备？路易十四时代使用鹤嘴锄和铁锨都做到了……奥斯曼时代的装备也同样简陋；铁锨、鹤嘴锄、四轮马车、独轮手推车，前机械时代每个种族使用的最简单的工具。”我们的起重机、挖掘机、能快速干燥的水泥和焊接机使我们失去了任何借口，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无能。
如果问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块注定受到摧毁的土地上要造什么样的房子，你就会获赠一本印制精美的市场推广小册子，展示出五种不同的房型，每一种还都以一个英国君王命名。伊丽莎白二世夸耀其铬合金的门把手和一个不锈钢的烤箱；乔治五世有一个用玻璃纤维作房梁的餐厅和一个“新艺术与工艺”风格的屋顶；而亨利八世则不可避免地忠于新都铎式风格。
如果我们把这本雅致的推介材料翻了个遍之后，仍然对这些建筑的外观有所疑问，这位地产开发商就差不多肯定会援引熟极而流而且显然战无不胜的论点予以报复了：这样的房子一直以来都卖得飞快而且销量巨大。我们将得到严厉的提醒，嘲笑他们的设计就等同于忽视商业逻辑并试图否定他人拥有属于自己的趣味的民主权利，那么我们也就等于是跟我们文明的两个最具权威性的概念——金钱和自由对着干了。
不过这样的辩称也不是没有漏洞。其中的可商榷之处在我飞往日本，在前往豪斯登堡和传统日式旅店的途中渐渐清晰起来。我因为被嵌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没办法睡觉，窗外的北极圈又闪烁着一种明亮的绿色，所以只得转而阅读一本由美国日本文学专家唐纳德·基恩写的书：《日本文学的乐趣》（1988）。
基恩论述道，日本人对美的感觉历来与西方人南辕北辙：他们喜爱不规则胜于对称，喜爱无常胜于永恒，简单胜于华丽。而且究其原因，跟气候或遗传毫无关系，基恩补充道，完全是一直以来参与形成这个民族美学观的作家、画家以及理论家实际行动的结果。
这可是与我们各自天生就秉承相应的美学观这样的浪漫主义观念完全相反，看来我们的视觉和情感功能实际上不断地需要外界的导引，以帮助它们决定它们应该注意什么、欣赏什么。“文化”这个词儿是用来称呼帮助我们确定在众多感受中我们该选择、珍视哪些感受的那种力量的。
在日本中古时期，诗人和禅宗僧侣引导日本人去关注的那些世界的层面，极少成为西方公众关注的对象，对此他们要么完全忽略要么只是偶然才会注意到：樱花、变形的陶器、倾斜的砾石路、青苔、雨打树叶、秋日晴空、屋瓦和天然的木质。于是专门出现了一个词：“闲寂”，西方语言中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词汇，它界定的是一种谦逊、简单、未加润饰以及短暂易逝的事物所具有的美。独自一人在林间茅屋中听一夜雨声是享受“闲寂”。在不成套的旧陶器中，在普通的水桶中，在有污迹的墙上，在饱经风霜生有青苔和地衣的粗糙石头上，都有这种“闲寂”之美。而最“闲寂”的颜色当属灰、黑和褐色。
有意识地浸淫于日本美学中，养成一种对其特殊气氛的同情，这样一来如果某天在一个陶器博物馆里碰上了比如说出自大画家本阿弥光悦之手的传统茶碗，我们就会有所准备了。我们就不至于将这样的展品视作未成型的材质做的什么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而如果没有六百年来对“闲寂”之美沉思默想的传统，我们极有可能会这么想。我们将会学着欣赏一种我们原本视而不见的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揭穿那个过分简单化了的观念，这一观念又被那些人造大厦的承办商进一步强化，即一个人眼下认为什么是美的，也就等于划定了他或她终生喜爱的所有事物的范围。
从我们此前视而不见的事物中看出美来：
本阿弥光悦（1558—1637），茶碗
1900年，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曾旅居英伦，他有些吃惊地注意到他认为美的东西却绝少能打动当地人：“我曾因为邀某人赏雪受到嘲笑。另一回我描述了一番日本人的情感受月亮的影响有多深，而听者只感觉莫名其妙……我受邀去苏格兰，住在一幢宏丽的宅邸中。有一天，主人和我到花园里散步，我注意到林木之间的那些小径都厚厚地生了层青苔。我有意恭维一下，就说这些小径看来多么沧桑华美。而我的主人却回说他正打算找个园丁把这些青苔全都铲干净。”
自然，西方人偶尔也会觉得粗糙的陶器很美，或是喜欢青苔的蔓生。不过生在一种推崇帕拉弟奥式别墅和代尔夫特精陶的文化中，你却很难为这类的趣味摇旗呐喊。当我们试图赞美某种我们缺乏合适的词汇予以描述的现象时，经常被嘲笑得哑口无言。我们会赶在别人之前先自我审查一番。我们甚至都可能没注意到我们已然扼杀了我们自己的好奇，正如在找到乐于倾听的听众之前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有话要说。
尽管我们会嘲笑那些为了赢得尊敬而谎称热爱某种美学趣味的人，可是相反的倾向却更加要不得，即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而压制我们真实的激情。比如，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热爱水仙花这件事守口如瓶，直到在华兹华斯的诗中读到对水仙花的赞美，或者压抑我们对庄严、具有仪式化之美的雪景的喜爱，直到这种行为的价值得到夏目漱石的肯定。
是书籍、诗歌和绘画经常赋予我们信心，从我们自身汲取严肃的情感，否则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正视这些情感。当奥斯卡·王尔德以嘲弄的口气说，在惠斯勒开始描摹泰晤士河前伦敦根本就没有雾时，他指的正是这一现象。同理，在日本僧侣和诗人开始书写破石块之美前，这些石块想必也没有什么美丽可言。
那位地产开发商对于既存趣味的自发性辩辞从根本上讲，即否认人类有爱上他们此前未予注意的事物的可能。可是即便它在玩弄自由的话语时，这一断语也压制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你也必须知道都有什么可选的。
我们下次在考虑选择住宅区时应该记取苔园与粗制陶器的教训。我们应该自由地去想象，只要新的风格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的词汇表中增添了新的词汇，就能由此引出多少新型的趣味。一系列迄今为止一直忽略了的材料和样式将展现出它们的品质，而且既定的现状再也无法将自己装扮为事物的天性和永恒秩序的体现了。
在正确地认识了建筑真正的范围之后，原本想购买一幢红砖新都铎式住宅的买主可能会超越他们原本的打算。有几位甚至可能会出乎他们本人预料地对天然粗糙的“闲寂”风格的水泥匣子产生兴趣，通过一番美学教育历程后，他们已然学会了欣赏它们的美德，培养出一种全新的趣味。
为避免我们因想当然地认为要造成一种真正的趣味革命需要具备太多条件而陷于绝望，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先前已经完成的那些美学革命借用的手段是何其普通。
少数几幢建筑和一本书通常就能提供足够他者仿效的榜样。尼采观察到，被誉为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动和展开实际上只不过是大约百余人的努力造就的，而我们在想象中会认为不定有多少人在其中扮演过角色呢。而与之相关的被教科书称为“古典主义再生”的革新，其赖以成功的推动者则更少：只有一幢建筑，即布鲁内莱斯基的佛罗伦萨育婴院，外加一篇论著，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建筑十书》（1452），就足以将一种全新的感受力推广到全世界。仅靠一卷书，即科伦·坎贝尔的《大不列颠的维特鲁威》（1715），帕拉弟奥风格就已经在英伦大地上遍地开花，而勒科比西埃《走向新建筑》（1923）那薄薄两百页的一本书就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建筑环境。某些特定建筑——施罗德宅，法恩斯沃斯宅，加利福尼亚个案研究所——所具有的影响绝对无法以其自身的规模或造价计。
学习欣赏天然混凝土的粗糙魅力：
马尔特-马尔特建筑事务所，住宅，沃拉尔贝格，1999
在所有这些构造学的变迁中，那些最初推动者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伟大的建筑革新家绝对是集艺术与实际于一身的综合体。他们懂得如何描绘与思考，也知道如何哄骗、迷惑、威吓以及跟他们的客户和政客玩漫长、耐心、审慎的游戏。因为专制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勒科比西埃并非头一个满怀遗憾注意到这一点的建筑师），我们无法再像路易十四那样，只需挥挥手，建筑就会像小孩子玩的积木那样听从指挥。
在一个更加集体、民主的时代，建筑师必得逼着自己成为委员会会议的艺术家，成为像查尔斯·霍尔顿那样的人物，他（跟弗兰克·佩克一道）设法劝说本能地反对严肃建筑的英国政府为他们设计的几个伦敦城郊地铁线路的车站杰作开了方便之门。正如勒科比西埃精明地指出的：“我们必须牢记，城市的命运是由市政厅决定的。”
对建筑提出的最严厉的控诉莫过于我们在推土机到达时所感受到的悲哀了，因为相对于痛恨开发这个概念本身，我们的悲哀更多地因我们对将要建成的建筑的嫌恶而起。
专制主义对建筑的好处：
R·博纳尔创作的版画：路易十四在1672年下令修建荣军院的建筑，勒科比西埃在《明日之城及其规划》中复制，1925：“他可以说，‘我们希望这样。’或‘我们乐于这样。’”
当一帮帮建筑工人抵达并划出巴思的新月大厦或爱丁堡的新城轮廓时，当他们披荆斩棘开出路来并将测量绳钉入地下时，恐怕没有人会为迫近的破坏流下泪来。虽说在将变为住宅区街道的地方总会夷平几株古老高贵的大树，虽说斧锯和锨铲难免会毁掉狐狸的洞穴和知更鸟的鸟巢，为之难过的也不过是这些原有的住户，而且转瞬即逝，因为将在它们的地盘上实现的规划将远胜过这点损失。取代雏菊地的圣詹姆斯广场绝对不辱使命，卡尔顿山所具有的美也绝非一棵大树敢与争锋，而皇家新月大厦所具有的安详也没有一条小溪可与媲美。正如威廉·莫里斯指出的，如果我们在威尼斯建城的初期就住在那儿，眼看着泻湖的沼泽——这种黏糊糊的泥沼如今在威尼斯的边界仍能看到——被变为街道和运河，“当一个个小岛在上面建成时，我们本该感到不满的，可是却没有。”莫里斯还想，当我们眼看着“牛津从早期的奥森尼向北扩展……看着那些伟大的学院和尊贵的教堂年复一年被牛津河畔越来越多的绿草和鲜花所环抱”时，我们应该也不会过于感伤。
我们对脚下的土地负有义务，我们建造的房屋决不能劣于它们所取代的那片处女地。我们对小虫子和树木负有义务，我们用以覆盖了它们的建筑一定要成为最高等而且最睿智的种种幸福的许诺。
“当一个个小岛在上面建成时，我们本该感到不满的，可是却没有”：
环威尼斯的泻湖
乔凡尼与巴尔托洛梅奥·博昂，卡多洛金屋艺术馆，威尼斯，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