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流刑制度发扬光大的是唐朝，这也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中华法系的精髓，这一时期的流刑制度基本成为后世流刑的典范。唐律将流刑定为三等，分别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为三流，以距家乡的远近来确定刑罚的轻重，三流都要强制服劳役一年。此外，又创立了加役流作为部分死刑的替代刑。在唐高祖执政期间，一度被废的肉刑曾有过抬头，武德年间死刑中的一些内容被改为断右趾，但是“断趾”这种残酷肉刑一经恢复就受到人们的责难，因此素有仁爱之风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将断趾法废除，“改为加役流”，即“流三千里，役三年。”显然，这种加役流是死刑犯的一种特赦之刑，属于特殊流刑，在五刑体系之外，因为犯人不仅流三千里，而且在一般流刑强制服劳役一年的基础上再加二年。在唐太宗之后，肉刑制度就基本没有在正式的五刑制度中出现。
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体现儒家“明德慎罚”“恤刑慎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唐代的流刑被广泛适用，以往可被判处死刑的许多犯罪都降为流刑，所谓君王“不忍刑杀”故得以“宥以于远也”。唐代有相当一部分流刑是由死刑改判的。如玄宗朝曾多次下诏，要求“降天下死罪从流”，“制天下死罪降从流”。
又如，太和元年，兴平县有一人名叫上官兴，酒醉杀人后逃跑，于是官府将其父亲关进大牢，上官兴闻讯，为救父亲，自首请罪。有关方面考虑其“自首免父之囚”的行为，奏议“减死配流”，文宗皇帝大笔一挥，下诏“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另外，唐律还有“议贵”的规定，官吏除图谋不轨，叛逆谋反外，也多可改死为流。如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广州都督党仁弘收受贿赂达百余万之多，律应当处死。太宗哀其年老且有功，宥党仁弘，贬其放庶人，流放于钦州。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受贿，起初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权长孺的母亲刘氏向皇帝求情，宪宗悯其母耄年于是将权长孺流放康州。
由于流刑毕竟是一种介于死刑和徒刑的中间刑，带有限制死刑的特点，有重罪轻判之意，但是为了和徒刑拉开差距，体现流刑的严厉性，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要先行杖罚。这个口子一开，流刑限制死刑的作用在实际上就大打折扣，因为棍棒之下冤鬼太多，因此后来统治者适当减少了杖罚的适用。《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云：“总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各致殒毙。乃下诏曰‘别令于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后总五十九条，决杖既多，或至于死。其五十九条内……今后量留一十二条，自余四十七条并宜停。’”流刑附加杖罚的范围有所缩小。但到唐后期，由于统治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流罪附加决杖的范围又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新颁布的格后敕，也就是所谓的特别法中经常看到决杖后流的规定。其实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把戏，治乱世用重典，在对统治能力极度不自信之时，往往会大举突破法律规定，法外施刑。
需要注意的是，决杖后流虽然是唐朝的通例，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杖罚则是对这些人的宽大处分，因为杖罚之后，流刑就不再适用。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古代，打一顿总比被赶到荒凉贫瘠的蛮夷之地要强得多，因此以杖代罚也就应运而生。如《唐律·名律》规定：诸工、杂户及太常音人者，犯流者，二千里决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役三年……其妇人犯留者，亦留住。《唐律疏义》对此解释道：此等不同百姓……故犯流者不同常人例配，合流二千里者，决杖一百，二千五百里者，决杖一百三十；三千里者，决杖一百六十；俱留住，役三年……妇人之法，例不独流，故犯流不配，决杖，留住，居作。诸工、杂户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技术人员，而太常音人则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对于这些人当然与一般百姓不同，可以特殊照顾。至于这些人的女眷，由于性别原因，加上负有照顾这些专业人士的义务，为了让她们的丈夫或男性亲人更好地为统治阶层服务，因此也就可以一并宽大了。总之，刑罚适用的不平等都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这在古代中国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流刑毕竟是重于徒刑的一种重刑，因此其残酷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唐朝的流刑虽然有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这三流的区别，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定按照规定的里程发配，其选择的地点通常是发配到地远天荒，贫瘠落后的边远地区，如岭南、安南、黔中、剑南等地。而流人最集中的流放之地则是岭南道。岭南最北部距京城3700多里，最南部的灌州（今越南荣市）距京城6700多里，远远超出三流的最高限制。
在当时交通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犯人带着沉重的枷锁长途跋涉，其痛苦可想而知，大诗人李白就曾被流放黔中夜郎，途经三峡写就《上三峡》，曰“巴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三峡中有一座黄牛山，由于水流曲折加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因此一连三天都未曾远离黄牛山，山峦始终在视线之内。行路之苦，可见一斑，流人在无限痛苦的行程中心情滞重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是所谓“青天无到时”。当然，李白的运气还是不错的，船至白帝城时忽然得到被赦免的消息，心境豁然之际也就有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传世名篇。
只不过大多数受刑之人就没有太白的运气了，在他们看来，岭南简直就是鬼门之关。唐代诗人杨炎的《流崖洲至鬼门关作》称：“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洲在何处？生度鬼门关。”不知今天的人们到了崖洲（今三亚）这所谓的天涯海角，在感叹大好河山如此多娇之时，是否能够体会古代流人的心酸。在当时，岭南是怎样一个地方啊！荒冷偏僻，瘴厉横行，习俗迥异。很多流人都是在长途跋涉中一命呜呼，即使幸运地赶到流放地，也很难逃过疟疾肆虐、水土不服的厄运。因此，就连为流人送行之人也相信，他的朋友永远也不可能回到故土，此去就是永别。唐代诗人王建的《送流人》一诗道出个中悲苦：“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