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使也，意思是供役使；众也，故有徒众之说。刑徒也就是被判处劳役刑之众人了。商周时期，就有徒刑的存在，当时被判处肉刑的人很多都被附加徒刑，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刖足使守门”等，这些受刑之人一般都要为国家服劳役，并由司徒加以管理，所以又有“司徒主众徒”之说。当时，刑徒之人一般又被称为“胥糜”。《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武丁帝即位以后，一直希望重振殷朝，但一直苦于无贤人辅佐，一晚，武丁梦见一位圣人，名字叫“说”。武丁醒后，按照梦中所见到的“说”的相貌来看看群臣中有无此人，“皆非也”。于是武丁派人到民间寻找，“使百公营求于野”，终于在一个叫作“傅险”的地方找到了“说”，当时，“说为胥糜，筑于傅险”。官员带着“说”去见武丁，武丁大喜，“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后来“说”就以“傅险”这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姓，号曰傅说，傅说也就是傅姓的始祖了。《书传·说命》提及此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糜刑人筑护此道。”“胥糜”就是被判处劳役刑的刑徒，《荀子·王霸》也注曰：人徒谓胥徒，给徭役事也。
秦朝是使用徒刑最多的朝代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曾使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以至于“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这么广泛地使用徒刑也是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刘邦为亭长，就曾为县里遣送刑徒赴骊山服役，但途中逃跑的人太多，刘邦估计到了骊山，人也差不多全逃光，于是就在丰西的大泽中叫队伍停下来饮酒休息，到了夜里刘邦对剩下的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事逝矣”，一不做，二不休，刘邦干脆把他们全放了，自己也逃之夭夭，据说当时“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这也算是刘邦搞革命最初的政治资本。正是这种残酷寡恩，只罚不赦的严刑政策给秦末农民起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徒刑只是劳役刑的总称，根据罪行轻重不同，劳役刑也有很多种，秦朝的徒刑大致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隶妾、司寇、候等，这些种类也基本为汉朝所继承，只是汉朝充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判人徒刑之时，也频发赦免之令，给人以改过自新的希望，所以刑徒之人远远少于秦朝。
以下，是对这些不同种类的徒刑分别介绍。
1．城旦、舂。男犯为城旦，从事筑城的劳役；女犯为舂，从事舂米的劳役。这是秦朝时最重的劳役刑。《汉旧仪》记载：“秦制，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李斯就曾建议用此刑作为不遵令焚书的惩罚，“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汉时，此刑亦被广泛适用，《汉书·王子侯》记载，当时有一个人采用敲诈勒索的办法将他人的鸡拿走，后被判以原价偿还鸡款，可是该人却作谩骂之状，不服判决，于是被处城旦以重惩之。按照规定，城旦者，一早就要起来筑城，但实践中，城旦者并不仅仅限于筑城之役，秦国的《仓律》有“城旦之垣及它事与垣者等”，意思是城旦者可以从事与筑城同等强度的劳役，另外城旦还可以“守署及为它事”“城旦为安事”“城旦与工从事”等劳动强度低于筑城的劳役。城旦服劳役时不能有行动自由，他们都是在被看押的情况下进行劳动，按照秦律规定，城旦劳动时要身着红色囚服、戴红色毡巾，与旁人区别，还要戴着木械、黑索和胫钳，防止他们逃脱。
舂刑由女犯承担，这种劳役以往由奴隶从事，并非刑罚，《秋官·司厉》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后来，这种劳役才变成一种刑罚，“以其所任之事为罪名矣”。这种刑罚是根据女犯的生理特点，认为她们不可能像男性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役，因此对她们有所宽宥，“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曾被吕后迫害的戚夫人就曾被关在永巷舂米，当时戚夫人悲痛欲绝，舂米时作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正是此歌给戚夫人母子带来杀身之祸，吕后闻此歌后，派人将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毒死，并下令斩断戚夫人的手脚，挖眼熏耳，喂以哑药，丢入厕所，称为“人彘”，吕后甚至还带自己儿子汉惠帝前来观看，不料惠帝看后，惊恐万分，指斥吕后：“残害戚夫人致此，实非人类所能为”，并痛哭不已。从此，惠帝一蹶不起，一度精神失常，整日花天酒地，不理朝政，很快便龙驭归天，年仅22岁，吕后也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2．鬼薪、白粲。这种刑罚轻于城旦、舂，在秦朝也有男女之别，男犯为鬼薪，女犯为白粲。《汉旧仪》记载，“鬼薪，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就是让男性犯人去山中砍柴以供宗庙祭祀之用。秦始皇时期，长信侯嫪毐谋反，兵败，其族被夷，门下舍人重者被杀，轻者则判鬼薪之刑。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曾推广一种叫作“赤侧钱”的货币，规定一赤侧钱当五个普通五铢钱，向官府缴纳赋税以及其他对官方使用的场合，必须使用赤侧钱，但是老百姓并不愿意使用此钱，当时的汝南太守皋柔，对于民间的抵触情绪放任不管，对百姓不用赤纳赋未予纠正，结果被判鬼薪。后人评及此事，说“民不用赤侧而罪及太守，张汤之法，其苛虐类此……”。
“白粲”是强制女犯择米，“以为祠祀择米也”，“粲为稻米之至精者，择之使正白，故以白粲为名”，其刑期与鬼薪同。白粲与舂并非同一种刑罚，白粲刑期较之舂为短。另外，白粲不是单纯的舂米，它必须选择最精良的白米以供祭祀，“以米之精粗为差别，其工力亦有高下也。”
与“白粲”相似的是“顾山”，这是西汉后期出现的一种刑名，专用来指女徒。一般认为顾山是指被判鬼薪的女犯，可以不去服劳役，每月出钱三百，雇人代为服役。如应劭所释：“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曰顾山也。”《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如淳对此解释道：“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从如淳对顾山的解释，可以看到，顾山是一种对女性刑徒的特殊照顾。当然，“顾山”只针对论罪以后认真服刑的女徒，如果再犯新罪则不可享受此等优待。从这也可以看出近代缓刑制度的某些影子。
3．隶臣妾。“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这是将男女罪犯罚作官府奴婢，为国家服各种劳役。隶臣妾所承担的劳役一般要轻于城旦舂，有时他们还可以监视城旦舂服劳役：“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在秦朝时，隶臣妾是终身劳役，因犯罪而没入为奴的隶臣妾，在服完了一定期限的劳役之后，不再是刑徒，但又变为国家的奴隶，而非自由人，因此它具有终身奴隶的性质。与城旦、鬼薪不同的是，隶臣妾可以赎免，但是秦律所规定的赎免规定非常苛刻，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秦朝《仓律》规定：“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赎隶臣妾必须用两名丁壮年男子替代，如果当隶臣妾年老体衰，或者高不足五尺，利用价值本就不大，那么用一名丁壮年男子替代也是可以的，这种赎免制度其实是变相的敲诈更多的劳动力。另秦朝《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隶臣斩敌首获得爵位，可以爵赎免，其子有爵也可以二级爵位赎免父或母的隶臣妾身份。汉朝时，隶臣妾就不再是终身劳役，隶臣妾者在刑徒期满后，就可成为自由人。
4．司寇、作如司寇。《汉旧仪》规定：“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司寇即伺察寇贼，从事这种工作的犯人一般要去边疆服劳役，边防外寇。女犯由于其生理特点，不适合到边疆服役，所以允许其在内地从事相当于司寇的劳役，因此称为“作如司寇”。司寇的主要劳役是“伺察寇贼”，但也可以从事其他劳役，有时甚至还可以用来监督城旦舂劳动。由于此刑相对较轻，因此在汉代对王侯往往适用此刑。如《汉书·王子侯表》载：孝景四年，杨丘侯偃“坐出国界，耐为司寇”；元狩五年，沈猷侯受“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为司寇”；《汉书·功臣表》：孝景后三年，侯去疾“有罪，耐为司寇”；建元十年，衍简侯翟不疑“坐挟诏书论，耐为司寇”。
5．候。这种刑罚是轻于隶臣妾的劳役刑，其内容是强制犯人到边地充当斥候，伺察敌情。《秦律杂抄》规定：“为（伪）听命书，法（废）弗行，耐为侯（候）；不辟（避）席立……皆耐为侯（候）。”命书即“制书”，是皇帝的诏令，应该受到尊敬和绝对服从。“伪听命书，废弗行”意指对朝廷的命书阳奉阴违，不能切实贯彻执行；“不避席立”即听命令时不下席站立以示尊敬。这些行为都属于“不敬”的行为，其刑罚就是“候”，要发往边境服役。“候”这种劳役刑在汉以后就未再出现。
6．罚作、复作。这是一种轻微的劳役刑，它主要指在官府服劳役的女徒。罚作、复作作为一种刑名也是始于秦代。《汉旧仪》载：“秦制：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到三月”。汉承秦制，只不过将秦之“戍罚作”为“罚作”也。被刑的男性要在边境守位一年，但“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
秦汉时期，劳役刑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特点，这两个特点也体现了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野蛮到文明。
其一，肉刑与劳役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商周时期，刑罚体系以肉刑为主，劳役为辅，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劳动力对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战国时期，为了军事和经济目的，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劳役刑的使用也就越来越广泛，肉刑与劳役刑的关系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并最终颠倒过来，劳役刑成为一种主刑，而肉刑反而只是一种附带刑了，当然这一过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大致是在北周之后，徒刑正式进入五刑才得以真正完成。
在这一变化环节中，秦朝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秦朝之前，肉刑是绝对的主刑，被施肉刑的庶民只是偶尔被判看守一类的劳役刑。秦律则不然，劳役刑开始大量使用，甚至开始与肉刑并列。黥、劓甚至斩左趾（即刖）的刑人都要被判从事“城旦”之类的繁重劳役。在秦律中，大量可见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黥为隶妾等规定，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当黥为城旦；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当黥（劓）为城旦”，“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四还记录了一个斩左趾为城旦案例：解曾因罪被处以黥劓之刑，恢复庶人身份后成为隐官工，后来娶逃亡女子符为妻而触犯了法律——“取（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因为解在此前已受黥劓之刑，不可能再次被处黥刑，结果被“斩左止为城旦”。总之，在秦朝，传统的以肉刑为主的五刑体系已被打破，肉刑与徒刑很难区分主次。乍看来，秦律将肉刑和劳役刑复合使用，比单纯的肉刑更为残忍和严苛，但是从刑罚发展的历史来看，这却为今后刑罚体制的变革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正是因为秦朝劳役刑的广泛使用，才使得在文帝废肉刑后，劳役刑开始从附加刑种演变为一种正刑，并最终将肉刑取而代之。
其二，劳役刑从无期走向有期。在汉文帝之前，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都是终身服役的刑徒，与其说他们是刑徒，不如说是国家的奴隶，而汉文帝却在废肉刑的同时，宣布刑徒“有年而免”，从此，刑罚向文明迈了一大步。《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十三年，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按照文帝的指示，对刑制作出重大改革：“……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被判完城旦舂的刑徒，服本刑三年后，转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再服隶臣妾刑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五年；鬼薪白粲，服本刑三年后，转服隶臣妾刑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四年；隶臣妾，服本刑二年后，转服司寇刑（男女同名）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三年；作如司寇（男女同名，实际使用时简称司寇），服本刑二年后，释放。从此，“隶臣妾”“城旦”等刑徒已然从秦时的实际奴隶身份真正变为服刑有期的刑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