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科学地做事，否则再大的雄心壮志也会无疾而终。”
——《卖花女》(Pygmalion)序，乔治·萧伯纳
1957年时，弗吉尼亚·约翰逊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妇产科医院，在3楼那张位于亚麻地毡中心，如孤岛般矗立着的笨重铁桌子前记录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及地址。约翰逊太太和其他默默无闻的秘书一样，被临时聘来做那些没完没了的文档整理工作。“她的工作是填写保险表格，”年轻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回忆说，“她是妇产科唯一一个办公桌不在办公室而是位于走廊的工作人员。”
约翰逊打算攻读一个社会学学位来提升自己，她做这份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些钱。“医学的世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她解释道：“我很喜欢那些为我孩子看过病的医生，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医学毫无意义。”
当医学院的学生或年轻的住院医师经过走廊的时候，约翰逊偶尔会抬头瞥一眼他们。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护士，她总是很友好。有时候，她也会和她们聊聊关于孩子和女人的事。当高年医生走过的时候，约翰逊也学会了振作精神，微笑着与他们一一问好。不久，她就搞清楚了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主要成员——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妇科肿瘤专家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以及后来聘用她的威廉·马斯特斯医生。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起这位很快就被人尽皆知的新任秘书时说：“对我而言，她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比尔·马斯特斯却在她身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独特之处。”
起初，约翰逊很少关心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事情。在她做这份工作之前，朋友们告诉她，马斯特斯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专攻不孕不育症和激素替代治疗。她并不知道，这位头发谢顶、穿戴整齐、一本正经的医生，在忙碌地接诊一个又一个病人的同时，其实另有作为。没有人告诉她关于老板私下进行的性爱实验的事，这位大学教授背地里还经常辗转于妓院青楼。一直到聘用约翰逊的时候，马斯特斯也没有告诉她这些。4个月之后，当约翰逊起身离开自己位于走廊里的办公桌前去吃饭的时候，他依旧没有透露自己的打算。
对她而言，在一整天无聊乏味的填表工作中，医院的自助餐厅可谓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也是与医生护士接触的好机会。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邻桌而坐，她可以感到些许平等、接近她能胜任的秘书或“研究助理”所应享有的社会平等。日积月累，弗吉尼亚逐渐在同事心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总是穿得很职业，相比同级别的人略胜一筹，同时又带着一丝性感。秀丽的棕色头发、动人的眼睛、迷人的举止以及洪亮的声音让她很快就捕获了大群男住院医师的倾慕。卡梅尔记得，在自助餐厅里，弗吉尼亚总是出现在医生护士的聊天队伍中。他说：“约翰逊并不是十分漂亮的女人，但我认为她看起来十分性感，而且很亲切。”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起约翰逊时夸赞她是个黑发美女，让人想起艾娃·加德纳，她是办公室里相貌最为出众的一个：“仅仅从她的举止，特别是她对男人说话的方式，就能看出我们所谓的性感。”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多数医生的妻子还在家做全职主妇的时候，一位殷勤体贴的离异女性在午餐时分与已婚职员公开交谈被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并不简单地将秘书看作是凭本事工作的员工，更容易将之归为潜在的第三者，用谢尔曼太太的话来说，她们常常使用花招破坏别人美好的家庭。有些男人却对约翰逊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谢尔曼医生。当他评价约翰逊早期担任自己和马斯特斯的秘书时称：“我每天都看到她——她是一个好秘书，待人亲近。”卡梅尔听到谣言后说：“有那么一两次，我认为她试图和我发生性关系。但她后来离职去了比尔那里，显然比尔对她更有兴趣吧。据说她和系里的其他男性有一腿，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属实。”
艾拉·高尔，一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头脑聪明、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是约翰逊在此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医院的排班表经常重合，不久两个人就一起上下班了。坐在艾拉的1948年款普利茅斯轿车上，弗吉尼亚不禁回想起了昔日往事，并将自己前段婚姻的那些细枝末节、曾经担任乔治·约翰逊乐队歌手的经历，以及作为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而不得不依靠保姆的故事一并吐露给了艾拉。这种形象与那个整天在走廊办公桌后喊着“早上好”的默默无闻的秘书形象大相径庭。约翰逊让高尔印象深刻，而他则给她讲述自己对于医学的见解、医院内部工作的事，以及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等级制度。约翰逊是一个灵敏而且能干的学生，很快就从中看到了自己升职的机会。“她毛遂自荐，申请了一个更好的职位，”高尔说，“原本的工作任务是整天填写保险表格，而当有人为马斯特斯的项目寻找研究助理时，她很快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某一天，当餐后聊天的话题转到马斯特斯私下里的性爱研究时，住院医师一如往常地开起了玩笑。约翰逊微笑迎合，却并没有领会笑话的内容。“他们当着我的面开了好几次这类玩笑，”她回忆起：“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一直在那儿工作。”在她心里，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门诊当然会涉及性爱话题，但仅关乎生孩子的一些方法。她印象中：“对于马斯特斯以及他关于不孕不育症的相关研究，自己之前就有所耳闻，本以为应聘过去就是做那方面工作的。”一开始，当马斯特斯安排约翰逊负责整理病人的个人资料时，她就对病人的私人生活显露出绝对的亲和力与好奇心。在她看来，那些私人问题似乎很符合她所以为的不孕不育症研究，没有什么让她多心的地方。可是，那天休息室里的谈话让她开了眼界。
“你为什么做这个，弗吉尼亚？”一个男性员工问她。
那些住院医师都以为她知道隔音室里的那些淫荡勾当，研究对象收了钱之后提供相应的服务。
弗吉尼亚适宜的回答并没有显出自己的无知。通过他们的对话，她终于了解到马斯特斯私密性爱研究的全部内容，谣传中那些不可否认的细节为她提供了足够的基本要素。
正在这时，马斯特斯穿着白大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飞速地猜测着人们讨论的话题。有些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论可能触怒了马斯特斯。每个人都盯着约翰逊，等待着她的反应。她的眼神和其他面部表情却没有透露出一丝内心的想法。
马斯特斯感到是时候给自己这位下属一个解释了，告诉她过去几个月所收集的病人资料是人体性反应研究的一部分，整理那些性爱资料是为了进行临床分析。约翰逊记得：“当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真正的计划时，也就是主要工作并非不孕不育症，而是性爱研究，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会不会使你困扰？’”
约翰逊似乎并没有显得为难。“我只是无法想象，”她平淡地回答道，“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
她的回答让马斯特斯哑口无言，房间里那些年轻住院医师则是窃笑起来，有几个过了一会儿才笑出来，似乎刚反应过来这个玩笑的奥妙所在。马斯特斯看上去不能算是高兴，但对她的回应还算满意。“这就是让人着迷的地方——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需要了解(性爱)。”约翰逊回忆说，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见多了动物交配，已经对人之间的这些事情见怪不怪的密苏里州农场女孩。在约翰逊的世界里，性爱与爱情向来分界清晰、互不相干，这一点似乎只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才能理解。她对性行为的看法既不激进也不惧怕，更没有极乐的幻觉。回忆起与马斯特斯共事之前自己对性爱的简单观点，她说：“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它很重要，但我从来不对它分类。对我来说，它一直是一种自然需要、一种需求。这对于我来说，没必要大惊小怪。”回过头来看，弗吉尼亚冷静而温和的反应成为了1957年马斯特斯约翰逊搭档最终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大概那就是我被视作完美人选的原因，因为这方面我没有问题。”她回忆说。关于她被选中，马斯特斯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且客观的描述。“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未婚女性不可避免地会被当作处女，而我不能聘用那些无法把性爱完全视为可自由探讨的主题的人。”他略显傲慢地解释道，就好像他自己是乔治·萧伯纳戏剧《卖花女》中的亨利·希金斯教授，面对的是弗吉尼亚州的伊莱扎·杜利特尔。眼前这位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女性助理，虽然对下一步爆炸性的课题还一无所知，却似乎就是马斯特斯从广大无知人群中恳求而来、专为他的喜好而打造的合适人选。
理想来说，马斯特斯更倾向请一位女性医生做自己的搭档，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比约翰逊更为合适的人选。马斯特斯清楚，比起约翰逊，女医生可能会更为保守，只会严格地遵循研究指南，处处谨小慎微，不会像约翰逊那样每天都活力四射，拥有着与生俱来的激情。数年之后，回忆起当初自己被描绘成绝佳的理想搭档时，约翰逊说：“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女医学博士？’他回答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选择学医的女性，绝不会让自己与性爱研究扯上半点关系，拿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医学博士来冒险。’或多或少，这也是事实。就这样，他成就了我。”
从一开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男女搭档模式就在探索人类性爱课题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位向来傲慢且自信的妇产科医生在做性爱研究时却一直很谦卑。他说：“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是许多男人永远也搞不懂的——比如女人的性爱，对此我就一无所知。”尽管是医学界的新手，约翰逊很快就看到了自己在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实验室队伍里有男女双方的出现让一切变得不同，”后来她说，“志愿者会因此而感到放松，她们也不会对我们的动机产生质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有我们两个在场，她们会感到一种尊重。”
每当马斯特斯向病人或其他医生说明情况时，约翰逊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让我加入是他的聪明之举，当有一个女人在场，就会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她说。她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询问了马斯特斯选择自己的原因。如果说是要让这项研究更易进行，她很好奇他为什么不委托自己的妻子莉比来搭档。
对于私人问题不太热情的马斯特斯保持着镇静与权威的语调。“事实上，曾有一次，我的确征询过她的意见，”他回答说，“但是她既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也压根没有什么兴趣。”
马斯特斯最想寻找的东西，他的妻子却没能给他。他说服自己相信约翰逊和他一样，有非凡的奉献精神，在追求过程中持有同样的热情。作为她的老板，马斯特斯很乐意训练她——把所有解剖学、生物学以及生理学复杂难懂的知识都教导给她——让她对他们的领域精通熟悉。他总会好话说尽，哄她没完没了地工作，日复一日，没有周末，鲜有假期。她没完没了地收集个人病史，观察着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性爱过程。但她却干得起劲，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从没有假期这个东西一样。
第一年年终之前，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马斯特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甚至被邀请参加他在家举办的派对。刚进门，马斯特斯就把她介绍给莉比认识，她们亲切而简短地寒暄了几句。约翰逊与华盛顿大学的顶级医生和教授以及城里几位有头有脸的人站在一起。她整晚都与同伴们默默地处在客厅的一角，小口抿着杯中的饮料，突然发现有位凶猛的老女人正向自己接近。
“我倒想见见比尔所找到的这位模范人物——这位完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嚣道，所有人都听得到她的声音。约翰逊感到有些窘迫。“她几乎是在那个优雅的场合下大叫了起来，”约翰逊回忆道，“我只能转头就走。那是我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刚几个月的时候的事。”
对妻子和家人，马斯特斯声称自己只是出于善意，伸手帮一把这位勤勤恳恳工作、当时又有些不太走运的女人。“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她，”豪伊·马斯特斯说，约翰逊太太接受他父亲参加周末聚会邀请的时候，他当时才六七岁。“有些周日，她会来我家，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一次感恩节，马斯特斯甚至邀请了她的父母，埃德娜和哈里，还有她的孩子们。埃谢尔曼一家已经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了一个离自己女儿更近一点的地方，找不到保姆时，他们也经常帮忙照看两个孩子斯科特和丽莎。尽管结了两次婚，约翰逊依旧没有彻底摆脱自己母亲的情感控制。晚饭的餐桌上，马斯特斯将自己的说服力施展到了埃德娜身上。
“您将弗吉尼亚按照一个女人的样子抚养长大。”他用一种医生似的肯定语气谈起。
埃德娜之前从没有见过马斯特斯，但她被他的恭维打动了，好似自己的女儿依旧是住在家里的那个少女。“她被抬举了——以为自己受到了某种称赞，”约翰逊记得，“某种角度来说，他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有史以来最顺服的人。”然而，同时代人记忆中的约翰逊着迷于马斯特斯和他的研究，就好像她已经得到了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某些东西一样。她并没有表现出一点被操纵或强迫。恰恰相反，他们说，她成为了一个渴求的学生。马斯特斯甚至带她进入手术室，使她得以亲眼看看那最真实的基础解剖，在那儿她也见识到了他的高超技巧。“他把我放在手术室的目的是让我可以知道输卵管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在哪儿——这让外科主任相当气愤，每当看见我在那儿的时候，都会大叫，”她回忆说，“马斯特斯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外科的员工都对他崇拜有加。他的确可以把汉普蒂·邓普蒂重复原形。”
约翰逊的热情对于那些在医院自助餐厅餐桌前听她讲自己见解的医生、护士和员工来说感受非常明显。在狂热的激情驱使之下，她似乎已经开始阅读并吸收所有性爱相关的著作。“我们经常在午饭时间碰面，经常谈到性爱这个话题，”谢尔曼医生说，“她说得很棒，特别是关于《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她说服谢尔曼让她和马斯特斯在6点下班后继续使用他三楼的医学办公室，这间房间就在马斯特斯办公室走廊对面。谢尔曼把检查室的钥匙留在办公桌抽屉里，便于两人观察实验对象的做爱过程，这是他们研究的一部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谢尔曼说。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谢尔曼对于约翰逊第一年里的迅速转型感到十分惊讶： 她从一个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档的冷漠秘书，变成了一位富有见识和创造力的助理，并帮助马斯特斯从纽约一个基金会处获得了早期研究基金，赞助了他们的生殖研究。由于马斯特斯依旧保留着自己在医院里不孕不育门诊和妇产科医生的工作，所以他对约翰逊的依赖也在加强，要求她不断推进他们的性爱研究。“比尔是这个研究项目的领头人，但实际工作都是弗吉尼亚在做。”谢尔曼回忆说。如果说马斯特斯提供了理论以及知识框架，那么约翰逊提供的则是成功所需要的常识和实际的沟通技巧。一旦研究项目进行，她就会是不可或缺的。在养家的同时，在探索人类性爱的界限中，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斯特斯实际上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