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完全身处激流之中了。你的书信我已整理成集，现在，我开始经常进城去看戏和吃晚餐。白天我全都在社交场合出入，我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所有一切令我震惊的事情。由于见不到一个与你相像的人，我便在熙攘纷乱之中默不作声，在心里与你窃窃私语。这倒并不是因为这种喧闹吵嚷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对新来者来说没有能让他感到愉悦的，而是因为要对它们感兴趣的话，就必须有一颗空虚的心和庸俗的思想，而爱情和理智合在一起让我对它们顿生厌烦：由于所有一切全是一种空泛的表象，而且还每时每刻都在变幻，所以我无暇去欣赏，也没时间去进行什么分析研究。
这样一来，我开始看到了研究社会的种种困难，我甚至都不知道该站在什么位置上去很好地了解它。哲学家离社会太远，凡夫俗子又离社会太近。一个是看得太多而无法进行研究，一个则看得太少，故而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哲学家对于每一件引起他关注的事，都要对之单独加以研究，因为不能看出它们与他无法理解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从未把事物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去加以研究，所以就既感觉不出事物的道理，也感觉不出它的真正意义。而凡夫俗子是什么都看，但却又没有时间去思考，而事物是动态的，所以他也只能是瞅上一眼，而无法仔细观察它，而且，事物是在迅速地相互交替，因此他只觉得眼花缭乱，看见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人们也无法轮番地又看又思考，因为看戏时必须集中注意力，所以顾了看就顾不上思考。一个人若是想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忽而在社交场合，忽而孤身独处，那他在离群索居时，心情总是激动不安的，而到了社交场合，又感到陌生孤单，所以待在哪儿都不行。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别无他途，那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分成两大块，一部分是用来观看，另一部分则用来思考。不过，即使这样，也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理智并非一件家具，可以随意地搬来放去，一个人若是十年不动脑子思考的话，那他一辈子也就不会考虑什么了。
我还觉得，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去研究社会的话，那纯粹是胡闹。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观察而不思考，那他什么也观察不出来，因为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连玩也不会，那哪儿都不会欢迎他的。只有融入进去，才能了解别人的一举一动。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如同在爱情的学堂里一样，你想学什么，就必须动手去做。
我是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与己相关，而宗教信仰的不同又使我无法企盼什么，所以我该怎么办才好？被迫无奈，我只得不耻下问，而且，因为自己永远成不了对别人有用之人，那我就尽量地使自己变成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我要尽可能地练习，使自己变得彬彬有礼而又不虚情假意，讨人喜欢而又不卑躬屈膝，吸收社会上好的东西，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任何一个闲散之人，要想研究社会，至少得在一定程度上按这个社会的一定之规行事，因为一个对他人毫无用处而又不讨人喜欢的人，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允许他置身其间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已经学会讨人喜欢，别人就不会对他作过多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是个外国人的话，他大可不必去参加什么小集团，参加阴谋和纷争；如果他对每一个人都行得端做得正，如果他对某些女人既不排斥也不偏爱，如果他能保守他被接纳的那个圈子的秘密，如果他不张家长李家短，如果他避免与人过从甚密，如果他不给人添乱，如果他处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么他将能静静地冷眼旁观这个社会，并保持自己的习俗、正直甚至坦诚，只要他的坦诚源自一种自由精神而非来自党派观念。我决定从爱德华绅士向我推荐的那些人中，选出可以作为我向导的人，并按照这些人的意见做事情。现在，我已经开始被一些人数不多但选择较严的社交圈子所接纳。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了一些定期举行的午餐会，而席间唯一的女性就是这家的女主人。巴黎的无所事事者，只要是认识的，都会被邀请参加。餐费的支付因人而异，你可以说几句风趣话，也可以来几句奉承语，大家吃得开心热闹，吵吵嚷嚷，与在小旅店的餐厅里差别不大。
现在，我对一些最最奥秘的事情已很了解了。我参加了一些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晚宴，不速之客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但凡前来的人，都是谈得来的，如果说不是人人相互都合得来，但起码每个人都要与宴会的主人们合得来。在这种场合，女人们言谈举止不很拘谨严肃，我可以开始观察研究她们；在这种场合，大家说话斯文、风趣；在这种场合，大家不谈什么公开的新闻、戏剧演出、加官晋爵、婚丧嫁娶，这些上午全都谈过了，而是把巴黎的轶闻趣事审慎地逐一理一理，无论好的还是坏的事情都要把它们调侃一番，弄得滑稽好笑，把所有丑事的来龙去脉都给揭露出来，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巧妙地描绘人物的特征，而每个谈话者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个人特征给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这种场合，由于有仆人伺候左右，说话得有分寸，因此要编造某种委婉难懂的词语，以使嘲讽之语变得晦涩而又更加的尖酸刻薄。总而言之，在这种场合，大家把尖刀磨得更加锋利，借口让人少受点罪，实则是为了把刀扎得更深。
然而，如果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评论这些话，那我们要是说它们是讽刺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玩笑话，不会伤人，而且并非是针对罪恶，而是针对可笑的事情。一般来说，在大城市里讽刺并不盛行，因为大城市里的坏事一看便知，没必要去谈论它。在道德不再受到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去斥责的呢？当大家对坏事都不以为然时，还怎么去说坏话呀？特别是在巴黎，大家对所有的事都只是从有趣的方面去看的，所以不把它们编成歌谣或打油诗，谁也不去过问令人生气发怒的事。漂亮女人不喜欢生气，她们对什么事也就气不起来了。她们喜欢哈哈大笑。由于找不到词儿来笑话罪恶，所以坏蛋也同大家一样都成了好人。不过，要是谁成了笑柄，那他可就倒霉了！尖刻的烙印是永远也去不掉的，它不仅会讥讽道德风尚，而且还要鞭挞罪恶，它是适合用来骂坏人的。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晚宴吧。
在这些精英的圈子里，最让我震惊的是看到被专门挑选出来高谈阔论的那六个人，他们中间往往笼罩着一种秘密的关系，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的谈话内容就会涉及半个巴黎。仿佛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而宴席上的人一个个全都不值得他们关注似的。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朱丽，在你表姐家或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尽管受到约束，秘密话不好说，但我们却会想方设法让谈话涉及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上来？而且，每当一个人讲到一件感人的事或说出一句巧妙的隐射话时，你还记得，一个快如闪电的目光和一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叹息，是怎样把一颗心的温柔情感传送给另一个的吗？
如果谈话偶尔转向同桌宾客，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只有深知其中奥妙的人才能听得懂的社交圈内的某种隐语来交谈。借助这些隐语，他们彼此根据当时兴致开了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玩笑，而在说笑的时候，最傻的并不是那个最不出彩的人，因为在这种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懂这些隐语，只好尴尬无奈地默然待着，或者虽然一句也没听懂，也跟着哈哈大笑。这就是除了二人单独交谈而外，在这个国家的社交场合中我所看到的人们亲切友爱的情景。二人单独的交谈，目前我尚未看到，将来也一定无法看到。
当大家正聊到兴头上时，只要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说上一句严肃的话，或者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众人的注意力立即便锁定在这个新的主题上了。男人、女人、老者、少者，全都争相从各个方面去论述这一主题，而这帮头脑简单的人信口开河地讲出的话和道理，让人听了真是惊诧不已88。一个道德问题，在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起来不如在巴黎的漂亮女人圈中讨论得更加深入，甚至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如女人们的结论来得恰当，因为一个想言行一致的哲学家看问题要思之再三。但是，在这里，任何道德问题都纯属空话，你就是再认真地去讨论，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为了杀杀哲学家的威风，大家常爱把道德抬得极高，连圣贤也做不到。归根结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受到社会阅历的启迪，尤其是受到各自思想的影响，他们都在把自己的同类看得坏到不能再坏，总是悲观地，而且是因虚荣心作祟而毫无道理地探讨人的天性，贬损人的天性，即使别人做了好事，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尽管有着这种可鄙的看法，这些平静的交谈仍有着一个最偏爱的主题之一，那就是情感问题。这个词的意思，你别以为是指爱情和友谊中的真情流露，那样的话就乏味死了，那是指用深奥的箴语格言表达的感情，是按照形而上的方式表达的极其微妙的感情。可以说我是一生中从未听见过这么大谈感情的，也从未这么弄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的话语简直难以想象的高雅。啊，朱丽！我们这些粗俗之人从来也没听见过这么美妙的格言警句。我担心上流社会的人的感情会像荷马那个时代迂腐学究们的感情似的，他们因为没有感受过真实的感情而幻想出上流社会的感情有着千般美。他们如此这般地在思想上耗费他们全部的感情，并在嘴里大谈特谈感情，可是只谈不用。幸亏礼仪弥补了感情的不足，按照一定之规做出像是出于感情而做出的几乎完全一样的种种行为，至少是要强迫自己说上几句客套话，以使别人听了高兴，说自己几句好话。但是，如果老这么憋着，实在是受不了，或者这么做代价过高，那他们就顾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的了，礼仪一说也就到此打住了。除此而外，我们就弄不清楚他们所谓的言谈举止尽管很谨慎、有分寸、很稳重，但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但凡不属于感情范围的事，他们都按规矩去办，一切都循规蹈矩。这些善于模仿的人都有着诸多的新颖别致的招术，你永远无法认清楚他们，因为他们一个个都不敢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出现。这个国家首要的至理名言是：“必须照别人那样行事。”最后的结论则是：“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
这种表面上的有板有眼，使他们为人处世的共同方法蒙上了极其滑稽可笑的色彩，甚至在对待最严肃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何时该派人去别人家问候请安；何时该写信表示心意，也就是说以信代替登门造访；何时该亲自登门造访；何时该说自己有空在家；何时又该说自己不在家，尽管自己确实在家；什么礼物该送，什么礼物该谢绝；对这个或那个死者的悲伤应该表达到何种程度；在乡下应该哭多长时间；哪一天可回城来自寻慰藉；何时何刻可以在丧期之间办个舞会或看一场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做法全都一样，一切都像军队打仗时队形变化一样，都按着节拍在进行。他们简直就像一个个被钉在同一块木板上被同一根线牵动着的木偶似的。
因此，如果要让所有这些一模一样地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感动的话，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必须通过其他的办法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了解他们。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那些隐语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无法用它们来判断当地的风情民俗，只能利用它们来判断巴黎占主导地位的言谈举止。在这里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你是可以学会的，但即使学会了，也无法利用它们来鉴别这里的风土人情。我的这种看法对大部分的新作适用，而且这种看法对于戏剧同样也是适用的，因为自莫里哀起，戏剧就成了一个只说俏皮话而不反映民间生活的舞台。这里有三家剧院，其中两家演的是一些虚幻怪异的人物，也就是说，一家演的是穿黄绿相间衣服的小丑，穿灯笼长裤的小丑，穿黑衣蓄长须的小丑，而另一家演的是神明、鬼怪、巫师。第三家倒是在演那些不朽之作，其台词让人听得很畅快，另外还演出一些新的剧目，其中有好几出悲剧，不过不太感人，如果说剧中也表现了一些自然的情感和内心的真实感情，但对它想愉悦的观众来说，却并无任何个人道德方面的裨益。
在编剧的心目中悲剧的教育意义有一个足以使之站得住脚的宗教基础。另外，悲剧还让希腊人从他们敌人波斯人的灾难，通过被人民推翻了的国王的罪恶和疯狂放纵，看到既有教益又赏心悦目的表演。伯尔尼、苏黎世、海牙，都在演奥地利王室往昔的暴虐，演人民对祖国和对自由的热爱，让我们很感兴趣。不过，我倒要问问，在这里演出高乃依的悲剧有什么用？还有，庞培或塞尔多里乌斯与巴黎人民有何相干？希腊的悲剧演的是真实的事件，或者被观众认为是真实事件，且有史为据。但是，在大人物心中，纯洁英雄的烈火能起什么作用呢？难道不会有人说为爱情为道德而战常常弄得他们寝食难安吗？说爱情在国王们的婚姻大事中还有许多事要做吗？你判断一下，这全都是根据这种虚构的题材所编成的这些戏剧的真实性及其所起的作用吧！
至于喜剧，可以肯定它原本就应该是为了反映人民的风俗习惯的，以便他们可以像人对镜擦拭脸上的污迹一样地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德朗士和普劳特在创作喜剧时，把目的搞错了，而在他们之前阿里斯多芬和麦南德尔给雅典人演的却是雅典的风土人情；后来，只有莫里哀还算较纯真地在描述上个世纪法国人眼中自己的民风民俗。画改变了，也就不再有画家来了。现在，剧中的对话都是从巴黎百十来户人家的谈话中抄袭而来的。除此而外，人们从剧中根本就了解不到任何法国人的风俗习惯。在这座大都市里，有着五六十万的人，但舞台上从来就没有描写过他们的生活。莫里哀既敢描写城镇居民和手艺人，也敢描写贵族爵爷；苏格拉底把车夫、木匠、鞋匠、泥瓦匠的生活搬上了舞台。但是，今天的作者却持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去描写商贾的交易和工人的劳作，就是让自己丢人现眼；他们必须写一些知名人士，而且竭力地想仰仗他们笔下的人物来拔高自己所不具备的才情。而观众们也变得很精明，他们担心去看喜剧自己会受到牵连，仿佛是去拜访剧中的那些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物，有损于自己一样。他们就像世界上唯一的居民，其他人都不在他们眼内。备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瑞士看门人、一个膳食总管，那才像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为了像个上流社会的人，那就得像很少数的一些人。出门以步代车，那可不算是上流社会的人，那是小市民、小百姓，是另一个层次的人。据说四轮马车并非为了乘坐，而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因此，便有那么一小撮狂妄之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实际上，如果他们不是干了坏事，有了恶习，别人根本不会拿他们当一回事。戏剧就是为了他们而演的。在剧中，他们既是被人演的人又是在表演他人，台上演的是他们，台下坐着的也是他们，他们两边都占着。就这样，观众与剧作者们的距离缩小了，而现代剧因此也就摆脱不掉其令人生厌的神气劲儿了，只好靠漂亮的衣服来表现人。人们也许会说，法国只有伯爵和骑士，法国的老百姓越是贫困潦倒，就越是应该在剧中把他们表现得生活体面而美好。这么一来，在描绘那些为他人提供榜样的人的可笑状态时，非但没有去除他们的可笑举动，反而是在对此加以扩散。一向喜欢模仿有钱人的平民百姓，去戏院不是为了取笑富人们的荒唐行为，而是去研究他们，久而久之，便学得比富人还要荒唐。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就是莫里哀。他本想纠正宫廷的恶习，却反而带坏了城市百姓，他笔下那些滑稽可笑的侯爵，成为了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们学习的第一个榜样。
一般说来，法国的戏剧舞台上，台词很多而动作很少，这也许确实是因为法国人说得多而做得少，至少是因为他们重言语而轻行动。有人看了《暴君德尼》之后出来说：“我什么也没看懂，只听见台上好多人在说话。”喏，这就是人们看了法国戏剧之后所下的结论。尽管拉辛和高乃依才华横溢，但他们也只是编词说故事的人，而他们的那位继承其衣钵者是第一个敢于模仿英国人的样子，偶尔在舞台上表现一下剧中人物心情的人。他们的剧作都在运用漂亮的对话，句法严谨，辞藻华丽，而大家首先发现的就是，每一个对话者最最关心的是哗众取宠，引人瞩目。几乎所有的台词都是空泛的格言警句。无论演员们有多么激动，他们心里始终挂牵着的是让观众喝彩，而不是考虑如何表现自己的内心。他们看重道白而非感情的表现：除了拉辛和莫里哀，在法国戏剧中，与在波罗亚修道院的文章中一样，“我”字全都被删除，但凡谈到个人的情欲，即使像基督徒的谦卑般克制，也都用“人们”来代替“我”字。另外，在动作与道白中，还有着某种矫揉造作的成分，使感情无法通过语言确切地表现出来，使作者的思想无法通过其笔下的人物得以体现，也无法在台上加以表演，以致作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舞台效果和观众反应的制约。因此，即使剧情达到高潮时也要精心设计些高雅的话和漂亮的动作让演员亮亮相。如果要表演一个人痛不欲生，绝望自杀，尽管自己往自己胸口捅上一刀，也不能像波丽克塞娜那样立即倒地，要死而不倒，昂然挺立，所有表演某角色刚咽气的演员，刚一死就立刻站了起来。
凡此种种，皆源于法国人根本就不想在舞台上表现本性与幻想，而只想表现精神和思想；他们注重乐趣而不注重模仿实际生活，只图看得过瘾，就不在乎是不是受到迷惑。到剧院去的人谁都不是去看戏，而是去看人，去被别人注意，去收集过后可资闲聊的素材，因此，如果说他们对自己所看到的还在思考的话，那也只是为了知晓别人有什么看法而已。在他们看来，演员就是演员，绝不是他们所表演的人物。那个以世界的主宰在说话的人只是巴隆，而绝不是什么奥古斯都；庞培的寡妻是阿德里安娜扮演的，阿尔齐尔5的扮演者则是戈辛小姐，而那个高傲的野蛮人是由格朗瓦尔扮演的。就喜剧演员而言，他们也完全忽视幻想，他们发现没有人关心什么幻想不幻想的。他们把古代的英雄们置于六排巴黎年轻人中间；他们照搬罗马人的服饰来剪裁法国人的装束；人们发现伤心痛苦的高尔内丽脸上还抹了厚厚的胭脂，卡东脸上扑满白粉，布鲁图斯穿着裙衬撑着的裙子。这一切并未让任何人觉得反感，丝毫未影响剧本演出的成功，因为观众从剧中人物看的只是演员，同样，虽然大家在看剧作，实际上是在看剧作家。如果说服装问题无伤大雅，那其他方面也就可以原谅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高乃依并非裁缝，而克雷比荣也不是假发师。
因此，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看事物，这里的一切只是一些隐语谜词、胡言乱语、无关紧要的废话。在舞台上如同在社会上一样，舞台上的道白，听了也白听，根本学不到什么，再说，学了又管什么用？你听一个人说话，就能知晓他的行为如何吗？他没干过什么坏事？他没被人议论过？这里的所谓好人根本就不是指那种行为端正的人，而是指说一些漂亮话的人。只要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一句不甚得体的话来，那他就犯下了无法弥补的过错，今后四十年都清清白白也抹不掉这一污点。总而言之一句话，尽管他们做的事并不像他们所说的话，但我却看得出，别人对他们也只是听其言而并不观其行。我还发现，在一座大都市里，上流社会的人显得比一些不矫揉造作的人更平易近人，甚至更可靠，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就更富于人性，更平和，更公正呢？我对这一点毫无所知。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在这些露在外面的极其文雅的表象下面，也许他们的内心比我们更加的隐蔽，城府也更加的深。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外国人，与任何事任何人都无瓜葛，也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所以，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然而，我开始对这种纷乱嘈杂的生活感到陶醉了，这种生活让人沉湎于一种迷迷瞪瞪的状态之中，使人觉得仿佛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你眼前飞速地闪过。而令我惊奇的种种事物中没有一件能让我牵肠挂肚，可是，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就让我心神不定，不知所爱了，竟至有时会忘记自己是谁，又属于谁。我每日走出住处时，总把自己的所有感情封藏起来，以换上一种能应付一切将遇到的无聊琐事的神态。在听别人的分析判断时，我就不知不觉地学着他们的样儿去分析判断。如果说有时候我会尽力地摆脱掉偏见，正确地去看待事物的话，这时候，我立刻就会被某种似乎颇为有理的空话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会振振有词地向我证明，只有半吊子哲学家才会如实地看待事物，而真正的智者是只通过现象看事物的，所以必须视偏见为原则，把社交礼仪奉为法典，而最明智的办法在于像疯子一样地生活。
因此，我不得不改变自己道德情操的准则，不得不重视虚妄的观念，并压制住自己的天性与理智，这样一来，我发现自己把内心深处那个神圣的榜样给丑化了，那可是我向往的目标和行为的准则呀。于是，我从荒唐到放纵，我的兴趣不断地被舆论所左右，没有哪一天我能够肯定我今天所喜爱的东西明天仍旧是我之所爱。
我惶恐恍惚、羞愧难当、痛心疾首地看到，在我身上人的天性已经堕落，看到自己的那原本使我们火热的心互相鼓舞的高尚情怀已变得极其卑劣，所以每每晚上回到住处，总是愁肠百结，对一切厌恶透顶，内心空虚，像一只充满气体的气球似的鼓胀着。啊，爱情！啊，我从你那儿得到的情感！……当我恢复本来面目时，我是多么的心花怒放！当我重新找回我当初的爱和我当初的尊严时，我是多么的激动不已！当我重又看到美德的形象大放光芒，并在这光芒中凝视着你的形象时，啊，朱丽，端坐在光荣的宝座上，轻轻地吹散那些幻象，我好不欢喜呀！我只感到我那受压抑的心又恢复了跳动，我觉得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恢复了我的生命，我怀着我的爱，又重新恢复了使爱情堪与其所爱之人匹配的所有崇高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