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 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象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重复说，“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
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得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
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有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要打败一个阶级，它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它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
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
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份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舞棍棒。
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产业无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令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国列强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举行起义，这种尝试总是注定要失败的。南京政权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依靠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据有的工业基地，依靠他们的军队、大炮、巡洋舰、内陆警察、内河炮舰，依靠他们的财富、报纸、宣传、特务。尽管这些强国直接参与反红军的战争的事例不多，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行动确实发生。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镇压产业工人，为南京提供军火飞机，串通一气，把共产党概称为“土匪”，若无其事地否认内战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员会”（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样）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垒。
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明确地承认，象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联］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至巨。
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给中国人民大众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或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胁迫作出新的让步，劫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使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收税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老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矛盾超过了日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它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它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象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了。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
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作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
他继续说：
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作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它们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
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
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的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他无疑仍希望做到这一点）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
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并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决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出让过一点点政治权力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象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和平的实现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因为到处都承认，单单农民的选票就可以使共产党获得压倒优势的多数），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
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来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
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使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操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它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过于依靠抗战了。
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强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干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芦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日本军队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这是完全非法的），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人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赶调一万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如予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逼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个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毛泽东语）。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
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瘤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愿意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过来。
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象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件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视当时情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象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象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只有帝国主义会摧毁帝国主义，因为只有一场帝国主义大战——这场大战几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会把力量解放出来，使得亚洲的各国群众得到他们的武装、训练、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国内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这都是他们为了要在较近的将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必要的条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否会跟随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最后胜利也取决于许多可变的不可预料的因素——首先是国内的因素，但是也有象美、英、法、德、意等国的东方政策这样的因素。
但胜利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是否参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中，它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投在哪一边。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要决定于苏联（在它当前立场极度紧张和极为矛盾的时候）是否能够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过渡到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它目前的国界之内发生自我毁灭的反革命。
这，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对未来局势的看法。人们不一定会全部同意种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宁在二十多年以前写过的话仍是有效的：“不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各样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的命运如何，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
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但是在这里如果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惶”，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