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象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作Ju Deh，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宁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象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五十六了。这好象是他爱说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李长林认为，他同现在这位夫人结婚后就不再记年龄了。这位夫人是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象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得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订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象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
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韦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韦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韦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朱德这样叙述他一生的经历：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里。我家是穷苦的佃农。为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们租了二十亩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缴学费，而且待我很坏，好象这是慈善事业似的。我在家里吃饭睡觉，每天走三里路上学。放学后，我干各种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这家私塾里读了三年书。
“后来在地主的压迫下，我们这个大家庭无法再过下去了，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过继给一个伯父，到大湾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亲待我很坏，但这个伯父却受我如同亲生儿子一样，送我上学念了六、七年古书。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读书，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种活。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六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一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和别的走村串寨的手艺工人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倾向，一九〇九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给我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首先为保卫民国而独树反帜。
“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另外一位同志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拷打致死。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来又到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们一起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红军后来当然打过他们。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我的首级，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匪帮作战，从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要坚持要从一切角度对敌人的阵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决地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我在一九二二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己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对我的其他影响只有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了。在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北京我运气也不好，仍找不到共产党员，我又回到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脱缰的马。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但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张从埃斐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时。所以我为革命坐牢的纪录恐怕并不怎样惊人——一共不过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不少朋友。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杨森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佩孚所任命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我当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依然跟北方的敌人有联络，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在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军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长，这两个职位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参加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选举为起事中组成的新九军副军长，该军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四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当时，我跟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等革命同志们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
“我接着率领队伍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我是革命军右翼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贺龙进攻潮汕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区域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到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第九军大部分弟兄已经牺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还有许多从贺龙、叶挺的部队退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与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冈山，队伍增到一万人。我们在井冈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根据地，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义以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潭来和我取得联络，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泽东的仅有一次的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率部到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守山，毛泽东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去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生平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了。
“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问题：我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长征时候，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离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天足，有赞助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她十八岁。我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内跟我同居的，名叫吴玉兰。她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捉住，砍了头。现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并不确实。我在云南有些财产，但并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被唐继尧没收了。”
朱德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他的自述。但这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纪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当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被写下的时候，上述这个简单的自传将长上血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历史的新页上涌现一个人物——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经历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容许我再引用韦尔斯女士的话：
“红军是一支十分年轻的军队，为旧中国前所未有。对于这支军队来说，朱德是稳定的象征，是同传统和过去历史间的联系，因为他在内地亲身经历了清朝以来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缓慢和最根本的阶段。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沿海一事瞬息万变的变化传到这些一潭死水一样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变化必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脚。朱德与中国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国的‘留学生’。他的经历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他所以能获得弟兄们的信任和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内地从北到南的绝大部分地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
“朱德是在中国第一批新式军校里受到共和派名将蔡锷的训练的。他接着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和四川、云南的山间要塞担任卫戍任务时又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后来对红军有很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分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接着加入了国民党，最后完全自发地寻找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从朱德远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寻共产党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后成为三次革命的领袖所具备的自发精神和坚定目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种难得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但是落入红军之手的人无疑把他认为是凶神化身。阶级战争不知慈悲为何物。关于红军暴行的许多传说现在已证明是不确的，但是，如果认为朱德不会由于“革命需要”而下枪决的命令，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必须完全忠于贫苦无依的人，在这个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与权力和服从的群众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认为群众也不能杀人，否则朱德决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作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