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中的家在离滨北县城约四五十里远的滨北农场二分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农场曾改名为生产建设兵团，也来过不少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建设兵团又叫了农场，知识青年也都返城了。名字改来改去，人也走来走去，可这黑油油的土地还是老样子。
郑建中16岁那年，父母相继因患克山病去世。父亲临终前对他说，你兄弟身子弱，性子也弱，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郑建中放弃上学，到场里干活，养活年仅10岁的弟弟。弟弟也很懂事，除了上学读书，就干家务。虽然兄弟二人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很和睦。
郑建国身材瘦小，有时会受人欺侮。有一次，建国和几个小伙伴到食堂的瓜地偷香瓜，被看瓜的小伙子抓住了。那小子把别人都放了，唯独把建国打了一顿。那天晚上，建中听了弟弟的哭诉之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他拎着一根镐棒就出了门。在路上，他截住那个小子，一镐棒就把人家腿骨打折了。为这事，他还去场部蹲了几天班房。当地的老人都说，这小子手黑，要是在解放前，一准上山当了胡子。为此，他得了个外号“大镐棒”。
郑建国18岁那年也上了班，被安排到机务排，学开自动康拜因。对此，大镐棒是相当得意。他自己在场里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地里和场院的活不说，他还喂过猪，放过羊，赶过马车，打过石头，盖过房，可就是没上过机务排。据说，为了能让弟弟上机务，他还给机务排长送了一瓶“二龙山”呢！
郑建国身材不高，但比例匀称；相貌不美，但五官端正；性格内向，但很聪明。他爱看书，有时还爱写几句诗，但是透着土气，便得了个雅号“土诗人”。他有一首堪称代表作而且在农场流传甚广的情诗——
哥在地这头，
妹在地那头；
两根锄杠搂不住，
情思一垄沟。
郑家那排房子的西头住着一个人叫李青山。妻子去世早，他一人拉扯三个女儿，所以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知识青年刚来农场的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可知青们都叫他“老大爷”。他手上的皮肤又黑又糙，还有大骨节病，让人看了很容易联想到鸡爪子的形象。他不善言辞，因此也不爱说话。他胆子很小，从不干得罪人的事，但也不愿意轻易帮助别人。
有人说，李青山对他养的小猪比对他的闺女还要好。那年头，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很难弄到的药。他托人买了几支，锁在箱子里。孩子得了肺炎，他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小猪病了，他立马就开箱子。其实，他也不是不心疼孩子，只不过觉得孩子得病死不了，而小猪得病不赶紧用药就可能死。死一口小猪就是几十块钱啊！另外，李青山还有一个“臭鸡蛋”的外号。
虽然李青山家喂着一二十只母鸡，但家里从不吃鸡蛋，都拿去换钱。孩子们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孩子吃鸡蛋，回家也要吃。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鸡蛋放臭之后煮给孩子吃，孩子们都说不好吃；他又炒给孩子吃，她们仍说不好吃。他对孩子们说，鸡蛋是从鸡屁股里拉出来的，所以都是这个味。从那以后，女儿们看见鸡蛋就恶心，坚决不吃，而他则得了这么个外号。
虽然臭鸡蛋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三个女儿长得都挺漂亮。特别是三女儿红梅，细眉大眼，鼻端口正，而且皮肤格外细腻。当她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农场的小伙子们都叫她“赛知青”，意思是说她比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女知识青年还漂亮。赛知青是个热情大方的姑娘，爱说、爱笑，也爱美。她喜欢穿可体的衣裳，以体现她那优美的身材，特别是那丰满的胸部。别的姑娘在人前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拢肩含胸，而她却总是挺着胸。即使在夏天只穿一件薄衬衫，她也是这样。于是在她说笑的时候，那对硕大的乳房就会微微颤动，吸引着周围的目光。上班以后，她被分到食堂工作。每当开饭时，小伙子们不惜排长队也要等在她这个窗口买饭。有的小伙子说，即使在小窗口里看不到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也可以看到她那对诱人的乳房。
土诗人与赛知青是同学，又是邻居，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很有些青梅竹马。长大以后，赛知青成了一朵美丽的鲜花，土诗人的心底自然也有不少想法。不过，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土诗人和赛知青几乎天天见面，但说话却越来越少。每次在路上相遇，赛知青总是大大方方，但土诗人却异常紧张，心跳加快，舌头僵硬。他每天晚上都要准备一大堆台词，以便第二天见到赛知青时使用。然而每次见面时，他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有时，他也想约赛知青在晚饭后到场院后面的大树下见面。但他又不敢，他怕自己会听到明确的拒绝。他知道自己缺少男子汉的魅力；他也感到赛知青对他的态度只是一种邻居加同学的友谊。不过，他的心底毕竟还有希望和梦想，他害怕因为自己的冒昧而失去这珍贵的希望和梦想。他没有想到，生活却意外地给他的梦想添上了浪漫的色彩。
1980年的麦收季节。辽阔的田野里，一台台康拜因正在收割小麦。有自走的胶轮康拜因，也有拖拉机牵引的铁轮康拜因。其中，土诗人驾驶的那台崭新的“东风”牌自动康拜因格外引人注目。中午，赛知青送饭来到地头。饭后，她走到“东风”旁边，好奇地看着。土诗人连忙走过来，一边带着赛知青参观，一边讲解。土诗人聪明好学，他的专业技术在小青年中数一数二。
他们参观完驾驶台，又走到收割台旁边。就在土诗人详细讲解收割台的工作原理时，赛知青发现有一处油管在滴油，便指给土诗人看。土诗人看了看，“是收割台的液压升降油管接头有点漏油，小毛病，我把它紧紧就行。”说着，他爬上驾驶台，把收割台升起来，然后拿了扳子跑下来钻到收割台底下。
姑娘蹲在收割台边上，探着头问道：“用我帮忙吗？”
“不用！”小伙子躺在收割台下面，心花怒放。
土诗人找到那个漏油的接头，用扳子紧了紧，但蓝黑色的机油仍在一滴滴流出。他看那接头螺丝已经紧到头了，便往回拧，想松下螺母看看，是不是垫圈坏了。然而，他忘了用“千斤顶”把收割台支上。结果，他尚未把螺母完全松开，油管里的高压机油就喷了出来。沉重的收割台失去支撑力，一下子落下来，压到土诗人的身上。只听土诗人一声惨叫，便没有了动静。
赛知青吓坏了，过了一会才叫出声来。在地头休息的人们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当人们抬起收割台并把土诗人拖出来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人们立即用“铁牛55”把他送往场部医院。
土诗人醒来时已是黄昏。他的腹部被收割台横梁压了一下，好在没有内伤，但他的右前臂骨折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圈红红的赛知青——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想用右手擦擦眼睛，但发觉右胳膊已经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他这才想起中午发生的事情。
人们见土诗人醒了，都围上来，询问，安慰。然而，他什么也没听见，他的耳边只有赛知青那喃喃细语——“都怪我……”
在土诗人住院的那几天里，赛知青几乎天天来看望他，而且经常流下歉疚的眼泪。
土诗人右臂的骨折虽然接上了，但已不能吃力，动作也不灵活。然而，他却觉得这次受伤很值得，因为他得到了赛知青的爱——至少他自觉如此。
大镐棒也认为兄弟挺有福气——虽然挨了一砸，但是得到一个漂亮姑娘。不过，事情并没按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几个月后，他发现兄弟与赛知青的关系又凉了。他知道还有几个小伙子在追求赛知青，便劝兄弟主动进攻，但兄弟总是苦笑着说“算啦”。他问兄弟为啥，可兄弟从不正面回答。看着兄弟的性格由内向转为孤僻，大镐棒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198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大镐棒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李青山家那边有人喊叫，声音很凄惨。他急忙穿上衣服走出来，正好土诗人也从对面走出来，他们就一起来到臭鸡蛋家。李家的房子和郑家的一样，也是一明两暗。中间有一盘炉灶，一张方桌和各种杂物。东边一间住着臭鸡蛋，西边一间住着赛知青。进屋后，他们看见臭鸡蛋坐在西屋地上大哭，再看炕上——赛知青下身裸露，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镐棒觉得不好看，就走到炕边拉过棉被盖在尸体身上。土诗人则呆呆地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时，院子里又来了几个邻居，乱哄哄的。后来，公安局的人也来了。
当时正好有县公安局的两个同志住在农场办案，为首的名叫谷春山，是个科长；另一位名叫吴鸿飞，是个大麻子。据说，他们办的是个大案子，政治性的。被审查的人名叫肖雄，是个老右派的儿子。此人浓眉大眼、身材高大，但是不爱说话、憨头憨脑，人送外号“傻狍子”。他原来在农场开胶轮拖拉机，可那一阵子老往外跑，不正经上班。傻狍子也是赛知青的追求者，而且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有人甚至说傻狍子和赛知青的对象关系已经“铁”了。
公安局的人来到之后就封锁了现场。不过，还有好多群众在远处围观。后来，公安局又来了一辆车，还带来些仪器。那天下午，很多人被叫到场部办公室去问话，包括郑家兄弟。问话内容主要是关于赛知青与小伙子们的关系以及被询问人在头天晚上的活动情况。
大镐棒和土诗人头天晚上一起在家吃的晚饭。饭后，土诗人一人回到自己屋里看书，大镐棒就和媳妇玩牌九。其间，大镐棒外出解手看见弟弟的屋里亮着灯。他大概10点钟睡的觉。上炕前他还喊弟弟早点睡觉，土诗人答应说“就睡”。
此时，各种传言在农场里不胫而走。据说，公安局的法医检验了赛知青的尸体，认定她死前曾经和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处女膜是陈旧性破裂痕，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伤痕。赛知青早就不是大姑娘啦——这在滨北农场可是个爆炸性新闻！于是，大家纷纷猜测谁是有幸和赛知青干过那种事情的人。有人猜土诗人；有人猜傻狍子；还有人猜别人。有人甚至能数出十几个可能和赛知青相好过的男人，而且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后来又传出消息，法医无法确定赛知青的死亡原因，可能是窒息死亡，也可能是过度兴奋诱发心脏病而死亡。于是，大家又议论纷纷。有人说，一定是强奸赛知青的那个男人整得太狠了，生把人给整死了；也有人说，赛知青大概是跟相好的偷情过度，犯病死的；还有人说，赛知青可能和那个男人采用了特殊的性交姿势，因为女人用特殊的姿势干那种事情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总之，这个案件成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那些谈论的人中，既有同情惋惜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案发后第三天上午，土诗人被警察叫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让他去验血型。下午，大镐棒又被叫到办公室，询问他的就是公安局的那位谷科长。谷科长反复问他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而且特别追问了土诗人的情况。大镐棒意识到警察已怀疑他的兄弟，便一口咬定说土诗人那天晚上和他们一起打牌九，一直没有出门。然而，当天晚上，土诗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大镐棒四处奔走，打听消息，但只知道弟弟是强奸杀人的嫌疑犯。
几个月后，土诗人的案子要审判了，大镐棒才得知一些内情。现场上有一个削了一半皮的苹果，旁边的水果刀上有血迹，大概是削苹果的人没留神割破手指留下的。赛知青的手上没有伤口，而土诗人的右手食指上有伤口。经过检验，土诗人的血型与那水果刀上血迹的血型相同，与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血型也相同。另外，臭鸡蛋作证说他头天晚上喝了酒，吃完饭就睡了，半夜起来解手时看见一个人影溜进郑家的院子，很像土诗人。根据土诗人与赛知青曾经有恋爱关系的事实以及上述证据，公安局认定土诗人就是强奸杀人犯。经过几番审讯，土诗人终于承认了。
在法庭上，大镐棒看到了戴着镣铐的土诗人。他冲弟弟招了招手，但是弟弟神情漠然，没有任何反应。在审判过程中，土诗人几乎一直低垂着头，只是在回答法官和检察官的提问时短暂地抬一下头。后来，法院判了死缓。宣判之后，大镐棒去看守所见到土诗人，他劝弟弟上诉，但是土诗人没有上诉。
土诗人关进监狱之后，大镐棒觉得没脸在农场干下去，就一人外出闯荡。他来到哈尔滨，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瓦工。他脑瓜灵活，敢说敢干，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混乱环境中如鱼得水。几年之后，他就当上了包工头，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在哈尔滨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开始闯入北京的大市场，并且很快就站住了脚跟。目前，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把老兄弟救出来，以慰父母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