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1970年代，唐鲁孙（1915-1985）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一时之间，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1913-1995）、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1915-1997）、学界耆宿梁实秋（1920-1987）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1915-）、小民（1929-）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碗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1949年前后，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到了70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长。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雅舍谈吃》）；郭立诚（1915-1996）不忘饽饽铺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故都忆往》）；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老北平的故古典儿》），齐崧、刘嗣、丁秉虽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谈梅兰芳》、《国剧的角色与人物》、《孟小冬与言高谭马》、《国剧名伶轶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1918-2001）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在唐鲁孙、侯榕生等人的北京纪事将近三十年后，旅美作家张北海（张文艺，1936-）出版了长篇小说《侠隐》。这本小说以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为背景，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这个时期的北平局势暗潮汹涌，日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抗日的活动已自展开。与此同时一场江湖恩怨面临摊牌阶段。古城里各路人马斗智斗狠，危机一触即发。当卢沟桥中日两军开火，一切都卷入战争的洪流中。
张北海写的虽然是个侠义故事，他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北平。在他的笔下，七七事变前夕的古都有着山雨欲来前的宁静。庙会市集的人群熙来攘往，街头城下的光景一如往日。胡同深处，四合院里，寻常百姓的生活还是优哉游哉地过着。但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他是在跨越时空的暌违，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贯穿《侠隐》的抒情风格，恰与故事所要铺陈的电光石火，形成强烈对比。
张北海生于1936年，恰是《侠隐》故事发生的那年。1949年他随家人离开大陆，在台湾完成中学与大学教育，之后赴美留学就业，定居以迄于今。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但这座城市已经让他难以忘怀。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平。
张北海的创作时间与位置，使我们想到了如下问题。比起在台湾曾风靡一时的唐鲁孙、夏元瑜，甚至侯榕生等这些“老北京”，张北海可说是其生也晚，他其实错过了前辈作家笔下北平的好时光。到了90年代末期，这些作家或已过世，或已停笔，而在台湾一片本土化的呼声中，故都种种更不折不扣地成为明日黄花。不仅如此，大陆文学自新时期以降，老中青“京派”作家又卷土重来。汪曾祺、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等雕琢京味语言，描写京城人事，一时打动不少旧雨新知。比较起来，张北海少小离家，哪里有本地作家那样多的现成生活资料，供他挥洒？别的不说，他的叙事语言就未必带着京味儿写作的正字标记。
我却认为《侠隐》是近年有关北京叙事的特例。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蛰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要重建京城的原貌。当年侯榕生所痛失的城楼必须复原，唐鲁孙所怀念的生活情调必须唤回。而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像合而为一。
这是“北京”梦华录的又一要义了。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北京的繁华，他“原来”就已错过，既然如此，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张将《侠隐》故事的发生点设定在他出生的那年——恰是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将故事的主人翁塑造成为由美国回到北京的青年侠士。种种巧合，不言可喻。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的主角回到北京，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为了营造叙事的写实气氛，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料，自地图至小报画报、掌故方志，巨细无遗。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他们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挞而来。张北海（或他的角色）几乎像是对照着唐鲁孙等人的文字，走进了他的前世，他的梦中北平：
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但是今天，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侠隐》所渲染的并不仅止于大量北平的生活特征，景观符号。在这些“写实”印记之上，我们不曾忘记小说本身极度“不写实”的色彩。这是一个有关侠客复仇的故事，有师门血案，万里寻凶，更有侠情义胆，快意恩仇。种种旧派江湖小说的人物与行动被穿插在北平日常生活的描写里，由此所造成的叙事风格的反差，在在引人侧目。时序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就算北平饶有旧日遗风，江湖会党的那一套恐怕也已经过时。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医生记者、日本特务、时髦男女，也都涉入复仇的恩怨中。
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识者或要不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就是“他的”故都春梦？出虚入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用。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
但传奇何必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1936到1937年的北平，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好莱坞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凤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旧派宅子里的堂会一样锣鼓喧天。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融入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从中秋到冬至，从春节到元宵，再到清明，到端午……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枪响。
在世纪末的纽约，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差的故事。与他的前辈不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反而能仔细咀嚼北平宜古宜今的都会魅力——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记得的和不记得的，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权充说故事者的材料。惟其如此，他下笔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
在记忆的尽头，想像豁然开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分，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一身轻功，飞檐走壁，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他隐入古城的黑暗阒寂里，寻寻觅觅。这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找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梦同北京的线索。
我以为《侠隐》的出现，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由台湾延伸而出的海外——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俱往矣。当年流寓台湾和海外的“老北平”多已老成凋谢，就算他们有机会旧地重游，也难免不兴起人事两非的感慨。张北海离开北平时年纪还小，但一鳞半爪的经验已足以让他想像，有那么几年，各样的故都百态、春明好景，如何曾乍现即逝。南宋《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