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俄国人占领我的国家不久，他们剥夺了我的工作（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捷克人一样），没有人有权利给我另外一份工作。这时，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来找我，他们过于年轻，还上不了俄国人的名单，还能留在编辑部、学校、电影厂里。我永远也不会出卖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些善良且年轻的朋友，他们建议我以他们的名字写一些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剧本，文章，报道，电影剧本，以使我不为生计发愁。我利用了一些方便，但是经常是拒绝他们，因为我做不出他们建议我做的一些东西，另外也因为这很危险。不是对我，而是对他们。秘密警察要让我们饥寒交迫，迫使我们投降并当众认错。因此，他们严密地监视着那些会让我们突围的可怜出口，并严厉地惩罚那些把名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人。
在这些慷慨的捐赠者中，有一个叫做R（我没必要掩饰什么，因为一切都被发现了）的年轻女子。这个羞怯、文静且聪明的女孩是发行量惊人的一份青年杂志的编辑。由于这份杂志当时不得不发表大量生硬的政治文章来歌颂兄弟般的俄国人民，编辑部在想办法如何吸引广大读者。于是，它决定例外地背离一下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开办一个星相专栏。
在我受排斥的那些年月里，我做了成千上万份星相算命。既然伟大的哈谢克能做狗贩子（他卖了很多偷来的狗并且把许多杂种狗当纯种卖掉），为什么我不能搞星相算命呢？我从前从巴黎朋友那里收到过安德列·巴尔博的所有论著，他的名字后面总要骄傲地附上国际星相学会主席的称号。我伪造他的笔迹，在书的扉页上用鹅毛笔写上米兰·昆德拉惠存，安德列·巴尔博题。我把这些有题字的书不经意地放在书桌上，看见我的布拉格主顾们对此惊讶不已，我便对他们解释说，我曾经作为杰出的巴尔博的助手在巴黎待过几个月。
当R来请我秘密地为她的周刊主持一个星相专栏时，我满口应承下来，并建议她对编辑部说，这些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原子专家，之所以不愿意透露姓名，是担心成为同事们的话柄。在我看来，我们的事情受到了双重的保护：一个并不存在的专家，还有他的笔名。
我于是动手用假名写了一篇又长又漂亮的论占星术的文章。然后，每个月就不同的星相写一篇比较荒唐的短文，并由我自己来为金牛座、白羊座、处女座、双鱼座等画出小画片。收入是可笑的，事情本身也没什么有趣和出彩的地方。这一切中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从历史和文学书还有电话簿里抹掉的人的存在，一个死去现在又通过奇怪的显身活转过来的人，在向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灌输着占星术的伟大真理。
有一天，R告诉我她的主编被这位星相学家征服，想让他为自己算一命。我非常高兴。主编是被俄国人安排为杂志社领导的。他半辈子都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R笑着对我解释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他希望不要闹得满城风雨，让别人说他相信中世纪的迷信。但是他非常想试试。”
“好哇，”我说，并且我很高兴。我了解这个主编，他除了是R的老板以外，还是主管干部的党的高级委员会成员，经他的手毁掉了我不少朋友的性命。
“他想保持完全匿名。我要给你他的出生日期，但你不该知道是他的。”
这更让我觉得好玩了：“好哇！”
“他要给你一百克朗作为算命费用。”
“一百克朗？他怎么想得出来，这个吝啬鬼。”
他托人转送来一千克朗。我涂了满满十页纸，描述他的性格，勾勒出他的过去（我是足够了解的）和将来。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完成我的作品，并且和R进行了详细的咨询。通过星相算命，实际上可以巧妙地影响甚至引导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建议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提醒他们注意另外一些事，并且通过让他们了解他们未来的厄运，促使他们变得更为谦卑。
不久以后，我再见到R的时候，我们笑个不停。她说，主编自从看了自己的星相运势后，变得更好了。他开始对自己的严厉略有收敛，因为星相学让他注意这一点。他十分重视自己能够做到的那一丁点善良。在他那经常处于失神状态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一种忧伤，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星相为他的未来只留下痛苦而产生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