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也就是14年前，拙作《玉秀》在《钟山》的第六期刊发了。对《钟山》杂志社而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小事，刊物编发了一部小说，如斯而已。但是，对我来说，写《玉秀》这件事波折了。写《玉秀》有故事。玉秀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玉秀》是我写作道路上深刻而又清晰的一个脚印。
我要感谢批评家，他们认为我有宏阔的理想，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文学地理”，这才有了“王家庄”系列。我要老老实实地说，事情不是这样。写《玉米》的时候我的心思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中篇。但是，意外发生了，《玉米》只倒一半，那个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树的后面，在盯着我，目光很不本分。非常抱歉，我这样说有些轻佻了，不像一个作家该说的话。可我必须说出当时的实情：我正和玉米单独相处呢，一抬头，我就看见玉秀了。慢慢地，我和玉秀之间有了可怕的默契，只要一抬头，我总是能够看见她。这个可怕的默契让我也不那么本分了，我的脑海里有了蠢蠢欲动的念头。40多天之后，《玉米》竣工了，我没有调整，没有休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一行字，是初号的隶体字——玉秀。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总是有无限的精力，一点也不觉得累，唯一担心的就是耽搁了。
没头没脑的，我甚至还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年轻的老托尔斯泰迎娶新娘去了，娶回来的却是新娘的妹妹。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有必要交代一下《玉秀》的故事梗概：年轻的玉秀在王家庄被人强暴了，她一个人来到了镇上，也就是大姐玉米的家里。在玉米家，玉秀遇上了大姐夫郭家兴的儿子、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左。日复一日，郭左和玉秀相爱了。但是，玉秀到底是郭左的“姨妈”，在怀有身孕的玉米眼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爱情成了标准的“不伦之恋”。为了阻止“儿子”郭左爱上自己的妹妹，玉米以不经意的方式把玉秀被轮奸的事情告诉了郭左，绝望之中的郭左强奸了玉秀。玉秀也怀孕了。未婚先孕的玉秀在小镇上成了千夫所指的烂货。玉秀一烂到底，哪个女人得罪了自己，她就勾引哪个女人的丈夫。最终，玉秀把一个男人带上了粮库里的菜籽堆，就在他们站在菜籽堆上苟且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陷进了菜籽，玉秀和那个男人一起失踪了。一年之后，人们在清理粮库的时候，粮库的工作人员从菜籽堆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大疙瘩，一敲，是两具白色的骷髅。
写这样的故事是折磨人的，尤其是写玉秀的死。《玉秀》写了大约三个月，也就是90来天。完稿之后我如释重负。我在第一时间就把《玉秀》交给了《钟山》的贾梦玮。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确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计划，我决定写一个三部曲，再写一部《玉秧》。从理论上说，写完了《玉秀》，我应当接着就写《玉秧》才对，可是，我停下来了。我没法开始，我没有办法去接近玉秧。玉秀的模样它挥之不去。在我的写作生涯里头，最艰难、最疟心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玉秀赤裸的身体正沿着菜籽往下陷，越陷越深，直至没顶，最后是她的十只指头。这个该死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放，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玉秀在下陷的时候恐惧么？我在《玉秀》里头刻意回避了这个部分，我没有勇气面对它，恐惧的是我。这恐惧与日俱增。我甚至不敢深呼吸，我的身边全是菜籽。无论是鼻孔还是口腔，只要我做深呼吸，无穷无尽的菜籽就会冲进我的体内。我想把玉秀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非常清晰地知道，玉秀在菜籽堆里，她还活着，赤身裸体的。她身体的内部还有一个孩子。这个透明的、不停地蠕动的胎儿让我寝食难安。我想自负一点说，我的心脏足够有力，即便如此，我也觉得自己就快承受不了了。
写小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工作。它适合我。我喜欢虚构。作为一个行为能力不足的人，我喜欢虚拟的世界。我喜欢“在那里”面对现实、面对历史。道理很简单，我只是“坐在那里”就把所有想做的事情给办妥当了。“想像”是零成本的，不费体力，它几乎偷懒。虚构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满足。我对我的工作有自豪感。
但是，玉秀死了。不幸的是，在我的想象里，她依然活着，在挣扎。她的眼睛、耳朵、鼻腔、口腔里塞满了菜籽。是谁让她死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告诉每一个读者，是那个时代，是小说内部的逻辑。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杀死玉秀的其实是我。我用想像，用语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玉秀送上了菜籽堆，并让她滑落了下去。
在写《玉秀》之前，我在写作的过程中面对过无数的死亡，但是，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是可以杀人的；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这个职业远不如我“已知”的那样干净。“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许是的对的。但是，玉秀赤裸的、光洁的、怀有身孕的身体在我的想像里挣扎，还有她身体内部的孩子。我突然意识到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脏活，很可能。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我一大跳。必须承认，我没有精神上的准备。它伤害了我的自我认知，它伤害了我的自豪感。
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特征是什么？不是书写，不是想像，不是虚构。是病态的、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他相信虚构的真实性；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他相信虚构的存在感；哪怕虚构是非物质的、非三维的。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人本身。的确，哪怕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说，小说的本质也是人本的。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人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小说家与他所描绘的人物。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非物质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里，他们又没有处在同一个时空里。这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近乎诡异的人际。这种复杂性和诡异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关。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爱，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恨。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人类的爱和恨还有那么一些“现实依据”的话，我要说，虚拟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鬼魅得多。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她；读者越读越爱她，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么？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我敢打赌，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
在如此复杂、如此鬼魅的爱恨情仇里头，小说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太像爱情了。——你深爱并沉醉的，往往是恋人的毛病，那些哑暗的、古怪的毛病。当然，是毛病，远远不是邪恶。塞万提斯所爱的，是唐吉诃德的一根筋和莽撞，莎士比亚所爱的，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和犹豫，哈代所爱的，则是苔丝的单纯，骨子里其实是愚蠢。苔丝与德伯维尔，王熙凤与贾瑞，同样是面对男人的勾引，苔丝如果有王熙凤千分之一的世故、千分之一的自我保护能力，苔丝又何至于杀人？同样是把男人杀了，凤姐所用的是“追风无影刀”，保全的是她的名节，苔丝却选择了愚蠢，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我的问题是，小说家如此偏爱虚构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说家阴暗、变态？不是。相反，是小说家热爱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来，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比文学还要重要的大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是的，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说到底，宗教只是一把斧头，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简单，把生命之树上的支支叶叶都砍了，只留下一根通天的、笔直的、光秃秃的树干。如斯，宗教的要义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诫。中世纪没有文学，严格地说，中世纪的文学之树不再摇曳、不再荡漾、不再呼风唤雨、不再涛声依旧、不再啾啾鸣唱，原因就在这里。宗教是虚拟，文学也是虚拟，但人类在文学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宽松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这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感动人类、感动历史并感动未来的基本事实。
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国的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为中国缺少宗教。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近几年更是得到了广泛的点赞。这个说法愚昧之极。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规避邪恶？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带来的“理性崇拜”是极其危险的。常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法的尊重与敬畏”，而不是“对神的盲信与恐惧”。是宗教就必然伴随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带来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带来恐惧。但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法的尊重与敬畏”可以强化我们的人性，“对神的盲目与恐惧”只能为我们提供无法无天和深不可测的奴性，最终，我们失去的必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想说，在我并不开阔的人生里，如何与我的小说人物相处，耗费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爱，有些人我不那么爱。我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在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当中，最爱的那个人是玉秀。玉秀当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轻浮，虚荣。但是，请允许我为她辩护，她是无害的。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只是不想让别人去伤害她。我更想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
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有价值”和“所爱”，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有价值”很可能是你的“所爱”；但“有价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我不想就“有价值”和“所爱”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再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我来到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吧。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他的单身宿舍就安置在编辑部的一间小厢房里，他的宿舍里头有酒。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唠。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这句话很好。从语言修辞学的分类上来说，这个例句类属于“单位”修辞。“单位”修辞有一个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严密性和客观性。那句话是客观的，很正确。
就着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扯到《玉秀》上来了。附带着我要说一句，我在《钟山》上刊发过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样的小说集了。1998年之后，我所有作品的责任编辑都是贾梦玮。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把小说稿交到贾责编的手上，贾责编都会呈现出他雄伟的责任心，他一定会给我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没有一次例外。——主办方当然是《钟山》编辑部，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两个人：责编贾梦玮，作者毕飞宇。会议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说，贾责编天生就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对自己的刊物有荣誉感。重要的是，眼光独到，毒，总是能够在你的小说里头找到不能满意的蛛丝马迹。这样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上来，那就是苛刻。
我对自己其实已经很苛刻了，但是，贾梦玮对我更苛刻。在这一点上贾梦玮和业已离开《钟山》的范小天老哥特别地像。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范小天一直对我说不，我告诉他，“这个作品很好的”，他还是说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远感谢他。范小天离开《钟山》了，贾梦玮来了。可我的处境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个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虚拟》也是改了又改之后才刊发的。贾责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容易吗我。”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贾责编：遇上你这样的责编，我容易吗我。
我很想在此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自信。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比自信、无比自负的家伙。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准确地说，每一次写作的开始阶段，我的确是自信的，那样的自信甚至能产生美妙的错觉，觉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当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中篇和长篇——我的自信就会荡然无存。所谓丧失自信，其实就是丧失判断。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许多时候，写作真的会产生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迷狂”，这样的“迷狂”会带来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势必会带来异乎寻常的自我评判，像酒后。然而，麻烦就在这里，酒会醒，好状态却不容易醒。一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你好不容易醒来了，你突然发现了，判断了，你在“迷狂”之中搂住的并不是黄金，是一堆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拥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难微笑着轻吻怀抱里的怪物。
事情就是这样的，和屎拥抱多了，你的自信会动摇。可我依然要说，丧失自信也不是大事，你可以选择倾听，你可以选择虚心，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谦卑。我可以请教别人的。
虽然在喝酒，可我最关心的事情其实是这个：贾责编，你告诉我，这样玉秀你能不能接受？
贾责编说，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说，《玉秀》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这样的玉秀我不能接受，太残酷了。
贾责编的话让我很不舒服，我清楚地记得，我很不舒服。可以假定，如果贾梦玮告诉我，《玉秀》很好，我想我立即就会得到一个借口，然后，想方设法去忘掉玉秀，安安静静地去写《玉秧》。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贾梦玮的话又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我看到了解脱，是解脱的希望。这同样是一个借口。我想说，一个人在失去自信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他需要一种外部的力量，——他愿意相信的力量，——他可以凭借的借口。我一直说，在生活里，有一种最为神奇的东西，它就是借口。
我告诉梦玮，《玉秀》你先放下，我要再想想。
但是，让玉秀活下去，这个谈何容易。在一部小说的内部，有它完整的运行系统，没有一个部分是真正独立的。写过小说的人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修改小说的结尾，有时候会修改到小说的开头。回家之后我打开了我的电脑，我找到玉秀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个部分，然后，拉黑，一直拉到小说的结尾。我几乎没有犹豫，一点鼠标，删了。我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必须铁石心肠。不能犹豫。一旦犹豫，我就彻底失去了勇气。删了，没了，找不到了，心里头反而踏实。
《玉秀》这个小说真的很有意思。在我写到不到两万字的时候，我四岁的儿子趁我离机，悄悄走进了我的书房。他喜欢玩电脑，尤其喜欢键盘和鼠标。他的小手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敲打。在我再一次回到书房之后，《玉秀》神秘地消失了，一个字都没有了。我要承认，我在电脑上是一个白痴，但是，因为恐慌，更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拿起鼠标，到处找。就在当天晚上，我把江苏作协的电脑专家张荣彩请到了家里，渴望能够看到奇迹。奇迹没有发生。张荣彩十分遗憾地告诉我，如果我不乱动，他也许能帮我找到，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还是心存侥幸。夜里头，梦玮帮我找来了一位“天才”。忙活到半夜，“天才”说：“实在对不起。”在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夸张，我的脑袋上冒出了青烟，差一点就晕厥了。多年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句摇滚般的唱词：我晕，我晕，我晕、晕、晕。直到今天，一看到这句话我还会想起我的《玉秀》。我望着无辜的儿子，一点一点地控制住我自己，一点一点地安慰我自己，——你行的，你需要的只是安静下来。真正的奇迹还是出现了。依靠《玉米》所延续下来的那种叙事语气，一点一点的，我居然又捞回来了。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练就了一项小小的本领，无论处境多么不堪，只要我想写，我都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
《玉秀》的前半部分我其实写了两遍，在此，我必须向我的朋友们道歉。那些日子我不够体面，到处哭诉，就差眼泪和鼻涕了。现在，我必须面对《玉秀》后半部分的第二次书写了。当然，不一样。这一次没有记忆可以依傍，我能做的事情只是“重写”。我要说，我的重写表现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骄傲，我很淡定。我有淡定的理由，玉秀没死，她还活着。无论她未来的人生怎样艰难，我们一起来面对。玉秀不再窒息了，她身体内部的孩子不再窒息了，我也不再窒息了。从窒息当中返回自由的呼吸足以保证一个人的淡定。玉秀是这样告诉我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则对玉秀说，天无绝小说之路。
时光从来都不能倒流。我所见过的时光倒流只有一次，那在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上。这部天才的、流光溢彩的无厘头让我震颤。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不具备超现实的力量，我更不具备，但是，没有电光火石，仅仅依靠“活下去”的愿望，时光真的倒流了。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这是虚构所授予我的最高奖励。我没有获奖感言，只有心平气和。
4个月过去了，最终，我把遍体鳞伤但依然活着的玉秀带到了贾梦玮的面前。这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我愿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成长。我说“成长”可不是一句空话，有非常具体的内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想象力有了一些修正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想象力是最神奇的孩子，他白衣胜雪，光芒四射，万千宠爱在一身。我爱他。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要说，你不能为所欲为。在任何时候，为所欲为都意味着邪恶。哪怕你正在做一件最为正确的事情，你也不能侵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我——最基本的、最日常的情感。你不该无视我的感受，无论我多么爱你。你没有资格让我臣服。如果你太过分，太骄横，那么孩子，你坐下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我想和你谈一谈权力，——你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你的权力该不该受到制衡？
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小说家究竟该拥有多大的权力？作家在他所虚构的人物面前可以不可以为所欲为？严格地说，这不是我“思考”得来的问题，不涉及“形而上”。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她美丽、轻浮、虚荣。她叫玉秀。她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质疑的虚构人物。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同样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架构性的基本常识。可以说，我塑造了玉秀，玉秀也再造了我。
如果你一定要说，《玉秀》的第一稿比《玉秀》的第二稿更有力、更锐利、更传奇，我会这样告诉你，那又怎么样？我是一个骄傲的男人，《玉秀》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小说家的职业自豪，这就比什么都重要。
2015年3月11号二稿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