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的事多得很。“你怕她什么？”弗劳拉问道，她沉重的身驱躺在霍华德身上，乳房置于他的面前。“我想，”霍华德说，“我们在同一个领域竞争，实力又十分相当。这有道理。她的作用仍然受制于我的作用，而且制约得很严。这就阻碍了她的发展，所以她觉得不得不暗中瓦解我，从内部毁掉我。”费劳拉说：“你舒服吗？我没有压得太厉害吧？”“没有，”霍华德说。“怎样毁掉你？”弗劳拉问。“她要在我身上找个弱点，”霍华德说。“她想使自己相信我没有真才实学，是个骗子。”“你的胸脯真可爱，霍华德，”弗劳拉说。“你的也是，弗劳拉，”霍华德说。“你是个骗子吗？”弗劳拉问。“我想不，”霍华德说，“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我只是有一种激情，要做成点儿事情，要从混乱中理出个头绪来。她把这看成是时髦的激进主义。”“噢，霍华德。”弗劳拉说，“她比我想象得要聪明。她有桃色新闻吗？”“我想有的，”霍华德说，“你能挪一挪吗？弄疼我了。”弗劳拉从他身上一骨碌下来，躺在他的旁边。他们安卧在那里，面向她白色寓所的天花板。“你不知道吗？”弗劳拉问，“你不想探个究竟吗？”“不想，”霍华德说。“你好奇心不足，”弗劳拉说，“有个活的心理等你研究，你偏不感兴趣。怪不得她要毁掉你呢。”“我们都主张各走各的路，”霍华德说。“盖上被单，”弗劳拉说，“你在出汗，感冒就是这样得的。不管怎么说，你们没有分手。”“是的，没有分手，但我们互不信任。”“啊，对，”弗劳拉说。她侧过身望着他，巨大的右乳落在他的身上，脸上带着迷惑的表情，“那不就是婚姻的定义吗？”
马尔康姆·布莱德伯利《历史人》（一九七五）
我在前面（在第九节中）提示过，就展示主观性而言，小说在叙事文学的各种形式中是无与伦比的。最早的英国小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理查逊的《帕米拉》—以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手法借助日记和书信来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流派的发展趋势，至少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可以看作是对意识的不断深入和细致的探索。所以，当某个小说家仅仅描述人类行为的表面现象时，即使我们不能马上找出理由，我们也会认定其作品缺乏心理深度，当然这种认定带有惊讶、关注，或许还有不安。
马尔康姆·布莱德伯利的《历史人》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叙述的是一个社会学讲师的事，这位讲师刚刚撰写一本论著《隐私权的失败》，阐述了“已经不存在个体的自我”这一论点。霍华德·科克认为，自我是一个过时的资产阶级概念，个体的人只不过是一把具有条件反射的神经束，惟一的解脱办法是认同历史的剧情（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帮助）并与之合作。该小说的话语通过浮在行为和环境的表面，对这一苍白无力和反人道主义的人生哲学予以模仿，其模仿的方式似乎让人觉得这是在讽刺它，但又不给读者以特权的高度去遣责或摈弃它。故事主要是从霍华德的观点来叙述的，也就是说，所描述的几乎所有事件都有他在场。尽管如此，叙述本身没有使我们接触到他的内心思想，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他的动机。就其他的人物来说，包括科克的对手，情况也是如此。
这部小说是由描写和对话构成。描写不厌其烦地集中在事物的表面—科克的房子装饰、校园中破旧的非人化的建筑、研讨班、委员会和聚会上的学生和员工的外向型举止等。叙述人物对话的语言平淡、客观，既不交代人物的内省或解释，也没有作者的评论，仅仅是不带副词的简单的对话提示语“他／她问／说”，无任何变换形式，甚至连话语间的停顿也没有。叙述时态用的是现在时，这更进一步加强了它的“无深度性。”传统叙事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暗示叙事者了解整个故事并能作出全面的评判。在这部小说中，叙事话语被动地追循着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对于未来是无知的。
这一技巧的效果—既具喜剧性又令人心悸—在性交场景的描述中特别明显。在这样的场景中，读者一般都期待能读到至少对一个参与人的情绪和感觉所作的内省式的叙述。本处摘录的这段中，霍华德·科克和他的同事弗劳拉·本尼弗躺在床上，弗劳拉“喜欢与婚姻有麻烦的男人上床，他们可谈论的事非常多，因为他们刚刚从复杂的家庭政治中走出来，而这正是弗劳拉专修的领域。”他们在谈论霍华德与他妻子巴巴拉的关系。
为了谈论，特别是为了谈论情人的婚姻而与之发生性关系，这个想法当然有其内在的喜剧性，而这一对男女紧密的身体接触与他们谈话的抽象知识性的明显对照，自然也有其内在的喜剧性。然而，对话内容在肉体与理智、琐碎与怪异之间交互穿插，这种不协调性就不仅仅表现出一种喜剧性。当霍华德说他妻子要使自己相信他并无真才实学、是个骗子时，他道出了这部小说的中心问题。本来，弗劳拉似乎要以做爱来回避这个问题，“你的胸脯真可爱，霍华德。”他回答：“你的也是，弗劳拉。”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但谁要为这个玩笑付出代价？我们必须自己做出判断，像对待更重大的问题一样。霍华德是个骗子吗？他“要做成点事”的激情是一种真诚，还是在道德熵的世界中表现自己有精力？内心描述可以帮助解决这类问题，但这里却没有这类描述，因而解释的负担就落在了读者身上。
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很难评论，在评价人物方面很难提供一种确定无误的指导性原则，而且读来令人不安。但是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它的魅力和感召力的源泉。在这方面可以和英国广播公司用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加以比较。克里斯托夫·汉普顿写的剧本非常忠于厚著，演员和导演挑得合适，表演也非常出色。安东尼·谢尔演的霍华德·科克令人叫绝—但是，作为演员，他不得不对这一角色作出自己的解释，明确地把他演成一个卑鄙小人，为自己的发展而操纵、利用别人。这样，电视剧就把解释的负担减轻了许多，而小说则把它牢牢地放在读者的膝上。在某种程序上，电视剧虽然非常有欣赏价值，却没有书那样富有挑战性。（还必须说一下，在演出此处摘录的这段情景时，由于“弗劳拉·本尼弗美丽的酥胸”，人们的注意力有些偏离，这段机智的话反而受到了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