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从游泳池里出来，像往常一样，竭力想摆脱自己潮湿的身体所带来的那种黏腻恶心的感觉。
“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干吗不穿比基尼。”特蕾莎说。
她说：
“行了。”
路易斯一直盯着她看，从她解开纱丽到一头扎进泳池，澡都没来得及洗，因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自从一周前接过吻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一切都太快了，太奇怪了，甚至现在回想起来，能记住的似乎都是一些零星的时间片段：路易斯的双手，他说“我喜欢你”，她望向时钟，因为特蕾莎的生日宴会他们要迟到了；还有，那个吻，路易斯那荒唐甚至有些令人生厌的舌头，就像一只潮湿的小虫擦过她的舌头；她的兴奋，最初如同一种奇异的火焰，但当她察觉到他在摸她的胸部时，这种奇异就变成了恶心。并不是说她不喜欢路易斯，她一直都挺喜欢路易斯的，只是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那种意想不到的陌生反应时，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抵触，一种紧张，一种赘余，一种莫名的快乐，就像现在，从这个和特蕾莎一起受邀前来的泳池里出来时所感受到的一样，这种感觉令她希望自己不曾打湿身体，这样就不用若无其事地冲向浴巾，以此来逃离路易斯的目光，路易斯朋友的目光，甚至是特蕾莎的目光。特蕾莎再一次说起她的泳装，说她有那么多比基尼却偏偏不穿，而路易斯使劲儿点着头，同时似乎也在为一直没能和她聊聊一周前发生的事而责备她。
浴巾围在腰间，令她感到一种舒适的安心，整个下午她都没有把它摘掉。一周以后就要开学了，那个夏季的尾声带上了一种疲惫感、一种玫瑰色，过得那么缓慢。她和爸爸在沙滩上待了一个月，八月份又与妈妈一起去了马德里。尽管她的父母早在三年前便离了婚，妈妈的情绪却一直不太稳定，这使萨拉一开始便站到了她的这一边，也就是爸爸的对立面，以至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都不肯跟爸爸见面，并把他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敌人。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现在她十六岁了，还留了级，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整个童年里，她都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小姑娘，因此，尽管她不大爱说话，大多数时候都用沉默来掩盖她那简单、质朴的害羞，但在那些年里，她对自己强壮的身体还是非常满意的。然而，到了青春期，情况明显不同了。她没再继续长高，甚至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一等一的美女。这一点，与其说是她自己发现的，不如说是从别人对待她的方式中看出来的。在萨拉看来，不再长个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和同学门一样高，便意味着同时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尊重。再也无法摆脱这种傻乎乎的身材，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种最甜美的变化，但在她看来却是一种弱化。乳房的凸起，臀部的鼓胀，一切都变得黏腻，潮湿，因此，自感强壮的愉悦被粗鲁行事的享受所取代，被沉默不语所取代。
当妈妈说她不像个女孩子时，她甚至将这看作一种赞扬。尽管也注重仪表，但她还是喜欢穿得随性一些。为了不在梳头发上浪费时间，她将头发剪成了假小子头。
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之久。直到路易斯的出现。路易斯出现之前，一切还都好好的。她倒也不是不喜欢亲路易斯，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再一次出现了那种黏腻的感觉——简直一模一样——那种从泳池里出来时的感觉，不是害羞，不是虚弱，不是恶心，尽管这三种都有一点。他们在谈论毕业之后选择哪个大学专业的事情。
“你呢，萨拉，你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我还得再想想。”
“可是，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我喜欢画画。”
“画画啊。”路易斯的朋友略带嘲弄地重复道，而她则回以一道恶狠狠的目光。
“对，画画，我喜欢画画。”她回应道。那个男孩没再开口。
后来，在更衣室里换衣服的时候，特蕾莎问她为什么对那个男孩那么粗鲁，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惊诧于特蕾莎脱衣服时的无所忌惮，甚至带着欢愉。特蕾莎的身体比她的发育得还要好。
“事情是这样的，”特蕾莎说，“我喜欢那个男孩，如果你总是像今天下午那么凶，会把他从我身边吓跑的。也许看上去不像，但是他真的挺害羞的……怎么？你是看上我了还是怎么？”
“什么？”
“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
“没有。”萨拉的脸都要红了，因为的确如此：比基尼下的白皙，衬着整个夏天留下的古铜色皮肤，使特蕾莎的胸部和阴部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光，加上她脱掉泳衣时的淡定，都使她成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种令她着迷的所在。特蕾莎并不漂亮，但是那具身体，那具与她自己的截然不同的躯体，看上去是那么完整，就连臀部和胸部的曲线都似建筑物般浑然，使她看上去那么可爱。
路易斯在等她，希望能陪她一起坐公交车回家，但是她求他让她一个人待会儿，她需要想自己的事情。“想自己的事情”是萨拉惯用的表达，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不是真的要想什么事情，而是想要恍恍惚惚地放空一会儿，图像，语言，思绪，都变得断断续续，如同火车窗外闪过的影像。
“那么，对于你来说是完全无所谓了。”路易斯总结道。
“什么事？”
“上周的事。”
“不是的。”萨拉回答道。
“我明白了。”路易斯说着，离开了。
萨拉乘坐公交车回家，为了能够步行穿过公园，她提前两站下了车。一个词语敲打着她的太阳穴。那是一个简单、圆润、白皙的词语。这个词语在树上，在跑步者的呼吸里，在那个九月的夜晚突然而至的燥热的黑暗里。有好几次她都差点儿脱口而出。到家的时候，妈妈不在。楼下传来楼门旁夏季露天茶座的喧嚣。她走进洗手间，在镜子前脱光了衣服。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女孩的样子，老式泳衣下的区域像一块白色的胸甲，将她化作一名即将出征的女战士。那个整个下午如梦魇一般存在的词语，像果味泡腾粉一般，从某个深邃的、隐秘的地方升腾起来。萨拉冲着自己的裸体露出了微笑。
“控制。”她喃喃道。
世界停滞了几秒钟，仿佛是一名为梦境而害羞的处女。那天是九月二日。
从那一刻起，那道将曾经的萨拉与她将成为的那个萨拉分隔开来的间隙已经微乎其微。似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似乎一切都停滞了一瞬，又从另外一个地方继续下去，人还是那个人，就像一个熟人那难以理解的行为，在深思熟虑之后，不仅不再难以理解，甚至变得合情合理。控制即变化，变化即控制，两者都是无处安放的空白概念。虚无即所欲。虚无中的一切都将被毫不费力地发现。萨拉觉得这样很好。
开学一个星期以后，她在家附近碰到了路易斯。他很紧张，这份紧张后来也传染给了她。
“哎，萨拉，”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揉搓着双手，“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那天的事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有所谓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
“好的。”
“然后呢？”
“什么然后？”
“好吧。”路易斯急促地结束谈话，“生活就是这样，是吧？”
“谁的生活？”她问道。此时，路易斯有了一种古怪的庄重感。
“再见，萨拉。”
已经不早了。她上楼回家去准备晚饭。打开门的时候她没有想路易斯，把书放到房间里的时候也没有，在厨房里开始给拿来炖肉的土豆削皮的时候也没有。妈妈还没回家。她在一家报社工作，有时候会回来得比较晚。萨拉爱她，就像爱一只耳聋的小狗，爱一个透过窗子望向公园的百无聊赖的穷苦孩子。
突然思绪来袭。她记起和特蕾莎的朋友们，还有特蕾莎自己的一些谈话。她也记起了，让自己感到厌烦的并不是她们，而是她们的自得。她走进洗手间，从腰部开始褪掉衣物。坐进浴缸，她开始抚摸自己。最初的不适感很快就消失了，在她发现这和亲吻路易斯时的那种抗拒是一回事的时候，感觉起来却不一样了，因为其中有让她感到欢愉的部分。萨拉相信在她的身体里面又诞生了一具身体，这具身体理解路易斯，理解她的妈妈，理解特蕾莎。她不喜欢那具身体。强烈的快感持续了几秒钟，随即缓缓消退。她洗了手，重新穿上衣服。厨房的门一直开着，整个房子都是炖肉的香气。天色已晚，吃过晚饭后她穿上了睡衣。她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手淫了。”妈妈还没回来。她很伤心。不知道是为什么。
十月缓缓到来，十月总是如此。由于留了一级，萨拉对新同学还不太认识。第一个月里她也没有特意去亲近他们，最终她成为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将自己主动隔离的角色，但是由于她年龄稍大，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课间和吃饭的时候她会见到特蕾莎，因为她们会一起坐公交车回家。那天，一起坐车的时候，两个人均默不作声。几周前开始特蕾莎就开始和路易斯的朋友约会了，这使得两个人之间的话更少了。
“哎，萨拉，”特蕾莎说，慢悠悠地，似乎在念一份酝酿已久的声明，“你很奇怪。”
她没有回答。
“你……就像什么都不在意。一直以来你都不太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几乎从不开口。或许，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其他人都让你觉得无聊，对于你来说，我们都没那么聪明。”萨拉的沉默使特蕾莎的语气中再一次带上了责备的意味，“你还嫉妒我，因为我有男朋友……”
特蕾莎停下来，想观察她的反应，而她则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不是，”她说，“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路易斯？”
她很惊讶特蕾莎居然知道这个，但是她什么都没说。
“还有，我是从他那儿知道这件事的，而不是从你这儿，这让我很恼火。怎么回事？你不信任我还是怎么的？是好朋友就应该这样，懂吗？昨天路易斯说，那天我跟萨拉搞到一块儿了，而我就站在那儿，一脸蠢相，假装我早就知道这事了，当然，我想说的是，这感觉有点不一样，就好像我在那儿维护着你，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说都不跟我说。”
“特拉，你没有必要维护我。”为了让特蕾莎闭嘴，她说道。
“行，你爱干吗干吗吧。”特蕾莎生气地回应道。
“你别生气啊。”
“我没生气。”
她们又陷入了沉默。快到站的时候，特蕾莎站起身。
“还有路易斯，”下车的时候特蕾莎说，“你至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给他。总不能就这样晾着人家吧，太没人性了。”
“好。”她回答道。
萨拉既没有给路易斯写信，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不是因为她觉得不该给他写信或者打电话，而是因为她不知道除了告诉他她不爱他这个事实之外，还能跟他说什么。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慢慢堆积，化作一种不满的情绪，而由于没有发泄对象，最终只能弹回到自己身上。最初，她觉得不爱他是一种卑鄙的行为，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短短几天。接着，她觉得总会有另外一个她喜欢的男孩出现，但是这也让她觉得不太可能，最后，那种对自己的身体的抗拒感又来了，并且有所加重。“是因为例假。”她想，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依然如此。萨拉讨厌例假，就如同讨厌其他任何一种累赘，甚至是她自己的汗液。每天她都要喷两次廉价的花露水，因为她不想自己身上有异味，但她也忍受不了香水的味道。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没有味道。
有时，她会梦见自己变成了隐形人，起床，到公园去散步，没有人能感知到她的存在。醒来的时候，回想起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她露出微笑。她闭上双眼，以便能够将这种感觉多保留几秒钟，但这反而使得她对身体的感知变得更加痛苦了，最后总是在烦躁中放弃。
那天是十月二十八日，刮着风，萨拉第一次用妈妈的拆信刀（刀是那么地漂亮：金色的，上面有三只铜制的乌龟浮雕）在大腿上划了几道伤口。她一个人在家，妈妈很晚才会回来。远处的起居室里，传来电视上的窃窃私语。她试图回想自己去那里是为了找什么，这时，她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拆信刀，就在一些银行信件的旁边。那里不是她的领地。她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刀尖，几近带着怜惜。那天是星期二，可是却感觉更像是星期四，星期六，因为夜晚满是霓虹。她轻柔地滑动着拆信刀，直到刀尖来到了大腿之上。她用力地按压刀柄。她看到刀尖如何穿透薄薄的睡衣，如何轻轻地陷入肉里。疼痛很剧烈，很尖锐，很简单。刀尖的轮廓被一滴鲜血浸润，然后继续在大腿上深入，萨拉发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着。她不喜欢这种疼痛，但还能忍受。此时，她感觉流血的腿好像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遥远而虚弱的敌人的，不需手下留情。刀尖无需再深入，血渍已经扩散成了一个完美的圆，犹如一枚血做的太阳。她停止按压，将拆信刀重新放回写字台上，这时，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之后，她笑了。她赢了，虽然不知道是赢了谁。
星期三到了，然后是星期四，星期五，这几天里，拆信刀的仪式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就像一种无比古朴的宗教仪式，需要分毫不差地严格执行。萨拉将其看作一种流传了千年的信仰。如果知道妈妈不会过来，她就在原地施行，就在书桌旁边。如果妈妈在家，她便会拿起拆信刀，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将音乐声开到很大，这样妈妈就不会过来问了。第一日的伤口已经变成一个有着淡淡青紫色边缘的点，在它的旁边又有了别的点，有的浅一点，大多数都像第一个一样。由于不知道第一天坚持了多长时间，她决定做上十分钟。有时，当她在裸露的大腿上操作的时候，手腕会颤抖，因为那时候的认知最强烈。然而，最初的五分钟过去后，她便失去了敏感性，感觉像是在将拆信刀扎在一块没有生命的白肉上，扎在一块蜡上。
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毫无意义一样，萨拉也并没有期待这件事会有什么不同。她沉迷于此，不是因为她喜欢疼痛。主动寻求疼痛会让人觉得毫无意义，甚至荒谬，但只要再坚持一会儿，等到感受突破了理智的门槛，便会抵达一种令人倍感愉悦的占领的境地，控制的境地。
占领的感觉，坚定的感觉，使她在那几个星期里都很愉快，然而，那种快乐，却不能像其他所有的快乐那样说给别人听。谁能理解这份快乐呢？妈妈？爸爸？路易斯？一天下午，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她几乎就要将这一切告诉特蕾莎了，但当她刚要这么做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天两个人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一起脱衣服的情形，便立即终止了行动。不，特蕾莎也不会理解的，她会害怕，会觉得她疯了，甚至会打电话告诉她妈妈。萨拉害怕别人将她的这份幸福抢走，害怕别人会误解，这种恐惧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浓。决定什么都不告诉特蕾莎，便意味着决定了不告诉任何人，永远，同时，承认这是个秘密，也使她害怕被别人发现。她开始隐藏和拥抱这份内含焦虑的幸福，这让她不禁有些愧疚，但是因为什么而愧疚呢，对谁感到愧疚呢，她想。
整个周末，爸爸都热情得过分。他问了太多关于她的学习和朋友的问题，也吻了她太多次。然后，他告诉她，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名叫桑德拉。他说，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候需要告别过去，重新开始。他们在爷爷奶奶位于乡下的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萨拉整个上午都在散步。到达几公里外的村庄时，她目睹了奇特的一幕：一条野狗闯进了别人家里，骑到了一条被链子拴在狗窝旁边的母狗身上。母狗试图挣脱，但是公狗用爪子死死地钳制着它。在男人的生活中，爸爸说，总会有一些孤独难熬时候，就在他快失去希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又变得有意义了。公狗的爪子漆黑、弯曲，和它执着于刺入母狗的姿态一样。母狗的眼中流着泪水。爸爸正在和她说起柔情，柔—情，爸爸说这个词语的时候，每一个音节都是那么地用力，赋予了这个词语一种更深沉的炙热。她向公狗掷了一块石头。一块沉甸甸的黑色石头，足有摊开的手掌那么大。石头无声地落在公狗的脊背上，狗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随即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但是它还是继续骑在母狗身上。或许她以后会理解他的想法，但不是现在，或许不是此时此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几年后的一天她会记起这个下午，然后想到：现在，现在我懂得当时爸爸说的话了。于是，她捡起另一块石头，一块更大的石头，用尽全身力气投向栅栏的另一边。没打中。她比同龄的女孩要成熟一些，所以她不需为此感到害臊，也不会任由别人来嘲笑她。幸运的是，在还没开始生活之前，她就了解到了生活的真谛，对，幸运。她掂了掂在脚边找到的一根长长的棍子，然后将其从栅栏缝隙中伸进去，开始敲击公狗的嘴巴。公狗从母狗身上挪开了，它怒气冲冲地奔向大门。萨拉害怕地向后倒退了几步，但是当她发现狗不能把她怎么样时，就走近了一些，在栅栏上踢了一脚。她的心脏狂跳着。当你发现自己终于找到那个一直在寻觅的人的时候，心脏总是会狂跳，但是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不单单是感情的问题，还要能共同生活，因为和她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曾那么相爱（因为他们确实曾经彼此深爱），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这并不可悲，这就是生活。狗叫声把房主引了出来，并把狗赶跑了。在逃窜之前，还回头朝着她狂吠了一声。
“我去厨房再拿点咖啡。你要什么吗？”
“不要。”
“乖孩子。”爸爸说着，对她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笑得满脸是牙。
那天下午，萨拉待在朝向公园的露台上，一直等到天空显现出本身的样子：一个巨大的蓝色舞台，空荡荡的。她很喜欢，尤其是到了十一月以后。秋天在整个公园里铺展开来，犹如一场绚丽的换装秀。她已经有两个星期没见过特蕾莎了，也没有跟她说过话。最初的日子里，她觉得她的存在可有可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是渐渐地，她的存在变得像铅一样坚实。她想她。那个下午，她从家里打了三遍电话，也没能找到她。最后一通电话打过十分钟之后，特蕾莎给她打了过来。特蕾莎感到很失望。她以为是自己的朋友，但是她失望了。
“一会儿咱们不能见面了，我跟哈维尔约好了。”她说，“那个，我想起来了，还有其他人也会来，路易斯也来……”
“那我们还是改天再见吧。”
“好。”特蕾莎的声音回答道，冷冰冰的，毫无起伏，似乎谈话持续了这么久渐渐使她觉得不舒服了。
“你今天不是要和特蕾莎出去吗？”挂电话的时候，她的妈妈问道。
“不出去了。”
她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于是她离开房间，穿上大衣，下楼去公园。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她总是下楼去公园。不仅仅是因为她喜欢在公园里散步，更是因为她喜欢那种天色渐晚时，危险给人的那种涌上喉咙的愉悦感。那里晚间会发生很多事情。
“吸毒的，”妈妈说，“坏人们。公园的大门一直开着，他们就钻进去，互相厮杀，就像动物一样。”
如同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徘徊：白昼的世界属于情侣与孩童，夜晚的世界有时会出现在报道强奸案或者毒品吸食过量致死的案件的新闻中，有时会出现在看门大妈浮夸地讲述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时惊恐的眼睛里。
萨拉记得，她有一次目睹了一具尸体被从湖里捞上来的过程。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八月清晨，时间尚早，她出去散步。一个人都没有，天气炎热。她被警车的灯光吸引，走上前去。仅仅是一秒钟的时间，可是她清晰地记得死者青紫色的面孔，带着USA字样的T恤。她记得那个人一只脚光着，只有一只脚光着，很有冲击力，很荒诞，感觉不太像真的。她记得自己有好几次都梦到了那个男人，梦到了那个男人诡异的美丽，人们用绳子将他拉起来，拉到她散步的栏杆附近，在碰到路边石头的时候，那具尸体诡异地把头扭向了她，仿佛是一个完全自发的动作，既优美，又丑陋，呼唤着她。
那天下午，空气，狗，一对对的恋人，一切都令人痛苦，仿佛是从她看到溺水者的那个八月下午照搬过来的。她缓缓地朝湖泊走去。由于是星期日，便道上满是小丑、吉他手和演杂耍的人。
“女巫会在哪里呢？”穿着玩偶衣服的人问道。
“那里！”孩子们一齐喊道，食指齐刷刷地指着。
“哪里？”
“那里！”
那片湖有一种暗沉的力量，尽管天气很冷，仍旧不乏租小船的情侣。大概有四五对的样子，大家的脸上都蒙着一层疲惫的灰色，一层长久无聊的灰色。萨拉坐下来看他们。她想哭，但是忍住了。发现自己的脆弱，发现对特蕾莎的需要，这将她再一次推到了某个像她又不是她的人面前，再一次让她感到了厌恶。她觉得冷，但是却没有扣上大衣扣子。冰冷的空气从袖口钻入，穿过毛衣和衬衫，使她变得僵硬。现在她是石头做的。坚硬得像一块石头，她想。
她不再用拆信刀刺大腿，因为这对她来说已经毫不费力，也是因为跟特蕾莎通过电话之后，即使是那样做也无法令她感觉好一些。上午她去上学，到了吃饭的时间便一个人回家。坚硬的感觉，白日里对周遭的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感觉，在回到家，走进房间，独自待着的时候，便会被崩溃所取代。她感到如此脆弱，她甚至想，随便什么人只用说话的声音便能将她摧毁。那些感觉，虽然强烈，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之后，萨拉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她想自残，想要检验自己所能忍受的极限。她的躯体在她面前矗立起来，仿佛是一种纯粹的变形可能，就像一个超级工程，或者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块，里面沉睡着一座精美的雕像。
她开始停止进食，是在一个星期三，那天仿佛是从很久以前照搬过来的，可能是童年时代，因为她感到一种儿时才有的不真实的、虚构的幸福。那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已经把前一天晚饭剩下来的鸡腿加热好了，可是，当她打开微波炉去取鸡腿时，看到鸡腿冒着热气，油腻腻地泛着油光时，突然感到一阵不由自主的恶心。她把鸡腿扔进垃圾桶，虽然有饿意，但还是什么都没吃。肚子咕咕叫了半个小时，然后是几分钟的不适，之后便不再饿了。
那晚，妈妈回来得比平常早一些，并宣布要出去同埃莉姨妈共进晚餐。埃莉姨妈是妈妈的妹妹，两个人总是心心相通。萨拉崇拜埃莉姨妈，因为埃莉姨妈从未结过婚，也因为她住在巴塞罗那，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那么文明，那么整洁，到处都是高迪建筑。埃莉姨妈是道路、河道及港口方面的工程师，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在西班牙买都买不到的护肤霜的香味。埃莉姨妈很幸福。
妈妈本想带姨妈去一个离家近的餐厅，但是埃莉姨妈一口拒绝，还说，她请客，所以她来选。她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处优雅的场所，埃莉姨妈一定常去那里。
“这儿太贵了。”妈妈说，但还没等她说完，埃莉姨妈已经伸出手和胳膊知会了服务生，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她闭上了嘴，随后，便宛若在人群中游弋一般，径直走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那里摆着一张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预留”。
“你还戴着我送你的太阳项链呢。”埃莉姨妈说。
“对。”萨拉开心地回答道，两个人微笑起来，都在想那个微笑中包含着太多的蕴意，如果换作别人，肯定会去竭力解释，但她俩却明智地选择了缄口。
埃莉姨妈说是因为工作原因过来的，但是谁都没有被这一借口所蒙骗。自从妈妈得知爸爸有了新女友，就陷入了一种郁郁寡欢的状态，时不时地会掉眼泪，或者精神崩溃，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崩溃通常表现为整理衣柜和橱柜。埃莉姨妈是来拯救妈妈的，萨拉想。
晚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是在听姨妈讲述她的伦敦之旅，她讲述着伦敦是多么地美妙，我们是多么地落后，讲述着同美国英语相比，英国的英语是多么地高雅，至少比纽约（她说的是New York，好像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英语高雅多了，尤其是到处的人们都很友好，令她印象深刻。每讲述一个故事，她便会搭配一些考究、简单、优雅至极且难以模仿的手势。在萨拉看来，如果脱掉埃莉姨妈的衣服，将其抬上桌面，她整个人都将闪闪发光，就像一尊雅致1生产的雕像。
她去了下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发现她们正在谈论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讲述自己如何得知这1 Lladró，世界著名瓷器品牌，1953年创立于西班牙。
一消息，感觉又是如何的时候，脸上现出一份强忍的凄楚，难以掩盖想哭的冲动。埃莉姨妈静静地听着，双手交叉在下巴处，手上的骨骼被柔和的光笼罩着。等到萨拉已经开始觉得妈妈有些丢人了的时候，她终于说完了，埃莉姨妈肯定会分析清楚，会对妈妈说她很虚弱，并会教她如何走出来。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埃莉姨妈竟然什么都没说。妈妈似乎也很惊讶，又说了起来。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振作起来。”埃莉姨妈最后说道，几乎有些羞涩。
“我试过，”妈妈说，“我确实试过。我以为这一年来我已经好多了，但是现在，不管去哪儿，我都会想，我会碰到他们，我就要碰到他们了，我该怎么办，萨拉可以为我作证。以前，他来接萨拉的时候，总是会上楼到家里坐会儿，跟我聊聊天，而现在，他总是叫门禁。我跟他说，上来吧。而他总说，不了，我有急事。就这样。”
“我想跟你说件也许能够让你振作起来的事，一个月以前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但是现在，我跟你的状况差不多。”
“谁？你？”妈妈吃惊地问，萨拉也有着同样的惊讶。
“你还记得吗，”姨妈继续说道，“一年前，我经常去马拉加出差，我跟你们说在那儿有一个桥梁的项目。嗯，其实没有什么桥。他叫拉蒙，那个时候处于分居状态，有三个女儿，是位牙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见面。他向我求婚，但我没答应。”
一阵长长的沉默，萨拉希望自己当时并不在那里，希望自己没有听到这些事情。当她在埃莉姨妈身上也发现了那种脆弱、无助的神情的时候，疑虑消失了。
“你后悔吗？”她妈妈问道，而她则感到血流一下子涌入了太阳穴。不，她不后悔，她不后悔。
“几周前我去马拉加看他。他不太高兴，看得出来。他说，他已经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我后不后悔没同他结婚？嗯，是的。”埃莉姨妈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得有十来年的时间我都没后悔过了，但是现在我真的后悔了。”
妈妈伸出手，慢慢地轻抚着她的后背。
“真是一个交心之夜啊，是吧？”妈妈喃喃道，试图挤出一丝微笑，然后，两个人一齐转向她，脸都要红了，仿佛突然为自己的坦白感到有些羞愧。
在萨拉的脑海中，埃莉姨妈死去了，犹如一株兰花凋零，天蓝色的美艳在坚持了二十个漫长的时日之后，一夜之间缩减成了一团难看、枯萎的累赘。正是这样，埃莉姨妈死了，没有尊严，如此卑微。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她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承认了自己那可笑的软弱，捂着胃部，满脸痛楚，吃了一片中和胃酸的药。她不可能曾经那么崇拜这个女人。
那晚，她睡下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空虚感，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埃莉姨妈的话。现在，她只有自己了，彻彻底底地，再也不可能回头。就像目睹了神的死亡，上帝的死亡。
一开始只是晚饭。一周后，早饭也是如此。十五天之后，几乎是所有的食物。第一个月里，她瘦了十一斤。妈妈总是说她看上去太瘦了，告诉她应该多吃一些。萨拉马上回答说好的，这种迅速的顺从反应彻底切断了对话。爸爸也会时不时地管管她，但最多也就是盯着她吃完一些食物而已。
而萨拉，在自认为熟识的世界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与禁食带来的快感相比，饥饿所带来的不适（其实是很容易克服的）就像是一份微不足道的贡品。她疲惫着醒来，稍微动一下就会感到力竭，但是换来的是世界变得可以忍受，变得轻飘飘的，甚至变得体面。萨拉从床飘到公交车，从公交车飘到课堂，飘到课堂上的窃窃私语，然后再一次，回家，步行穿过公园，十二月的凛冽敲打着她的面颊，重塑一般。似乎万事万物都生存于她的皮肤之下。
但还不只是轻飘飘的。同基本需求的斗争使她许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优越感。这是一场与自己的战斗，是一场与所有人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她一直忍着，直到饥饿在胃液分泌之后变成集中在胃部某个明确部位上的疼痛。她准备了小包装的食品，小番茄，半个梨，去掉面包皮的半个三明治，然后精心地用锡纸将这些东西包裹起来，仿佛那是幸存者最后的食物。只有在感到自己虚弱得快要晕倒了的时候，她才会吃一些，这样做的时候，也并不觉得解脱，反而是一种必要的恶行，一种令人生厌的生存义务。
通过妈妈房间的洗手间里的电子秤，每天都可以欣赏到这场战斗的成果。53.8变成52.4，52.4变成49.9。从这个数字开始，进程变得更加缓慢，更加艰难，但是从9变成8便能让她带着一种终于摆脱了某种烦人的东西的快乐入睡，9变成8便意味着解放，意味着控制，意味着8也有希望变成7，变成6，变成虚无，变成空气，就像在朝着一个尚未被发明的国度进军，每走一步，她都变得更加渺小，更加坚韧。
这种坚韧有眼，有手，有颜色，有值得倚赖的情感，但都跟她之前体验过的完全不同。现在，每次出门，她看到的都是一个看似混乱，实则清晰、有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孤独不仅不再困扰她，相反，独自一人还能帮助她能够更好地思考和判断。有时候，她离开公园，走到从她家所在的那条街拐弯过去的大街上，她会觉得正在指挥那场由喇叭、人声和公交车组成的荒唐音乐会的人是她自己。她站在原地，定定地看着某个人，某件东西，无声地命令它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人们遵从着她的指令，却毫不知情，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是在按照她的命令行事。每每此时，她都会觉得体内有某种空虚、简单的东西能与她完美契合，如同幼儿园里玩的那种恰好能放进缺口的木块玩具，那种感觉的洪流变得愈加强大。那里没有语言，也是真的。控制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星期一的夜晚，甚至比那更加安静，犹如目光缓缓拂过书上的文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为了掩饰体重的下降，她采取的策略是将裤腰拆开再重新缝起来，这样就看不出来差别了。这个招数一直到圣诞节那天的晚饭之前都很管用。和往常一样，埃莉姨妈和外婆去了家里，已经有几个月没见过她的两个人一见到她就迸发出了惊呼。她们一表现出那种反应，萨拉便恨透了她们。
“学电视上的那些模特并不能让你变得更漂亮。”埃莉姨妈说。外婆则说：
“可是，老天爷啊，你有没有照过镜子，孩子？感觉一阵风就能把你刮跑……”
晚饭有羊肉，也是唯一的主菜。这时，她意识到，三个星期以来，她一口肉都没吃过。不是说她不喜欢羊肉，她一直都很喜欢羊肉，但是从晚饭的准备阶段开始，从她妈妈将羊肉放进烤箱，厨房里充满了烤肉的香气那一刻开始，她就想自己可能没办法吃下去。大家坐在桌前，妈妈朝她要盘子给她盛菜的时候，她迟疑了一秒钟，但是看向装着还冒着热气的羊排块的盘子时，她感到了恶心，于是说：
“我不能。”
“不能什么？”她妈妈问。
“我不能吃肉，我是素食主义者。”
“能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一个月前。”
“这不健康，这不可能健康。”外婆说。
“那为什么一整个月里你都没跟我说？”
“我不知道。”
“玛加丽塔，卡门的那个朋友，就曾是素食主义者，看着就吓人。”外婆说。
“不，‘我不知道’不能算是一个答复。”
“她总是像要晕倒似的，苍白得像一张白纸。”外婆说。
“我没和你说是因为我到现在才确定，这就是原因。”
“看到没？”她妈妈对埃莉姨妈说，“看到了吧，现在她什么都不跟我说了。”
“电视上的那个医生，饭后节目里的医生，他一直说必须得吃肉。”外婆说。
“萨拉，”埃莉姨妈说，“倒不是说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有什么不好，几年前我自己也是素食主义者，但是……”
“而且看着都吓人，也瘦得太多了，你会头晕的，上点儿心吧。”外婆说。
“……但重要的是你得说出来。”
“还得吃肉。”外婆说。
“妈，闭会儿嘴吧，你烦死我了。”妈妈说。
“让我闭嘴，你们就是想让我干脆死了算了。”外婆说。
“没人盼着你死。”埃莉姨妈说。
“那你们为什么一直让我闭嘴？”外婆说。
“你应该吃点东西，萨拉。”妈妈说。
“我们是在说萨拉的事儿。”埃莉姨妈说。
“我也在说萨拉，可是你们甚至都不听我……”外婆说。
“如果你乐意，做一个素食主义者并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你要多摄入铁质，像滨豆，鹰嘴豆……”
“蛋白质，肉。”外婆说。
“妈！求求你了！”她妈妈喊道。
“别冲着我嚷嚷！”外婆喊道。
“你们都闭嘴！”萨拉喊道，“都闭嘴！你们要把我逼疯了！”
她站起身，跑着冲向自己的房间，摔上门，插上门闩。趴在床上，用力捂住双耳，渴望消失，渴望变小，小到变成一只能够从门下偷偷遁走的小虫，小到像一粒尘埃。
妈妈叫门的时候她没有应答，妈妈让她回到饭桌上的时候她没有应答，妈妈十分钟之后又回来用乞求的语气说这是圣诞晚餐的时候她也没有应答，妈妈说给她在门口放了一份沙拉和水果，如果她不愿意就不过去，但是至少应该吃点儿东西的时候，她也没有应答。她一动不动，双手用力地捂着耳朵，最初是有意识的，后来仿佛她的胳膊都已不再属于她，自己的脉搏在掌心跳动的声音，呼吸。这个姿势让她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她并没有动。就应该这样，保持静止。渐渐睁开眼睛，她看到了床单，看到了印着雷诺阿《舞者》的画报，舞者清逸，苍白，就像是用芬芳之气做成的。她也可以用那种方式睡觉，睁着眼睛，踮着脚尖。
冰箱里有一份妈妈和埃莉姨妈一起制作的素食餐谱。食物的旁边，其他颜色的，是一堆蛋白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菜的种类没有重复，芦笋之后是滨豆，鸡蛋，鹰嘴豆，摆放得异常整齐，单这一点就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有时她不去上课。她清楚地知道逃哪些课不会被发现，她利用这些课的时间去公园，她对公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迷恋。一直以来她都很喜欢公园，从孩提时代开始，她便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下午，但是现在她对它的感觉不一样了，她觉得公园就像是自己的一个阴郁延伸。每天（除了喧闹的周末或节日），她都会穿过公园，从一处到另一处，就像穿过一大片不真实的荒凉空间，可是同时，又是那么近，清晰可辨，就像回想起一首痛苦的歌。萨拉是空气、纸、草木、空荡荡的演杂耍的小亭子，以及最重要的，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的，那片湖。刚开始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因为来到湖边纯粹是出于偶然，突然之间看到它——静止，简单，就像一个水做的圆——她感觉自己并不是有意走向它的，而是在路上不期而遇的。
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的草地上，她将意识浸入湖中。这种轻盈的感觉太美好了，鉴于它是那么地坚固，圆润，沉重，同时又不带有任何意义。站起身，再看它一眼，慢慢地走回家，这意味着屈从于另外一种恐惧。自从圣诞假期结束，她不得不重新回到学校起，她便觉得全世界都在用同一种惊诧的表情看着她，其中有同情，也有简单纯粹的厌恶。在她毫无存在感的课堂上，恶作剧也开始出现了。一天，她坐在课桌前时，发现有人在桌上画了一个骷髅。而坐在她旁边的女孩们有时会轻微地挪动椅子，以使自己不必看到她。
如果那些话，以及说出那些话的人是真实的，可能萨拉还会在意一些，但是从几周前开始，唯一真实的存在便是那片湖，还有她房间的天花板。甚至妈妈都像是不真实的。她待在起居室里，听到妈妈下班回家进入起居室，她会有觉得这太荒谬了，仿佛某种完全无法理解的荒谬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在这儿做什么？”她问。
“什么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刚下班回来。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在思考。”
而对于妈妈来说，在把假期后第一周里所有的居家时间都用在劝她吃东西上以后，便堕入了懈怠的哀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萨拉早就不吃了的晚饭的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抱怨她总是要关注别人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埋怨没人在意她。这些怨言已经成为了晚间单调生活的组成部分，最初在唇齿间咀嚼研磨，然后是无意识地循环往复，像是一个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人。但是，那天，不一样。
“我看到他们了。”她妈妈说。
“看到谁们？”
“还能是谁，你爸爸和那个桑德拉……”
“然后呢？”萨拉冷漠地问道。
“然后？他们正在以前我们庆祝结婚纪念日时会去的餐厅里吃晚饭。”
她不停地说着，直到描述出碰面的每一个细节，萨拉沉默着，很鄙夷这个是她妈妈的女人的软弱。她鄙视她断断续续的声音，她的苍白，她深紫色的眼圈，她的鞋子。她鄙夷自己周围的一切：她们正坐着的沙发那怡人的舒适，室内绿植，爸爸从希腊带回来的掷铁饼者，后面堆满了杂志，外公的照片，电视上方昂贵的画。
“你怎么想？”妈妈问。
“我觉得你很软弱，”萨拉缓缓地回答道，“并且你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受。”
“你开玩笑的吧。”
她本想说自己没有。
“是啊。”她说。
只有一秒钟的沉默，但是两个人永远都会记着这份沉默。仿佛她们在那一刻才相识，仿佛直到那一瞬间她们才真实地相遇。
“我要睡了。”萨拉说，“我很累。”
“才八点半。”妈妈回道。
她没有回头看她。她离开起居室，就像离开一座陌生、令人不适的房子，她关上房间的门。那里也有那么多多余的东西：玩偶的眼神是那么地愚蠢，玫瑰色的窗帘是那么地轻佻、无用，床单，一块儿参加野营时拍的特蕾莎的照片。她拿起一个塑料袋，开始往里面塞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书太重了，所以她将其堆在了门旁。做完之后，她满意地看向房间里光秃秃的墙壁。一整天她都没吃过一口东西，体力上的消耗使她感到眩晕。她听到妈妈在电话里啜泣着，说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好。随即妈妈走到她的门前，停住了脚步，却并没有敲门。萨拉听着她的呼吸声，仿佛她是自己的敌人，想偷走她空无一物的房间里的空白，那种全新的、令人愉悦的简约。
“女儿，”她说，“萨拉……”
她没回答。回答就是可以想的投降。
“我们谈谈，我知道你最近不太好。让我来帮你吧。”
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带着一种不自信，好像这些话是别人告诉她的，而她也不太确信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话不属于她。怎么会属于她呢？
“我过得也不好，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萨拉看着自己的双手在眼前摊开，她被双手的丑陋吓到了。仿佛这双手从来都不曾属于她。手背上盘走着一条蓝色的血管，从手指中间蜿蜒而上，直到手腕，便消失不见了，就像在前臂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蓝色洞穴。
“让我们彼此支撑吧，萨拉……”
肘部毫无生气，就像一块被切割过的鹅卵石，皮肤僵硬发白。摩挲着自己的时候，她发现环住二头肌的手指可以闭合，继续向上，一直滑到腋下，直到被嶙峋的肩胛骨阻止。
“萨拉……”
食指的指尖沿着锁骨的曲线横向滑到咽喉。她打开手掌，绕过脖颈，下滑到后背，沿着后背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块凸起的脊骨连成了一条垂直的脊柱。
“你还记得以前吗？以前我们经常聊天，你什么事都告诉我。”
萨拉的双手从胸前毫无知觉地滑落，细数着自己的肋骨，这场跋涉如预想一般停在了胯部。手触碰到骨盆上的岬角时产生了一种不适感，因此她继续向下。裙摆使膝盖处的骨头更加突出，透明，就像一个机械装置，简单而丑陋。
“我们现在再一起聊天的话，可能只有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些难。万事开头难嘛。开门吧，快点儿，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最后会怎么笑话自己了。”
到了脚的部位，那么遥远，在那里，脚趾异常修长，脚踝异常突出，像是两个被从土里艰难拔出来的根茎。但更糟的是镜子里那个注视着她的女孩，有着和她一样的双手，头发垂在相同的位置，一样的针织衫，一样的裙子（“萨拉，求求你了……”），但是脸色发黑，仿佛一个世纪的疲惫都扑到了她的脸上，那个蠢女孩用她的双眼，她的双唇，她的鼻子，固执地看着她的脆弱，（“萨拉，赶紧把门打开！”）她的头发挡住了眼睛，勾画出她的颧骨，她那可笑的鼻子（萨拉！），她躺到地板上，头枕着小臂，体会着硬邦邦的地板硌在每一块骨头上的感觉。走廊上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是谁的？那些眼泪又是谁的？
“吃吧。”她的爸爸说。
萨拉觉得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到那儿的。他们坐在爷爷奶奶那座乡下房子里的饭桌前，爸爸，她，一个女人。
“你就是桑德拉，”萨拉说，“你就是那个跟我爸爸搞在一起的女人。”
爸爸响亮地拍了一下桌子，那个女人受到的惊吓比她还要大。
“你想干什么？”她说。
“我想让你吃掉你盘子里的东西，还有表现出起码的尊重。”爸爸回答。
“别发火。”女人说着，拉起爸爸的手，然后转过脸来看向她。女人奇怪地笑着，似乎是想表示她非常理解她。
盘子里是一块切好的牛排和炸薯条，叉子的顶端扎着一小块肉。她得把那些吃掉。
“拜托你现在就把叉子拿起来。”爸爸说，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气。
“吃点儿吧，萨拉。”女人一边说，一边切了一块自己面前的肉，塞进嘴里，充作示范。女人的声音中有一种刻意装出来的坦然，这使她显得很滑稽，另外，她似乎很坚定地想表现出友好的立场，一边咀嚼，一边面带微笑看着她。萨拉拿起了叉子。
“吃掉。”爸爸说。
“别这么凶。”女人说。
“我没凶，我只是在做她妈妈早就该做的事。”然后，他转头看向她：“吃掉，快点儿。”
“我是素食主义者。”
“去他妈的素食主义者。”
“行啦！”女人说。
萨拉把东西放进嘴里，开始慢慢地咀嚼着，就像被人逼迫着做一种反自然的行为。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咽下去，便将东西含在嘴里。干涩使肉变成粗糙的一团，难以下咽。
“咽下去。”爸爸说。
萨拉痛苦地感受着那团糊糊沿着喉咙下去了。
“现在再来一块，快点儿。”
“让她歇口气儿吧。”女人说。
“快点儿。”短暂的沉默之后爸爸又说道。
“我恨你。”
让这几个字倾洒在饭桌上的，并不是寂静，也不是前一幕的紧张。如果她是大声说出来的，或者是喊出来的，那就会更像是一种幼稚的爆发，但是用这种方式，这种简单的告知语气说出来，就有了一种极大的说服力，仿佛这份恨穿越了情感的羁绊，扎根于她那最残忍的领地之上，绝对漠然的领地。萨拉把叉子放回了盘子上，喝了水，擦干了嘴唇，又说了句“我恨你”，仿佛并没有比上一个动作多出一丝重要的含义，仿佛一切都属于同一个无形的链条。
“我不吃了。你想对我怎么样？”
这句话里也并没有预想中的威胁意味，她毫不关心这一决定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令爸爸无话可说。沉默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容易。
“我先走了，你们两个需要谈一谈。”女人说。
“不，请你留下来。”爸爸说。
“我觉得你们应该单独谈一谈。”女人说。
“滚。”萨拉说，依旧是那种镇定的语气。
她爸爸从椅子上站起身，走过去给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女人跑向他，求他不要这样。看上去像要哭的样子，但是没哭，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天啊”，像是在竭力模仿情节剧中的一幕。爸爸转向女人，用一只胳膊搂住她，试图让她平静下来。萨拉将头发掖到耳后，摸了摸脸颊，上面一定燃烧着她的冷漠。她没有哭的欲望，也不感到丢脸，甚至感觉不到疼。那个奇怪的男人抱着那个奇怪的女人。她想变成无限小，消失不见。她闭上了双眼。
“有没有那么一刻，”最终，爸爸说道，“哪怕是一会儿，你曾停下来想过你的所作所为会让你妈妈多难过？”
“有没有那么一刻，”她边睁开眼睛边重复道，“哪怕是一会儿，你曾停下来想过你的所作所为会让我妈妈多难过？”
两人对望着，就像两个在供认同一项罪行的罪人，没有互相诘责，两个人心知肚明。很长时间以来，萨拉都不介意承认这一点，但相反的是，在她爸爸身上，这些话仿佛揭开了一道还没愈合好的旧伤，他的紧张反应暴露了内心的愧疚。
“收拾你的东西，”他说，“饭吃完了。”
一个小时的车程里，大家均沉默无语。到她家门口的时候，爸爸对女人说让她在车里等一下，他马上下来。在电梯里，两个人都没有看对方。爸爸说“开门”，于是她打开了房门。妈妈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萨拉把两个人单独丢下。她听到爸爸大声嚷着。她听到妈妈大声嚷着。她听到爸爸关门的声音。她听到妈妈关电视的声音。
二月二十八日。萨拉的体重是四十公斤零两百克。
萨拉离家出走的那晚是星期二，马德里的天气热得不寻常，如同春天一般。整个星期她都没有去学校，而妈妈即使是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凌晨四点钟，她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离开了家，从楼梯走下楼。做这些的时候，她有种丧失感，就像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生物。打开大门时，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肺部所有的力气，身体里充满了空气。然后，她走向唯一能去的地方：公园。便道，树木，都是那么地安静，夜晚的公园被赋予了一种异样的活力。进入公园之后，她感到心情愉悦，就像一个快乐地在属于自己的花园里漫步的人。湖静静地等待着。她坐下来观察它。感到无法抵挡睡意的时候，她便躺在了草地上。闭上双眼，她感到自己的身下的大地正在呼吸，感到一股最初几乎无法察觉但是每一秒都在增强的力量将她吸引到了那儿，先是将她吸进去，然后将她抬至空中，轻飘飘的，仿佛没有躯壳。她闭着眼睛，抚摸小草，为了不失去那种美妙的感觉，她用力地抓住小草，就像骑在一匹强壮无比的巨马背上，就像抓着一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拖拽着她的野兽的鬃毛，萨拉开始笑起来。仿佛那种快乐已经穿透了整个大地，又一头撞进了她的胸膛。她感觉眼泪灼痛了双眼。她大喊。大喊只是为了不因充满快乐而炸裂。然后，她微笑着，陷入了昏迷，或者说，梦境。
湖边一个露天咖啡馆的老板叫醒了她。她几乎从未像那天早上醒来时那样轻松，那样快乐过。可是，那个男人却在惊恐地看着她。
“你还好吧，小姑娘？”他问。
“你是谁？”
“我是……”男人指了指湖边的咖啡馆，但是他似乎察觉到这样解释下去很可笑，“你家在哪儿？你在这儿睡的？”
萨拉没有回答，她只是看向湖，看向她过夜的那片草地。天气很冷。
“你还好吗？”
虽然男人很担心，但是仍旧可以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使男人感到害怕，在恐惧深处，一星反感的火花一闪而逝，这使他蹙起了眉。
“我当然好。”
“那你爸妈在哪儿？你住哪儿？”
萨拉没有回答，她只希望男人能走开，让她自己清静一会儿，能立马闭嘴，让她能去看那片湖。她不会弄出动静，也不会打扰任何人。
“孩子。”
“啊？”
“我问你住哪儿。”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纯粹就是为了回答而回答，想着这样也许能让他尽快走开，然而，他不但没走，反而抓起她的手腕，将她带到了咖啡馆，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请问是警察吗？……好，我等着。”
听到这些，萨拉的血液开始燃烧。
“警察？为什么要叫警察？我怎么你了？”
“没有，孩子，你没怎么我。我只是想让警察过来接你，然后送你回家。”
“我不想回家。”
男人还想跟她说点什么，但应该是电话另一端的人跟他说话了。
“嗯，”他说，“是这样的，我在公园里上班，今天早上……”
萨拉狠狠地咬了那个男人的手，能感觉到牙齿撕开了他拇指上的肉。一脱身，她便跑了起来。
“抓住那个女孩！”男人叫道，但是唯一有可能这么做的人是一个走在便道上的女人，大概四十来岁，脸上僵着一副惊恐的表情，几乎是主动让出了路。
萨拉离开便道，朝着树丛跑去，听着奋力奔跑时鞋子发出的单调声音。嘴巴很干，有点喘不上气来，于是她只能断断续续地大口呼吸。现在她可以确定了：她必须要走得远远的，然后躲起来。肚子很疼，没了力气，但是她还是一直跑啊跑，直到眼前蒙上了一团白雾，提醒她快要晕倒了。她靠近一大片灌木丛，钻了进去。那儿有一股很强烈的尿骚味儿，还有一些类似于野餐的残余：纸片，还有一个空的香烟盒。她坐了下来。在那儿谁都发现不了她。她用衬衣袖子擦干浸透两鬓的冷汗。她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就像用力敲打蒙着布的鼓发出的声音。唾液中有一种金属的味道。她觉得自己就快要晕倒了。她躺了下来。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都在害怕，害怕那个男人会出现，会逼迫她回家。每一个出现在灌木丛旁的脚步声，每一个不属于公园的声音，都会让她想到这一点。然后，这种害怕变得空洞，她想起了妈妈，想起了特蕾莎，想起了埃莉姨妈，但是，仿佛她们并不坚实，仿佛她们只是一些储存在她记忆中的图像，只是存在于那里，没有任何其他影响，轻飘飘的。“我离开家了，”她想，“我逃出来了。”可即便是这个，也不能衍生出一丝悲伤或者快乐的波动。一切显现出来，又以那一片虚无结束，在那里，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稳定的：草地，她藏身其中的灌木丛的叶墙，她双手抚摸着那些东西，空烟盒，空可乐罐，糖纸。“现在他们就要找我了，”她想着，似乎惊诧于自己的冷漠，似乎她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惊诧，“他们会到处找我。”但是，她不相信那些影像有足够的实体来这样做。然后，她听到了脚步声，又开始害怕了，她抱紧双腿，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在有着虫形分针的玫瑰色手表上，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每一个小时里，害怕的感觉先是越来越浓烈，然后消散，然后又浓烈起来，之后是特蕾莎的形象，埃莉姨妈的形象，然后是她的双脚。
五点十八分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手表，因为她渴了。从醒来到现在，她滴水未进，突然就想到了这点，尽管一整天都这种感觉。她决定忍一忍，因为天还亮着，人们可能会发现她，但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她感觉到对水的渴望又加剧了。她从树丛中探出头，远远地看到一个男人在遛狗。那个男人也会抓住她的胳膊，也会给警察打电话，她不能出去。但是她很渴。距灌木丛半米处有一个喷水头，但是没看到任何阀门，喷水头完全是干的。她可以跑出去，但她也不知道能往哪儿跑。她知道的那个喷泉离得太远，而且，湖边肯定会有人。她抓起一撮树叶，咀嚼着，直到将其变成小小的一团。然后，用舌头把它推向上颚。重复了四五次这样的操作，终于吃了下去，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解渴的焦虑。尽管味道不太好，但她觉得自己平静了下来。
两个小时之后，天开始暗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为了确保不被任何人发现，她又在灌木丛中藏了许久。萨拉来到便道上的时候，玫瑰色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半。坐了一整天，她的腿都麻了，在寒气里一动不动地待了几个小时，她的胸口突然断断续续地打起了寒战。向湖边走去的时候，她高兴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渐渐暖起来了。路灯照射着荒芜的便道，看上去像是一条为在帷幕后等待与观众相见的名人而准备的通道，只是那儿没有观众，没有幸福的见证者，也没有需要在其面前掩饰的人。萨拉离开便道，进入树丛中。寂静带上了另外一种质感：自然，日常。想想就知道不可能没人来过这里。月亮轻柔地映照着那片湖，便道对面的路灯被沿路勾描在水面上，就像光划过的痕迹。她朝水面俯下身，缓缓地喝着，没有焦灼，仿佛是第一次这样做。她心满意足地盘腿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并不困，也没有记忆。
早晨从远方到来，化作天空中的一个亮点，为公园披上了一层昏黄的光，犹如老电影一般。萨拉察觉到自己累了，察觉到自己整晚都不曾动过。湖的另一侧有一个清洁工。她急匆匆地喝了水，然后远离了湖，朝树丛中走去。突然之间，光亮又使她感到了羞愧，感到了害怕，尽管除了那个清洁工她没有看到任何人，尽管她知道那个人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她的存在，萨拉仍旧对自己的丑陋感到非常羞愧。很恶心，她必须躲起来。裤子上满是泥土的污渍和草地上的绿色污痕，衬衣上不知怎么回事出现了一个数字7形状的口子，可以一眼看到肋骨处的皮肤。用手梳理头发时直接缠在了手指上，她发现头发也脏了。肯定也很难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几乎吓了一跳。她一直费尽心思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味道，而现在她一定臭气熏天。有一次，一个乞丐在她家附近拦下她，向她乞讨，她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了，但是她记得他的气味。现在，浑身浓郁的尿骚味和腐臭味，夹杂着发酵的酸臭味，人们肯定就是这样看她的。
有着虫形分针的玫瑰色手表显示现在是七点半，星期三，但这两件事都不如再次藏起来那么紧要。她惊愕甚至是惊恐地发现自己尿裤子了。肯定是在晚上看湖的时候。当时她甚至都没注意到，但是现在，浅色裤子上的那一摊发黄的印迹是那么地明显，就像在昭告她的羞耻。
那个清晨的天气温暖怡人，她担心这会吸引人们走出来。就像是有意寻找一般，她藏到了前一晚藏身的同一片灌木丛里。她感到精疲力竭，于是她半躺下来，蜷缩起身体，用叶子盖住了自己，以防被别人发现。她已经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阖上眼睛的时候，她感觉一切都在打转。光并没有干扰到她，但只要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她都会立刻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危险过去。尽管整个上午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但是萨拉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休息，她睡着，但是从未睡踏实，就像一只依赖持续的压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动物。然而，休憩的时间就像洞穴一般阴郁、昏暗。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感知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感受着这里或那里的肌肉在放松，与此同时，另外某个地方又一直保持着紧张。此起彼伏，就像是一场或许是由她亲自指挥的音乐会，只不过她全程都是无意识的。
那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像。休憩的愉悦（周末的时候，她总是喜欢睡懒觉）变成了一种义务，一种必需。她带着真正的欢愉感受着那份坚忍。她不再为离家出走而感到愧疚，不再想任何人，她发现自己能够控制感官的每一个纤维，这使她迷恋不已，放任自己被这种迷恋所左右。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身体反应，最终都变成了可控的假想。饥饿，胃部的剧痛，一去想的时候便消失不见了，疼痛被渐渐分解，变成简简单单的痛感，变成一种像欲望一样容易压制的独特反应。孤独也是如此。几乎都不怎么需要去想它，将它同其他的情感、其他的反应分离开来，带着一种近乎谎言被揭穿的羞愧看着它慢慢熄灭，便能回复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认知状态。
她醒来的时候，午后的温度正舒适宜人。她倾听着周围的人声，尽量不动。人声远去之后，她一边坐起来，一边抖落了之前盖在身上的树叶。透过灌木丛的树枝她看到了他们。是一群坐着聊完天之后起身准备离开的少年。萨拉的心里对他们又恨又怕，恨怕交加。他们像巨人一般说笑着。其他人远去的时候，其中一个离了群，转头向灌木丛走来。他长得很帅，穿着牛仔裤，有着一双绿色的大眼睛。她尽量保持不动，但是恐惧使她揪住了树叶，由此产生了一个其实很轻微但在她感觉中却奇大无比、足以被人发现的声音。
“你干什么呢？”其他人远远地向他喊道。
“找打火机。我记得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回答道。
萨拉迷上了他坚实的臂膀。
“快点儿，哥们儿！”他们喊道。
“等会儿！……就是这儿了，我确定……”他几乎是嘟囔着说完了这些话。那个男孩摸索着草，跪下来寻找起来。
“那我们走了！”他们喊。
“他妈的！”他说着，一下子跳起来，追着他们去了。
夜幕降临，她从灌木丛里出来，心里仍在想着那个男孩。这回连是湖也不能令她感到平静了。从藏身之处出来的时候，她便感觉到了阴影一般的危险，她走上亮灯的便道，夜晚的温度正好，使便道带上了一种特别的迟缓。听着声音由远及近，进而停了下来，似乎是想保持距离，她并没有回头，因为她身体里有一个奇怪的部分已经接纳了恐惧，并已经将其分解，直到只剩下追逐着她、折断身后的树枝、不时轻踩一下的焦灼。她没有坐在前几晚的地方，因为她突然很想尽早与他碰面。她在湖边站着等他，等他赶上她。声音在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停了一会儿，几分钟后才继续行动。她急速地跑向自己觉得最后一次听见他声音的地方，大喊起来。那个身影慢慢地向后缩着，最后只剩下一个背影。她知道他已经彻底走了，因为空气再一次变得沉重，迟缓，艰难。她走到经常坐着的那个角落去观察那片湖。她俯身向湖面去喝水，将整张脸都打湿了。假如他对她说“离开那儿，走开，去投海”，她会照做的。
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牙关紧咬，又一次藏身于树墙之后。有着虫形分针的玫瑰色手表显示是星期四，时间是八点二十。萨拉更加紧紧地咬住牙关，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下颌骨都开始痛了。透过树枝的间隙，她发现天空带着一种阴郁的灰色，感觉要下雨的样子。她觉得自己沉重、强壮，仿若此时的天空，坚硬、粗糙，仿若动物一般。她觉得自己似乎一直以来便生活在那里，在那一堵堵树墙之间，而此刻穿透树枝的光便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所有。然而，周围的事物越是让她感到舒服，她便越不喜欢处在其中的她自己的身体。她捡起一根树枝，挽起裤管，划伤了大腿，直到出血。然后，似乎是被自己的举动吓到了，她痴痴地看着硕大的深红色血滴沿着雪白的皮肤滑落在地，就像一面刚刚臆想出来的旗帜。
下午是最忧伤的时刻，那天下午，还下了半个小时的雨。她本想移动一下，可是被人发现的恐惧再一次阻止了她。她已经不再害怕被带回家了。说实话，从第一个早上开始，回家就已经不再困扰她了。不，她还是担心被人看到，这种恐惧，像空气，像阳光，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从蔑视，到如影随形无法摆脱的恐慌，现在，雨已经停了，她浑身湿漉漉的，蜷缩着，竭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动静。她反感自己，但同时，这种反感似乎又正是成就她的坚韧和控制力的关键。
夜晚将至，这时，一条狗开始在灌木丛中嗅来嗅去。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已经盯着那片叶子看了很长时间了。之前，为了忘却潮湿和寒冷，她开始盯着一根树枝看，并渐渐地缩小观察对象，直到集中在一片朝她垂落下来的叶子，就像一片小小的绿舌头。最初她很冷漠，后来带着好奇，她慢慢地靠近叶子。一个小时之后，当那条狗开始在灌木丛附近嗅来嗅去的时候，萨拉已经彻底被叶子那极简的美丽震惊了。叶子的外表肉嘟嘟的，背面被一条大大张开的脉络分成不对称的手掌形状。雨水赋予它的正面一种黯淡、奇异的光辉。但是，那种美丽并不只是所有元素的总和，而是超越了其本身，变得无可辩驳，不容置疑，就像一座教堂。
当那条狗将鼻子探进树丛中，目光投向她所在的地方时，她感觉就像是在做一件私密的事情时被抓了个现行。那只畜生怔怔地看着那个奇怪的对象，愚蠢的眼神持续了几秒钟。萨拉用力地打了它的鼻子，然后听到一声呻吟，接着是几声干号。
“因迪！”一个女声喊道，应该是在叫那条狗。
那只畜生从另一处伸进了头，喉咙里不断发出号叫声，一直盯着她。而她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着，就像被试图抢夺领地的动物。
“因迪！”女声一边靠近，一边又叫了一声。“怎么了？是发现什么了吗？这儿有小狗？”
萨拉看到一双手拨开了树丛，一张圆润的脸探了进来。她用尽所有力气大喊了一声。女人的表情凝成一副惊恐的模样，跑着离开了。便道上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恐惧驱使她朝树丛中跑去。她大口喘着粗气，感觉心脏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她选择用来藏身的灌木丛比之前那片要小一些，她只能去适应这个不断有树枝刺她的狭小空间。
夜晚缓缓到来。天黑之后又过了几个小时，她才敢出来。出来以后，她似乎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一种野兽般的姿势和步态去走动。节奏类似于小跑，头稍稍前倾，仿佛是在追踪某个人留下的痕迹。那晚，她没有直接去湖边，而是绕着湖转悠。这样做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巡视时发现自己的领地井然有序的极大满足感。她想大叫，她想在地上爬行，她想出汗，她想吃肉。
萨拉永远都不会记起自己那晚到底是怎么去到那里的，也不会记得她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她确实记得，早上醒来的时候，她藏身于几乎是公园最边缘上的一处灌木丛中。天气很好，玫瑰色手表显示是星期五。头痛，衣服潮湿，而皮肤却干爽苍白，湿布的触感使她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不适。她脱下衬衣和裤子，蜷缩在透过灌木丛顶射进来的阳光下。尽管身体惬意地吸收着那种温暖，神经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一个男声响起：
“哎，这儿没人。”
一个女声：
“嗯。”
透过树枝，她看到两个交叠的身体在草地上互相亲吻。
从那一刻开始，萨拉就只剩下了极度模糊、极度荒诞的记忆：她的脚尖，一个用过的注射器，衣服上的腐臭。男人说：
“可是真没人。”
女人：
“好啦。”
男人用膝盖撑开了女人的双腿，一边舔着她的脖颈，一边将大腿挤进她的大腿内侧。萨拉感觉自己在下滑，仿佛所有的感官都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不光是那一对，一切，甚至是最不起眼的东西，都似乎在发出刺耳的尖声，音量以几何倍数增长，直到变成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尖利无比的音符。她攥紧了双手。女人发出一声动人的呻吟。
“不，我们去你家吧。”女人说，但是男人仍在舔着她的脖颈。
天气很热，或是很冷，颜色刺伤了她的双眼。那声呻吟仍旧震耳欲聋，但是同时，她也无比清晰地听到了两具身体互相摩擦的声音。
“我们去你家……”女人重复道，但是声音中带着妥协的意味，与言语的意思恰恰相反，她的双腿大张，以便男人进入。
如果有人问她那个时候的感受，她会回答说，突然之间变得很安静，然后所有的事物都分崩离析，变成一个一个的部分，然后每一个部分又变成更小的部分，直至到达一种貌似不可能继续的境地，一切都还在继续分解，每一次都分解成更简单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的一切，在失去整体的同时，也失去了意义。她扑向那个男人。仿佛摧毁他之后，一切都将恢复原来的样子。女人大叫起来。萨拉一直记得她的神情：大张的眼睛，睫毛膏。她在男人的胳膊上咬了一口，但是男人一把就将她摔到了地上。她仿佛是在与一个巨人对抗，简直是在找死。她再一次跳起来，想去咬他的脖子。她记得，空气是沉甸甸的，男人最后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她一边踢腾，一边到处乱咬，迫使男人松了手，又再一次冲过去。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
应该是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因为，现在，在这间房间里醒来时，萨拉发现自己动不了，右脸颊火辣辣地疼。房间是白色的，就像医院的房间一般。床边有一把椅子。抬起头，她可以看到自己小得可笑的脚，还有一扇门，门后大概是洗手间。一个女人进来了。女人一边微笑着，一边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
“你好。”女人说。
“你好。”
“你好点儿了吗？”
“嗯。”她回答，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这么问，但觉得应该给出肯定的回答。她觉得很虚弱。
“你叫什么名字？”
“萨拉。”
“外面肯定会有人很着急，正在找你，知道吧？”女人微笑着，唇膏染脏了她的一颗牙齿。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电话，这样我们能联系他们说你在这儿。”
萨拉说了一个号码，一个名字。号码和名字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她的身边，但是她却记得很清楚，简单而突兀，就像两个奇怪的物体。
“你在公园干什么呢，萨拉？”
“什么都没干。”
“你为什么要打那个男人？”
“我不知道。”
女人再一次微笑起来。
“你歇会儿吧，”女人一边将一只手放在她的额头上，一边说，“我们会给你妈妈打电话的……”
萨拉想哭。牙齿染上唇膏的女人站起身，离开了。接下来是一段漫长、苍白的沉寂，只听得到门后金属碰撞的声音和无比遥远的人声。一个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了，把它推到床边，揭开了盖着的东西。护士说了一些她听不懂的话。
“他们不让我们给你松绑。”
护士摇动手柄，将床斜立起来，直到萨拉能坐在餐盘前，上面有一杯冒着热气的汤，一块熟火腿，一盒酸奶。萨拉希望这个女人离开，但是她没走。她舀起一勺汤，放进萨拉的嘴里。然后又是一勺，又一勺。滚烫的液体像硫酸一样灼烧着她的内脏。
“好了。”萨拉说。
“不，你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吃掉，医生说的。”
一勺汤，又一勺。
“拜托，够了。”萨拉说。
“不可以哦。”壮硕如牛的护士亲热地说。
萨拉看了一眼火腿，感到一阵恶心，吐到了餐盘上。护士离远了一些，以防溅到自己身上。她什么话都没说，撤走了餐盘和脏床单，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她问。
“没什么，孩子，他们能对你做什么？不过是想办法治好你罢了。”
萨拉开始哭起来。缓慢，艰难。她努力停止哭泣，但是却做不到，她做不到了。她一直为自己忍住眼泪的能力感到骄傲。而现在，表面上的坚韧外壳已经破碎，她仿佛融化在一种黏糊糊的、油腻腻的软弱之中，融化在啼哭声中。
“小可怜儿。”护士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她，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帮她擦了擦脸，然后放在她鼻子旁边，让她擤鼻子。“真可怜。”
萨拉鄙视这个女人：
香水的味道。
没精打采的眼神。
中年妇女的胸部。
但是她无力将自己的鄙视表现出来。鄙视需要太多的气力。她是那么渺小，而她的敌人又是那么庞大。她一把抱住她就能弄碎她的每一块骨头，仅用身体的重量便能令她窒息。
“我会找医生谈的，你别担心。想怎么哭就怎么哭吧，这不是坏事。”
停止哭泣的时候，萨拉几乎感觉不到那只壮实的手在向后梳理她的头发。病房的白色变暗了，变黑了，沉甸甸的，过了一会儿，又变透明了，之后再一次变成黑色。在这份困惑中，她渐渐沉入一种无处安放之中，沉入一种淡淡的、脆弱的黑暗之中。她渴望变得渺小，更小一些，一粒尘埃，一只能够从门下、从空气中遁走的隐形小虫，但是跟以前不同的是，她不再有喊叫的欲望，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她的肩上，而她尚未完成使命便要消亡了。
“你休息一会儿吧。”护士说着，推着小车走了。
寂静。寂静淹没了整间病房，就像是房间本身古怪的一部分。
门开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晚上了，牙齿染上唇膏的女人还没完全进入房间，便说道：
“萨拉……很好，我就是想看看你醒着没有。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看你了。”
一个女人进来了，看上去像是她的妈妈，因为和妈妈一样，这个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外衣，戴着一条金项链，还有鞋，但是除此之外，她非常苍白。她明显地消瘦了，紫色的眼圈使她的眼睛尤为突出。她还带了一些红色的花，她一边将花放在小桌子上，一边勉强露出笑容。她不知道该做什么。
“女儿。”她说。
萨拉明白，自己现在应该给出一个解释，应该感到羞愧，应该哭泣，应该感到愧疚，但是她没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其中任何一种情感。
“是只能这样吗？就这么绑着？”她的妈妈转向那个女人问道。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去和医生谈谈。”
“天啊，你的眼睛这是怎么了？疼不疼？”
两个男人走进来，将她从一系列复杂的带子和扣子里解绑出来。妈妈吻了她。哭了。吸着鼻子。
“女儿，说点儿什么吧。”妈妈说。
她不知道能说什么，于是一言不发。
“他们明天会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专门适用于你这样的女孩的项目。对不对，医生？”
医生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穿着一件别满圆珠笔的白大褂。直到他如教皇般平静又缓慢地说出“是”的那一瞬间，她才察觉到他的存在。
“在那儿对你有好处，你等着看吧，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这得看她的恢复情况。”医生纠正道。
“对，你等着看吧，一周之后你就在家里了。”
妈妈再一次亲吻她。萨拉觉得面颊上湿乎乎的眼泪很恶心。
“你爸爸在门口呢。你想让他进来吗？”
“不。”
“他说让我代他跟你说声对不起。你知道那天下午他不是真的想打你。”
过了一会儿，医生把所有人都撵出了房间。然后递给她一枚白色的胶囊和一杯水。
“把这个吃了，有助于睡眠。”
门被关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瓷砖上反射着泛黄的光带。像是无数双眼睛。
有着虫形分针的玫瑰色手表显示是十点半，萨拉现在住在另外一个病房里。她坐在轮椅上，被推过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走廊，被推上电梯。唯一的声音是护工鞋子的咔哒声，唯一的气味是不知名的消毒水味。口腔科。饮食紊乱。病房比之前那个要小一些，但有一扇窗户，窗外貌似是一座小花园。她躺在一张冷冰冰的床上。护士将针管扎进她的胳膊，为她接上了一个透明的管子，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一包点滴袋。
“如果卡住了，或者看到点滴不滴了，或者针头松了，你就呼叫我。胳膊尽量别动，也不要碰它。”护士说着，就像在吟唱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之后又来了一个女人。
“你马上会有一个新病友了，”女人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挪动她的床位以腾出空间，“这样你们两个就可以聊天了，你会发现这还不错。”
安娜。门开了，然后是安娜。门打开了，然后是安娜那双大大的栗色眼睛，安娜的鼻子，左脸颊上的痣，安娜的手和脚，就像是她自己的手和脚，还有跟她一样的点滴管，管子一直延伸到床边的一个配件上，护士的手擎着这条点滴管，似乎在害怕它会掉到地上。
“你好。”护士说。
但是安娜什么都没说，对护士的话既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附和，也没有动作上的回应。在为了腾地方挪来挪去的混乱中，她所做的便是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出有人为她洗了澡，甚至头发也应该洗过了，因为萨拉闻到了一缕轻微的洗发水味。她一侧的头上戴着一个将刘海儿别在耳朵后面的红色发夹，手上戴着一只假的金戒指，上面有一颗超大颗的紫色石头，看上去像钻石一样，还有眼睛。
“你们两个会发现这儿挺好的，”护士说，“安娜，你瞧，这是萨拉。萨拉，这是安娜。”
两个人都想要说“你好”，但是两个人却都没说出来“你好”。说了“你好”就意味着说了大家都说的话，但是她们跟别人不一样。她们等待着，等到护士离开，便开始看向彼此。两个人都想说点儿什么，安娜甚至显出后悔的样子，以至于最后发出了类似咳嗽的声音。
“你眼睛怎么了？”最终问道。
“我打了一个男人。”
“啊。”
安娜将眼神细微地倾斜到床单上。她转动了几下戒指，猛然抬起头看向她。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拼音里都有两个a，Ana，Sara。”
她甚至已经开始热情满满地琢磨起来，但是话说到一半，就像是有些后悔了，最后念出名字时，已经是近乎喃喃。
“对，”萨拉回答道，“我十七岁。”
“我十六岁。”
“你很漂亮。”
她这么说的时候，安娜开始非常严肃地凝视着她。她们又沉默了一阵。
“不是真的，”她说，“我不漂亮。”
“我不想漂亮。”萨拉回道。
“我也不想，我也不想漂亮。”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应道，似乎这会将她从想要加入的群体中剔除出去。
“我喜欢你那颗痣。”
“谢谢。”
她们再一次沉默了，看着对方，并不是她们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太多了，以至于两个人谁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从那一刻开始，萨拉便很想跟安娜说说那个公园，那片湖，夜晚时分路灯映在水面上的光。年龄差将她放在了优势的地位，这使她一瞬间恢复了力气。当她说到她打了一个男人的时候，安娜崇拜地看着她，而萨拉，从那一刻开始，便很想照照镜子。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照过镜子了。
“这儿没有镜子之类的吗？”她问。
“或许洗手间里有，但是你不能起来。”安娜说。
“为什么不能？”
“我不知道。”
看上去，镜子里那个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身穿带着圆点的病号服，短发。皮肤不显苍白，但是有些病恹恹的，这一点在深得近乎栗色的嘴唇上尤为明显。右眼眼周已经完全淤青，伤痕上透出淡淡的黄色。在她的背后，出现了安娜那双安静的栗色大眼睛，安娜模仿着她从床上站起身来，随身拖着点滴袋。
“我好久没照过镜子了。”她一动没动，解释道。
安娜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然后靠近她，占据了镜子里空出来的部分，就像是在竭力完成一幅未完成的画作，同时，也为镜子里出现的那个女孩感到惊讶。
“我以前总照镜子。”安娜说，“照得太多了，我都受不了了，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不去照。我是不是很傻？”
“不，你不傻。”萨拉坚定地回答道，仍然看着镜子，一动不动。
那一刻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也许是因为那些话。也许安娜是在开玩笑，而她回答的时候则当了真。或许是因为洗手间那昏暗的灯光，镜子中的两个人突然之间静止了，仿佛是在等人给她们照一张拍立得，仿佛是有人命令她们不许说话，直到一切明了之前就那样互相望着。
那天下午，大家第一次被召集起来。最大的十九岁，染着红色的头发，名字叫做迈特。第二大的十八岁，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便会露出马一样的微笑，她叫努里娅。第三大的也是十八岁，她的名字太难记了，萨拉一直都记不住。她总是穿着一双玫瑰色的拖鞋，她母亲带给她的。之后便是安娜和萨拉。一个女人说她们生病了，还说为了恢复到正常状态，第一步便是认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又谈到脂肪及其对女性身体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她解释了一些规则，大致就是说她们要与一名女心理医生聊一个小时，还要严格监控（她强调了这个词）饮食，并会视情况进行奖惩。最初没人愿意开口，女人说让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人都望向地面。轮到自己的时候，萨拉说了自的名字，今年十七岁，还说自己是独生女，喜欢画画，最后这一点好像很得那个女人的欢心。
“我母亲是画家，用粉彩画人像。你用什么画画？”
她感觉谎言被揭穿了。她一直说自己喜欢画画，因为有一次，很多很多年以前，老师把她的画作为范本展示给全班看。从那时开始，她便一直说自己喜欢画画，说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但是她从来不曾画过画。所说的“粉笔”是什么东西？她怎么能说自己其实从来不画画，却喜欢画画呢？谁会相信这个呢？她突然恨起她来。她本来已经快要觉得舒适了，已经差不多接受了努里娅的微笑，迈特的头发，还有另外那个人的拖鞋，但是现在这些都无情地成为了她的敌人。除了安娜之外，所有人都在用那种愚蠢的期待表情看着她。一个小丑。老师在课堂上展示的画是一个小丑。他们当时正在用五彩蜡笔画画，老师走近她画的画，拿了起来，说：“你看，这样加上两笔，好不好？”然后，寥寥几笔，便把她那张无趣的画变成了一个惊人的小丑，一个似笑非笑的小丑，一个微笑着但是看上去却很悲伤的小丑，而她，害怕自己会毁了这幅画，便没再做修改。她在背景里画了几个气球，然后签了“萨拉”的名字，名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就像毕加索一样。
“说说看，萨拉，你用什么画画？”
“用蜡。”
“可是没人用蜡画画，”迈特说，“画家一般画画都是用油彩，或是树脂，或是粉彩，或是水彩，或是炭条，但是我从没听过……”
“这些材料我画画的时候也用，”她急促地回答道，“但是用的最多的还是蜡。”
现在大家都知道她在说谎了。是的，老师之所以展示那张画，只是因为他不记得那其实是他自己画的了。
“大家看看萨拉画的画多棒。”
大家都惊诧地看着她，连特蕾莎都在惊诧地看着她，似乎默认了她那隐藏许久，从未在人前展示或炫耀过的天分，但那是假的。假的。
“可是用蜡怎么画呢？”迈特问道，对给出的答案并不满意。
萨拉恨她们，也恨自己。在那种情况之下，她尤其鄙视自己当众出丑时的羞耻感，因为这使她再一次变得软弱，就像以前一样，就像面对特蕾莎，面对路易斯，她再也不想这样了。
“用粉彩蜡。”
“哈！粉彩蜡，根本不存在！”
“当然存在，我就是用这个画画的。”
“好了，行了。”女人说。
“可是她在说谎，”迈特坚持说，“规则里面的第一条便是不说谎……”
“无所谓，行了。”
“我没说谎，你个婊子养的！”萨拉喊道。
“萨拉！”
此前在整个谈话中间一直都在玩自己的紫色戒指的安娜，这时突然看向她，带着恐惧，带着崇拜，这种认同使她突然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你再敢说我说谎，我就杀了你。”
“萨拉！”
迈特没再说话，这代表着胜利。这种胜利的感觉，她在安娜的眼睛里也感受到了，那双眼睛朝她大大地睁着，闪亮得如同一枚荣誉勋章。
“好吧，萨拉，罚你四天之内都不许看电影，以儆效尤。”
“我无所谓。”
“会有所谓的，放心吧。”
确实有所谓。从当天晚上开始便有所谓了。在两名护士目光的注视下，她们默默地吃了晚饭，缓慢得如同一场沉重的仪式。晚饭之后，所有人，除了她以外，都去看电影了。看电影的地方通常是食堂旁边的一个小厅里。晚饭后一个小时之后才允许去洗手间，因此那时还没到上厕所的时间。萨拉只好待在那里，听着其他人如何大笑着。最后，护士跟她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回房间。一整天她都在盼望着回房间，但是那一刻她又宁愿留下来。
“我不能留在这儿？”
“不能，因为你在受罚，你知道的。”
隔壁的房间里，所有人爆发出一阵大大的笑声。安娜也在笑。她将自己埋在床上等她。当门终于打开的时候，她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试图模仿出已经睡了很久的人的那种厌烦。安娜走到床边，慢慢地钻进被窝，尽量不弄出动静。
“电影好看吗？”她问。
“好看，我给你讲讲？”
“嗯。”
安娜讲得很快，前言不搭后语，为了解释漏掉的事情，她又从后往前讲。这样并没有多有趣，但是萨拉很感动，感觉安娜在期待的时候，甚至会努力地大笑几声。
“我讲得太烂了，那个电影。”安娜最后说道，像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论。
“我喜欢听你讲。”萨拉回应道。
那些颠三倒四的话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安娜讲的时候，萨拉看着她的床，一句话都没说。小公园的灯光使她能够看到安娜的轮廓，仰面躺着，定定地看着天花板。
“迈特是一个蠢货。看电影的时候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笑得最大声。我不像你那么勇敢，我坐在那儿，却什么都没说。”
“你也觉得我在会上说谎了？”
“没有。”她快速地回答。
“谢谢你。”
“所有人都是蠢货，对不对？”
“对。”
她本想接着说“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是蠢货，除了我们”，但是她没有那样做，因为安娜转头看向了她，她们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彼此。萨拉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记不起她看到的那双眼睛什么时候不再是安娜实实在在的眼睛，而是变成了那双她整晚都在梦着的更大的一双眼睛。她望着它们，带着记忆中那种令人愉悦的放空感，她记起曾经坐在那片静静的圆湖边，感受着如同一块漆黑、轻薄、柔软至极的丝绸般滑落的夜。
进食是最糟糕的。比和心理医生单独会面还要糟糕。甚至比组会还要糟糕。当就餐时间临近，所有人都陷入一片无助的寂静之中。这片寂静意味着距离护士来到公共厅并宣布“吃饭”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十四分钟，两分钟。护士清晰地懂得，只有在这里，听上去那么寻常的两个字才能在忍受的极限旁再打开一道缝隙。点滴，药物，运动（上午她们被强制要求去散步）使她们不可避免地感到饥饿，这使事情变得更加艰难。如果不饿，吃饭兴许会容易一些，更人性化一些。而现在这种操作不仅像是一种违背人性举措，同时也意味着，厌食的状况没有缓解，但身体却早已被准备好了。
于是，她们带着饥饿的感觉吃饭，以最野蛮、最无耻的方式残害着自我。寂静只是一种表达团结的方式，以团结的方式，某种东西超越了她们，将所有人变成了一个胃，一种屈从的意志。有时候会有人哭，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从自己的盘子里抬起头来，这时，她们发现音乐响起了，为了使她们平静下来，有人放了一首曲子，她们发现护士正在轻声哼唱着那首歌，她们也发现第一道菜之后还有第二道菜，还有饭后甜点，而且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吃掉，还要在餐后一小时之内都保持不动。女孩们，除了萨拉之外，一起看电影，同时期待着护士不要开启一个荒唐的聊天话题，感受着每一颗细小的食物渣滓如何穿过胃壁，推搡着血液，转换成脂肪。每一次，当心理医生让她讲述自己父母的事情，尤其是父亲的事情时，再一次问她为什么要朝那只狗扔石头、为什么没再给路易斯打电话、为什么说妈妈软弱时，羞耻感、油腻感、恶心感便会再一次袭来，敲击着她的太阳穴。
如果不是因为安娜，第二个下午她便会被驯服，就像迈特、努里娅以及那个她永远都记不住名字的女孩，大家因为她的拖鞋而亲热地叫她“小玫”。她会像她们一样，默默地走着，从食堂到电影，从电影到与心理医生的谈话，从与心理医生的谈话到组会，一言不发，互相仇恨。有了安娜就不一样了。在食堂里，她们并肩坐着，每当两个人中的一个觉得忍受不下去了的时候，便会用自己的膝盖去碰另一个的，而另一个则用脚去摩擦这一个的，或者轻轻地靠拢，直到胯部碰到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这些动作的实施，包含着接受自我的成分。安娜有一次解释得特别好，她说，这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秃子的国度，却留着长发，那些秃子出于嫉妒，很想把她们的头发剃光，但是却无法使她们相信做秃子是多么地快乐，有头发是多么地违背人性。萨拉太喜欢这个例子了，于是将它告诉了努里娅，而努里娅则当作自己原创的故事在会上讲了。面对“感觉如何”的一贯问题，努里娅第一个举起了手。
“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秃子的国度，却留着长发。”她说，然后，又逐字逐句地说了秃子们如何试图说服她剃掉头发。
安娜看了看萨拉，然后两个人一起望向努里娅，带着责备，而她非但没有因此感到心虚，反而说，那个，关于秃子的故事，是她自己做过许多次的一个梦。
当天晚上，安娜给她讲完电影之后，她们聊了很久这件事。从那一刻开始，她们不会再向任何人说任何话，她们两个，只有她们两个，对抗所有人。
“就像姐妹。”安娜说。
她说：
“不，更亲，比姐妹更亲。”
为了加重这个词的分量，她们互相望着，很严肃，没有互相触碰，安娜带着左脸颊上的痣，还有那枚带着紫色金刚石的戒指，而她则带着颧骨上几近痊愈的伤，以及她那块有着虫形分针的玫瑰色手表。
“现在我们得发个誓。”萨拉说。
“什么誓？”
“发誓我们永远不会像她们那样。”
“好。”
“我，萨拉，发誓永远不会像其他人那样。”
“我，安娜，发誓永远不会像其他人那样。”
“你软弱之时，我会坚强。”萨拉缓缓地继续道，沉迷在安娜那双大大的栗色眼睛里。
“你软弱之时，我会坚强。”
“我会帮助你。”
“我会帮助你。”
“永远。”
“永远。”
“这回我们再也分不开了。”萨拉郑重地说。
“永不。”安娜答道。
夜漆黑而粗糙，犹如一颗火山石。
一切都变了，从隔壁房间缓慢的电影对白，到与心理医生的交谈。最初几天的软弱，以及看到自己身体新生的恶心感，都固化了。看到安娜，感觉到她在自己身边，使她重拾了在公园里度过那一周时的坚韧和控制。就在两天前，她还差一点儿就要告诉心理医生公园里那对在草地上接吻的情侣的事，但是现在，即使是这段记忆都已经固化了，变得非常小，她也感觉自己只需心念一动便可以压制住。
安娜更软弱一些。萨拉注意到，不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屈从于迈特。因为是最大的女孩，迈特已经建立起一种权威，主要体现在谁都不能质疑她说的话，也不能质疑她在餐桌上的优先位置。如果说萨拉恨迈特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她的权威，而是因为她对安娜的控制，而她却无能为力。
“迈特跟我说，你满嘴都是谎话。”发誓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她们准备走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安娜对她说。
“那你相信吗？”
“不。”她回答道，但是从她的语气里，萨拉感觉到她有所保留。萨拉昼思夜想的那对脆弱的栗色眼睛里，某种东西已经崩塌了，或者说即将崩塌。
她们像往常一样坐下，坐在第一次坐的位置上，不看对方。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晚饭之后，她的受罚便将正式结束，她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去看电影了。整个下午她都在想这件事，这使她的心情一直很好，直到安娜跟她转述了迈特的话。晚饭有蔬菜和鱼，还有土豆泥。
就像其他任何一顿饭一样，这一顿饭也是原原本本地遵循着从一开始便确定的流程。没有人从座位上抬起头，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其他人的盘子里是什么状况。没有人会比别人吃得快一些或慢一些。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快了一点，便会在其他部分慢下来，这样便不会第一个吃完。没有人会同别人讲话。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他们会直接向护士要。
萨拉那天晚上打破了规矩。进入饭厅的时候，她差点撞上迈特，随后还向她投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迈特怒气集中在她染成金色的头发上，集中在她说话的语调上，集中在她的双手上。甚至牵连到她的菜上。她的土豆泥碰都没碰。
“我不吃土豆泥。”当差不多所有人都快吃完了的时候，迈特大声地说。
“你当然要吃掉。”护士回道，完全没有把她当回事。
“我从来没吃过。在家里就不吃，我妈妈从来都不强迫我吃。”
“我妈妈从来都不强迫我吃。”萨拉用嘲弄的声音说道。
仿佛有人在饭桌上投下了一枚无声的炸弹。迈特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萨拉！”护士喊道。
其他人都从餐盘上抬起了头，就像是一个等待着一场雄性头鹿决斗的鹿群。
“吃下去我会吐的。”迈特一边对护士说，一边偷偷溜走。
“不，你不会吐的，因为你早就知道要是你吐了，就会有双份等着你。”
“这不公平。”迈特回道。
“别人每次都得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吃下去，偏偏你不用的话，那才叫不公平。”满腹经纶的护士说道，“你知道规矩的，除非你过敏，否则没有任何借口。”
萨拉感觉到安娜的脚落在了自己的脚上，仿佛是对她的勇气的一种肯定。她感到她的眼神落在自己的脸颊上，摩挲着。她已经选择了她，安娜选择了她，那双小脚对她的脚先是缓慢然后用力的摩擦，使她确认了这一点。萨拉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我吃了肯定会吐的。”迈特重复道，声音很低，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哎！迈特！”萨拉大喊，“迈特，看这个！”
她用手拿起自己的土豆泥，一下子塞到嘴里，就像一只野兽。迈特的脸上挂着一副厌恶的神情。
“萨拉！”护士大喊。
“看！”她再一次说道，并将盘子里剩下的食物抓起来，抹到脸上。迈特吐到了盘子里，有人拉起她的一只胳膊，将她拖出了食堂。
“这意味着一周之内都没有电影看了。”
“一周之后我都已经离开了。”
“不，孩子，不是你想的那样。”护士一边回答，一边将她关到房间里。
在那个小公园里，在那扇窗的后面，下午变得绯红、炎热，但是安娜不在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安娜不在，所以她没有静静地坐下来盯着她看，树木那种橙色和石榴红的色调使她心绪更加躁动。她很紧张。她想打碎什么东西，想大喊。安娜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平静了下来。
“电影怎么样？”
“呸，以前看过了。一部关于印度人和牛仔的片子。”
“我不喜欢这类的。”
“我也不喜欢。”
不去谈论食堂所发生的事情，是安娜对她盲目崇拜的最后一丝表现。
“你想让我给你讲讲我被带来这里之前那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吗？”
“想。”
安娜不知道，尽管有些时候她曾经提起过那段时光，但之所以迟迟未说，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她便希望讲述的时机应该恰如此刻：安静，夜间，没有任何被别人打断的可能。她缓缓地说着，几近耳语，竭尽所能地描述着。有时候，她会觉得讲得很差，还觉得她没听懂，因此她会很多次地重复“不是这样的”或者“解释不清”。还有一些时候，仿佛有人在向她口述她该说的事情，她觉得她的那些话能够被嗅到，能够被触碰到，这些话语本身就是那些树叶，就是那片湖，就是休憩在树间的那个夜晚。安娜盯着她看了几分钟后，便将头转向了公园，把带痣的一侧脸颊留给了她。这个姿势让萨拉觉得，她的那些话在安娜身上撕开了一条深邃而明细的裂痕，安娜的手一直转动着那枚带着紫色金刚石的戒指，目光迷失在公园里，迷失在某种不再是公园的东西里，而是在公园的背后，更远，更深的地方。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被告知那个下午家人会来探望，吃过饭之后，他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衣服。所有人都说想念自己的衣服了。而萨拉从一开始便很喜欢整齐划一的病号服，但是当她看到，安娜在想到可以重新穿上自己的裤子、自己的蓝色套衫的时候，眼睛亮了起来。有人给了她一条裤子，一件绿色T恤，应该是妈妈从家里带过来的。
安娜穿着自己的衣服从洗手间里出来时，萨拉先是觉得有点伤心。仿佛她就要离开了。仿佛她要同那件套衫、那只发夹、那双漆皮鞋，以及那颗痣一起离开，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看上去怎么样？”
“非常漂亮。”萨拉答道。
“你想见你的父母吗？”
“不想，你呢？”
“不知道，”安娜说，“有一点儿。”“我想让我的父母死掉。”
“我也是。”
“那你为什么说你想见他们？”
“一点儿，我说了就只有一点点。”
“我一点点都不想。我想要全世界都别来打扰我们，我们两个去公园里，白天躲起来，晚上出去。”
那些话，或者是前一晚的记忆，使安娜的唇边露出了一丝几乎是不自觉的微笑。
“嗯。”
“让爸爸们，妈妈们，护士们都去死吧。”
“嗯。”
“你想象过吗，两个人待在那儿，坐在湖边，什么都不吃，也没有人告诉你要吃东西。”
“你觉得我们能做到吗？”安娜带着一丝怀疑问道，“你知道的，出去以后，医生不会让我们碰面的。”
“当然，我们要逃出去。”
“我们不能。”安娜非常严肃地说。
“不是，不是这里，他们把我们送回家之后，我们就逃跑，然后晚上在湖边集合。”
安娜的沉寂是说“嗯”的最深沉、最庄重的方式。每个人同父母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之后，所有人同家人一起，开了一个大会。
萨拉的父母在第二个房间等着她。一切都很缓慢，都很艰难。她的妈妈不停地揉搓着双手，她的爸爸打着领带。妈妈从来没有像那样揉搓过双手，而爸爸也一向讨厌打领带。房间里有些冷。妈妈说了很多，爸爸几乎没怎么说话，她一个字都没说。
“这太可笑了。”最后，爸爸说道，几近恼怒。妈妈又说了一些。萨拉记不得那些话了，但是她记得古龙水的味道、爸爸的肚子、那件T恤、那盏落地台灯和医院的椅子。半小时快结束前，妈妈说：
“啊，看看谁跟我们一起来了。”
房间的门开了，特蕾莎出现了。
“萨拉。”她说。
她觉得人们好像给她设下了一个圈套。包围着，她被包围着。她差一点儿就要跟特蕾莎说“你好”了，但最后还是保持了沉默，等待着她的下一步反应，无非是再重复一次她的名字。
“萨拉，是特蕾莎啊。”妈妈说。
“我不认识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爸爸说。
特蕾莎本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话，仿佛她懂得了在那里的那个萨拉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与那个在电话中遭遇她的冷漠的萨拉断绝联系，并且认为这样很公平。不认她，便意味着突破了那种再次袭来的挫败感，变得像之前一样毋庸置疑，她坐在医院的小厅里，面对着她朋友那果敢并具有建筑美感的身体，手垂在两胯旁边。
“萨拉。”特蕾莎最后一次说道，名字的语调发生了改变，表明她知道她想做什么，表明她应该适可而止了。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
特蕾莎的下巴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你走吧。”
特蕾莎几乎是跑着离开了房间。
“女儿，”她的爸爸惊诧于自己的发现，“你不光是病了，你还很残忍。”
“拜托。”她妈妈说。
“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
“行了。”
尽管每次有人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论时，心理医生都会极尽赞扬之能事，但是大会也并没有改变什么。少数几个发表评论的人不知不觉地便有了一种戏剧化的矫揉造作，这使其失去了可信度，而在那段时间里面，除了安娜的双手之外，她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父母们离开之后，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既严肃又轻松的沉默中，就像是一个人关上了一扇门，在这扇门的后面，可以不再伪装，甚至可以显出一种蔑视的神情。
安娜非常严肃，从公共厅的另一端定定地看着她。萨拉本来要朝她走过去，本来想跟她说点什么，比如特蕾莎的出现。但是她仍旧什么都没做，因为，一刹那间，她感觉到安娜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情感斗争。安娜从未以那种方式看过她。当她眯起眼睛，第一次见她的人一定会认为她恨她。从她父母离开的那一刻开始，她便一直是那种眼神，那种庄严的眼神，萨拉觉得安娜正在努力从另一端走到蔑视的边缘。
而她呢，她觉得，自从开始绝食，她一直在扮演的角色已经被颠覆了，因为现在她自己已经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正在被严苛地分析着。和以前的她一样严苛。房间另一端的安娜眼神饱满，坚定。在她的周围，有人声，有人影，但是所有的一切，就连那副包围她们的模糊框架，都已经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然后有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两个人还没有摒弃厌恶的神情，空气却已经变得柔和起来。萨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安娜勾画出了一种类似微笑的表情。如果别人问她，她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幸福。或许，她会回答说，那就像是疼痛的间歇，疼痛不曾消失，却忽然变得理所当然，甚至在之后的合理化过程中几近消散。此刻，她才是那个以那种方式看着安娜的人，结束了那种爱的举动。萨拉从未像此刻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另一具躯体里。互相凝视的时候，仿佛寂静使她们交换了身体，在对方的眼睛里，身体在缓缓销毁。同一个举动，但是在两个人之间重复着，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密集。萨拉站起身，走向她。
“过来，安娜，我们去房间。”她说。
她走在她的身后，不知道到了那里要做什么，要说什么。她一边走，一边看着安娜的后背，屁股，双脚，她开始对那具小小的、脆弱的身体产生一种满溢的迷恋：身上仍旧穿着别人带给她的外出服，头发很短，但是还是用发夹别到了耳后。那是和第一天见到在担架上的她时一样的迷恋，但是现在她觉得这种迷恋推搡着来到了喉咙处，就像是一种从自己的脚底传来的紧缩。关上门的时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蓝色套衫下，安娜的胸部似乎比穿病号服的时候要大一些。
“我们需要赤裸相见。”安娜说，声音中带着庄重，很严肃，而她感到胃部一阵急剧的痉挛。
“现在？”
“现在。”
她们从来没有赤裸相见过。仪式中使她们觉得自己奇怪的，恰恰是她们知道自己的裸体很丑陋。在那一刻之前，不用说，她们都是轮流使用卫生间换衣服的。如果门关着，另一个人从来不敢进去，甚至不敢敲门。而这一点，则使裸体的庄重感更加强烈，这一私人行为带来的不适感，使她们一直没有看向彼此。可是现在，安娜已经说了她们需要赤裸相见，那个之前从未说过什么的安娜，说她们需要赤裸相见，这些话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方式安抚了她的喉咙，同时，又迅速地下滑到了她的腹部。安娜脱掉套衫。萨拉脱掉T恤。
“等一下。”萨拉说，然后走过去，把百叶窗关上了一半，以防别人看到她们。房间里的光不见了，带上一种淡淡的昏暗，微弱而纤细。她们同时脱掉裤子，内裤，袜子。现在她们俩都一丝不挂了。安娜任由手臂垂到胯部两侧，她也一样。乳房有一种简简单单的感觉，圆润而不对称，乳头看上去模糊不清，颜色接近肤色。阴毛漆黑浓密，萨拉对它着了迷，仿佛脆弱到足以毁掉安娜的整个身体。她感到安娜在以同样的方式看着她：爱着她，同时又摧毁着她，目光狠狠地停留在她瘦削的双腿上，慢慢地停留在她的腹股沟里，沿着肋骨向上攀爬，她很想跳到她的身上，抓挠她，撕咬她的脸颊，但是她没有，就应该这样待着，静静地站着，相隔一米的距离，就像是两尊石像。眼睛上下逡巡，互相吞噬。
安娜朝她走近一些，伸出手去，似乎想要触摸她的胸部。
“不要。”萨拉说。安娜的手停住了，然后第一次看向她的眼睛。“我们不能碰彼此。”她说。
“当然，”安娜缓缓地答道，仿佛她们之间只剩下这一点不曾相互了解了，“现在我们没有秘密了。”
那一天，努里娅离开了。当她在食堂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所有人都看向她，似乎觉得此前大家都没怎么注意的她，不太可能真的成为第一个离开的人。
“你是说你要走了？”迈特问道，她的权威从晚餐之后便不断地被挑衅。
“正如你们所听到的，”护士说，“她要走了，如果你们以她为榜样，你们也很快就能回家了。”
在那一天之前，努里娅一直都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她会说话，但是从来不会太大声，也不会太有信服力。她也吃饭，但是从来不会是第一个吃完的人。她绝对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所有人，除了安娜和萨拉，似乎每个人都迅速、直观地明白了那一点，因为从那天下午开始，她们都陷入了一场装作隐形人的竞争。没人愿意比别人多说一句话，多吃一口饭，多笑一声。沉默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暴露，因此也没有人愿意一直沉默。于是，发生的事情便像极了生活：那种最初有意识的表演，在一天之内便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常态，而她们自己，或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在开会的时候把自己描述成她们假装是的那个人，或者说是她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而不是她们本来是的那个人。
对于萨拉来说，这种越来越令人恼火的局面中，同安娜一起去房间里便成了难得的休憩。她们像第一次那样脱光衣服，但是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语言，萨拉看向她，或者安娜给她一个眼神，两个人便走向那里。沉默着，裸着身子，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接近一些，到了快要触碰到的地步，却从来没有真正触碰到，混合着肥皂与洗发水的味道，徐徐上升的安娜的体香，瓷砖上的脚的冰冷，手上的汗，从门后经过的小汽车那金属质感的噪音。这套缓慢的仪式正在生成自己的规则，一切都遵循着这套规则，分毫不差，循环往复。
那天下午，雨绝望地下着。努里娅已经离开两天了，所有人都急切地盼望着能够轮到自己，似乎一个神情，一个态度都可能将其彻底地解救出去。尽管萨拉沉浸在对安娜的迷恋之中，但是她还是察觉到，怨恨开始在迈特的身上发酵。开会的时候，她会肆无忌惮地挑衅她，不管她说什么，都会大声地质疑她。在这种公开的对垒面前，因为有了安娜，萨拉以冷漠和沉默予以回应，而这则更加激怒了她，直至那个下午，大雨带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闷热，四个人一起坐在公共厅里，彼此不说话，但是却焦躁不安，近乎歇斯底里。
萨拉和安娜连看都没有看彼此一眼，便做了决定，离开去房间，就像是已经能够预知到情欲的老情人。当两个人已经脱光衣服的时候，门打开了，门楣下出现了迈特那双猫样的眼睛，和她那染成金色的头发。
“哈！”她喊道，“我看到了什么！”
萨拉转过头去看安娜，发现她羞愧难当，用双手遮盖着胸部。
“我真恨她。”她喃喃道。
她们迅速地穿好衣服，当她们走到门边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心理医生出现了。
“安娜，”她说，“过来，我们聊一会儿。”
安娜快速地看向萨拉，仿佛是在急切地寻求帮助。
“别担心，”萨拉回道，“我们一会儿见，晚饭的时候见。”
“好。”安娜回应道，脸上的担心有了少许舒缓。萨拉仍旧待在门旁，看着她们在走廊里慢慢走远。心理医生穿着白大褂，鞋跟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安娜穿着病号服，小而安静，一双小手垂在无性别特征的胯部，简直像是男孩的胯部。两个人从走廊里一直走到心理医生办公室的门口，医生用钥匙开了门，然后打开门，让安娜先进。
“进去吧。”她听到她说。
进去之前，安娜回了一下头。那双栗色的大眼睛，最后一次看向了她。
那天晚上，晚饭时没有看到她，她便知道她已经走了，等回到房间里，她的东西都不见了，证实了这一点。她迟迟未能睡去。就连房间里的墙壁都仍旧保留着安娜的气味，保留着她那小小的身体的气息，从另一端那个朝向小公园的床上望着她，这时对于她来说是不可能睡着的。如果睡下了，也只是为了不再过多悲伤。在枕头下面，她发现了安娜的紫戒指。她戴上了。
迈特走了。小玫也走了。一天之后，人们给她换了房间。一个好像是她妈妈的女人来探望她，说爱她，想她。这些都发生在她被带到同一个公共厅，听同一名医生重复地说了那些关于脂肪对于女人身体的重要性的话之前。也发生在别人给她介绍了另外五个她连名字都不愿意去记的女孩之前。她说她叫萨拉，她喜欢画画。别人问她用什么画。她回答说用粉彩蜡。谁都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天气很热。吃饭的时候她应该是说错了什么话，护士惩罚她不能看电影。她说无所谓。是真的。
她曾经很想离开那里。现在却一点儿都不想了。如果有人问起，她不会说自己很不开心。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循环往复的同一天，没有痛苦，但是也没有乐趣。心理医生让她谈谈她的父亲，她讲述的时候，就像是在虚构一篇自己读过的小说。
那些女孩走了，又来了一些女孩，告诉人们自己的名字。同一名医生重复地说了那些关于脂肪对于女人身体的重要性的话。她说她叫萨拉，她喜欢画画。没有人再问些什么。一个好像是她妈妈的女人来探望她，说爱她，想她，但语气却不再可信。有时，下午的时候，她会从公共厅的窗户探出头去，望着小公园，深深地呼吸。她已经不再想下楼到公园里去了。应该是夏天了。
更多的女孩来了，女孩们说了自己的名字。她看着她们来了又走了，就像房间窗户背后的阳光来了又走了，就像小小的、羞涩的、甚至甜美的白衣护士们来了又走了，就像安娜来了又走了。她离开后的最初几天里，她曾经非常地想她，她太想她了，甚至觉得自己把所有的力气都来源于她，只有再次见到她，她才能重新强大起来。她不断地激活着记忆，以免忘记任何一个表情，任何一场对话，每次心理医生叫她，她都以为心理医生会跟她说安娜从家里逃出来了，而她跟她关系这么好，应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她竭力想象着那些医生们对她严刑拷打，问她安娜的下落，打到她鲜血直流，而她呢，置身于这一切之中，如坟墓般沉默，不把安娜在湖边等她的事情说出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像她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
一开始她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却一直在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她想着，比如到星期三，如果到星期三之前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么就再也不想知道了。但是星期三到了，她便再给一个机会，想象着安娜不可能会碰到的困难。
她离开满一个月了，她已经无法再继续那场游戏，在一段时间之内，恨与爱仍然是那么地相似，在那之后，她开始试图说服自己那一切并不重要。然而，安娜还是会出现在太多的地方：在食堂里，从公共厅的另一端看着她，像一个石像一样在她面前赤裸着，现在，终于是彻底无可替换了。
一个星期五，去吃饭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整天都没有想起过安娜了，这使她感觉好了一些。再一天，她几乎记不起她的手。再一天，她把戒指扔进了马桶。
更多的女孩来了。其中一个跟她很像。也长着一双小脚，一对一样明亮、坚忍的日本女人式的栗色眼睛。她对她说自己叫萨拉，想要学画画。
“可是你画得不好吗？”
“不好，”她说，“马马虎虎。”
“我可以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可能永远也记不住她的名字，却会记得她们坐在公共厅的桌子旁边的那个下午的阳光。
“你想画什么？”
“小丑。”她说，于是她学会了（也没有那么难）只用四个圆和两个充当眼睛的×号便能画出几个非常滑稽的小丑，还有几个爬上气球的小丑，甚至有几个很像当初老师画的那个不知是悲伤还是快乐的小丑，就如同她不知道自己是悲伤还是快乐；小丑不胖不瘦，就如同她不知道自己是胖是瘦。周围只有关于安娜的那个越来越纤细的回忆，已经没了声音，因为她已经记不起她的声音，尽管她记得那些话，在一切之中，她寻找着那根“线”，就像心理医生所说，她需要去找某种东西，当然不是一根真的线，这么说只是为了更好理解，是某种跟“线”很像的东西，某种不好的东西，一个没有解释的回忆，某种可以让她开始扯开身体里那个乱线团的东西，她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乱线团：就像一股言语的洪流，在这些话里，安娜说着“你很漂亮”，说着“你软弱之时，我会坚强”，但是已经不像从前了，已经不再像一股迅速、紧张的悸动一般的血流涌向她的胃部，而是好像当初说这些话的那个她现在却让她觉得羞耻，不是因为那些话，而是因为是她说了那些话。因为这也是事实，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自从那个女孩教她画小丑之后，她便不再开口，不再在会上发言，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已经破碎成语言的碎片，还没有说出口，便从遥远的地方流淌而来，那是如此地遥远，就像是她七岁的那年，特蕾莎的母亲由于心脏骤停而死，她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她，当她在课堂上再次见到脸色苍白的她时，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她想跟她说一些贴心的话，想跟她说自己感到很伤心，但是突然她便心狠起来，对于她的脆弱感到很恼火，于是对她冷嘲热讽，而现在，那种同样的狠心溶解在了言语之中，使她再一次走近安娜，靠近安娜那漆黑的阴毛，她的双脚，以及她脸颊上的痣，与此同时，同一名医生在重复着那些关于脂肪对于女人身体的重要性的话，而她则重复了一遍，理解了确实如此，并接受了这一点，但她的喉咙却感到恶心，就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柔软、裸露的样子，看到乳房，屁股，双腿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恶心，面对着那具柔软、肥胖、模糊的躯体，她觉得想吐，因此那天下午，在和心理医生进行例行的谈话时，她说她感到恶心，医生问为什么，她回答说不知道，医生又问为什么，她还是回答说不知道，医生很严肃地、几乎是喊着说，她是知道的，于是，突然间，路易斯出现了，特蕾莎生日的那个下午路易斯吻她时的舌头，游泳池的恶心和黏腻感，拆信刀，在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那里看到的狗，还有她的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像呕吐物一样脱口而出，汹涌湍急，灼热的话语融化在唇齿之间。“还有呢？”心理医生问，她回答说没了。“还有呢？”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伴着那种肯定、权威的神情，就像一阵旋风闯入了她回忆的暗室，回忆里有公园里的那段时光，有湖，有那像囊肿一样坚硬、无法言说的东西。“你当然可以的。”心理医生说。就像一个其硬无比的囊肿，时间再一次缓慢下来，寂静，并不只是没有声音，而是绝对的寂静，将一切事物分解成越来越小、越来越荒谬的碎片，公园草地上男人舔舐着女人的脖颈，她想要毁灭那所有的一切：男人，女人，他们身体间可恶至极的摩擦，张开的双腿，荒诞、丑陋的快感中不连贯的间歇，破坏了树叶的柔软，破坏了天空的颜色，破坏了她的消瘦，她的丑陋，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朝他扑去，为了结束这一切，不是为了摧毁什么，而是为了被某种东西摧毁，就像是有某种东西毁掉了多年以前溺死在湖里的那个男人，穿着写有USA字样的T恤，一只脚光着，另外一只穿着鞋，就像一定有某种东西摧毁了他，把他扔在那里，丑陋而美丽，漂浮在纹丝不动的湖面上，后来人无法知道真相，一个同时笑着哭着的小丑，因此她也开始哭了起来。当心理医生抱着她，并用手缓缓地抚摸她的头时，她想起了某种更加遥远，更加艰难的东西。“你强迫安娜在你面前脱光衣服就是因为这个？”心理医生问道。“什么？”“你强迫安娜在你面前脱光衣服就是因为这个？对吧，萨拉？我都知道了，上次我跟她谈了，她和我说是你逼她的。”“你知道什么？”“一切。你那么做就是因为这个，对吧？”世界凝滞了，就像是胶片中的一帧定格画面，安娜，安娜那双小小的脚，她的手，左脸颊上的痣，她乳房那不对称的美，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当她们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对方时那双冷酷至极的眼睛，现在全都融化在了另外一种像是光的东西里。“说吧，你强迫了她，就是因为这个，对吧，萨拉？”说出“是”很容易，因为说“是”就是在说“你很漂亮”，也就是在说“你软弱之时，我会坚强”，尤其是在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但与此同时，她记起了那双已经无法造成任何伤害的小手，安娜的双手在回忆中静止不动，就像是在怀念一片无法企及的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