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信后，我又独自在公寓里待了三天。我取消了心理医生的问诊，并且拒绝接电话。西蒙斯医生给我留了三条留言，麦科迪探员留了四条。我知道他们都很担心我，但是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打算在自己的创伤后生活方式上实现重大突破，但我的准备工作才只做到一半。
我没有勇气告诉西蒙斯医生，在我俩携手进行心理奋战十年之后，她无法再为我做什么。在过去十年间，我挥洒了无尽的泪水，久久地凝视远方，她则在一旁耐心地苦等。我们将我生活中的每件事一丝一丝地翻腾过来，层层抽丝剥茧，仔细了解每一个回忆，但她最希望深入探究的，却是我始终无法碰触的。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需要真正地做点什么了。
接受了一年的心理治疗后，我才能生硬地说出被囚禁的若干事实，像背书似的，仿佛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宇宙的另一个人身上。我会在房间的另一端，并且不让西蒙斯医生靠近，然后含糊地说出过去的恐怖遭遇。那是一种冗长而枯燥的陈述。每当我俩的谈话陷入僵持状态，或者她开始要求我说出更多时，新的细节就会浮现出来。
我用无数独立的画面揭示了我的过往遭遇。我被蒙着双眼，双脚被从天花板上的Ⅰ形钳上垂下来的链子锁着；我躺在桌上，像待解剖的昆虫一般四肢摊开，导尿管被插入我的膀胱，一毫升一毫升地往里面注水。我被绑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手腕铐在背后，一根手术用的尖针刺穿我的舌头。
都是详细的事实。
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
表面上，我对西蒙斯医生坦诚相待，向她坦白了我心底最黑暗的秘密。但是，她好像一直都清楚，我其实在竭力逃避。我可以一字一句地把经历讲出来，但却不能再感受到它们。它们仿若不断重复的诗句，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僵局之中，浪费了无数个治疗的机会，她却一直在等我向前迈进。现在，也许我打算那么做了。
第四天，我给麦科迪打了电话。铃响第一声，他便接了起来。
“我是麦科迪。”
“你是坐着的吗？”
“卡——萨拉，是你吗？”
“是我，听着，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好。我看过信了，你说得对，都是些胡言乱语。我保证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躁动不安，好吗？”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他的语气中露出一丝猜疑，“你要是再不回我们电话，我们就要派医护人员过去了。如果到时我们非得破门而入，你肯定会不高兴。”
“那你为什么没派人来呢？”电话另一端沉默了，“你和鲍勃谈过，对吧？你知道我仍然有叫外卖，因而还没有死。无论如何，你还算聪明。”我开始以轻松的语气说下去，“我一直在考虑你说的话……我打算出门走走。”
“真高兴我是坐着的……这是个不错的消息。但是，你确定你准备好这么做了吗？是否应该从简单一点的开始，比如去杂货店？”
听到我没回应，他又继续说道：“我至少可以问一下你要去哪里吧？”
我回避了他的问题。
“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离开。我打算向公司请假，反正我还有很多休假时间没有用。”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是说你还有很多休假的事情。呃，这件事你和西蒙斯医生谈过吗？”
“没、没有，还没有。但是我下一通电话就会打给她。”
我深吸一口气，挂掉了电话。我毕竟不是囚犯，他们也不是看守我的狱卒。我可以出门走走，我确实累积了很多假期。这些全都是真的。
不真实的是休假这点。我认为，那封信没有给我任何明显的线索，但我脑海中就是有什么东西挥之不去。我花了三天的时间，仍然未能想起任何事情。于是，我决定必须进行B计划。我将听取杰克·德伯教授的建议，他的妻子西尔维娅会“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或许杰克的话另有深意，与信上所指的不一定相同。西尔维娅，指引我。我坚定地低声说着，并将电话放好。指引我。
我很快便在谷歌上搜索到了西尔维娅的全名以及她所居住的城镇。有个臭名昭著的敌人的好处便是，只要他一结婚，整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个中细节。西尔维娅·邓纳姆，俄勒冈州基勒镇。她住得离监狱不是很远，她倒是很方便，但对于我而言，可就是不幸了。因为我觉得，即使隔着钢筋混凝土和铁栏杆，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就像曾经隔着地窖的那道门一样。
我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囚禁杰克的那所监狱，对着屏幕上那个棕褐色小院子的图标看了好一会儿。杰克肯定每天都会在那院子里散步。我仅能够辨识出守卫塔的模糊图像，还有标记监狱界线的细线，那肯定是铁丝网。我的身体打着寒战，我关闭了网页。我不想太快把自己逼到心理极限。
自从逃离魔爪之后，我连俄勒冈州都不曾回去过，我还郑重地发过誓，绝不再回去。但是，杰克的那封信让我意识到我的不作为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杰克被假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却仍能扰乱我多年来努力抑制的情绪，并强迫我面对我最终需要做的事情，无论那件事让我感到多么恐惧。
在审理杰克的案子时，检察官十分“务实”和“尽职”。他们的策略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成效——将杰克送进了监狱。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詹妮弗的案子悬而未决的事实，而且这件案子可能永远成为无头悬案。多年来，我基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杰克的这封信让我相信，西尔维娅也许是一切的关键，她可能知道一些内情。现在，责任在召唤我，这是我十年来首次回应它的召唤。或许是心理治疗终于起了作用，又或许是我知道这项任务正是一种心理治疗。
我趁着勇气尚未消失，上网为自己订了机票和当地最好的酒店。我停顿了一下，又租了一部车，虽然我极其讨厌开车，但绝对不会再搭出租车。我预订的时候用了我现在的真名——卡罗琳·莫罗。我现实的一面正在占上风。我开始在清单上列好需要随身携带的各种物品。
这将是我回俄亥俄州探望父母后五年来第一次出门。坦白地说，那次旅行并不是很顺利。尽管中途会在亚特兰大停留三小时，我还是订了一架波音767飞机的航班，因为这种飞机的机械故障率在所有飞机中最低。即使有这层安全考虑，在登机时，我的恐慌症还是暴露无遗。机组人员强迫我下飞机，因而航班被延误，引来众多乘客的愤恨声。我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记起曾经在新闻中看过我，他们肯定更能谅解我的行为。后来，我不得不在机场等候六个多小时，直到医护人员相信我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后，才终于搭上后来的一班飞机。
这次，鉴于必须搭飞机，我刻意绕道凤凰城，迂回的路线将花费我整整十二个小时，比严格讲求效率的路线足足长了六个小时。但针对我的精神状况，选择该路线是绝对必要的。
我的行李虽简便但样样齐全。第二天，当我咔的一声关上行李箱时，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做好了去完成使命的准备。然后，就像上次的情况一样，正当我要踏出家门口时，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涌了上来——思绪烦乱、胸口发紧。我竭力抵抗那种感觉，挣扎着吸气，退回卧室，走到白色梳妆台旁。
我拉开一直没看过的底层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破旧的蓝色相册，自然而然地翻到中间那一页。在相册页的右上角，在剥落的薄膜下，是她——十三岁时的詹妮弗。
在她那勉强微笑的脸上，眼神悲悯忧伤。车祸后的数年里，她一直都是那样，看起来十分严肃，好像在努力思考问题。我站在她身旁，探过身子，活跃地张开嘴和她说话，甚至都没注意到她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当时的自己。尽管我们心怀恐惧，但当时的我看起来十分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此时，我安然地坐在自己的卧房中，如果我在小地毯上向后仰，便能透过梳妆台上的镜子看见三十一岁的自己。在岁月的磨砺下，我那棱角分明的五官已日趋柔软，但是棕黑色的头发依然保持着自高中以来齐肩的整齐短发。在苍白皮肤的映衬下，我的棕色眼眸看起来几乎成了黑色，只有在惊慌时，我脸上才会浮现出粉红的血色，露出一分生气。我虽然能勉强挤出笑容，但看起来仍是一副心神涣散的模样。我瞧着镜子里那个回瞪着我、面露惊恐的女人，心想，也难怪他们会请心理医生上门为我治疗。
我慢慢地起身，正打算将相册放回去时，心里又迟疑了一下。我将我和詹妮弗的合影抽了出来，塞入钱包里，并拎起手提袋。接着，我将相册塞回抽屉底部，仔细地关好抽屉，然后整理好身上的衣衫。吉姆说得对，我需要出去透透气。我收拾好东西，再次核对了一遍航班时间和编号，然后将早前包好的三明治放入手提袋内。我能行。
我从外面将公寓门的第三道锁锁好，脚边放着我那艳红色的行李箱，这时我才想起还没给西蒙斯医生打电话。我耸了耸肩，反正吉姆会告诉她的，到时我们可以用三四次问诊的时间来聊聊我的逃避策略。只有一些新内容可以让我和西蒙斯医生之间的关系保持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