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我以为他邀我进门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带我走进前厅，招呼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说他可以泡壶茶，我要不要喝？我说好，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喝杯茶好像挺不错的。
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忽然想到他可能挥舞着一把屠刀，或者握着他杀掉拜伦·利奥波德那把枪走出来。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没穿防弹背心，而且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有钥匙圈上头的指甲刀。
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拿刀或枪对付自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想他有这个权利。不过他也没自杀。
他拿着一个银托柄的核桃木茶盘出来，上头有个瓷壶，旁边摆着糖罐和一个小牛奶壶，还有汤匙、茶杯和托碟，他把东西一一在茶几上放妥。他的茶加上糖和牛奶，我则是什么都不加。那是正山小种红茶。一般来说，我没法分辨出不同的茶种，不过我没喝之前，就认出这种茶的烟熏味。
“什么都比不上喝一杯茶。”他说。
我把身上带着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说，“我想录音。”
“应该不介意吧，”他说，“真的，录不录音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按下录音键。“这是马修·斯卡德和威廉·哈夫迈耶的谈话录音，”我说，接着报上日期和时间。然后我在椅子上往后靠，让他有机会讲话。
“我想你都知道了。”他说。
“大部分都知道了。”
“我早知道你会来。当然，不知道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过我知道会有某个人来。真不懂我怎么会以为自己逃得过。”他拾起眼睛看着我，“我一定是疯了。”他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艘船，”他说，“那艘可怕的船。”
“那艘渡轮。”
“马格纳·叙韦森号。你知道，那艘渡轮根本没有管理，显然非常不安全。你不会相信这艘船有多少违规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它害多少人白白送死？”
“四十八个。”
“对。”
“约翰·塞特尔是其中之一。”
“没错。”
“你有他的保单，”我说，“是通过得州一个旅费交易经纪人买下的。你以前做过这种旅费交易，其中一个姓菲利普斯。”
“哈伦·菲利普斯。”
“你从菲利普斯身上赚了一笔，”我说，“然后投资在塞特尔身上。”
“这些都是不错的投资。”他说。
“据我所知的确是。”
“从各方面来说都不错。无论是对那些可怜患病又没钱的人，或者我们这种寻找高利润又安全的投资方式的人。对不起，你告诉过我你的姓，可是我不记得了。”
“马修·斯卡德。”
“是，当然。斯卡德先生，我是个鳏夫。我太太以前患了多重硬化症，婚后的大半岁月都卧病在床。她过世已经快满七年了。”
“一定很痛苦。”
“是的，我想是。你会慢慢习惯，就像你会习惯独居。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几年。五年前他们希望我提早退休。‘多年来，你一直是个忠心的好职员，因此我们愿意付钱请你辞职。’当然了，他们没这么说，但反正我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你就有钱投资了。”
“如果我想活不去，就非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可。存在银行里头的利息不够，而且我老担心银行倒闭的风险。你是乘飞机来这里的，对吧？我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我一直很怕飞行。很荒谬吧？我在街上射杀了一个人，冷血无情地谋杀他，可是我却怕坐飞机。你这辈子听过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我尽量不去看录音机。只希望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我说：“那艘船沉没的时候……”
“马格纳·叙韦森号。海上的死亡陷阱。我们总以为北欧的船应该不会太糟，对吧？”
“那是意外。”
“是，是意外。”
“而且这件事起了头，对吧？你所持有约翰·塞特尔的保单是五万元，如果他待在家里死于艾滋病，你就会得到五万元。”
“对。”
“但因为他是死于意外……”
“我得到了双倍。”
“十万元。”
“是的。”
“因为那张保单有双倍理赔条款。”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根本没有概念。收到保险公司的支票时，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而且我还真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相信我如果没通知他们的话，他们日后还会跟我追讨利息。结果他们告诉我双倍理赔的事情，还有塞特尔先生死亡的方式如何让我得到保单面额双倍的钱。”
“好一笔横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之前我付三万八千元买那张保单，所以这个投资的报酬已经很好了，但结果真是太惊人。我的投资几乎回收了三倍。三万八千元变成了十万元。”
“一夜之间。”
“没错。”
“所以你又参与了另一个旅费交易。”
“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媒介。”
“我了解原因。”
“我把一部分收入存进银行，其他的又拿投入另外一个旅费交易。这回我买的保单比较贵，七万五千元。”
“你曾事先确定过那个保单有双重理赔条款吗？”
“不！不，我发誓我没有。”
“嗯，我了解。”
“我从没问过。可是收到保单后——”
“你瞄了一眼。”
“对。你知道，只是看看有没有这种条款罢了。”
“结果有。”
“对。”
我没搭腔，沉默着，又喝了点茶。小录音机侧边的红灯亮着，录音带继续转，录下了这段沉默。
“有些评论家严厉批评旅费交易，他们并不是基于投资观点，每个人都承认这是个好投资，而是针对等着某个人死掉，好让自己成为他的理赔受益人这种想法。我看过一个漫画，一个人走在沙漠里，一堆秃鹰在他头上盘旋。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你不太会想到那个人。如果只要你稍稍顾念他，你就会希望他活得很好。我当然宁可希望某个人多享受一个月的生命，也不愿我的投资提早一个月到期。毕竟，我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这是科学事实，我的本金和利息都有保障，因为他身体状况的生物过程不可逆反。哈伦·菲利普斯和约翰·塞特尔也是如此，我早知道他们快死了，不会再活太久。可是我并没有老想着这件事，也不希望他们早点死。”
“可是换了拜伦·利奥波德，就不一样了。”
他看着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想我知道。”
“如果他得了艾滋病，最后因此而死，我就会拿到七万五千元。如果他被车撞死，或者在浴缸里摔死，或者死于火灾，那我就会得到双倍的钱。”他摘下眼镜，双手拿着，凝视着我，毫不设防地说，“我其他什么都没法想，”他说，“我没法把这个事实赶出脑子。”
“我明白。”
“是吗？再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开始会觉得那是我的钱，十五万元都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十五万。”
我听过一些小偷讲过类似的话。小偷想要你的东西，他心里就开始把所有权栘转，所以东西就都变成他的——他的钱、他的表、他的车。他看到你还持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是出于一种几乎是正当的义愤，才去拿的。他从你那边拿来时，并不是偷窃，而是收回而已。
“如果他死于艾滋病，”他说，“就少掉一半的钱。我无法自制的一直想着这是个多大的浪费。这些钱不会被他，或他的继承者，成任何人拿走。完全就是损失。但如果他不幸死于意外——”
“那钱就是你的了。”
“对，而且不会让任何人付出代价，那不是他的钱，或其他任何人的钱，我会得到一笔纯粹的横财。”
“那保险公司呢？”
“可是他们已经把风险考虑进去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音量骤增，“他们卖给我一个有双重理赔条款的保单。我相信是业务员建议的，不会有人刻意要求这种条款。这个条款会使得每期保费高一点，所以钱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不是我得到这笔意外之财，那就是保险公司得到，因为他们只好留下这笔钱。”
我还是没出声，他的声音陡然降下，然后说：“当然那些钱不会凭空生出来。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我也没资格拿。可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笔钱。如果他意外死掉，那就是我的钱了，一毛也不少。如果他死于艾滋，那我就少拿了一半。”
“少拿了一半。”
“没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拿起茶壶，把我们两个人的茶杯都加满，“我开始想象意外的发生。”他说。
“想象？”
“想象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一带有很多人会死于车祸。我想这类意外在纽约比较少。”
“还是有，”我说，“不过没那么多。”
“一想到纽约，”他说，“你就会想到那儿的人很容易被谋杀。虽然真正的谋杀率并不比起其他城市高，对吧？”
“的确，没那么高。”
“新奥尔良高多了，”他说，然后说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名字，“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说，“纽约大街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甚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是有这个名声没错。”我表示同意。
“所以我就想象他会碰上这种事。一把刀或枪，迅速结束生命的外伤。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吗？”
“怎么想？”
“我还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对你和拜伦·利奥波德两个人？”
“没错。”
“你怎么会这么想。”
“让他迅速死亡。”
“简直为了仁慈而杀人。”我说。
“你是在讽刺，可是难道病死会比较仁慈吗？生命一点点的被吞噬掉，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后在你死掉之前，就夺走你活下去的意志？你知道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知道。”
“那你应该很庆幸。”
“我是很庆幸。”
他再度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擦眼睛。“她就是一点一点地死掉的。”他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太太。她花了好几年才走完死亡之路。死亡先让她用拐杖，然后让她坐上轮椅。这会吞噬掉她生活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得调整自己去习惯这种情况。然后死亡又会再咬一口，情况永远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
“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想是的，”他说，仿佛他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我常祈祷让她死掉，觉得很矛盾。你怎么可能祈祷一个心爱的人死掉呢？你会祈祷她得到解脱，但怎么有办法祈祷她死掉呢？‘上帝啊，减轻她的痛苦吧。’我会这么说，‘上帝啊，赐予她承受重担的力量吧。’然后我不自觉地就会祈祷，‘上帝啊，让这一切结束吧。’”他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丝毫不同。疾病有它自己的行程表，有它自己的步调。祈祷无法使它减缓或加速。它想折磨她多久就折磨多久。然后杀了她。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那个录音机似乎有戏剧感，第一面刚好挑在这时录到底。一般人都会想尽可能顺利地把录音机打开换面，然后重新录音，免得打断气氛。结果我的手指却破坏了这个过程，我笨手笨脚的按钮，又笨手笨脚的把录音带换面。
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头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头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见得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给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会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于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到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过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很多方法时，忽然想到，当初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将可以免去他太太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了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把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然后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是你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乘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侦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之后就不怕了。”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结果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待超过一个星期。”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就有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枝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寻找的人。他脸上显示了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板凳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合理化，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不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公园里有几个人，目击者。我以为他们会描述我的长相，然后会弄出一张合成画像登在所有报纸上。我以为会有人把保单和我联想在一起。可是报上什么也没登，至少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一直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是一个都没有。”
“听起来你似乎欢迎有人找上门来。”
他缓缓地点点头。“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说，“到现在还是无法向自己解释，也绝对无法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我原先有个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去纽约，杀了这个人，然后回到这里，而我生活中的唯一改变就是我会更有钱。”
“结果事情不是这样。”
“我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他说，“那个幻觉就忽然消失了，像烟雾里的图画一样，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事情完成了，那个人死了，再也无法挽回。”
“不可能了。”
“对，绝对不可能了，过去的事情一丝都无法改变。全都刻在石头上，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无法抹去。”他沉重地叹息，“我原以为……唉，别管我怎么以为了。”
“告诉我吧。”
“我原以为杀了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以为反正他早晚都得死。结果他真的死了！”
“没错。”
“我们所有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人都不免一死。但这就表示杀人无罪吗？”
上帝杀人就无罪，我心想。他常常在动手。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他一个忙，”他苦涩地说，“我让他轻松地死去。可是我凭什么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已经准备要死，他可以吃药，可以把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有太多方式了。老天在上，他住在高楼上，如果他想死的话，还可以从自家窗子跳楼。”他的眉毛拧成一团，“看得出来他并不急着赴死，他卖掉保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拿钱活下去。他希望尽可能活得久、活得好。所以我提供他那笔钱，”他说，“然后我又取走了他的性命。”
他刚刚说话中途，把眼镜摘下来了，现在他再度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好吧，”他说，“现在怎么办？”
永远都是美丽的问题。
“你有几个选择，”我说，“有个克利夫兰的警官，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很熟悉整个状况。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警察局自首，让他正式宣读你的权利给你听。”
“米兰达警告。”他说。
“对，一般是这么称呼。然后当然你可以有律师在场，他会跟你解释有哪些选择。他可能会建议你接受引渡，然后你会被安排押送去纽约。”
“我明白了。”
“或者你可以自愿跟我去纽约。”我说。
“去纽约。”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主要可以替你省掉许多延迟和官僚公文程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好处。”
“是什么？”
“我不会使用手铐，”我说，“如果你被正式拘捕，全程就得被铐住，这样在飞机上会很尴尬而且不舒服。我没有警方的身份，所以不受这种规则约束。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
“在飞机上。”他说。
“哦，对，你不乘飞机的。”
“我想你一定觉得很愚蠢，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哈夫迈耶先生，我不想说服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被正式拘捕，押送到纽约，他们就会逼着你乘飞机。”
“可是如果我跟你去——”
“坐火车要多久？”
“不到十二个小时。”
“不是开玩笑吧。”
“湖岸线特快车。”他说，“清晨三点从克利夫兰开出，下午两点十分抵达纽约。”
“你上回就乘这班车去纽约的？”
“没那么糟，”他说，“座椅可以放平躺下睡觉。还有餐车。”
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出头，但即使我把他送去克利夫兰警局蹲监狱，我自己也得等到明天上午才有班机飞回纽约。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说，“我会陪你乘火车。”
他点点头。“我想这样最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