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杜拉把兄弟之情看得很认真。听盲人歌手演唱那晚过后一星期，他来到我位于卡夫帕雷德区的简陋小屋，带着装了药、药膏和绷带的包包，还带了一个小铁盒，里面装了一些手术工具。我们一起翻看包包里的东西，他问我关于药的问题，想知道那些药有多大用处、日后会需要多少。问毕，他擦干净木凳，坐下，好几分钟不讲话，静静看我把他带来的东西放进竹架子。拥挤的贫民窟里，传来聊天声、争吵声、歌声与大笑声。
“咦，林，他们在哪里？”他终于问。
“谁在哪里？”
“病人啊，他们在哪里？我想看我兄弟治病。没有病人不可能治病，不是吗？”
“我，呃，我现在没有病人。”
“噢。”他叹口气，皱着眉，指头敲打着膝盖，“那你想我该不该去替你弄几个病人来？”
他半坐起身子，脑海里浮现他硬拉着病人和伤员到我小屋的情景。
“不用，顺其自然。我并非每天都替人看病。但我如果真的替人看病，如果我人在这里，通常下午两点左右才有病人来。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工作到中午。我通常忙我自己的，我也得赚钱养活自己，你知道的。”
“但今天早上不用？”
“不用，今天不用，我上星期赚了些钱，够我用一阵子。”
“你怎么赚那些钱？”
他一脸真诚地盯着我看，浑然不觉这个问题会让我觉得尴尬或有所冒犯。
“问外国人怎么赚钱可不怎么礼貌哟，阿布杜拉。”我说，大笑起来。
“哦，我知道了，”他微笑说，“你用非法的方式赚钱。”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你既然提起，我就跟你说。有个法国女孩想买半公斤的大麻胶，我替她找到卖家。我还帮一个德国男人以非常公道的价钱卖掉他的佳能相机，而帮他们的忙我就能抽头。”
“你做这生意能赚多少钱？”他问，眼睛直盯着我。那是对淡褐色的眼睛，近乎金黄色，就像塔尔沙漠里的沙丘在下雨前一天的颜色。
“我赚了大约一千卢比。”
“每一件一千卢比？”
“不，两件共一千卢比。”
“钱很少，林兄弟。”他说，皱起鼻子，噘起嘴，露出不屑的表情，“非常少，少得可怜的钱。”
“是啦，对你而言或许是少得可怜，”我带着防卫心态低声说，“但够我过上一两个星期啦。”
“那你现在有空，对不对？”
“有空？”
“你现在没病人？”
“是没有。”
“现在没有抽佣金的生意要忙？”
“没有。”
“很好，那我们一起走，现在。”
“是吗，去哪里？”
“来，到了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走出小屋，强尼·雪茄迎面跟我们打招呼。他显然偷听了我们的对话。他对我笑笑，绷着脸对阿布杜拉，然后再度对我微笑，笑脸里带着几丝不悦。
“嗨，强尼，我出去一会儿，千万不要让小孩拿到药，好吗？我今天把一些新东西放上架子，有些很危险。”
强尼的下巴一沉，捍卫他受伤的尊严。
“没有人会碰你屋里的任何东西，林巴巴！你怎么这样说？你可以把几百万卢比放在屋里，没有人会碰；你也可以放金子，印度银行都没林巴巴的小屋安全。”
“我只是想说……”
“你也可以放钻石，还可以放翡翠、珍珠。”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强尼。”
“没必要担心，”阿布杜拉插嘴，“他赚的钱那么少，没人会有兴趣。你知道他上个星期赚了多少钱？”
强尼·雪茄似乎不放心阿布杜拉这个人。不怀好意的怒容，使他的脸绷得更紧，但这问题挑起他的兴趣，他克制不住好奇心。
“多少？”
“各位，我觉得现在没必要谈这个。”我抱怨道，努力想避开这个话题，我知道我那笔微不足道的钱可能会扯上一个钟头。
“一千卢比。”阿布杜拉说，吐了口口水以示强调。
我抓着他的手臂，推他往小屋之间的小径另一头走。
“好了，阿布杜拉，我们不是要去什么地方吗？快走吧，兄弟。”
我们走了几步，强尼·雪茄跟上来扯我的袖子，使我落后阿布杜拉一两步。
“帮帮忙，强尼！我现在不想谈我赚了多少钱。我保证晚一点你可以问我，但……”
“不是，林巴巴，不是那事，”他用粗嘎的嗓门低声说，“那个人，阿布杜拉，你不该相信他！别跟他来往！”
“什么？有什么问题，强尼？”
“不要就是了！”他说。他大概还有话要说，但阿布杜拉转身叫我，强尼悻悻然走开，消失在巷子的转角。
“什么事？”我跟上时，阿布杜拉问道。我们曲折穿行于小屋之间。
“哦，没事，”我低声说，并未如实告诉他，“一点事都没有。”
阿布杜拉的摩托车停在贫民窟外的马路上，几名小孩正帮忙看着。个子最高的小孩迅速拿走阿布杜拉递给他们的十卢比小费，带着他那帮一身破烂的顽童叫喊着跑开。阿布杜拉发动车子，我爬上后座。我们没戴安全帽，只穿薄衬衫，冲进混乱而友善的车阵，与海平行，朝纳里曼岬驶去。
懂得摩托车的人，从别人骑车的习惯就能看出那人的个性。阿布杜拉骑车靠的是本能反应，而非专注。他控制行进中的摩托车，就像控制行走中的双腿那么自然。他分析交通状况时，既善用技巧，又诉诸直觉。有几次，明明看不出有减速的需要，他却先减速，从而免去紧急刹车。没有这种天分的骑士，则免不了要紧急刹车。有时他加速冲向一个明明有车挡着的地方，然后就在似乎要撞上时，前方神奇地露出缝隙让我们钻入。最初我胆战心惊，但不久这本事让我对他勉强有了信心，我放松心情让他载着走。
我们在昭帕提海滩处驶离海边，从海湾吹来的凉爽海风渐渐平息，接着被林立高耸排屋的街道遮挡。我们汇入流往纳纳乔克区乌烟瘴气的车流。那里的建筑建于孟买发展为大港市的中期，有些建筑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坚实几何结构筑成，已有两百年历史。阳台、窗缘装饰、阶梯式正立面的复杂精细，反映了某种豪华优雅的风格，那是这座光鲜而迷人的现代城市几乎无力营造的风格。
纳纳乔克到塔德欧之间的地区，人称帕西人区。最初我很惊讶，像孟买这样风貌多元，种族、语言、爱好日益庞杂的城市，竟会倾向精细的区隔。珠宝商有自己的市集；技工、水电工、木匠和其他行业，也各有市集。穆斯林自成一个居住区，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帕西人、耆那教徒也一样。如果想买卖黄金，要到札维里市集，那里有数百家金店抢着要你光顾；如果想看清真寺，可一次连看两三家，因为它们彼此间的距离都在步行可至的范围之内。
但一段时间后我理解到，这些区隔一如这个多语言的复杂城市里其他大大小小的划分，并不像所见的那么泾渭分明。穆斯林区有印度教神庙，札维里市集里有菜贩杂处于闪闪发亮的金饰间，而每栋高级公寓大楼旁几乎都有贫民窟。
阿布杜拉把摩托车停在巴提亚医院外，那是由帕西人慈善信托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几座现代医疗机构之一。庞大的医院大楼里，有服务富人的豪华病房和服务穷人的免费治疗中心。我们走上阶梯，进入一尘不染的干净大理石门厅，大风扇吹来宜人的凉风。阿布杜拉和柜台服务人员讲了话，然后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急诊与住院区。问过一名杂务工和护士之后，他终于找到他要找的人：那名坐在堆满凌乱东西的桌旁，矮小且非常瘦的男医生。
“哈米德医生？”阿布杜拉问道。
医生在写东西，没抬头。
“是。”他不耐烦地回答。
“我是阿布德尔·哈德汗派来的，我叫阿布杜拉。”
哈米德医生立即停笔，缓缓抬起头来盯着我们，带着暗暗忧心的好奇神情。有时，你会在目睹斗殴的旁观者脸上见到那种神情。
“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你，告诉你我会来？”阿布杜拉轻声说，带着提示对方的口气。
“是，没错。”哈米德说，露出自在的微笑，回复原本的镇定。他站起身，隔着桌子握手。
“这位是林先生。”我与医生握手时，阿布杜拉介绍我。那是非常没有感情而无力的一握。“科拉巴贫民窟的医生。”
“不，不是，”我反驳，“我不是医生。我只是有点赶鸭子上架，在那里出点力。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很懂。”
“哈德拜告诉我，你跟他聊天时，抱怨把病人转诊到圣乔治与其他医院的问题。”哈米德谈起正事，不理会我的声明，露出那种忙得无暇跟人客套的姿态。他的眼睛是近乎黑色的深褐色，在擦得发亮的金框镜片后炯炯发亮。
“哦，是。”我答，惊讶于哈德拜记得我跟他的谈话，惊讶于他竟觉得那很重要，重要到必须告诉这位医生，“问题在于我是半吊子，如果你知道我意思的话。我懂得不够多，无法解决上门病人的所有疑难杂症。碰到无法确认的病，或者我只知道大概的病，我要他们到圣乔治医院就诊。我不知道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但他们多半什么人都没见到，没见到医生、护士或任何人，只好回来找我。”
“你觉得那些人会不会是装病？”
“不会，我很肯定。”我为自己受冒犯而有些不悦，也为贫民窟居民被看轻而觉得气愤，“他们装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他们很有自尊心，非不得已不向人求助。”
“当然。”他低声说，同时拿下眼镜，揉了揉眼镜在鼻子上压出的凹痕，“你去过圣乔治吗？见到那里的人，跟他们说过这件事吗？”
“去过，我去了两次。他们告诉我病人太多，他们尽力在做。他们建议我从有执照的开业医生那里取得转诊单，这样一来，说白点，那些贫民窟居民就可以插队。我不是在抱怨圣乔治医院那些人不好，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人力不足，病人太多。我的小诊所一天大概看五十个病人，他们每天看六百个，有时还上千人。我知道你一定了解那是什么情形，我想他们是竭尽所能在做，他们尽力想治疗急救病患。问题症结在于我的人看不起正牌医生，没办法取得转诊单让他们插队到大医院就诊。他们太穷了，所以他们才找我。”
哈米德医生扬起眉毛，对我露出自在的微笑。
“你说‘我的人’。你越来越像印度人了，林先生！”
我大笑，首度用印地语回应他。我引用了卖座电影主题曲里的歌词，当时那电影正在许多戏院播映。
“在这一生，我们竭尽所能更上层楼。”
哈米德也大笑，双手用力一拍，既高兴又惊讶。
“好，林先生，我想我可以帮你。我一个礼拜在这里看病两天，其他时间我会在我的诊所，位于第四帕斯塔巷。”
“我知道第四帕斯塔巷，离我们很近。”
“没错，而且我和哈德拜谈过，同意你有需要时把病人转给我，我会看情况，安排他们到圣乔治医院治疗。可以的话，明天就开始。”
“好，就这么办，”我立刻说，“我是说，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不知道该怎么付你费用，但……”
“不必谢我，也不必担心费用，”他答，瞥向阿布杜拉，“我看你的人完全免费。要不要一起喝杯茶？不久，我会有个休息时间。对面有家餐厅，如果你可以在那里等我，我会过去找你，我想我们很有的聊。”
阿布杜拉和我告辞，在餐厅等了二十分钟，隔着一面大玻璃，看着穷病人吃力地走到医院门口，有钱病人坐出租车和私家车到医院。哈米德医生依约前来，扼要说明把贫民窟病人转到他在第四帕斯塔巷的诊所的必要手续。
好医生至少有三个共通点：懂得观察、懂得倾听、很累。哈米德是个好医生，聊了一小时后，我看着他未老先衰、布满皱纹的脸，看着他因睡眠不足而发红灼痛的眼睛，我为他奉献的疲累而感到惭愧。我知道他可以赚大把的钱，可以到德国、加拿大或美国执业，享受优越的生活，但他选择留在这里，跟他的同胞在一起，只赚取微薄的报酬。这城市里，像他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士有数千名，他们在克制物质享受与工作成就方面同样令人赞佩，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能让这个城市存活下去。
我再度坐上阿布杜拉的摩托车，驶进拥挤的车阵。摩托车在巴士、小轿车、卡车、脚踏车、牛车和行人之间穿梭，险象环生。他回过头大声跟我说，哈米德医生住过贫民窟。他说，哈德拜从全市几个贫民窟里挑了一些特别聪明的小孩，出钱让他们读私立大学。从高中到大学毕业，这些小孩都由他供养，受他鼓励。他们毕业后成为内外科医生、护士、教师、律师、工程师。哈米德是二十多年前被选中培养的那批聪明小孩之一。为了解决我的小诊所的难题，哈德拜打电话要他相助。
“哈德拜是创造未来的人。”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时，阿布杜拉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还有我的好兄弟，你，都等着未来自然降临。但阿布德尔·哈德汗构思未来、规划未来，让未来实现。那是他和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你呢，阿布杜拉？”我们跟着车流冲出时，我大声问他，“哈德拜规划过你吗？”
他放声大笑，胸口因为高兴、笑得很用力而起伏着。
“我想他有！”他答。
“嘿！这不是回贫民窟的路。我们要去哪里？”
“去可以拿到你的药品的地方。”
“我的什么？”
“哈德拜替你打点好每个星期拿药的事，我今天拿给你那些东西是第一批，我们要去卖药的黑市。”
“卖药的黑市？在哪里？”
“在麻风病患贫民窟。”阿布杜拉如实回答，再度大笑，同时猛然加速，就在快要撞到前方车阵时，车阵突然开出缝隙，他钻了进去，“交给我就是了，林兄弟。你现在是这计划的一部分，不是吗？”
事后回想，当初听到“你现在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我就该有所警觉。在那时候，在刚开始时，我早该察觉到……事有蹊跷……但我那时没担心，反倒几乎开心，那句话似乎让我兴奋得热血翻涌。逃亡生涯展开后，我失去家人、家乡、文化，我以为下半辈子就要这样度过了。经过几年的放逐生活，我理解到，放逐也让我得到某样东西。我得到放逐之人那种孤单而可以不顾后果的自由，一如任何地方的放逐之人。我追逐危险，因为危险是足以让我忘记所失去的少数事物之一。凝视着热风吹送的午后，坐在阿布杜拉的摩托车上，穿行于纵横交错的街道间。我在那天下午，义无反顾地堕入无可逃避的命运，就像男人义无反顾地爱上羞涩女人的迷人微笑。
麻风病患聚居区位于孟买郊外。孟买有几个机构收容麻风病患，但我们要去看的那些男男女女并不肯住在那里。那些机构提供医疗、关心和干净的环境，但规定严格，而并非所有麻风病患都能接受那些规定。因此，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被赶了出来。随时都有数十名男女、幼童住在那些机构之外，住在更广阔的城市天地里。
贫民窟居民收容各种阶级、各种种族、各种处境的人，展现宽大包容的胸襟，但这份胸襟鲜少扩及麻风病患身上。地方政务委员会和街道委员受不了他们久住，麻风病人被人们当成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只好自行组成流动贫民窟，碰上空地，不到一小时就在上面落户，然后在更短的时间内了无痕迹地离开。有时他们在垃圾掩埋场旁住上几星期，侵犯了长居该处的拾荒人地盘，双方为此上演攻防战；有时，他们在湿软的空地或工业废水的排放口安家落户。那一天，我跟着阿布杜拉第一次拜访他们时，他们在卡尔郊区附近，铁路岔线锈迹斑斑的石头上，搭建起破烂的栖身之所。
我们不得不停好摩托车，跟麻风病患一样穿过围篱间的缝隙，跨过壕沟进入铁道区。这块锈迹斑斑的高地是火车集结待命区，大部分城市线火车和许多运送农产品、制造物出城的货运列车均在此集结待命。分站后面坐落着配套的办公室、仓库、维修棚，更后面是庞大的调轨区，一大片空地上有数十条铁道和铁道交会处，外围则有高高的铁丝网围住这块空地。
铁道区外是舒适安逸、生意热络的卡尔郊区，可看到车来人往的交通、花园、阳台与市集。铁道区里则是死气沉沉之地，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就连隆隆驶过的列车都是幽灵列车，从一个调车点行驶到另一个调车点，车上没有列车员、没有乘客，而麻风病患的贫民窟就坐落在这里。
他们在铁轨间找到一块菱形空地，在那里一起搭设简陋小屋。他们的屋子都不到我胸口高，远望就像是笼罩在炊烟中的军队野营地里的楔形小帐篷。但走近一看，它们破烂得离谱，相较之下，我住的贫民窟小屋坚固、舒适得多。那些小屋以弯曲的树枝为骨架，以卡纸板、塑料碎片为建材，用细绳绑缚，草草搭成。我单靠一只手，不到一分钟就能把这整个营地夷为平地，但三十名麻风病人却在这里栖身。
我们进入这贫民窟，未受任何阻拦，来到位于其中心附近的一间屋子前。居民停下手边的动作，盯着我们瞧，但没人开口。很难不看他们，而一旦看了，又很难不盯着他们。有些人没鼻子，大部分没手指，许多人的双脚缠着带血渍的绷带，有些人严重到嘴唇、耳朵都开始消失。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女人为美丽所付出的代价），女麻风病患外形毁损的程度，使她们看起来似乎比男病患更丑陋骇人。许多男人对肢体不全抱着不服输甚至昂扬自得的态度，那种带着好斗意味的丑陋本身还颇富魅力。但在女人身上，羞涩只显得畏怯，饥饿则显得虎视眈眈。在我见到的许多小孩身上，几乎看不到这种病的痕迹。他们清一色都很瘦，但看起来身体健全，相当健康。而且所有小孩都很卖力工作，他们的小手担负起抓握东西的任务。
他们早就看到我们来，而且想必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因为我们一靠近那小屋，就有一名男子爬出来，站起身来迎接我们。两名小孩立刻现身扶着那男人。他受到麻风病的严重摧残，很矮小，大概只到我的腰那么高。双唇和脸的下半部分已被蚕食到只剩一块又硬又多疙瘩的隆起黑肉，从脸颊往下延伸到下巴。下颌骨裸露，牙齿、牙龈也裸露，而鼻子所在的位置变成一个窟窿。
“阿布杜拉，孩子，”他用印地语说，“你好，吃了没？”
“我很好，兰吉特拜。”阿布杜拉以恭敬的语气回答，“我带了这位白人来见你。我们刚吃过，想喝杯茶，谢谢。”
小孩搬凳子给我们坐，我们坐在兰吉特拜屋前的空地上。一小群人聚拢过来，坐在地上或站在我们四周。
“这位是兰吉特拜，”阿布杜拉用印地语告诉我，嗓门放大好让所有人听见，“他是麻风病患贫民窟的老大，是这里的国王，在这个kala topi的俱乐部里。”
印地语kela topi的意思是黑帽，有时用它来指称小偷，因为在孟买的阿瑟路监狱里，服刑的偷窃犯得戴黑环帽，由此得名。我不清楚阿布杜拉为什么这样说，但兰吉特拜和其他麻风病患欣然接受，而且重复说了这个字眼几次。
“你好，兰吉特拜，”我用印地语说，“我姓林。”
“Aap doctor hain（你是医生）？”他问。
“不是！”我几乎是惊慌得大叫，为这疾病和对它的无知而感到焦虑，担心他会求我替他们治病。
我转向阿布杜拉，改用英语道：“告诉他我不是医生，阿布杜拉。告诉他我只是在做一些初步急救的工作，治治老鼠咬伤和倒钩铁丝围篱剐伤之类的，跟他解释。告诉他我不是科班出身，完全不懂麻风病。”
阿布杜拉点头，然后面向兰吉特拜。
“是的，”他说，“他是医生。”
“真谢谢你，阿布杜拉。”我咬着牙狠狠说道。
小孩端来装满水的玻璃杯给我们，还有盛在有缺口杯子里的茶。阿布杜拉咕噜咕噜一下子把水喝完。兰吉特拜头往后仰，一名小孩把水倒进他的喉咙。我迟疑不敢喝，害怕身边那种怪病。贫民窟居民对麻风病人有多种印地语称呼，其中之一可以译为僵尸，我觉得手里正捧着僵尸的梦魇，我觉得这种害人病全浓缩在那杯水里。
但阿布杜拉已喝掉他杯子里的水，我想他一定评估过风险，断定那很安全，而我哪天不是在风险之中？经过逃狱那场豪赌之后，每个小时都危险。逃犯那股不顾一切的血气之勇，从手臂灌注到嘴。我喝下那杯水，四十双眼睛看着我喝。
兰吉特拜的眼睛是混浊的蜂蜜色，而我分析那混浊是初期白内障所造成。他仔细打量我，视线从我双腿移到头发和背后，前后几次，毫不掩饰其好奇。
“哈德拜告诉我，你需要药。”他用英语慢慢说。
他说话时牙齿咔嗒合在一起，由于没有嘴唇能够清楚发音，他的话很难听懂。例如，发不出字母B、F、P、V的音，M、W则发成其他音。当然，嘴巴不仅能发音，还会传达态度、心情、言语的细微意涵，而在他脸上，这些表达内心情感或想法的暗示也付之阙如。他没有手指，因而帮助沟通的手势也做不出来。因此，有个小孩，或许是他儿子，站在他身旁，以轻而稳定的嗓音重述他的话，就如同步口译般。
“我们一直很乐于帮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两个声音说，“为他服务是我的荣幸。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给你很多药，没问题。顶级的药，真的。”
就在这时，他喊了一个名字，一名十几岁的高个子男孩从人群中走出来，把一包用帆布包起来的东西放在我脚边。他跪下来打开帆布包，露出一堆针剂和塑料瓶，里面装有盐酸吗啡注射液、盘尼西林，治疗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的抗生素。容器都是新的，上面还有标签。
“他们去哪里弄来这些东西？”我检视药物时问阿布杜拉。
“偷来的。”他回答我，用印地语。
“偷来的？怎么偷？”
“Bahut hoshiyaar（非常高明地）。”他答。
“没错，没错。”
周遭传来异口同声的附和，那和谐一致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诙谐。他们严肃地接受阿布杜拉的赞美，仿佛他是在欣赏他们集体创作的艺术品。厉害的小偷，高明的小偷，我听到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他们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拿到黑市卖。”他告诉我，仍用印地语说，让在场的人全能听懂我们的谈话，“他们靠这个和其他偷来的好东西安然生存下来。”
“我不懂，怎么会有人向他们买药？到药店不就可以买到？”
“你想知道全盘真相，林兄弟，是不是？那好，我们得再来杯茶，因为这是喝两杯茶才能说完的故事。”
围观人群听了大笑，更往前移，挑选靠近我们的地方坐下，准备听故事。一个空荡荡、无人看顾的大货车厢，在邻近的轨道上隆隆缓缓驶过，近得让人担心小屋会垮掉。每个人只是朝它草草看了一眼。一名铁路工人身穿卡其衬衫和短裤，走在两条铁轨间检查，偶尔抬头看麻风病人的聚居地，但经过我们时，他那小小的好奇心消失，没再回头。茶送来，我们小口啜饮，阿布杜拉开始讲故事。几名小孩坐在跟前，腿顶着我们的腿，要好地以手臂揽着彼此的肩膀。一名小女孩用手臂在我的右腿上磨蹭，天真可爱地抱住我。
阿布杜拉用非常简单的印地语说，察觉到我听不懂时，用英语重述某些段落。他们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开始谈起，那时候，欧洲人掌控了从开伯尔山口到孟加拉湾之间的整个印度。他说，费伦基（firengi），也就是外国人，把麻风病人列在顺序的最后一位。麻风病人被排在最后，因而往往分不到有限的药物、绷带及其他医疗资源。饥荒或水灾时，就连传统药物和草药都短缺。麻风病人渐渐练就偷窃的本事，偷取他们用其他办法所无法取得的东西。由于窃术高超，偷来的药多到有剩余，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黑市里卖药。
阿布杜拉继续说道，在辽阔的印度大地上，冲突始终不断，土匪洗劫、叛乱、战争、人们互相杀伐，但死于伤口化脓溃烂、疾病肆虐者，比死在战场上的还要多。警方和政府最好用的情报来源之一，即是来自对药物、绷带、专业技术的掌控。药品店、医院药局、药物批发商的所有销售情况，全登记在案。任何一次购买或一连串购买的数量若超过寻常标准，就会引来官方注意，有时会导致逮捕或杀戮。已有许多武装土匪和革命分子，因为药物（特别是抗生素）泄露的蛛丝马迹而遭政府循线逮捕。但在药物黑市，麻风病人不过问买家做何用途，只要对方出钱就卖。他们的销售网和秘密市场，分布在印度每个大城。他们的买家是恐怖分子、渗透分子、分离主义者，或者只是野心特别大的不法之徒。
“这些人活不了多久，”阿布杜拉用了我已开始见怪不怪的漂亮措辞总结，“他们为自己偷到了可以苟活的生命，然后把生命卖给其他垂死的人。”
阿布杜拉讲完时，现场陷入深沉的静寂。每个人看着我，似乎希望我听了他们的不幸与本事、他们惨遭孤立不得不诉诸暴力的故事之后，能有所回应，有所反应。呼呼的气息声，从一张张咬紧牙关的无唇嘴巴里发出；一双双认真的眼睛盯着我，耐心而又充满期望。
“我可以……可以再来一杯水吗？谢谢。”我用印地语问。这话想必说对了，因为在场所有人哄堂大笑。几个小孩跑去拿水，一些手拍我的背和肩膀。
然后，兰吉特拜解释道，我需要药时，苏尼尔（就是把帆布药包打开给我们看的那个男孩）就会把药送到贫民窟给我。起身离去之前，他要求我多坐一会儿。然后他指挥每个男女老少上前摸我的脚，那真令人困窘、折磨，我恳求他不要。他不让步。他眼神散发出严肃、几近严厉的神色，在这同时，麻风病患吃力地走上前，一个接一个，用皮革似的残肢或变黑、蜷曲的手爪轻拍我的脚。
一小时后，阿布杜拉把摩托车停放在世贸中心大楼附近。我们站在一起一会儿，然后他突然伸出手，给我一个热情的熊抱。我们分开时，我大笑，他对我皱眉，明显露出困惑的神情。
“好玩吗？”他问。
“不好玩，”我郑重地告诉他，“我没料到会被熊抱，就这样。”
“Bare？你是说光着身子？”
“不是，不是，我们叫那‘bear hug’，”我解释，同时把双手当熊爪般做出动作，“熊，你知道吧，吃蜂蜜、睡洞穴的毛茸茸的动物。你那样抱住人时，我们说你在熊抱。”
“洞穴？睡洞穴？”
“没事，别放在心上。我喜欢这样。那是……交情好的表现。在我的国家，朋友就会这样做，像那样抱住对方。”
“好兄弟，”他说，带着轻松微笑，“我明天跟苏尼尔一块去找你，从麻风病人那里带着新药去。”
他骑车离去，我一人走进贫民窟。环视周遭，那个我原本觉得惨不忍睹的地方，似乎变得坚固、生气勃勃，变成充满无限希望与潜力的微型城市，与我擦身而过的人健壮而精神十足。我关上薄胶合板门，在小屋里坐下，哭了起来。
哈德拜曾告诉我，苦难是对爱的考验，特别是人对上帝的爱。诚如他所说的，我不认识上帝，但即使身为不信上帝的人，我那一天仍未通过那考验。我无法爱上帝，任何人的上帝，也无法原谅上帝。几分钟后，我不再落泪，但那是我第一次哭了那么久。普拉巴克进屋，在我旁边蹲下时，我仍深陷在那情绪中。
“他是危险人物，林。”他没头没脑地劈头就说。
“什么？”
“那个叫阿布杜拉的家伙，今天来这里的那个人。他很危险，你最好不要认识他，跟他一起办事更危险。”
“你在说什么？”
“他是……”普拉巴克停住，和蔼、单纯的脸上明显可见挣扎，“他是个杀手，林。杀人的家伙，他为钱杀人。他是哈德拜的打手、帮派分子。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不用再问，不用再找人求证普拉巴克的话，我心里知道确是如此。我在心里说，确是如此。心里这么说的同时，我理解到自己早已知道这点，或早就怀疑这点。别人对待他的方式，他所引起的窃窃私语，还有许许多多双看着他的眼睛里所露出的恐惧，都说明了这点。阿布杜拉就像是我在牢里认识的那些最厉害、最危险的人物，也说明了这点。事实必定是如此，或差不多如此。
我努力思索他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我与他应有的关系。哈德拜说的的确没错。阿布杜拉和我很像，我们都是凶狠之人，情况需要时就会使用暴力，而且我们都不怕犯法。我们两人都是不法之徒，都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而阿布杜拉和我一样，愿意为他觉得应该的理由赴死。但我没杀过人，在这点上，我和他不一样。
不过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想起下午在麻风病患贫民窟的事，想起我和阿布杜拉在一起时的笃定自信。我知道我勉力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来自他的感染。跟他在一起时，我坚强，处变不惊。他是我逃狱后，第一个对我有那种影响的人。他是那种被凶狠歹徒称为百分之百的男人，那种一旦把你当朋友，就愿为你两肋插刀的男人；那种毫无疑虑、毫无怨言支持你，不管面对任何困难都和你站在一块的男人。
电影与书本里的男主角，多的是那样的人，因而我们忘了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见。但我懂这道理，那是我从监狱里学到的东西之一。监狱扯下人的面具，在牢里，人无法隐藏本性，无法假装凶狠。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清清楚楚。有人对我亮出刀子（我碰过不止一次）要拼个你死我活时，我知道，数百人中只会有一人，基于朋友义气支持我到底。
监狱还教我如何在碰到状况时，认出这些难得之人。我知道阿布杜拉就是这样的人。在四处躲藏的逃亡生涯中，我压抑恐惧，在每个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随时有战斗而死的心理准备。而在这样的处境里，我在他身上所发现的坚强、狂野及意志，比世上所有道理和美德更为受用。坐在小屋里，炎热日光和凉爽阴影交错打在我身上，我暗暗发誓，将永远当他的兄弟和朋友，不管他干了什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抬头望着普拉巴克忧心的脸，投以微笑。他本能地回我微笑。在格外清晰的一瞬间，我领悟到，对他而言，我就是使他感受到类似那种笃定的人：我之于普拉巴克，就如阿布杜拉之于我。友谊也是种药，而这种药的市场，有时也是黑市。
“别担心，”我说，伸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我不会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