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柳很好。焦柳样样都好。焦柳只有一个毛病，喜欢女同志，而且不管俊的丑的，少的老的，但凡是个女同志他都喜次。这是焦柳众多优点中的一条缺点。
战争年代的时候，焦柳忙着打仗，顾不过来，他的喜欢被压抑了，没有机会得以实现。
和平年代了，不打仗了，焦柳的嗜好就有了充分实现的机会。
焦柳先是和一个机要员，然后又和一个文工团员，接下去他把一个地方上的女干部堵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组织上知道焦柳这方面的毛病。组织上知道的不是一次，是好几次。组织上对此事十分恼火，也对焦柳作出过严肃的批评，甚至处分过他，降过他的级。但焦柳就是改不了。焦柳不是不明白自己的问题，他开始是向组织上作出严肃的保证，保证今后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后来他不保证了，他没法兑现自己的保证，他痛心疾首地拿拳头拼命擂自己，说，我他妈的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我他妈的恨不得把自己劁了！
和所有类似的情况一样，小姨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焦柳有这方面毛病的人。
最开始组织上不希望小姨知道这件事。组织上认为，小姨知道了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组织上一方面做好那几个女同志的安抚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做好严格的保密工作。组织上做完了那些工作，还是没有忍住，在一次和焦柳的谈话时问焦柳：老焦，我们实在想不通，梅琴那么漂亮，梅琴比你那几个当事人漂亮不止一百倍，你又没日没夜地忙，你都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你怎么会去干那种事情呢？
焦柳面对组织上的询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种事，组织上想不通，焦柳自己也没想通。
一个和小姨要好的同事实在不想看到小姨一直那么瞒在鼓里，她觉得这种事情对小姨是不公平的，焦柳就算再有功劳，在自己的老婆之外搞女人，已经可恶得不能原谅了，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惟独瞒着小姨一个人，而小姨还一天到晚快乐得要命，幸福得要命，把焦柳当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香饽饽，她简直傻透顶了。同事看不下去，那一天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再没有其他人，同事就背着组织上，把焦柳和那几个女同志的事悄悄告诉小姨了。
小姨不信，笑着说，你说什么呀，老焦他不是那种人呢，你是说的别人吧？
同事说，我说别人干嘛？我说的就是老焦市长。
小姨说，他一天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连吃饭从来没有个准点，回家倒头就睡，他哪有时间干那种事？肯定是有人看不顺他的眼，拿流言非语诽谤他呢。现在就是这样，不干事的人没人说，一干事，你就遭人眼了，你就成了受攻击对象，非把你坏成什么不行，坏分子这样做也罢了，偏偏有些自己人也这么做，寒心不寒心吧！
同事急了，说，梅琴，你怎么就傻透顶了呢？怎么就那么相信他？这件事，也就是你不知道了，机关里都传遍了。
小姨见同事一副认真劲，就有些半信半疑。同事又把焦柳和那几个女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同事不清楚具休内容，也只能说个大概，焦柳和女机要员如何如何，焦柳和女文工团员如何如何，因为也是听人传说的，心里并不属实，又同是女人，又同是好朋友，有些话不好意思说，说出来也吞吞吐吐的，这样小姨听了心里犯疑。
那个时候小姨刚刚生下了她和焦柳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把她从乡下抽回到市里，平时她住在家里，焦柳若有时间，下班后也回家来。那一天下班后，回到家里后，小姨想一想，说是相信吧，自己无论如何不会相信焦柳是那种人，他是那种人自己不会发现不了，不会感觉不到，说是不相信吧，同事说得有头有脸，鼻子眼睛俱全，又是女机要员，又是女文工团员，若是流言蜚语，若是诽谤，也太说不过去了。小姨那么一想，没忍住，等做好了饭，焦柳从外面回来了，小姨就在饭桌上把同事的话，告诉了焦柳，问焦柳这事是不是真的？
焦柳一点也没有隐瞒，小姨一问，他就老实地说了。他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他是做过了那种错事，事情过后，他都向组织上坦白交待了，组织上也批评教育过他了，也处分过他了，他也接受了，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小姨如雷轰顶，手中的饭碗啪嗒一声落到了地上，碎了，人一下子愣在那里，空捏着一双筷子，半天说不出话来。
焦柳看小姨那个样子，心疼得要命，懊恼得要命，把碗筷放下，拿手抠头，说，我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吗？我向组织上保证过，决不再犯，我他妈再犯我不姓焦！
小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从饭桌边站了起来，站了一会儿，走开了，去一边看睡梦里的孩子。那以后直到晚上，她也没开口和焦柳说一句话。她是说不出话来。她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没有想到同事说的事情果然是真的。她什么事情都想过了就是没有想过这种事。她想过要是焦柳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她就亲手埋了他，焦柳要是被特务暗杀了她就做他的未亡人，焦柳要是犯了错误她就帮助他，焦柳要是累病了她就守在他身旁，一汤一勺地服侍他……她惟独没有想过他要是出了这种事，他要是和女机要员女文工团员出了这种事，她该怎么去做。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有了生疏，有了障碍。小姨一时无法转过弯来，先是当头一棒，把自己信赖的全砸碎了，把自己希望的全砸碎了，只是一夜的时间，眼前的一切都变了，这样的一变，小姨自己也变了，变得对什么都有了怀疑了，变得对什么都不肯相信了；接下来是厌恶，是不能接受，是什么也不肯说，人恍恍惚惚的，像是害了一场大病。小姨哭过一场，就一场。小姨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这种事，小姨不可能不哭。小姨先是坐在那里，慢慢摇着襁褓篮里的婴儿，摇他睡觉，摇着摇着，泪水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越落越急，越落越急，然后小姨就松开襁褓篮，捂了脸，肩膀剧烈地抽搐着，放了声嚎啕恸哭起来。那一次焦柳出差，不在家，小姨一个人坐在襁褓篮边上哭，她整整哭了一夜，她基本上是哭死过一次了。
焦柳的处分一时没下来，仍然当着他的市长，他的工作仍然很忙，他整天在外面奔波，操心着政府的大事，人民的大事。
小姨也忙，白天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工作要是在单位里做不完，就得带回家来夜里干，一边干工作，一边还要哄孩子，做一些母亲该做的事。
焦柳有时候太忙了，夜里不回来，有时候晚上回来，饭一般是在外面凑合着吃了，回家来只是洗个脸脚，上床睡觉，第二天天一亮就走，相当于住个店。两个人有了那一层隔膜，也没有多少话说，见面不见面都板着脸，像是生人，因为先前不是生人，不但不是生人，还是夫妻，关系处得就比生人挠心一百倍。
焦柳不喜欢这种气氛，不喜次看人的脸色，小姨老是不说话，他忍了几天，忍不住了，就冲小姨发火道：你还要我怎么样？我什么话都给你说了，我老老实实地说，我肠肝肚肺都说完了，你还不依不饶的，未必还要我给你跪下不成？！
焦柳发完火，披上外套，一摔门走了，把小姨一个人丢在家里。孩子被焦柳的摔门声吵醒，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小姨连忙去哄孩子，她把孩子从篮子里抱起来，搂在怀里，一边摇晃着孩子一边在心里想，他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事情没有过多久，就发生了焦柳和那个年纪不轻、生了一张马脸的地方女干部的事。这一回事情闹得动静大了，那个地方女干部被焦柳的通讯员半途闯了进来，闯个正着，要想原谅焦柳也不可能了，一狠心，一状把焦柳告到上面。上面来调查，通讯员老老实实都说了。组织上见屡教不改，也狠了心，给了焦柳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留职查看的处分。
事情传得很快，想捂也捂不住，小姨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焦柳那天一回家，小姨就把他拦在门口，对他说，这个家你不能回了。
焦柳愣了一下，说，怎么回事？这家是我的，我的家我怎么不能回？
小姨把门拦着，冷冷地说，你还要怎样做才能明白。
焦柳恍然大悟，他揭下帽子，抠了抠脑袋，回去看了看，送他回家的道奇小卧车还没走，司机正在那儿倒车，好像这一次的车很难倒，老没倒过去。焦柳把帽子重新戴上，对小姨说，先回家，咱们回家说去，站在这儿像什么话？
小姨不松开拦住门的手，说，你要是觉得冤枉了，你就说声冤枉，你要是真做了，你就走，我不想听你说别的什么。
焦柳生气了，大发雷霆道，你想干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我有什么好冤枉的？我想进就进，我想走了，我也用不着谁来命令我，扯淡！
小姨看了焦柳一眼，说，那好，你不走，我走。
小姨回头进屋，收拾了两件衣服，往皮箱里一塞，抱起睡在襁褓篮里的孩子，扭头出了家门。
焦柳上前要拦小姨，小姨一扭身，挥开了他伸出来的手臂。焦柳气坏了，在小姨身后叉着腰吼道，梅琴，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还想给我来个最后通牒呀？你还想威胁我呀？你来这一套我根本不吃！不信你就试一试！
小姨理也没理焦柳，抱着孩子，拎着皮箱，头也没回地蹬蹬走掉了。
小姨住到了单位宿舍里，第二天，她就向组织上交了一份离婚书。
焦柳不同意离婚，他觉得小姨不该那么小题大做，她实在是太小题大做了。焦柳也不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他在外面确实喜欢女同志，他喜欢女同志确实喜欢得有些出格，但他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毛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一时无法控制自己，他也痛心疾首地揍过自己了，也下过把自己劁了的决心了，他是真心爱小姨的。
焦柳把决心一下，就要组织上出面做小姨的工作。他毕竟很忙，是个领导，不可能整天把精力放在这件事上，一天到晚去求自己的老婆。
组织上对焦柳恨铁不成钢，当面背后都批评过他。组织上也给了焦柳严肃处分，对焦柳来说，那种打击决不比在战场上被一颗八二迫击炮弹炸上天轻。但组织上既不能让焦柳把自己劁了，也不能让他没有老婆，尤其像小姨这种各方面都十分出色的老婆，那是经过了严峻的战火考验和严格的政治审查选拔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的，对这样的老婆，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必须保留住，不能让她随随便便就跑掉了。
组织上找小姨谈话。谈话基本上是组织上谈，小姨听。组织上的谈话循序渐进，很有条理。组织上先谈焦柳这个同志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立场坚定、对党忠城这样的基本情况，然后谈焦柳这个同志劳苦功高、功大于过、大方向正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历史情况，接下来再谈焦柳这个同志需要耐心细致的帮助、要给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现实情况。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组织上掏心窝里的话对小姨说，梅琴同志，说老实话，我们对焦柳同志也是恨铁不成钢，也想要狠击他一掌，让他幡然醒悟，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说一次，我们曾想出一棍子把他打死的决定了，我们差一点就要这么干了，但是想一想，焦柳同志是个难得的革命干部，要是把他一棍子打死了，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才呢？再者说，他这种事情，在别人身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也不是发生少了，都是大家忍一口气，原谅了，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下以后的大方向，让事情逐步往好的方面发展，不要坚决了吧？当初组织上同意焦柳同志和你结婚时就是看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也有让你看住他，从而慢慢改变他生活作风问题上的毛病这个意思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组织上谈话的时候小姨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弹，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若是醒了她就轻轻的摇晃两下，哄他再睡，样子很安静，目光始终看组织的脸上，好像所有发生了的问题全都写在组织的脸上。有一阵她把头低了下去，看着组织身上的那件蓝花衫，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满是了愤怒。
小姨说，你们的意思，他做下的事责任全在我？
组织上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至少有一点是。
小姨说，我占了多少呢？
组织上有些为难地说，这个问题，就不能细说了，这没法拿数字来统计，总之呢，夫妻之间的事，大家都有责任。
小姨抱着孩子站了起来。她看着组织严肃的脸，说，那好吧，组织上如果认为我有责任，那么处分我都接受，处理多重我都接受，组织上也可以把我一棍子打死，但是——小姨把她自己的下颏扬了起来，扬到组织上一时有些犯难的地方。小姨说，别人怎么原谅，怎么把眼光放远一点，怎么看一个人的大方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原谅。我不要他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小姨说完那句话，抱紧怀里的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小姨并没有受到处分，实际上，小姨还受到了组织上的保护。
年轻漂亮的小姨提出要和年龄比她大好几岁的丈夫离婚，在她的丈夫和组织上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那么做，她根本不管她丈夫怎么想，组织上怎么想，她这么一意孤行，于是把她的丈夫生生地抛弃掉了，这件事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
在人们看来，离了婚的小姨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仍然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悲伤，不愁眉苦脸哀声叹气，不拿手绢经常性地抹眼泪，不像所有的怨妇那样到处诉苦，寻求同情。她倒是常常发愣。有时候她走在大街上，会突然停下来，站在那里，看街上步子细碎晃动着长鬃走过的马匹，或者抬起头来，看天空中伸展着双翅正在飞过的鸟儿。她看它们的时候有一种迷迷惘惘的样子，眸子中有一层雾霭升上来，凝止在那里，突然地扩散开。然后她低下头，匆匆地走开。
小姨的这种样子很奇怪，有些不正常，真正正常的人是不会那么做的。人们因此认为小姨她是在做作着，是在掩饰着什么，她的离婚是有着复杂背景的，不像流传中的说法那么简单。
也有人站出来替小姨说话，比如和小姨要好的那个同事，她就站出来替小姨说话。她发誓说人们的猜测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正好与人们的猜测相反，小姨这个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不是小姨，事情明摆在那儿，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同事的辩解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都以自己在平常日子里对小姨的看法来佐证那个同事的说法。但是在一个单纯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们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不太喜欢一个女人抛弃自己男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显得有些异类，不在常规之内。人们心里想，小姨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爱，充满着活力，像是一个新世界的宁馨儿，其实不然，她的内心深处不知埋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东西呢。人们这么一想，就自然对小姨产生了敌视，人们就以猜测和臆想的方式在背后传说着林林总总有关小姨的故事。
而另一件事情则反证了人们对小姨的认识。
焦柳和小姨离婚后，有一段时间非常地沮丧，愁眉不展，那基本上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痛苦了。人们觉得这一次尊敬的焦市长是受到了真正的打击了，他是遭到了不该有的对待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市长啊，他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当然不对，他有理由有权利赢得谅解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让妻子给抛弃这件事太让人同情了。所以事情过了两个月，焦柳和一位二十岁的女大学生结婚的时候，人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齐心协力地为水深火热中的焦市长感到庆幸，并且对那个柳叶眉瓜子脸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报以钦佩和感激。人们有些赌气地想，年轻有什么了不起？漂亮有什么了不起？关键的问题还是觉悟，觉悟不高，年轻和漂亮反而是毒蛇了，让人瞧不起，让人躲着，让人在背后吐唾沫；况且，这个世界总是不缺少年轻和漂亮的。
人们的这些想法并不代表组织上。组织上毕竟是组织上，它比群众的觉悟高得多。组织上不希望这一类无聊的流言蜚语到处传播，它们对焦柳同志没有好处，对梅琴同志也没有好处。组织上对那些流言蜚语的传播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做出同样的事情。当然，在对群众进行平肃批评的同时，组织上也不可能不考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焦柳同志的创伤，比如说，群众自发的看法，比如说，小姨是否合适再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还比如说，孩子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经过综合考虑，组织上就作出决定，在焦柳同志新婚之前和他严肃地谈一次话，要他作出保证，今后绝对不能旧辙重蹈，如果他不接受教训，一如既往地随便喜欢女同志，那他就要受到更加严厉地处分；组织上将原来在军管会里工作的小姨调出军管会，调到郊县工作，避开焦市长的创痛和人们的议论，让这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事情尽可能地逐渐淡化。当然，小姨离开是她一个人离开，孩子得留下来，不能带走。组织上对这个问题是征求过焦柳同志意见的。
小姨对调她去郊县工作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作为一个组织上的人，作为一名党员，她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何况在和焦柳离婚之后，她也不想再待在市里了。但是小姨对要她离开孩子的决定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组织上向她宣布这一决定时，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大声说，不，孩子得跟着我，我去哪儿他去哪儿，他不能离开我！
组织上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当然，组织上的决定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小姨愤怒地说，你们这叫什么实际情况？孩子是我生的，孩子生下来焦柳从来就没有管过，他整天在外面忙工作，他哪里有时间管孩子？孩子这么小，他还在吃奶，你们怎么能够让他离开妈妈？
组织上说，这些情况我们也考虑过了，我们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才给焦柳同志请了奶妈。
小姨大声喊道，你们要请奶妈你们就给焦柳请！我的孩子不要什么奶妈！我有奶！我自己能带孩子！
组织上说，梅琴同志，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理解不等于正确，理解也要有个原则。这件事，恐怕只能这么办了，除非焦柳同志同意孩子跟你。
小姨知道和组织上说不清楚，转头就去找焦柳。
焦柳正忙着。他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的案头上堆了一大堆文件。他皱着又粗又浓的眉头，用一支红蓝铅笔在文件的天头上疾速地写下意见。有时候他很畅快，站起来撩开衣襟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两步，有时候他很生气，怒气冲天地拍桌子，把隔壁办公室里的秘书弄得很紧张。
焦柳以为小姨来找他是为别的事情，比如说她对高婚的事后悔了，她想了又想，想通了，她是来告诉他，她收回原来的话，并为她的草率和冲动向他道歉，为她带给他的那些伤害请求他的原谅。焦柳为此而感到欣喜，他甚至已经准备站起来迎向小姨了。他想，如果是那样，他真的可以考虑考虑，也许他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有利的，他一点也不想隐瞒，她对他仍然具有强烈的诱惑，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她比那个长着柳叶眉瓜子脸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要强得多，他会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告诉她他的看法。
焦柳没有想到，小姨根本没有向他道歉，没有请求他的原谅，她找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提出的竟是孩子的事情。焦柳一下子就生气了，他还有点失望。焦柳愤懑地想，她怎么会想到孩子这件事情的？她怎么可以想到孩子这件事情呢？她就不会想一想别的，想一想与她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她就是不想别的，不想与她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也不该打孩子的主意吧？她知不知道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孩子是他惟一的孩子，何况那是一个男孩，是他焦家的骨血，是绝对不可以跟着别人生活的？她这样做，也太不像话了！
焦柳不容商量，立刻拒绝了小姨的要求，他认为小姨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已经超过了可以商量的范畴。
焦柳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去，仰着脸看着站在办公室中间的小姨，冷冷地说，别忘了是你提出离婚的，既然你要离婚，你就是不想要孩子了，你还要孩子干什么？
小姨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事情是你做的，你要说不想过日子了，是你先不想过日子了，孩子我当然要。
焦柳说，你的思路太混乱了，一点逻辑性都没有，你让我怎么理解你的话？
小姨说，用不着理解，我只要孩子。
焦柳说，要孩子也行，我也不主张孩子没有妈妈，孩子没有妈妈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说他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但是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孩子没爸爸人家会说那是一个野孩子，这比没有妈妈还严重。
小姨说，你什么意思？
焦柳说，很清楚，咱们复婚。
小姨说，这办不到。
焦柳说，那我就没法帮助你了，孩子只能跟着我。
小姨说，孩子现在还小，你根本带不了，等孩子大了，我会让他回到你身边来的。
焦柳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你把孩子弄走了，你就带着他远走高飞了，你会把他严严地看管起来，你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被枪子崩了被车轮子碾死了害痨病害死了，你以为我不清楚你那一套？
小姨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会那样做，我会让孩子回到你身边来的，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会做到。
焦柳说，也就是说，你肯定你不考虑复婚的事？
小姨说，是的。
焦柳说，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小姨还想据理力争，焦柳伸手阻止了她。他把手中的红蓝铅往桌子上一丢，说孩子的事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在这种原则性问题分歧的情况下，就是商量到天上去也不会得到的结果。倒是组织上决定你转业的事，我必须和你说明，这不是我的意见，我绝对不会让组织上作出这种决定的。他们确实告诉过我对你会有一些安排，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的安排是你的事，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没想到他们会让你转业。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不近情理，你应该向他们提出你的意见。你对他们提出过你的意见了吗？我看你要提，你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你知道我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什么要求，我只是在参加革命的那一天向组织上提过一次要求，我要求给我发一个白面馍馍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但是我答应你，如果你要我在你转业的问题上做一些挽救的事，你要我去找组织上，我可以去。
小姨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焦柳伸手拽过桌上的电话，力拔山兮地一摇，看着小姨：说吧，我立刻要他们办。
小姨说，把孩子还给我。
焦柳把电话听筒往话叉上一搁，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不耐烦地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件事你提也别提，你提也没用，我再说一遍，一点用也没有。
小姨盯着焦柳，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扬起下颏，转过身去，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这样，小姨就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同时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四个男人。
七十年代末期，母亲和大姨有过一段时间密切联系，她们从各自生活的城市里把信写到对方生活的城市里去，或者把电话打到对方生活的城市里去，不厌其烦地讨论小姨的事。她们在吃过晚饭，洗涮过碗筷，收拾好老头和孙子们之后，急匆匆地坐在书桌旁，开始讨论孤家寡人的、一身疾病的、脾气乖张的、不与人合作的小姨的问题。那些信件和电话带来的是一大堆被眼泪和鼻涕弄得脏兮兮的纸巾，以及对她们最小的妹妹后半生日子的设计。
小姨生下了三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送给了人，一个远走高飞了。死了的那个孩子，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或者说，他曾经是孩子，现在是一撮没有指望的泥土；远走高飞的孩子，虽然没有变成泥土，而是一名正在茁壮成长的工农兵大学生，但他只是在要钱的时候以一份简短电报的方式出现，然后他就消失掉，同样指望不上；能够指望的，或者说有可能指望的，只有那个送给了别人的孩子。母亲和大姨商量的结果，是想方设法找到那个送给别人的孩子，让他来照顾小姨越来越糟糕的日子，慰藉小姨苦难的余生。在那个年代，这种寻找丢失孩子的事情非常普遍，虽然大多数孩子就像离开了枝头的青果子一样，不可能全都找回来，再把它们嫁接到枝头上继续生长，但果子毕竟是果子，即使不能生长了，还是自己枝头落下的，涩了烂了也是自己的。找回孩子来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找到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而是战友的或不相干的人的。
母亲和大姨为此下了很大的力气，她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并且在经过推测可能性极大的几个省份登报寻人，终于在黑龙江五大连池找到了被一对收旧货的老人收养了的那个孩子。
母亲和大姨非常高兴，她们分别从各自生活的城市坐火车或者汽车去了五大连池，在经过小心翼翼地询证和有关方面细致的核实之后，她们肯定了那就是她们要找的孩子。
孩子是个老实的孩子，并且成年了，并且勤劳。但是孩子不愿离开他的养父母。他的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从一个牲口贩子手中花十八个铜板买下了他，把他从小带到大，为此吃尽了苦头，如今他们老了，再干不动活了，他一旦离开他们，他们就没法活下去了。
要不，你们让那什么跟着我爹妈一块儿过，我有力气，我能养活咱家四口。那个孩子有些腼腆地说。那个孩子很朴实，他站在那里，下意识地搓着一双粗糙的大手。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对付突然出现的生母。他管他的生母叫“那什么”。
母亲和大姨当然不会把小姨送到那个堆满了废纸旧布破铜烂铁玻璃渣滓的低矮棚子里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母亲和大姨还是希望那孩子搬去和小姨一块住。那孩子非常为难，皱着眉头，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高兴地说，要不，我把我爹妈带上，去那什么那里，咱们一块儿住，咱们还是一家，热热闹闹的一家，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么说着，用力抠着头，眉开目散，喜气洋洋，好像他真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问题真的解决了似的。
母亲和大姨相互看了一眼，没说话。
毫无疑问，这个办法也不行。
当地陪同的领导不干了，对那孩子说，你这个小同志，讲什么条件，这又不是买条萝卜搭棵葱的事，是要你去照顾你亲生母亲革命母亲的事，话再说白了，是要你去享福，你还有什么条件好讲。
孩子的养父母慌了，他们害怕孩子得罪了人，连忙在一旁说，满地呀，可不能和人这么说话，人家是领导，占着理儿，再说人家帮你找到了亲娘，你该磕头才是。满地呀，你就跟着这两位大婶去吧，你去享福，我们不要你管，我们能对付自己，你磕完了头就去，去服侍你亲娘。
叫满地的孩子一下子就火了。他不光是火，他还犟。叫满地的孩子说，我干嘛要去享福？我干吗不管你们？我磕头行，但不管你们，我还是满地不是满地？我还是人不是人？我现在就磕头，我磕完了还留下，守着你们，给你们养老送终，让别人享福去。
叫满地的孩子说完转过头来，对母亲和大姨说，两位姨，你们大老远的来，不容易，你们留下来吃顿饭，吃完饭我送你们去车站，我亲娘那边，要么我去把她接来，要么我带上我爹妈一块过去，她来还是我们一块过去，老人们我都管了，粗茶淡饭，谁我也不怠慢，但我不能一个人跟你们走，要我丢下我爹妈，除非我满地没了。
叫满地的孩子说完这话扑通一声跪下了。他跪下了，给母亲和大姨嗵嗵磕了三个头，转了方向，又给当地的领导嗵嗵磕了三个头，磕完头，起身，拍干净膝盖上的泥土，去屋里淘米做饭，再挑了一担旧报纸，去卤肉店换了一块酱肉，去小卖铺换了半瓶酒，收拾出一桌饭，让母亲和大姨在小桌边坐了，把养父母扶到上首坐了，自己端了一碗饭，拈一块咸菜疙瘩，蹲到一边去，大口往嘴里扒饭。那以后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母亲和大姨空手而归。她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又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在见过外甥满地之后，母亲和大姨冷静多了，纸巾也用得少多了，这样反而加快了商量的速度和质量。她们商量的结果是，把她们自己孩子中的一个过继给她们的小妹妹，让这个孩子照顾她剩余的日子。
她们决定要过继的那个孩子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