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罗仔细研究了一下法院提供的材料，没能从中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后，便决定去会见一下当事人。
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陈明杰缩在椅子里，双手拢在袖子中，一双眼睛眯缝着，尽管头部一动不动，但他的目光却没有一刻是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位置的，甚至从来不会正视任何东西。
就连看向我们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也是余光。
他的左右脸颊各有一片淤青，形成了完美的对称。
“他们打你了？”老罗愣了一下问道，语气中难以掩饰地带着些兴奋。假如陈明杰真的遭到了警方的殴打，那就涉嫌刑讯逼供，常规上来讲，这案子可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没有。”陈明杰摇了摇头，“同号的人打的。”
“打得也太对称了点。”老罗皱了皱眉，“说说吧，你到底都干了什么？”
“简律师，罗律师，你们可一定要救救我啊！”没想到，陈明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真没杀人啊！”
“大老爷们儿，哭个毛啊！”老罗忍不住骂道，一脸的不耐烦，“你说说你都干过啥事就完了。”
陈明杰好不容易止住了哭声，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做过的事，包括对着被害人自慰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从其交代的内容来看，和他向警方供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同样，他坚决否认自己对被害人进行了殴打和杀害。
听完陈明杰的交代，老罗忍不住说道：“你口味真独特！”
“我哪知道他是男人啊，条子告诉我的时候，我差点恶心死。”陈明杰苦着脸说。
“你说你早就踩好点了，那你不知道他家里还有别人吗？”我盯着陈明杰的眼睛问。
“我是真不知道啊。”陈明杰看着我说，“我一直就看到他家里一个人啊。那天晚上突然看到多了一个人，差点吓死我。”
“那人当时还有呼吸？”
“有啊。”陈明杰不解地看了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问。
“你进屋就先开的灯，是吗？”
“哪敢啊。”陈明杰摇了摇头，“进屋我先等了一会儿，先开的手电，然后才开的灯。”
“你从什么地方找到的银行卡还有那个写着密码的笔记本？”
“就在床头柜里，都放一起了。”陈明杰眼中的怀疑越来越浓，终于忍不住问道，“简律师，你问这些干吗？”
“你别管，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我摆了摆手，“你有没有脱被害人的衣服？”
“没有。”陈明杰摇头。
“被害人反抗了吗？”
“没有。”
“你是先找到的钱，还是先做了那事？”
“先找到的钱啊。”陈明杰不服气地看着我，“简律师，我虽然是个贼，但我不是色狼啊！”
“你选择这一家，是因为知道晚上这家没人，对吗？”
“一方面。”陈明杰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家的锁比较旧，好开。”
“你不差钱，为什么还要偷东西呢？”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你到被害人家里偷东西，也是考虑到这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出了事，也不会被重判，是不是？”
陈明杰明显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你脸上的伤，是你自己弄的吧？至少有一块是！”我肯定地说道。
陈明杰的表情僵了一下，我追问道：“你有强迫症，对吗？”
“对。”陈明杰一下子垮了下去，带着哀求地看着我，“简律师，能为我保密吗？他们会把我当神经病的。”
“谁都有轻微强迫症倾向，比如我，不用这支笔，就没法记东西。”我笑了一下，扬了扬手里的钢笔。
“我怎么……哎哟。”老罗刚要说话，我在底下已经狠狠地踩了他一脚，随即站起了身，“强迫症没什么丢人的，这世界上成功的人大多有强迫症。老罗，我们走吧。”
“别啊，简律师，你可得救救我啊。”陈明杰连忙喊道，“我是偷了不少东西，但我从来不偷光，更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说实话，我在大学教法律的，知道啥事大啥事小，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手。这回这事，我是真冤枉啊。”
“你还是个有道义的贼了？”老罗撇了撇嘴。
“我说过，我也有强迫症，你看，会见当事人的时候，超过半个小时，我就不舒服。”我微微一笑，“陈先生，希望你没跟我们撒谎，你今天说的所有东西，我们回去都会核实的。”
有这样一类盗窃行为，嫌疑人盗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财，甚至没有特定的目的。其盗窃的对象也并不确定，可能是陌生人，也可能是熟人，更有可能是自己家里人。对于盗窃所得的物品，或收藏，或随手遗弃，甚至有时候还会物归原主。
心理学上将这类盗窃行为称为偷窃癖，是一种特殊的变态心理行为，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普遍离不开焦虑、抑郁和强迫症。
患者需要通过这种行为来舒缓自身所承受的压力。
陈明杰是大学副教授，月收入上万，经济上并不存在困难，但正处于晋升教授的关键时期。结合他的供述和刚刚的表现，我判断，他就是一个偷窃癖患者。
“这个陈明杰，肯定不是凶手。”一上车，我就说道。
“得，又来了！”老罗白了我一眼，“老简，查明事实前，别把话说满，小心遭雷劈。”
“平时叫你多读书，你就不听，没听过微反应吗？”我也翻了个白眼，说，“我仔细观察了陈明杰的表情，他在交代那些事的时候，脸上以回忆的微表情为主，没出现说谎的迹象。”
“那玩意儿你也信？你又不是微表情专家，单凭瞬间反应判断，不准吧？”老罗微微皱眉。
“所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还特意把他叙述的内容打乱又问了一遍。”我微微一笑，“我对微表情的判断可能会出错，但是如果他撒谎，对一件事的叙述从头到尾可能没问题，如果打乱他预设好的顺序，他就很容易出错了。
“可你也看到了，不管我怎么问，陈明杰的回答都和之前说的一样，思考的时间也很短。最重要的，他的目光始终没有长时间和我对视过。撒谎的人都会一直盯着对方，判断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说。”
老罗驾驶着车快速切入了另一条车道说：“我说你今天怎么跟个神经病似的，翻来覆去问个没完没了的，我听着都快烦死了。”
“没办法，这案子，检察院那边的工作做得挺扎实的，我得先确认陈明杰有没有撒谎，才敢说这案子我们到底是大搞还是常规辩护。你慢点，”眼看着前方的路口变成了黄灯，老罗却开始加速，我连忙喊道，“安全第一！”
“要相信哥的车技！”在红灯亮起前的最后一秒，老罗成功穿过了路口，不无得意地说道，“那现在确认了，这案子，你是要大搞一把？”
“对！”我点了点头，“我判断他只是个偷窃癖患者，偷窃癖这东西，就是以偷窃发泄情绪，获取愉悦的一种行为，杀人，不太可能。”我微微摇了摇头，说，“和静约个时间，接下来，我们需要她帮忙。”
这个看起来铁证如山的案子，在我眼里不说漏洞百出但也差不多。因为已经认定陈明杰不是杀害付大伟的凶手，卷宗里很多不是疑点的疑点，此刻都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首先就是警方在付大伟的房间里搜查出了大量女性用品，包括服装、饰品、鞋袜、假发和内衣，只有少量男式服装及生活用品。这与被害人付大伟的身份性别不符。但警方并没有查明与付大伟同住的这名女性的身份。
警方表示，既然付大伟身亡时身穿女性服装，那么付大伟本人可能有异装癖，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女人。
不过现在，这个神秘的女人是否存在对洗刷陈明杰的嫌疑就至关重要了。
在警方的调查笔录里，房东曾表示付大伟有使用手机，但对付大伟的职业表述模糊，以无业描述，经济来源不明。那个年代，手机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但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一般人还是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的。同时，查明付大伟的银行账户里，存款大概有五万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从何而来，警方没有查明。付大伟是否可能参与了某种犯罪行为，因分赃不均或内部矛盾被人杀害？警方没有排除这个疑点。
只不过陈明杰的犯罪证据确凿，警方便将这个疑点束之高阁了。
案发后，被害人付大伟的手机没有被找到，推断手机是被凶手拿走的。凶手拿走手机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销赃，但陈明杰否认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警方围绕陈明杰的销赃网络进行了调查，这些人表示最近没有收到陈明杰送来的手机；二是手机里保存有凶手的重要线索，很有可能，在杀害付大伟之前，凶手通过手机与付大伟联系过。
换句话说，检方目前梳理出来的案情表述并不具备较强的排他性，这在案件审理中是极容易让我们做文章的地方。
我们所缺少的只是陈明杰没有杀人的证据。这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找到真正的凶手啊！”
张静听完了我的疑问后，思考了一会儿就说道：“找证据给凶手定罪，比找证据给人洗刷罪名可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