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本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凶手在入室抢劫的过程中，在未遭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将一家三口残忍杀害。
警方迅即对本案展开了侦查工作，最终在城市另一头的一家银行里将凶手缉拿归案。
被捕时，这个凶手正拿着被害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折、固定存单，要求银行取出全部钱款。
按照银行的相关规定，在柜台办理非本人的定期存款的取款业务，银行要与储户本人取得联系。已经死亡的储户当然不能接起银行的电话，接听电话的是本案的侦查员。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警方要求银行职员先稳住嫌疑人，随即迅速赶到现场将此人抓捕。
对于犯罪事实，嫌疑人供认不讳，在法官问及为何在没有遭到反抗的情况下，还要杀人灭口时，嫌疑人辩称：“他们看到了我的脸，不杀他们，等着他们去报警抓我吗？”
鉴于嫌疑人虽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并无悔罪表现，法庭最终判处此人死刑。
庭审那天，我就在旁听席上听着辩护人舌灿莲花。
“被告人杀人实属迫不得已。的确，被害人没有反抗，这使得我的当事人作案过程异常顺利。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被害人没有明确表示事后不会报警，这让我的当事人感到了危机。同样，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采取虐杀，而是一刀毙命，没有给被害人造成过多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被告人还是仁慈的。
“而且，被告人虽然杀了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并没能从银行取出被害人的财物，也就是说并没有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被告人为什么要去抢劫？被告人本是个农民，靠种地为生，可土地却被强征了，补偿款一分都没有拿到。没上过学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找到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即将生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告人才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该怪我的当事人吗？不，当然不应该！是这个社会将他推到了今天的境地！有罪的，不是我的当事人，而是这个吃人的社会！”
虽然说律师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无理辩三分”，但是能做到如此明目张胆地睁眼说瞎话，却也少见了。
论身世凄惨，比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凄惨的人有的是，但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可没有几个。甚至更多肢体残疾、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宁可放下尊严去讨饭，也没有去犯罪。
不过，以这个辩护人的观点，这些人不去犯罪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犯罪的条件。
庭审的发展也确如我预料的那样，公诉人提出了我想到的质疑，辩护人则完全是在我的预判内做出了驳斥。
我不由得苦笑，律师的工作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尤其是作为凶杀案中的辩护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让逝者瞑目，为冤者昭雪。”
换句话说，站在天秤两端的律师是一类特殊的人，他要为“凶手”开一扇重生的门，为死者唱一曲安眠的歌。
这让我想起2005年，我和老罗、张静一起办过的一个案子，也是一个入室杀人案，不过是入室盗窃杀人。
那是4月份，天气还不太热的时候。案发的地点在一间出租屋。
4月15日，距离该交房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房东多次与租客联系，却始终无法打通租客的电话，手机提示关机。房东多次上门催要，却一直没能敲开房门。询问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表示，他们也有半个多月没见过出租屋里的人了。
这天，房东再次来到了出租屋，房内依然无人应答，但从门缝里不时散发出一股恶臭。房东便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看到房间里被翻动得乱七八糟，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膨胀的身体将衣服的扣子都撑开了，身上的短裙已被撑裂。显然已死去多时。
尸体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
房东匆忙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查明，被害人死亡时间在半个月以上，尸体已经呈巨人观，要不是天气还没有转暖，房间的窗户又开着，这具尸体恐怕早就炸了。
而且，经法医尸检，被害人并不是什么女人，而是一个穿着女性衣服、戴着假发套的男人。因面部极度扭曲，房东一时也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最终，痕检员通过比对死者的指纹和租客签合同时留下的指纹确认，死者就是租客。
进一步的尸检显示，死者生前曾遭到殴打，虽没有留下致命伤，但通过对死者脏器的病理检验，发现死者心脏天生偏大，心肌严重纤维化，法医推测，死者应是在遭遇殴打时，心脏病突发猝死。
现场并没有发现死者的手机，银行卡、存折等财物也遗失。综合现场的痕迹，警方推断，这应是一宗入室抢劫演变而成的过失致人死亡。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嫌疑人的指纹，但是痕迹检验员并没能在指纹库中找到匹配的对象。
鉴于现场没有发现暴力侵入的痕迹，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了被害人的熟人身上。
但在对被害人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时，警方却陷入了困境。经查，被害人名叫付大伟，外地来本市务工人员，却没人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邻居表示，大部分时间，被害人都待在家里，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朋友。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和悬赏征集，向群众征集线索，半个月过去了，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破案的曙光来源于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巡警们。
5月10日晚10时许，巡警在巡逻到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自动存取款机时，一个可疑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该男子原本在ATM机前操作，一见到巡警走近，却撒腿就跑，连机器里的银行卡都不要了。巡警意识到此人可能身背罪案，便将此人擒获，带回了派出所。
经查，嫌疑人陈明杰，三十二岁，竟是这个辖区里的惯犯，发生在这个辖区里的每一宗盗窃案几乎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团伙作案，也有他一个人完成的案件。因其作案手法高超，反侦查意识较强，平日为人乐善好施，又有正式工作掩护，其家中也曾遭窃，所以警方始终没有将他列入嫌疑人的范畴。
没想到，这一次却栽在了巡警手上。对于这些盗窃案，陈明杰供认不讳。
但警方的关注点则在他使用的那张银行卡上，经查，那张银行卡是4月15日发现的被害人付大伟的。在陈明杰的身上同时发现了付大伟的存折。
警方高度怀疑陈明杰就是导致付大伟死亡的元凶，他的指纹也与现场遗留的指纹吻合。
陈明杰被迅速移交给了付大伟死亡案的专案组。面对警方的审讯，陈明杰却高呼冤枉，坚称当天只是入室盗窃，并没有杀人，甚至没有与被害人发生冲突。
他交代，白天他就踩好了点，知道付大伟晚上一般不在家。4月1日晚上，他用自制的万能钥匙打开了房门，进入付大伟的房间，刚打开灯就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床上。他原本已经准备放弃这次行窃，可床上的女人对他的出现并没有任何反应。
历来奉行“贼不走空”原则的陈明杰便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房间里的物品，找到了付大伟的银行卡和存折，同时还找到了一个记录着密码的笔记本。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对于陈明杰的交代，警方并不认可。
第一，在那个记录着账户密码的笔记本上，警方并没有勘察到付大伟的痕迹，笔记本是否真的属于付大伟，无法核实。
第二，法医认为付大伟身上的伤痕很可能是胁迫伤，即在加害人试图从付大伟的口中获取相关密码时留下的。
第三，法医在对付大伟的衣服进行勘验的时候，在其胸口的位置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物体，怀疑是某种液体干涸后留下的痕迹。精斑预实验则显示为阳性，进一步的实验分析证实，精斑是陈明杰留下来的。
第四，在付大伟的手中发现了一根带毛囊的毛发，坚硬卷曲，法医推断是阴毛，DNA鉴定与陈明杰的吻合。
面对这种高科技证据，陈明杰终于吞吞吐吐地交代，在他找完财物后，见到女人还是没有反应，就产生了邪恶的想法。但他是个“盗亦有道”的贼，知道要是强奸的话可能惹下大麻烦，就对着女人的身体自慰了一番，过程中，他用女人的手握住了自己的那玩意儿。
但对于对付大伟进行了殴打这件事，他依然坚决否认，坚称自己看到女人的时候她身上就有伤，还有呼吸，并没有死。
但很不幸，他的指纹留在了现场，甚至留在了付大伟的衣服上。他自己也承认到过现场，与付大伟发生了肢体接触，至于他供称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警方无法核实，他自己也不能提供确切证据。
这个案子可以说证据确凿。
检察院在对该案进行了复核后，依照程序提起了公诉。
该案再次被法庭指派给了我们代理。
对于屡次让公诉机关在法庭上下不来台的我们来说，法庭并没有回避，而是持续派给我们案子，虽让我受宠若惊，更多的则是惶恐，谁知道法院打的什么主意，会不会是想和公诉机关一起来压压我们的气焰呢？
“小明哥你真的想太多了。”张静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虽然说公检法不分家，不过呢，法院和检察院也不是铁板一块。检察院是誓要给被告人定罪，法院要的是查明真相，冤假错案这种事，他们可承担不起，万一将来追责就麻烦了。
“所以呢，一个愿意参与调查又总能挖掘出一些东西的律师，其实法院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很喜欢。法院讨厌的是那些看似正义实则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罔顾事实的所谓死磕派。我要那个，草莓味的。”
张静说着，跳着脚让老罗去给她买冰淇淋了。
然而，困扰我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陈明杰当时在ATM机上的操作并不是取款，而是存款。
对此，他对警方的解释则是，他就是要存钱，就是要存到这张卡里，因为他想使用这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