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既然我的同事已经离开了法庭，那么请允许我继续完成我的辩护职责。”法庭恢复审理后我第一时间站起了身，“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2002年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在国内还属于冷门，只有极少数专家和关注这方面的人才了解。
见法庭上的人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说道：“我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准许。请证人出庭。”审判长说。
我们找来的这名证人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身白色西服，精神矍铄。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道。
“第七医院院长。”证人说。
旁听席上顿时传来了一阵喧哗，第七医院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医院，而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证人，你是否清楚你的权利与义务？”审判长问道，“你是否清楚你有如实向本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得到了证人肯定的答复后，审判长看了看我说：“辩护人，请对证人提问。”
“谢谢审判长。”我走到证人席前问道，“证人，请问你是否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的，那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证人自豪地说道。
“能否向我们阐述一下，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可以。”证人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有人称之为斯德哥尔摩效应，或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通俗一点的叫法叫‘人质情结’。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
“这种病症最早在1973年由社会科学家提出。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扬和克拉克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对峙了一百三十个小时后，主动放弃了犯罪行为。
“但是，这件事发展到后来，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四名被挟持的银行职员对扬和克拉克显露出了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庭上指证这两个人，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向公众表示，对扬和克拉克并不痛恨，对这两个人没有伤害他们并照顾他们感到感激，却对警察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其中，在四名人质中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提娜的女职员，她对克拉克甚至产生了爱情，并在克拉克服刑期间与他结婚。
“社会科学家对这个案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弄清在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的产生，究竟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据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被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普遍现象，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我问一下。”审判长突然插话道，“你们说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是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那种？”
“是的。”证人点了点头，补充道，“至少在国外是这样界定的，在国内，我也不太清楚你们是怎么界定的。”
“如果让你给出意见呢？”
“我认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并不具备行为能力，至少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证人想了想说。
“好的，辩护人，请继续。”
“证人，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所有犯罪行为中，都有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我思索了一下，问。
“并不是这样。”证人摇了摇头，“事实上，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有四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患者要切实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一定发生并不重要，但患者相信，施暴的人会随时、毫不犹豫地取走他的性命；其次，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患者施以小恩小惠，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比如在绝望的情况下给患者水喝，促使患者对施暴人产生感恩的心理；再次，除了施暴者给出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的信息患者都无法得到，换句话说，患者处于一种完全被隔离的状态；最后一点，就是患者感到无路可逃。”
“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转向审判长，说，“本案中，我的当事人林琼，曾遭到暴徒们的集体凌辱，在这些暴徒中，其中一人正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吴英。吴英后来将林琼作为自己的专属物品囚禁起来，使她免于遭受轮奸的痛苦。但她被囚禁的时间长达五年，这五年里，她始终被关在地下室，生命时刻受到威胁，饮食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从地下室脱困后，林琼并未选择逃跑，而是协助吴英作案。证人，从你专业的角度判断，你认为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我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证人。
“反对！”吴英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道，“辩护人提出的是一种假设因果，眼下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囚禁了林琼，并对她进行了生命威胁。”
此刻，我终于能够体会到老罗的心情了，在证据已经确凿的情况下，他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前所未有了。
“那好，我换个提问方式。”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假设在我说的那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林琼是否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鉴别需要专业系统的检查和测试，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认为，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并不排除。”证人说。
“谢谢，审判长，我问完了。”
“一号被告人的辩护人，请对证人提问。”审判长说。
“证人，你的结论是否是出于主观的判断？”吴英的辩护人跳出来问道。
“我的结论是出于科学的分析和统计后做出的，并不是你说的主观判断。请不要侮辱我的专业！”证人忍着怒气说道。
“但是对于林琼的判断，我并没有看到你所说的科学的分析。”
“我也没有肯定过林琼就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只是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排除。”
“好的，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吴英的辩护律师走回了辩护席，看着证人离开法庭后说道，“很显然，在这个案子中，林琼是否遭到了我的当事人吴英的囚禁和威胁并不能证实，她是否患有那个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无法得到证实了。因此，我希望法庭依然以之前已经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决，对于林琼的证词，法庭应该予以重视。”
“辩护人，你的意见本法庭会充分考虑。公诉人，请发表你方的意见。”审判长说。
“我方对本次庭审没有意见。”公诉人微微一笑，“但是我们请求暂时休庭，我们将启动追加诉讼请求程序，对本案的被告人吴英提出追加诉讼请求，吴英涉嫌故意杀人！”
这一记重槌让吴英的辩护人呆立当场，审判长也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直接宣布同意公诉人的请求，暂时休庭，半个月后再开庭审理本案。
“干得漂亮！”
一出法庭，张静就迎了上来，对着老罗就是一拳：“姐姐今天高兴，小骡子你说，想吃什么？姐姐请客！”
“他只吃草！”心情大好的我笑道。
半个月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案子虽然出现了重大转折，但我和老罗、张静也没闲着。
利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对林琼的精神鉴定，再次开庭的时候，这份鉴定书已经放在了审判长的案头。
“法庭已查明，被告人林琼曾遭到被告人吴英的囚禁及生命威胁，多名证人提供了证词证言。”审判长说，“同时，应辩护人的申请，在本法庭和公诉人、辩护人的同时监督下，完成了对被告人林琼的司法鉴定，证实林琼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公诉方已经决定对林琼进行不起诉处理，已经起诉的案件撤诉，本法庭认为公诉方的行为符合规定，准许撤诉。”
“公诉方提出对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吴英追加诉讼请求，合议庭合议后认为，公诉人的请求符合规定，本法庭予以受理。”
我和老罗在辩护席上面面相觑，没想到公诉人比我们还急迫，我们本来是等着法庭宣判林琼无罪的，可他们竟直接撤诉了。
那今天这次原定做出判决的庭审就彻底和我们失去了关系。
我和老罗耸了耸肩，在审判长的注视下，离开了法庭。
在法庭门口，我们却见到了一个熟人。那个和老罗一起逃出来的女孩儿正在法庭边安静地等待着。
此时，她的精神状态恢复了许多，脸上也多了血色。我们起初还担心，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女孩儿以后的人生要怎么过。看起来，她已经调整好了心态。
“罗律师，谢谢你！”一见到老罗，女孩儿雀跃着跑了过来。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老罗文绉绉地来了一句，却下意识地和女孩儿拉开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张静正带着玩味的笑容，慢慢地走过来。
“是证人吧？好像在叫你！”我连忙说道。
“哦，那我先去了。”女孩儿微微一笑，“我是控方的证人哦，要证明那个吴英故意杀人！”
“人缘不错嘛！”张静似笑非笑地说道，从包里拿出了一张支票，“喏，你们的酬劳！”
“一百万啊！”老罗眼睛里冒着金星，颤抖着接过支票，然后像怕被人抢走一样死死地攥着再也不撒手。
至少，在我的印象里，老罗应该是这样的表现。
不过，那天，看着那张支票，老罗却叹了口气。
“老简，你说这钱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拿？”
“拿着啊，委托人给你的，应得的报酬，也是你的老婆本啊。”张静吃惊地看着老罗，“娶我的话，没有足够的老婆本，我家里可不会同意的。”
“我决定了，老简，这笔钱，我们设立一个基金吧，就用来寻找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老罗就像没有听见张静的话一样，无比坚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