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醒来以后，我不再喝咖啡，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下葡萄酒常常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刚喝下去的酒也吐出来，于是我立即又继续喝葡萄酒。一般说，第二次吐过，呕吐也就停止，这样我就好受多了。扬和我一样，也在早晨喝酒，我看他喝得不多，是这样，比较少。
自从他八零年八月来到特鲁维尔，每天一到傍晚，他就喝，他一直是这样，直到我住进美国医院。他也发胖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喝，同时喝。我认为他没有看出我正在走向死亡。我相信我记得有人对他讲过这个话，大概是米歇尔·芒索：“你没有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
米歇尔·芒索请来她的一个朋友，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犹太人——达尼埃尔，友爱向你致意——不过我觉得时间以后总是有的。他们执意要我下决心做出决定，而且还要我立下书面字据。
扬也天天催我定一个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定了一个日期，我说：十月，一九八二年十月初。
他们打出电话，定了病房。
当我写下这几个字：十月，十月初，我就害怕，现在我还感到害怕。
达尼埃尔预先就警告过我。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你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是预先得到通知的，这种治疗非常难受非常痛苦。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字眼可以比拟。现在，我是知道了。如果谁事先就懂得美国这种叫做“冷火鸡肉片打耳光”治疗法，他就决不会下决心接受，也不会提出一个日期，决不会，他一定会逃之夭夭。
一上出租汽车，我见达尼埃尔哭着匆匆走出门去，我就明白我是在怎样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上面签字画押了。这一天，我喝得也不少。恍恍惚惚，我还笑他们等着看好看的吧，后来，好，上了出租汽车，我见扬心慌意乱有增无减，太可怕了，事情已经定了。骤然间，两条腿也出现了浮肿，这让我们更是惶惶悚悚，也不知是为什么。
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他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四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在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八二年十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