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八七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物质生活》（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字，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亚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需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弃置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对谈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书中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对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源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物质生活》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一九七七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与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一九七七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八零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限制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和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之时即“像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需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物质生活》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
王道乾
一九八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