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想起了在机场遇到的那个女人，就拿起听筒。
“您听不出来我是谁吧？”他听到对方说。
“不，不，听得出来。可你为什么要用您相称呢？”
“如果你愿意，我就用你称呼好了。不过，你不知道在和谁说话吧？”
不对，不是机场的那个女人。是一个发腻的声音，还有鼻音，嗡嗡的，让人不舒服。他感到尴尬。女人作了自我介绍：她是三十来年前和他一起过了几个月就离婚的那个女人的第一个丈夫的女儿。
“我刚才确实糊涂了，不知道是在和谁说话。”他勉强笑着说。
自离婚以来，他没有再见过她们，不管是前妻，还是前妻的女儿。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她始终还是个小女孩。
“我有话要跟您说。跟你说。”她立刻纠正道。
他后悔对她用了“你”，这份亲热让他不舒服，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不至于吧。”
“怎么说？”
“你嫂子知道！”
“我不知道你还认识她。”
“妈妈认识她。”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两个女人已自动串通一气了。
“那么，你是代你母亲给我打电话的吧？”
原先发腻的声音突然变得强硬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必须跟你说。”
“是你还是你妈妈？”
“是我。”
“你先告诉是什么事。”
“你想不想见我？”
“请你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
发腻的声音转而又变得咄咄逼人：“如果你不想见我，那就直说好了。”
他讨厌这种强硬语气，但又没有勇气一口回绝。要求约会又不肯说出原因，他前妻这个女儿准有什么有效的伎俩要施：他心里感到不安。
“我在这里只待几天，我很忙。我最多挤得出半个小时……”最后，他让她在他离开的那天，在布拉格一家咖啡馆见面。
“你不会来的。”
“我会来的。”
他挂上电话，仿佛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她们想要他怎样呢？讨教？可是，要讨教的人，说话不会咄咄逼人的。她们想纠缠他。证明她们的存在。要耗用他的时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要答应她见面呢？出于好奇吗？嗨！其实是出于恐惧他才让步的。他把握不住自己，又延续了从前的反应：为了能保护自己，他向来都想要及时地了解一切。保护自己？今天？有什么危险？当然没有任何危险。只是他前妻的这个女儿的声音，让旧时的回忆如迷雾似的又围住了他：阴谋；父母的干涉；流产；哭叫；诽谤；敲诈；感情伤害；发火的场面；还有匿名信：那是多嘴多舌的人搞的阴谋。
我们留在身后的生活总是有个恶习，非要走出暗处，告我们的状，跟我们打官司。约瑟夫远离波希米亚后，已经忘了去关注自己的过去。然而，过去就在那儿，等着他，打量着他。约瑟夫感到心绪很不好，他尽力去想点别的事儿。可是，一个回来看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的人，如果不想自己的过去，还能想什么呢？在这剩下的两天时间里，他能做些什么呢？去他开过动物诊所的那座城市？还是去他曾经住过的房屋前，呆呆地站在那儿触景生情？这些他都没有心思。在他的老熟人中，至少有个把他真心想去会会的吧？N的形象一闪。那是约瑟夫年轻时候的事了，当时，那些狂热的革命战士不知为什么指控了他（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会受到指控，躲过今朝躲不了明日，天知道是因为什么），正是大学里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N站出来保护他的，他不计较约瑟夫的政治观点和家庭。于是他俩成了朋友，如果说约瑟夫有什么能责怪自己的，那就是在流亡国外的日子里，他几乎把这个朋友给忘了！
“那个红色特派员！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发抖！”他嫂子的这句话，意思是想说，约瑟夫为自己的利益，竟和一个当局的人有往来。在那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可怜的是有不少国家受到震动！斗争一结束，人们纷纷声讨过去，追捕罪犯。然而谁是罪犯呢？一九四八年获胜的共产党人？还是那些不敌共产党的对手呢？人人都在追捕罪犯，人人也都成了追捕的对象。约瑟夫的哥哥为了继续学业，入了党，但立刻遭到朋友的攻击，说他是野心家。这样一来，他反而对共产主义有了怨恨，觉得正是共产主义弄得他这么胆小怕事，而他妻子也就把自己的仇恨对准了像N那样的人，N早在革命之前，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她眼里，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他蓄意策划出来的（所以对他绝不饶恕）。
此刻电话又响了。他拿起听筒，这回断定是那个认识的女人：“终于打来了！”
“哦，听到你这声终于，我真高兴！你等我的电话了？”
“等得都着急了！”
“真的？”
“刚才我情绪坏透了！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一切都好了。”
“哦，你真会让我高兴！真希望你现在就在我的身边，跟我待在这里！”
“太遗憾了，可惜不可能。”
“你感到遗憾？真的？”
“真的。”
“在你走前，我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你会见到我的。”
“肯定吗？”
“肯定！后天我们一道吃午饭！”
“我会非常高兴的。”
他把他在布拉格住的旅馆的地址告诉了她。
他再次放下听筒，目光落在撕碎的日记上，日记变成了桌上的一小堆碎片儿。他抓过这堆碎纸片，兴冲冲地全都扔进了废纸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