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喝醉了酒，他就走来走去，唠叨自己的故事。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故事，当他喝醉了酒，就会从一个桌子转到另一个桌子，然后唠叨个不停。他不一定非要喝酒或者服用别的麻醉剂才会醉倒。有时候，太阳也会让他心绪烦乱，变得神志不清，但更多情况下是自己无缘无故的疲倦所导致的。当他坐在人们当中时，除了面前这杯黑咖啡，他从不喝别的饮料。他的舌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兴头上来，就忍不住走到餐馆里每个人面前，站在那儿，胳膊搭在一把空椅子上，然后从上往下向坐着的人唠叨自己的故事，好像有什么东西始终在逼迫他这样做似的。他心里一边构思故事，好让别人听得明白，一边用手撕破塑料包装，把小袋里的白糖撒到褐色咖啡沫上。白糖晶体一落到咖啡沫上，咖啡就立刻显出黑色。于是，只要现在从那空袋子里零零星星抖出糖粒来，每每落到咖啡沫上，这位观望者也就觉得咖啡是黑色的。也就是说，用不锈钢小勺子细心地搅匀咖啡。他并不开口说话。他期待有人走上前来询问他什么。他希望和随便什么人说话都行。他想说说壁纸的颜色，说说能写信的纸。他想听听自己的嗓音发出声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还想让所有其他人都过来，坐在他熟悉的挨着衣架的桌子旁，然后一个接一个给他讲述那些让他们得意的故事。他向餐馆女老板提出一个要求：他让她端一杯水来；他要求她过来。他有要求，她就应该过来。他说明提出要求的理由是，她是他的亲人，所以她有义务，也许这是一条充足的理由。那封信在哪儿呢？他急切地问道。哪封信？我弟弟的信。你喝醉了吧？我想要这封信。你说谎。我弟弟汉斯写过一封信，写在布纹纸上，写在一张牛皮纸碎片上。他写在一个本子的软皮上，用的是铅笔，写在棉纸上，写在这张包面包的软纸上。你又说谎了。没有。他写信时坐在草地上，在池塘边一片茂密的草地上，在一片池塘草地上。他写信时，风从上往下吹拂着草丛。他想把草茎的影子描绘到纸上，可是你只能看见一些凌乱弯曲的线条，因为风不停地吹着，打乱了那草茎的平静状态。你一直在说谎，总是这样。他为了写信方便，把纸叠起来，以免铅笔戳破纸，因为那纸太薄了。他先试着垫在手上写，因为他想写的话的确很短。可是后来他坐起来，风把拳头下面的纸吹皱了，他就在一块皮革上继续写，一块被雨水浸透的皮革垫在信的背页上。然后，他伸手把纸夹在皮革上。他没有抬笔，坐着继续写，而风却把那湿透的纸吹得鼓起来。是的，他是在一只箱子的皮革上写的，一个提包的皮革上，在旅行包的皮镶边上写的。铅笔滑脱弄脏了纸，他便乱画一气，写成自己的话。后来下起了雨，到处都很脏。或者说，一位走过泥泞草地的人用脚尖把水滴甩到了纸上。那是一只钢笔，那人用钢笔写下他的消息。信里的字母经水滴一泡，泛起了蓝色的圆圈。那是在一片茂密的草地上，他独自思忖道，当时天阴沉沉的。如果有阳光的话，纸很快就会变黄的。风从上往下刮，把草茎和树叶吹得直打转，枯萎了。这人头上的乱发也被风吹得忽上忽下。他身体后仰，躺在这茂密的深草丛中。这里，风把草茎吞噬了。他把手伸到弯曲的膝盖下面，那些只能听见的草茎阴影在脸上回旋飞舞着。但是，这不是你的故事；这是另一个人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搞得他晕头转向，所以还一直模糊不清。他不想再朝妹妹走去的方向回头了，他想鼓起勇气，张开嘴，大声和她说话。可是，她却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把空啤酒瓶放到柜台下面的箱子里。她走向桌子，重新贴好那沾满水汽的瓶子上滑脱的标签。当她从一张桌子上拿起烟灰缸和玻璃杯、并用抹布或者围裙揩拭桌面上的水时，她从被货架挡住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手拿抹布，在桌面上由里向外缓慢地转圈，一直抹到桌沿儿画出一条螺旋线。她专门用托盘给他端来所要的东西，然后站在他的椅子旁听候他的吩咐，同时还望着身后的镜子系上了围裙。现在，他本可以拉着她的胳膊，请她弯下腰对她说话。他谈兴正浓，可以向这个亲人讲讲自己的故事。也许他一倾诉，那僵直的舌头就会灵活起来，随之他也会激动起来。可是他却神情麻木，只含糊地说了一句感谢送来饮料。后来（什么时候？），他要烟抽。当她用拇指打开烟盒，侧着身唠叨起生意时，他开始说话了：眼下生意萧条，没有人愿意从位子上起来，或者抬起沉闷的嗓门要点什么。因为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再说，她从他的桌子向外望去，门口和街道似乎都变小了，外面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能够逃过她的眼睛。他歪着头听着，她把香烟塞进他的嘴里，并用打火机给他点火。可是，火也不能让他多说出一句话来；他只回想起来（或者他被提醒），有一次，一个打火机罩子里冒出一股蓝色的鬼火。他心不在焉，常常说漏嘴；他发不出来这个和那个字母的音，或者整个字都读不出来。他缺少每天闲聊的习惯。如果他过些日子在某个地方由于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就会跑来跑去，满腹猜疑地寻找说话的人。他那种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他思忖道）妨碍了他的发音。“是的，那封。”他说道。“你这是在瞎想呢。”女老板一边说，一边对着火吸起烟。“他们给了你一封。”他心不在焉，说话颠三倒四。“一封商务信。”女老板说道。“不，不是真的，绝对不是。”他说道。屋子里其他人也在私下嘀咕他们说的话。在他的桌子旁，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另一个又有自己的说法，每个人都说出他必然会说的话和能说给别人的话。谢谢，盲人终于忿忿地朝女老板说了一句，而她已经回到柜台后面，正在满是泡沫的水池里冲洗玻璃杯子。谁有残疾，谁就会用很多时间来说感谢的话。谁要表示感谢，那他总是回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切。他思忖道，因为他的思想离他太远了，也因为这些思想也从未触动过他，所以他的思想让他在这家餐馆里感到无聊。不过，这里毕竟还是一个能寻找安慰的地方，他可以在这儿一直待到晚上。要是此刻在家里的话，他可是孤身一人啊，窗户也会关得严严实实的。再说，预告又有公共汽车很快就到。他可以迎上前去，上车去易伯塞方向。他走开，去易伯塞。他回家去。他待在这个适合他的地方。新来的客人疯狂地冲进餐馆，消除了他的内心矛盾。他以为他们是足球运动员。他们又是顿足，又是目空一切，又是相互扯来扯去；他们把椅子从空桌旁拉开，把这个盲人团团围住。这时，他们就大肆吹嘘他们当中的事儿。起先，当他们看见他默默无声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时，就感到很新奇，于是就上下打量着他。当然，他依旧一声不吭，却轻而易举地顶住了他们的目光。可就在这时，最后一个人拇指勾着上衣，搭在肩膀上，在大街上就大喊大叫着进来了。所有的人都走上前来逼迫这个盲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习惯说自己的事。第一个怪声大叫，第二个不停咳嗽，第三个吹起尖厉的口哨，另一个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把一只冷玻璃杯贴在脸上，还有最后一个，他赞许地敲敲盲人的肩膀，可是这盲人不论怎样都站不起来，也无法行走。这时，妹妹上前来帮他：她耐着性子走过来，眼睛盯着镜子，听他们所有人讲的事情，没有对哥哥说一句话，就帮他转身走开了。
他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大街上。他自问是否神志清楚。他自己点点头，完全肯定了这一点。他是从一家餐馆里被赶出来的。被赶出来这件事是他这一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十一月里，天几乎全黑了。在某个十一月里，当他寻找弟弟时，天色已经黑了，而弟弟却淹死了，躺在被单下面。那被单把他的头部和沾满泥土的口袋混淆了。天还一直在下雪。直至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