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德国。\">。广播里6：15传达命令，6：35语录，6：40广播操，20：00理查德·瓦格纳音乐会，柯尼斯堡帝国广播电台的娱乐节目和舞曲一直持续到午夜。
“4月10号，你的选票应该是这样的：在赞成 下面的那个比较大 的圆圈里用力 划叉。”
刚刚释放就又重犯的小偷自己交待说，那些相关的物品是在商店里买的。由于这些商店是犹太人的，所以现在根本就不复存在了 。群众集会以火把游行和纪念会的形式举行，大楼添上了新的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后，一个个面貌一新，和善可亲 ，森林和山峰也焕然一新，历史事件被当做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给乡下人看。
“我们相当兴奋。”母亲讲道。第一次有了集体经历。就连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无法理解和陌生的东西终于都显现出一种伟大的关联：一切都相互归结为一种关系，就连那令人诧异的机械式劳动都有了意义，成为节日。每个人此刻所做出的动作都组合成一种运动的节奏，因为他在心里看到无数其他人同时在做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让人既能产生安全感，同时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
这种节奏刻骨铭心——成为礼仪。“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于是乎处处如家，再不必思念家乡。照片的后面写着各种地址，第一次买了记事本（别人送的？）：突然间有了许多熟人，发生的事情多到可以让人遗忘 一些了。她一直希望能为什么事感到骄傲，由于现在做的事那么重要，她便真的感到了骄傲，不是为什么具体的事，而是笼统地感到骄傲，这是一种姿态，是终于获得的一种生活感觉的表达，她不愿再放弃这种不确定的骄傲。
她依然对政治不感兴趣，真实发生在眼前的那些事可完全不一样：化装游行，UFA的一周事件回顾（“大规模循环放映——连映两周！”），世俗世界里的教堂纪念日。“政治”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玩意儿，可不是化妆舞会，不是圆圈舞，不是民乐团，至少不是那种能看得见的东西。不管往哪儿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吗？——这个词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和其他政治概念一样，在学校的课本里就让人觉得，它与那抓得住、实实在在的东西无缘，只是被当成一种提示词，或者形象化为与人无关的比喻：把压迫比成锁链或者靴子跟，自由比成山峰，经济体系比成让人安心地冒着烟的工厂烟囱，还有下班后抽的烟斗，社会体系比成“皇帝——国王——贵族/市民——农民——织工/木匠——乞丐——掘墓人”这样的阶梯：这种游戏通常只有在子女众多的农民、木匠或者织工家里才可能完整地玩一遍。
这段时间促使母亲摆脱了拘谨，变得独立，她有了自己的举止方式，丢掉了最后一丝对肌肤接触的恐惧：小帽歪斜在一边，因为有个小伙子把她的头和自己的按在一起，而她只是自得其乐地冲着照相机笑。（关于照片能够“讲述”这种内容的假设……；但是每一次表述，即便讲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难道不都或多或少是一种假设？如果只满足于报道，那就少些 ，越是想要讲得详细，就越多些 。假设的成分越多，那么故事在别人看来就会越有趣，因为比起单纯报道事实来，说法本身更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所以才会有了对诗歌的需求？“河岸边的窒息”，这是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说法。）
战争，一连串捷报伴着强劲的音乐从人民牌收音机里传出。收音机的扬声器表面蒙着罩子，在阴暗的“圣像角”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战争“增加了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克劳塞维茨），让往常日复一日的自然而然成为让人兴奋的偶然，以此提升人的自信。对母亲来说，战争并不同于对我的意义，它不是来自孩提时代，能够影响未来情感世界的恐怖幽灵。开始时，那只是她所经历的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对距离，对以前和平时期的 林林总总，特别是对身边那些以往只是扮演无关紧要的同志、舞伴或者同事角色的人产生了新的感觉。平生第一次也有了家庭的感觉：“亲爱的哥哥……！我在地图上找着你现在可能在的地方……你的妹妹……”。
于是有了第一次爱情：她爱上了一个德国的党员同志，这个人当老百姓的时候是银行的职员，现在因为当了部队的军需官而显得与众不同——不久后就身怀六甲。他有妻室，而她爱他，非常爱，对他百依百顺，她把他介绍给父母认识，跟他一起去周边郊游，陪伴他排遣军人的寂寞。
“他对我非常细心，我对他也不像对其他男人那样感到恐惧。”
他做决定，她表示赞同。他送过她一次礼物：香水。他还借给她一台收音机放在屋里，不过后来又拿走了。“当年”他还正在读书，他们一起看一本名叫《壁炉旁》的书。一次，他们到山上的牧场去郊游，下坡时跑了几步，当时母亲不小心放了个屁，我父亲数落她一番，接着往下走时，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一个，于是干咳了几下。她后来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身子弯成了一团，一边幸灾乐祸地吃吃笑，一边却又感到不安，因为她正在丑化自己惟一的爱人。她因为自己曾经爱过某个人，而且爱的偏偏又是这样一个人感到可笑。他的个子比她矮，年龄比她大很多，头发几乎掉光了。她穿着平跟鞋走在他身边时，不断调整步伐以配合他，挽着一条不情不愿的胳膊。她的胳膊不断滑脱。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对——尽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后还在渴望能够对什么人产生类似的感情，就像当年渴望这个银行的家伙那点可怜的例行公事的体贴。但是没有另一个了：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
中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和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被晒伤的鼻子上顶着一张折过的纸，脚上穿着凉鞋，牵了条苏格兰牧羊犬。在她家乡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他见到了旧情人，母亲的激动，父亲的不知所措，我远远地站在投币点唱机前，点了猫王的《伪装的恶魔》。丈夫已经听到了风声，但只是把最小的儿子派到咖啡馆里作为暗示，那孩子在那儿买了个冰激凌，然后就黏在母亲和陌生人身边，不断重复问她，到底什么时候回家。我父亲把夹片太阳镜夹到另一副眼镜上，间或跟那条狗说几句话，随后打算“那就”买单吧。“不，不，我请你。”他看到母亲也从手提袋里拿出钱包时这样说。我们去旅行度假时，一起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不管住在哪个旅馆，他都到处跟人说我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当成同性恋（“第175条”）。生活让他感到失望，他越来越孤独。“自从了解了人，我就爱上了动物。”他说。当然，这话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临近分娩时，母亲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一个士官。这个人对她仰慕 已久，也不在乎她就要生下别人的孩子。“非她不娶！”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这样想，而且马上就和战友打赌说自己能够得到她，同时她也会接受他。她讨厌他，但是大家说服她要有责任感（给孩子一个父亲）：她第一次退缩了，笑容从脸上褪去了一些。不过竟有人心心念念想着她，这让她觉得挺不错。
“我当时想着他反正会战死，”她说，“但后来还是忽然担心起他来。”
不管怎样，她现在可以申请婚姻生活贷款了。她带着孩子坐车去柏林的公婆那里，他们容忍了她的存在。炸弹已经开始落下，她回到家乡。这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她又开始笑，尖利的声音常常吓人一跳。
她忘记了丈夫，紧紧地搂着孩子，搂得孩子哭起来，蜷缩在屋里。在这栋房子里，自从两个哥哥死了以后，每个人都迟钝地对别人视而不见。没有什么了吗？就这样了？安魂弥撒，小孩子的病，拉上的帘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认识的那些老熟人通信，在厨房和田里忙碌，在田里干活时不断地跑出来把孩子挪到阴凉处；然后就是紧急状况下的汽笛声，在乡下也一样，老百姓就往被当做防空洞的岩洞里逃，村里的第一个弹坑后来成了游戏的场所和垃圾坑。
恰恰是大白天变得阴森恐怖，周围的环境通过一辈子日复一日的接触，已经像汗水一样从儿童的梦魇中排出，变得熟悉，现在却因为人又幻化成幽灵神出鬼没。
不管发生什么事，母亲总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立在一旁。她并没有变得胆怯，顶多在感染了大家的恐惧时笑上一声，因为她同时又为自己的身体突然毫不羞怯地自行其是而害臊。“你不害臊吗？”或者“你应该感到害臊！”这始终是人们要求小姑娘，特别是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儿的一条准则。在这种信奉天主教的乡下，谈什么女人的个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虑，太冲动。乜斜的白眼要一直斜到羞臊的感觉不再是装出来的，并且把心底深处最基本的感情都吓退，以至于高兴的时候都会有“女性的脸红”，因为她们理应为这喜悦感到害臊，悲伤的时候不是面色苍白，而是脸红，不是流泪，而是流汗。
在城里时，母亲曾经以为找到了或多或少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是让她感到舒服的方式——现在她发现，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同样也呈现为使人幸福的生活内容，因为她排除了第二种可能。一旦她不是用原原本本叙述的句子说到自己，人家就会使个眼神让她闭嘴。享受生活，干活时的一个舞步，哼唱一首流行歌曲，这些都是异想天开。因为无人附和，只有自己这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连自己也会觉得奇怪。其他人一边过着他们的日子，同时又成为榜样：吃得少到可以作为榜样，互相保持沉默以成为榜样，去忏悔也只是为了提醒留在家里没去的人要记得自己的罪孽。
她就这样处在饥渴的状态中，每一个想要表明立场的小小企图都无非是嘟囔几句而已，倒是感到了自由——但是表达不出来。虽然其他那些人都是孩子，但恰恰孩子们投来如此责备的目光却使人感到压抑。
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想起自己的丈夫，尽管没人想念她，她还是又去了柏林。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那时不是有战争嘛。
但她是带着孩子来的，两个人便无精打采地遵守着履行义务的原则。
住在柏林潘科区转租来的一个大房间里，丈夫，有轨电车司机，酗酒；有轨电车售票员，酗酒；面包师，酗酒。妻子带着期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不断去找东家，哀求人家再给一次机会。这个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在这样的贫困中，母亲没有了乡下人那种红扑扑的脸蛋，成了一个相当高贵的女人。她高高地昂着头，走起路来也仪态款款。她现在已经是什么都能穿，穿什么都适合。肩上用不着再围狐皮了。丈夫从酩酊大醉中清醒过来以后会搂着她，表示自己是爱她的。这时，她就冷酷地给他同情的微笑。再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
他们常常出去，是漂亮的一对。他喝醉的时候就变得放肆 ，而她则不得不严厉地 对他，这样他就打她，因为轮不到她来教训他，他可是挣钱养家的人。
她背着他用针流掉了一个孩子。
他在父母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赶回到她身边。儿时的回忆：他有时带回家的新鲜面包，油黑的粗麦面包照亮了四周阴暗的房间，母亲的赞扬。这类记忆里总是东西比人多，空荡荡的街道废墟上舞动的陀螺，小勺上的燕麦片，俄国牌子的铁钵里灰色的救济粥，人则只有局部：头发，脸颊，手指上结起的疤痕——母亲的食指上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长了息肉切痕，跟在她身边走的时候，就可以抓着这块硬硬的隆起的肉。
她没成什么事，也不可能再成什么事，这点根本连预测都不需要。尽管三十岁都不到，她已经在说“我当初”。到目前为止她都没有“认为”过什么，现在生活环境却困难到她生平第一次不得不理智，她有了理解力，却并不理解什么。
她开始构想，甚至尽量按照自己的构想去生活——然后就是“要理智！”——所谓的理智情结——“我已经不说了！”。
她被归类，自己也学会了归类，从人和东西上，尽管几乎没有什么人和东西可以用来学习归类：人，无法交谈的丈夫和尚无法交谈的孩子不能算数，可以用的东西的量也都是最少的——于是她不得不鸡毛蒜皮地算计，节俭持家：星期天穿的鞋平常的日子就不能穿；出门穿的衣服一回家就得马上挂到衣架上；购物袋可不是玩具！那个热腾腾的面包明天才能吃。（我后来行坚信礼时收到的表，仪式一结束马上就被收了起来。）
因为无助，她端起了姿态，却又对自己感到厌倦。她变得敏感，却要用胆怯而费力的自尊心来掩饰。这样的自尊心让她稍受一点委屈，就立刻慌乱地显出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想让她感到自卑是很容易的。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她也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不过却总是难为情地笑着求孩子们让自己舔一口他们的糖。
邻居们喜欢她，赞赏她，她有奥地利人那种合群、爱唱的活泼天性，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大城市人的做作和扭捏，没人会戳她的脊梁骨。就连俄罗斯人她都能处得来，因为她能用斯拉夫语和他们交流。她变得健谈，只要有知道的通用词就说，这让她感到摆脱了束缚。
但是她对寻求刺激从来没有兴趣。这种事通常会过早地让她感到有负担，一直听人念叨羞耻心，现在自己成了羞耻心的化身。所谓刺激，她只能理解成是有人想跟她“有什么”，这让她望而却步，她不想跟谁有什么。她后来乐意相处的那些男人都是绅士，她只需要从他们那儿得到温柔这种美好的感觉就足够了。只要能有人说说话，她立刻就不再拘束，几乎感到了幸福。她不再允许人接近自己，因为她需要的是曾经让她感到自我存在的那种体贴——不过这她只有在梦里才能够体会了。她成了中性的，在日常琐事中实现自我。
她不寂寞，但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与她互补。“我们俩真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的互补”，她这样讲述自己当年跟银行职员的故事。那才是她理想中的永恒爱情。
战后，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可能有以前那样的城市生活。为了抄近路登高爬低地在城市的废墟中穿行，却依然在等候的长龙中排在队尾，被那些弯起胳膊肘、目光空荡荡的同代人挤到一旁。短暂的苦笑，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开，和别人一样无目的地左顾右盼，心虚地发觉自己暴露出了和其他这些人一样的欲望，骄傲受了伤害，却依然试图占得上风。可悲啊，因为恰恰是这点让自己跟站在周围的人成了容易互相混淆、可以相互替换的：挤着被挤的，搡着被搡的，骂着被骂的。
到目前为止，那张嘴至少在表现那少女的惊奇（或是那女性的“故作好像”）、那乡土的胆怯或者那放松沉重心灵的白日梦结束时还常常张开，而到了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里，它却为了表示顺应大家的坚决，夸张地紧闭起来了，不过由于几乎没有什么能由个人决定，这种坚决也就只能是做做样子。
那面具似的脸，不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僵硬，而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地活动——矫饰的声音胆怯地尽力不显出与众不同，不光学另一种方言，就连别人用的俗语也要模仿——“喝呀！”，“把你的爪子拿开！”，“你今天吃起饭又像个打谷的人一样！”……从别人那儿看来的姿势，拧着胯，一只脚插在另一只前面……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
描述这样一类人也让人感到摆脱了个人的历史，感到自己总像是被放在陌生人初次打量异性的那种目光之下。
于是，一种从未有机会心安理得地世俗化的精神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固定下来了，因为它无奈地模仿着那世俗的、特别是在妇女身上很常见的对人际交往的评价体制：那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或者我是他喜欢的那种，他却不是我的，或者我们俩是天造地设，或者一个和另一个水火不容——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形式都已经成为非常有约束力的规则，以至于个别的、对别人多表示些许体贴的行为都成为违背这些规则的特例。比如母亲说起父亲的时候，就认为“其实他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这样，人们依照类型说生活，乐意看到自己具备了普遍性，不再因自我而受折磨，不管是因为出身，还是个人可能有的头皮屑和汗脚，或者每天都在变化的生存条件。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
然后，她就那样飘行在街道间，受到各种能让人无忧无虑从旁经过的东西的鼓励，又被所有使人驻足、同时让人陷入内心折磨的东西排斥：排队的长龙，施普雷河上的一座高桥，放着童车的橱窗。（她又偷偷地打掉了一个孩子。）动荡不安，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安宁；东奔西走，是为了摆脱自我本身。口号：“今天我什么都不愿意想，我就只想开开心心的。”
这暂时如愿以偿了，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后来，就连忧伤都只是开心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孤零零，孤零零，像街上的一颗石子，我是这般孤零零。”用这种假冒的乡曲里连傻瓜都能看出来的刻意的多愁善感，她为娱乐大家还要尽一份力。接下来，节目可以在男人们讲的笑话中继续。那些笑话还没有讲出来，下流的语调就足以让人轻松地跟着大家笑起来了。一回到家里却是那四面墙，还有四面墙里的独自一人，兴奋的感觉还能持续一阵，哼着歌，脱鞋时摆个舞步，想要忘我的愿望一闪而过，随后就又拖着步子穿过房间，从丈夫到孩子，从孩子到丈夫，从一件事到另一件。
她每次都打错算盘，回到家，那些市民的自我解脱的法子可就不起作用了，因为生活环境——只有一个房间的居室，要操心的总是一日三餐，和生活伴侣之间的交流方式几乎仅限于下意识的表情动作以及尴尬的性交——还处在市民阶段前的水平。如果至少想要稍稍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出去。家外是成功人士，家里是处于弱势的那一半，永远的失败者。这不是生活！
她后来常常说起这一切——她有种倾诉 的欲望——每次说起来都常常因为厌恶和伤心而颤抖，尽管只是怯怯的，以至于根本无法将那两种感觉抖掉，反而是将它们抖醒了。
我童年记忆中从卫生间里传来的滑稽的抽泣声，大声擤鼻子，红红的兔子眼。她是，她变成，她一无所成。
（当然，关于某个具体的人所写的这些都有点不具体，但是只有不把母亲作为一个或许很特殊的故事里可能独一无二的主人公并且推而广之才能触动我之外的别人——单纯转述一个时好时坏、结局突然的人生不管怎样都是对听者的冒犯。）
但是这种抽象与用词的危险在于，它有不受控制的倾向，会忘记作为起点的那个人物——像梦中的画面一样，是词语与句子造成的连锁反应，是一种文学仪式，在这种仪式里，个人的生活只不过是开始的动机而已。
这两种危险——一是单纯地转述，再就是人物在优美的语句中毫无痛苦地消失——延缓了写作的速度，因为我担心句子写得越多，就越发失去内心平衡。对一切文学活动来说都是如此，遇到这种事实的力量大到几乎不容杜撰的情况则更为甚之。
所以，我一开始还是从事实出发，寻找适合她的词句。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寻找词句的过程中已经离事实越来越远。现在我是从已有可用的词句出发，不是从事实，而是从社会公有的语言基础出发，从母亲的生活中整理出这些模式里已经规定好的事件，因为只有用一种不是刻意寻找的、公共的语言才能够在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生活事件中找出迫切需要公之于众的内容。
于是，我就逐句把描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储备和母亲特殊的生活作比较，写作活动就产生在一致和矛盾中。关键是不能简单地引用，哪怕那些句子看起来像是引用，也无时无刻不能让人忘记它们写的是一个至少对我而言很特殊的人，只有这样把个人的、于我也完全可以是私人的动机牢牢地、谨慎地放在中心位置，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才是可用的。
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我并不像往常那样一句一句地渐渐远离所描述对象的内心生活，直到最后能够无牵无挂、兴高采烈地从外部观察这些对象，仿佛他们是终于被凝固住的昆虫——而是试图用始终如一的僵硬的严肃态度边写边靠近某人，但却没有一个句子能让我把握这个人，因而不得不反复地从头再来，无法达到通常那样能让人超然事外的全知视角。
因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为出发点，伴随着写作的过程逐渐与它们脱离，最终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为劳动产品或者货品渐行渐远——但是这次，由于我只是描述者 ，无法扮演被描述者 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她无法被凝固，始终无法捉摸，语句陷入一团黑暗，杂乱无章地横在纸上。
“无以名状”，故事里常常这样说，或者“难以描述”，我通常把这当做懒惰的托辞，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却真的和无以名状，和难以描述的恐惧瞬间息息相关。它描写的是那样的瞬间，意识在其中因为恐惧而猛地一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恐惧状态，它们如此地短暂，语言对它们来说总是措手不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梦境过程，如此地恐怖，你会在意识中像蛆虫一样经历它们。窒息，惊呆，“一股冰冷的寒意钻进我的脊背，吓得连后脑勺的头发都竖起来了”——鬼故事里的状态一再出现，拧开水龙头后又马上拧上，夜晚在街上手拎一瓶啤酒，只是一些状态而已，不是完整的故事，没有可以期待的、能够给人这样或那样安慰的结局。
顶多在梦里，母亲的故事才会暂时清晰起来：因为在那里，她的情感如此实实在在，以至于让我能够作为双影人去感受这些，与之融为一体，但这恰恰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了。因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模式的秩序就是通过书写而虚构出来的：“当时——后来”，“因为——尽管”，“是——变成——一无所成”，同时希望以此来战胜那种毛骨悚然。而这或许就是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
1948年初夏，母亲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刚满周岁的女儿被放在购物袋里——，没有合法证件，离开了东部管制区。他们分别在凌晨偷偷地越过了两条边境线，有一次，一个俄罗斯的边境士兵喊站住，母亲用斯拉夫语回答，像在对暗号。从那时起，对孩子来说周遭就是凌晨、耳语和危险的三合一，坐火车穿越奥地利时的兴高采烈。她又回到了出生时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人被安置在两个小房间里，丈夫成为木工哥哥雇佣的第一个工人。她自己又和以前一样成了这栋房子全体居民中的一分子。
和在城里不一样，她在这里因为自己有孩子而感到自豪，也会和孩子们一起出现在人前。她不再忍受任何人的指手画脚。以前她顶多是稍稍跟人对着吹吹牛，现在干脆就嘲弄别人。她可以把任何人嘲弄到哑口无言，特别是丈夫。他常常说起自己的诸多打算，却每次都遭到尖刻的嘲弄，让他很快就说不下去，只能呆呆地看着窗外。不过他第二天又会重新拾起话题。（那些岁月就因为母亲的嘲弄声重新获得了生气！）就这样，每次孩子们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她都会用嘲弄打断他们，因为一本正经地表达愿望是可笑的。那个时候，她生了第三个孩子。
她重新操起了乡音，尽管只是闹着玩的：一个在国外待过的女人。以前的那些闺中密友这时基本上也都回到了出生的地方，这些人不过是到城里或者国外去转过一圈而已。
友谊在这种多半限于持家和纯粹过日子的生活形式里顶多意味着关系比较熟，并不是说能够向别人敞开心扉。反正大家心里清楚每个人的烦恼都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人想得比较开，那个人不太想得开，全是性格使然。
处在这个阶层的人如果没有烦恼就怪了；神经病。喝醉的人话不会变多，只会更加沉默，或许会发发脾气，或者发出一声欢呼，然后又呆呆出神，直到打烊的时候，才突然不明所以地抽泣起来，要么拥抱，要么打身边的人。
要说一个人本身，那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即便是在教堂做复活节忏悔时，这每年一次的机会本来能够让人说一点自己的事，却也只是喃喃地背诵教义问答手册里的条目。在那些片段中，自我真是比月亮的一部分还让人感觉陌生。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而不是信口东拉西扯，那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
充满痛苦的念珠；光辉灿烂的念珠；秋收节；全民公决的庆祝活动；女士挑选舞伴；确认友谊关系的庆祝酒；愚人节的恶作剧；守灵；新年夜的接吻——这些形式表达的是个人的忧伤，诉说的欲望，活力，独一无二的感觉，对异乡的渴望，性欲，一言以蔽之，每个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的思想游戏。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尽是角色的转换，你也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了。
自由自在地生活——工作日 去散步，第二次坠入爱河，身为女人却独自去酒馆喝上杯烈酒——这些就已经算是胡作非为了；顶多是“自由自在地”附和一首歌，或者互相邀请跳舞。
被剥夺了个人的故事和个人的情感，久而久之，你就开始像平常形容马这类家畜时说的那样“怯生”起来：你变得胆怯，几乎不再说话了，或是变得有点神经质，在屋里喊来叫去。
这时，上面提到的那些仪式就有了慰藉作用。慰藉：它并不是对某个个体做出的回应，而是因为你身在其中而自然产生；你终于认同了你作为个体什么也不是，至少没什么与众不同。
你彻底不再期待了解个人的情况，因为你不再渴望探询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空洞的套话，回答也空泛到不再需要人了，有物就够了：那甜蜜的坟墓，那甜蜜的耶稣，那甜蜜而苦难深重的玛丽亚，所有这些都成为个人心中对死亡的渴望所膜拜的对象，这一切使每日经历的苦难变得甜蜜；你就在面对着这些给人慰藉的物神时消失了。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方式与同样的事打交道，这些事因此让你觉得神圣；甜蜜的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工作。反正你也别无选择。
你对什么都不再在意了。“好奇”不是一种性格特征，而是女人或者女流的坏习惯。
但是母亲天性好奇，也不知道什么是可提供慰藉的膜拜对象。她不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干活儿上，只是顺便做做，于是她不满足起来。天主教所说的尘世苦痛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她只相信今生的幸福，这得碰运气，而她自己碰巧很不走运。
她可要做给大家瞧瞧。
但是怎么做呢？
她多想真正地冲动一次啊！结果她真就冲动了一次：“我今天很冲动，给自己买了件衬衫。”至少在她所处的环境中，这已经是过分的了。她学会了抽烟，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抽。
那个地方有很多女人都偷偷酗酒，她反感这些人长着肥厚歪斜的嘴唇：要凭这可没法让谁瞧什么。她充其量是喝个微醉——要么是和谁喝杯确立朋友关系的酒。就用这种方式，她没多久就和年龄比较轻的乡绅们你我相称了。虽然是个小地方，日子过得比较好的一些人还是形成了一个社交圈。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乐意接纳她。一次，她在化妆舞会上扮成罗马人，得了一等奖。至少在娱乐方面，只要能做到有教养，风趣又活泼， 那么乡下的社交圈是不分阶层的。
在家里，她是“妈妈”，就连丈夫也这样叫她，比叫她名字的时候多。她就由他去。本来这个词也更适合用来描述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对她来说，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心上人儿。
现在成了她来积攒，但是她不可能像父亲那样靠把钱搁着来积攒，只能省吃俭用，对欲望的限制使它们很快就变成贪念 ，并因此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尽管可供发挥的空间小得可怜，也还是要通过模仿市民阶级的生活模式来获得安慰：货品依然可笑地被分为必需品，只是有用的物品和奢侈品。
必需的只有食物，有用的就是冬天取暖的材料，此外的一切都是奢侈品。
如果这样还能有剩余，那就能让人至少每周会有一次小小的自豪感：“我们的日子还是比别人好过的。”
于是，你就能够有如下的奢侈享受：一张九排的电影票，和之后的一杯加气的葡萄酒；第二天早晨花一两个先令给孩子们买上一板多浦牌巧克力，每年一瓶自制的鸡蛋利口酒；到了冬天，有时星期天还能享用这一周积攒起来的掼奶油，方法是夜里把奶钵放到冬季夹窗的两层窗玻璃间。那个时候真是像过节一样呀！如果这不是我自己的故事的话，或许我会这样写；但那不过是对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不由己的拙劣模仿，是小孩儿玩的人间天堂的游戏。
圣诞节：那些不过节也是必需的东西被包装成礼物。大家用必需品给对方带去惊喜，有内衣、袜子、手帕等，同时说，自己渴望要 的正是这个！就这样，除了吃的东西以外，几乎收到任何东西都要做出收到了礼物的样子，比如我就因为收到最基本的学习用品而由衷地感激，把这些东西如同收到的礼物一样摆在床边。
生活不能够超越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则是由她给丈夫计算出来的每月的工时决定的。她贪婪地算计着哪怕是一时半刻的时间，害怕那种几乎挣不到什么钱的雨天。碰上这样的天气，丈夫要么在小屋里坐在她身边喋喋不休，要么就委屈地瞪着窗户外面。
冬天，建筑行业的人有失业补贴，这钱被丈夫用在喝酒上。为了找他，她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酒馆，他则幸灾乐祸地给她看剩下的钱。她躲开拳头；她不再跟他说话。因为寂静而感到恐惧的孩子们形影不离地跟着懊悔的丈夫，她因此疏远了孩子。巫婆！孩子们的目光中满是敌意，因为她态度太强硬。父母亲外出时，他们就揣着怦怦乱跳的心去睡觉，等到凌晨听见丈夫把妻子推搡着穿过房间，就马上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她不断停下来，向前面迈一步，然后又被猛地往前推一把，两个人都恨恨地一言不发，直到她终于开口，为他送去话柄：“你这个畜牲！你这个畜牲！”有了这话，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揍她一顿了。而她每挨一下打，都对他发出一声嘲笑。
平日里，他们几乎不看对方，但在这种公开敌对的时候，他从下往上，她从上往下，两个人都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缩在被窝里的孩子们只听到推搡的声音，呼吸的声音，有时还有餐具柜里的餐具颤动的声音。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就自己做早餐。这时，丈夫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妻子则闭着眼睛躺在他旁边装睡。（没错：这种描述的方式就像是抄来的，从别人的描述中借用来的，是可替换的，陈词滥调，与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没有关系，简单说就是：“十九世纪”；但恰恰就是这个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尽管雷同，没有时代限制，永远一样，简单说，十九世纪，总还是有要描述的事件，至少在这个地区，在所描绘出的经济条件下。到了今天也还是老一套：乡公所的通告栏上贴的几乎只有给某某的酒馆禁足令。）
她从来都不跑开。这期间，她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我只等着孩子们长大成人。”第三次堕胎，这次造成了大出血。快满四十岁的时候，她又怀孕了，已经不可能再打掉，她把孩子生了下来。
“贫穷”是个美妙的词，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高贵的词。这个词能立刻引发出想像，就像老教科书里说的一样：贫穷而干净。干净让穷人具备了社会行为能力。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一种关于干净的教育中，穷人一旦干净起来了，“贫穷”也就成了一个荣耀的词。对于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贫穷只是在别的一个国家那些害群之马的肮脏。
“窗户是住户的名片。”
于是，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乖乖地把代表进步、用来达到干净卫生目的的拨款拿出来清洁自己的窝。以前穷困的时候，他们还曾经用一些令人厌恶的，却也因此具体的、可体验的画面来搅扰公众的想像，现在作为经过消毒而清洁的“贫困阶层”，他们的生活抽象得超出了所有的想像，可以不必理会了。关于贫穷还有感性的描述，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
而那些对贫穷的感性描述的目的也只是要使身体对贫穷产生恶心的感觉而已。是的，正是那种乐在其中的描述方式才制造了 这种恶心的感觉，而这种恶心的感觉却并没有转化成行为的动力，仅仅勾起了一个人对于自己还在抓屎抓尿的蒙昧时期的回忆。
比如，在有些人家里，那惟一在晚上用作夜壶的盆，第二天又被用来揉面。这个盆之前自然是用开水仔细清洗过，所以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过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描述了这个过程，它也会令人作呕：“他们用同一个盆子，方便完了又在里面吃饭。”——“呸！”比起光凭眼睛看到这些事情来，词语的描述更加能带来这种被动而愉悦的恶心感。（自己回忆起，分别在文学化描述晨服上的蛋黄痕迹时吓得缩成一团。）所以，描写贫穷时，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因为那干净的、一成不变的穷困，没有什么可描写的。
看到“贫穷”这个词时，我总会想到：曾经是这样。这个词大多也只是从那些已经摆脱了贫穷的人嘴里才能听得到，作为一个属于孩提时代的词，不是“我以前很穷”，而是“我是穷人家的孩子”（莫里斯·谢瓦利埃），一个既可爱又滑稽的回忆信号。但是一想到母亲的生存条件，我就无法玩起这样的回忆游戏。从一开始就被胁迫任何时候都要完全维持那个形式：早在学校里，乡下孩子的课程中，教师们认为对女孩子最最重要的一门就是：“书面作业的外在形式”。之后又发展为妇女对外凝聚家庭的任务；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贫穷，而是为了成就完美形式的悲惨；每天都为维持脸面不断操劳，脸面却因此逐渐失却了灵魂。
或许在无形式的悲惨中，你会觉得要舒服些，会产生一种最小限度的无产者的自信。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无产者，连贫民都没有，至多是些被救济院收留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没有无所顾忌的人，赤贫者只会感到羞愧，贫困的的确确是一种耻辱。
对母亲而言，那无休止的逼迫会贬抑她，这无论怎么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有一次母亲被这样形象地描述过：她已经不再属于那些从来没见过白人的土著人了 ；她能够设想一种不用一辈子只做家务的生活。只需要有人动动小手指，她似乎马上就能心领神会。
要是，似乎，或许。
实实在在发生的是：
一出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其中有条不紊地剥夺了人的尊严。一次次跑去求哥哥再收回一次成命，不要解雇酒鬼丈夫；恳求检查非法收听的人不要揭发家里没有登记缴费的收音机；强调自己作为国家的女性公民也有资格获得房屋建设贷款；为证明自己的贫穷在各个机关之间奔波；每年都得为当时已经上大学的儿子申请贫困证明；申请病假补助金、子女津贴，申请减少教堂税——这大多数都要靠别人大发慈悲，不过即便那些依法应该享有的也需要仔仔细细地证明，直到千恩万谢地收到作为慈悲心证明的“批准！”。
家里没有电器，一切都还要靠双手。上个世纪的各种物件，在大家的意识里已经被当成纪念品：不光是已经变成可爱玩具的咖啡磨——还有宽大的 搓板；舒服的 火炉；边边角角都补过的好玩的 锅；危险的 拨火钩；帅气的 侧面装着栅栏的板车；蠢蠢欲动的 割荒草的镰刀；年复一年被粗鲁却心地善良的 磨剪人几乎磨秃了的闪闪发亮的 刀；好笑的 顶针；缝补时用的笨重的 蘑菇形木头托子；一再要拿到炉子上加热而让人觉得好玩的硕大 熨斗，最后还有那样宝贝 ，用手和脚一起操纵的歌唱家牌缝纫机——只有一一地列举这一切，才能让人感到亲切。
当然，用另外一种方式列举也同样有田园气息：背部的疼痛；先在煮衣服时烫红又在晾衣绳上冻红的手——冻硬的衣服叠的时候发出的喀喀声真响！有时弯腰后直起身子时流的鼻血；女人们一心只想着赶紧把活儿干完，结果裙子上抹上了血迹还浑然不知地去买东西；虽然不断抱怨这儿疼那儿疼，但因为毕竟是女人而得到宽容；女人们之间：不问“好吗？”，而是问“好点儿了吗？”。
大家都知道这点，这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种想法彻底失去了证明力；这种想法是所有生活原则中最可怕的。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这样想，过分的事就不再过分——不好的一面，正是那个好的方面的一个必要佐证。
通常，好只是因为缺少了坏的方面：没有 喧闹，没有 责任，没有 为陌生人的工作，没有每日离开家和孩子。那些真正的坏被缺少了的东西 抵消了。
所以任何事都没有那么糟，随随便便地就解决了，在睡梦里。只不过所有的一切都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今天是昨天，昨天是一切依旧。又挺过了一天，又过了一个星期了，新年快乐。明天吃什么？邮递员来过了吗？你一整天在家里都做了什么？
摆桌子，收拾；“都分到吃的了吗？”；拉开窗帘，拉上窗帘；开灯，关灯；“你们不要老是让浴室里的灯开着！”；叠起，展开；倒空，装满；插上插头，拔掉插头。“好了，今天的活儿干完了。”
第一台电器：一个电熨斗；一个“一直想要的”神奇物件。拘谨，就好像自己不配用这样的东西：“我有什么功劳要用这个？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愉快地盼望每一次熨衣服！说不定我还能留出点时间给自己。”
搅拌机、电炉子、电冰箱、洗衣机：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你却只是愣愣地站着，因为之前那被当做宝贝和家神的漫长岁月而感到眩晕。以前就连情感都得精打细算，所以最多莫过是在失言的时候表达出来，而且还要立刻掩饰过去。以前全身散发出的那种生活热情只是偶然显现。这时，在安静而沉重的手上，一根手指偷偷地、羞怯地抽动一下，紧接着这只手就被另一只手盖了起来。
但是母亲并没有就此彻底变得胆怯，没有了性格。她开始表现自我。因为不用再一身多用，于是她逐渐找回了自己，不再浮躁忙碌。她展示给大家一张能让自己稍微感到舒服些的面孔。
她看报纸，更喜欢看书，书里的故事能让她拿来跟自己的经历作比较。我看什么她就看什么，先是法拉达、克努特·汉姆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 ；然后是托马斯·沃尔夫、威廉·福克纳。她对这些书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只是复述特别引起自己注意的章节。她有时会说“这跟我还是不一样”，就好像作者描写的就是她本人。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每看一本书她都能想起更多。就这样，我慢慢了解了一些她的事。
到那时为止，她一直把自己搞得很局促，自我的存在让她感到别扭；随着阅读和谈论，她沉陷其中又带着一种全新的自信重新浮出。“我又变年轻了。”当然，她只是把这些书当做过去的故事来读，从来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她在书中找到了各种错失的、永远无法再弥补的遗憾，而她自己已经过早地把未来从头脑中抹去了。第二春现在实际上只是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事涂抹光彩。
文学并没有教会她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着想，而是告诉她现在这些都已经太迟了。她本来可以 不平凡。现在她顶多是也 为自己着想一次，买东西时，偶尔允许自己到酒馆里喝杯咖啡，不再那么 在意别人怎么看。
对丈夫，她变得宽容，由他把话说完，不再是一句都没听完就拼命地点头来打断他，让他一下子就没了话。她同情他，她常常这样，因为同情而失去了抵抗力——就算别人根本不苦。她可能只是想像他周围有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又特别能体现自己摆脱了的绝望境地：脱落了搪瓷的洗衣盆，小得可怜的电炉总是让溢出的奶给弄得黑乎乎的。
如果家里有人不在，她脑海里浮现的就全是这个人孤独的样子，不再跟她一起在家里的人只可能是孤独的。寒冷、饥饿、敌意：都是因为她，就连看不上眼的丈夫都被她纳入了这种负罪感之中。如果他要过没有她的日子，她就会实实在在地为他担忧，就连进了医院也一样。她常进医院，其中一次被怀疑得了癌症，就连躺在那儿时，她依然感到不安，因为估计丈夫在家里吃不到热饭了。
因为对别人，对不在她身边的人的同情，她自己从不感到孤独，只是当这人重新成为她的负担时，才会有一闪而过的凄凉；对松松垮垮挂在臀部的裤子、没有硬气的膝盖挥之不去的厌恶。“我希望有一个能够崇拜的人”，如果对一个人总是没法不蔑视的话，那是让人不快的。这种明显的厌烦从一开始的动作上就流露了出来，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了耐心地端坐，变成了从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上礼貌地抬起眼睛，这只能让丈夫更加抬不起头。她总说他是软骨头。他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去问她为什么讨厌自己——她当然每次都回答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不依不饶，又问她自己真这么让人厌恶吗。她安慰他，随后对他更加厌恶。两个人能白头偕老并不让她感动。但表面上看，她因为他改掉了殴打自己的习惯，也不再是自己的对手而变得温和。
由于过度辛劳的工作，每天都被人要求做同样的苦工却没什么成就，他变得羸弱、温和。小睡醒来，他感到了真正的孤独，而她只有他不在的时候对此才能有些想法。
他们并没有疏远，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亲近过。信里的一句话：“我丈夫变得安静了。”她也更平静地跟他生活，自信地认为自己对他来说一辈子都是个谜。
现在，她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不再选哥哥的那个党。作为哥哥的雇员，丈夫到目前为止总是先替她选择这个党。现在她选的是社会党，慢慢地，她的丈夫也开始选择社会党，出于对她的依赖。但她从来不认为政治对她个人有什么好处。她从一开始就把投选票当成做善事，并不期待什么回报。“社会党人更关心工人”——不过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工人。
需要操持的家务越少，就越是有事纠缠着她，而这些事在她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是没有的。她独自面对着被驱赶到梦里的对性的厌恶，被雾气打湿的床单，低低地压在头上的房顶。真正与她有关的事与政治无关。这种想法当然有错误，但是错在哪里？哪个政治家能解释给她听？用什么样的话解释？
政治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跟他们说话时，他们不是回答，而是表达立场。“反正大多数事情都没法拿来讨论。”只有那些能够用来讨论的才是政治要关心的事，其他的事就得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和自己的主达成协议。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真的关心起谁，那倒会把人吓住了。那无非套近乎而已。
渐渐地，不再是“有人”，只有“她”。
在外面的时候，她习惯了作出一副高贵的表情，坐在我给她买的那辆二手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时，也是不苟言笑地盯着正前方。就连在家里，她打喷嚏时也不再声嘶力竭，笑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大了。
（葬礼上，最小的儿子回忆说，自己以前有一回从远处就听到她在楼上尖声大笑。）
买东西时，她更多是象征性地向四下里的人致意。理发师那儿去得更勤，还让人做指甲。这不再是战后的艰苦岁月里，她为了对付处处遭人白眼的日子故意装出来的高贵——再没有人能像当年那样投来一个眼神就让她乱了方寸。
不过在家里，当她摆着全新笔挺的姿势坐在桌旁时，丈夫却背对着她，背后的衬衫从裤子里钻出来，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小声咳嗽两下，看着下面的山谷。小儿子吸着鼻涕缩在厨房角落的沙发上看米老鼠杂志。这时，她经常会狠狠地用指关节敲击桌子的边缘，然后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这种情况下，丈夫有时候会走出房门，在那儿干咳一阵，然后再进来。她斜着身子坐在那里，垂着头，直到儿子来要抹好的面包。她站起来时，得用双手帮忙。
另一个儿子无照驾驶，把车撞坏后被关了起来。他和父亲一样酗酒，她又得从一家酒馆找到另一家酒馆。这个逆子！他不听她的，她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语言。“你不害臊吗？”——“我知道。”他说。——“你至少自己到别的地方找个房间去住。”——“我知道。”他依旧住在家里，成了又一个丈夫那样的人，又搞坏了第二辆车。她把他的包放在门外，他去了国外，她想像着他的各种悲惨模样，给他的信上写着“你哀伤的母亲”。他马上就回来了，如此这般。她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错，什么事情都想得很严重。
然后还有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从永远不变的角度对着她！她尝试凌乱，但双手已经太过习惯每天的那些动作。她想就这样死掉，但是又害怕死。她也太好奇。“我总是得坚强，但是我宁愿软弱。”
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不搞收集，不搞交换，也不再做填字游戏。她也早就不贴照片了，只是把照片清理开。
她从不参与社会生活，只是每年去献一次血，大衣上别着献血的证章。有一天，她作为第十万名献血者上了广播，收到了一篮子礼物。
有时候，她去新的自动保龄球道上玩保龄球。当瓶柱全倒，铃声响起时，她会抿着嘴嘻嘻笑。
有一次，东柏林的亲戚通过电台的点歌栏目点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并向全家人问好。
她害怕冬天，因为冬天所有的人都待在同一个空间里。没有人来拜访她，每次听到什么动静抬头去看时，都只是丈夫而已：“哦，是你啊。”
她的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药片都吐了出来，栓剂没多久也不管用了。头嗡嗡响，响得她只能用指尖轻轻地触摸头部。医生每星期给她打一针，给她麻醉一段时间，后来打针也不管用了。医生说她得给头部保暖，她就走到哪儿都带着头巾。吃了各种安眠药，她依然还是到后半夜就醒，然后就把枕头盖在脸上，等待天终于亮起来的那几个钟头，让她一整天都颤颤巍巍。疼痛让她出现了幻觉。
这时，丈夫因为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他给她写温情脉脉的信，请求能够再睡到她身边。她的回答很友好。
医生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常见的妇女病？更年期？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她抓东西会抓歪，双手从身上侧滑下。下午洗好碗以后，她要在厨房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卧室里太冷。有时候，头疼得她谁都不认得。她什么都不想看见。因为脑袋里嗡嗡作响，所以跟她说话得非常大声。她对身体失去了所有的感觉，总是撞在棱棱角角上，而且从楼梯上摔下来。笑让她感到疼，她只是偶尔抽动一下脸颊。医生说可能是有一根神经受到了压迫。她只小声说话，身体状况糟得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头歪在肩膀上，疼痛却尾随到了那里。“我根本就不是人了。”
我去年夏天在她那儿时，有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那样悲惨的一副模样，让我竟不敢再靠前一步。就像是躺在动物园里一堆落寞的行尸走肉。看到她不知害羞地袒露自己是一种折磨；她身上的一切都扭曲、破碎、开裂、发炎，五脏六腑扭结在一起。她远远地看着我，那眼神就仿佛我是她那颗饱受折磨的心 ，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卡尔·罗斯曼对于遭到所有人唾弃的司炉一样。我马上离开了房间，感到又害怕又生气。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之前，我常常忘记她，顶多有时想起她这辈子做过的蠢事会有刺痛的感觉。现在，她实实在在地向我挤靠了过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她的状况我一清二楚，甚至有时也完全会感同身受。
周围的人也突然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就好像她命中注定是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他们虽然也问为什么、怎么会，不过只是限于表面，他们也是这样理解她的。
她没有了感觉，什么都不记得，连最熟悉的家用电器都认不出来了。小儿子放学回家后，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桌子上放着说她出去散步的纸条，让他要么自己弄面包吃，要么上邻居家去吃饭。这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条在抽屉里越积越多。
她没法再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在家里，她醒来时身体就已经伤痕累累。她任由一切掉落在地上，希望自己能跟着每样东西一起掉落。
门挡着她的路，从墙边走过时，墙上就仿佛有霉点纷纷落下。
看电视时，她什么也看不懂了。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的手隔一会儿会动一动。
散步时，她时而会出神。她坐在树林边上，尽量远离房舍，或是坐在一个废弃的木材厂下面的小溪边。看着庄稼地或者河流虽然不能减轻病痛，但至少偶尔能有麻痹的作用。每一个景象都能马上变成一种折磨，让她迅速地转移开目光，而下一个景象继续折磨着她。于是，在景象与感情的混乱交织中出现了那样一些空白点。在这些点上，那猴子荡秋千似的环境使得她能够短暂地得到少许安宁。在这个时刻，她只是感到疲惫，从那眩晕的感觉中恢复，头脑空空地深陷在流水之中。
随后，在她的内心里，一切又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她也许会慌乱地挥舞手脚，但是已经没法控制自己，从安宁的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滚出来，她不得不站起身，继续走。
她告诉我恐惧如何在行走中依然扼住她的脖子，所以她只能非常慢地走。
她走啊走啊，直到因为虚弱不得不再次坐下来。不久后她又被迫站起来继续走。
她经常就这样消磨时间，意识不到天色已暗。她有夜盲症，很艰难地才能摸回家。在家门口，她停住脚步，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不敢进去。
如果她还是决定进来的话，门就缓缓地打开。母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鬼一样。
即便是在白天，她通常也只是到处乱撞，搞不清不同的门还有方向。她常常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到的一个地方，时间又是怎么过去的。她完全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她什么人也不想见，顶多在酒馆里混在从旅行车里下来的人中间。那些行色匆匆的人没有时间看她的脸。她没法再伪装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随意耷拉着，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害怕脑子糊涂，趁着还不太晚，赶紧写了几封告别的信。
这些信写得那样急迫，仿佛她想把自己也刻画到纸上去。在这个阶段，对于她来说，写东西已经不像处在一定生活状态中的平常人那样，是种身外的工作，而是不受意志左右的呼吸的过程。跟她自然是没办法再说什么，每个字都能勾起她对某些可怕事情的回忆，让她马上就丧失理智。“我没法说，不要再折磨我了。”她回避着，再次回避着，继续回避着，直到她完全转过身去。随后，她便不得不闭上眼睛，静静的泪水毫无用处地从别转的脸上淌下来。
她去州首府看神经科医生，在医生面前她能说，而他作为医生是要对她负责的。她自己都奇怪竟然会给他讲那么多事儿。说话时，她才真正开始回忆。不管她说什么，医生都点头，立刻把细节甄别为某种病征，用“精神崩溃”这个大概念将这一切归纳进一个体系之中。这让她感到安慰。他知道她怎么了，至少能给她这样的状态一个概念。不是只有她一个，外间屋里还有一些人在等着。
到了下一次，她就津津有味地观察起这些人。医生建议她多在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他给她开了一种药，能够稍稍缓解头部的压力。旅行应该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每次都支付给他现金；工人医疗保险不为参保人提供这方面的支出。她因为自己花了钱又感到压抑。有时候，她会徒劳地去找能够用在某件事上的某个词。她通常是知道这个词的，这样做只是想唤起别人对她的同情。她怀念起那个短暂的时期，那阵子她真的谁也不认识，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她把生过病这件事当做撒娇的理由，只是装成生病的样子。她装得好像脑子里一片混乱，就为了摆脱终于清晰起来的思想，因为如果头脑完全清醒了，她就会把自己当成特殊情况，对让人感到安慰的被归类充耳不闻。通过夸大的健忘和丢三落四，她希望在自己真的能回忆起什么或者什么都准确地理解时，能够得到这样的鼓励：行啊！已经好多了呀！——就好像所有骇人听闻的事，都只是因为她恼火自己失去了记忆，所以跟人说不上话。
她受不了别人拿她开玩笑。用她的状态开她的玩笑帮不了她。她什么话都当真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特意装成开心的样子，她就会痛哭流涕。
盛夏季节，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个星期。一开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线的旅馆房间里，在头上摸来摸去。她没法看书，因为自己的思想马上就会掺和进来。她不断地去浴室里洗漱。
之后，她敢出门了，在海里蹚一蹚水。她是第一次度假，也是第一次到海边。她喜欢大海，晚上常常有风暴，那么即便躺着睡不着也没什么。她买了一顶草帽遮阳，在出发的那天又把帽子卖了。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酒吧里，喝一杯特浓的咖啡。她给所有认识的人写明信片和信，其中只是顺便提到自己。
她对时间的流逝和周围的环境又有了感觉，好奇地偷听邻桌人的谈话，竭力要搞明白不同人之间的关系。
傍晚天不太热时，她穿行在周围的村庄里，朝没有门的房屋里看去，就事论事地表示惊奇，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原始的贫困。头不疼了，她不用再想什么，时不时完全游离这个世界，她感到一种惬意的无聊。
回到家中，她长久以来第一次又主动开口说话了。她讲了很多事。她同意我陪她一起散步。我们常常到饭馆吃饭，她养成了饭前喝一杯金巴利酒的习惯，摸脑袋的动作几乎变成了一种改不掉的毛病。她想起一年前在一个咖啡馆里，甚至曾有一个男人跟她搭话。“不过他非常有礼貌！”明年夏天她打算去北边不太热的地方。
她懒洋洋地跟老姐妹们坐在花园里，抽着烟，把咖啡杯里的马蜂赶出去。
天气晴朗温暖。周围山包上的杉树林整日笼罩在一片雾气中，好久不再那么黑油油一片了。她腌制冬天要吃的水果和蔬菜，心里琢磨着要去救济院收养个孩子。
我已经独立生活惯了，八月中旬就回到德国，丢下她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写我的故事，她偶尔有信来。
“我脑子有点糊涂，有些日子让人难以忍受。”
“这儿又冷又难受，早上雾散得很慢。我睡的时间很长，就算从床上爬起来了，也没有兴趣干什么。领养孩子的事儿目前还不行，因为我丈夫有肺结核，所以我不能领养。”
“每次只要想点开心的事，门马上就关闭。我又孤零零地守着那些让人动弹不得的念头。我真希望能写点高兴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丈夫在这儿待了五天，我们之间没什么话说。就算我提起话头，他也不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不如什么也别说好了。不过我仿佛还是因为他要来而感到高兴——等他来了，我又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我知道自己得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状态，我也不断地琢磨这事，但就是想不出什么聪明的做法。最好是你看完了这堆屁话，然后就赶快把它忘掉。”
“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所以就在周围乱转。现在我起得早了些，对我来说那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必须强迫自己干点什么，不然就又会回到床上去。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心里有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不想和任何人说什么。晚上我常常想喝点儿，但是又不能喝，因为那样的话药就不起作用了。昨天，我坐车去了克拉根福，一整天不是闲坐，就是转悠，晚上差点儿没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到了十月，她一个字也不写了。在那些美丽的秋日，人们看见她在马路上极其缓慢地向前挪动，于是就鼓励她稍微走得快一点。她央求每一个认识的人陪自己在酒馆里喝上杯咖啡。也不断有人邀请她星期日一起去郊游，她欣然跟着人家到这儿到那儿。她和别人一起去了这一年最后几次教堂纪念日的集市。有时她甚至还跟人去看足球赛，宽容地坐在观看球赛的兴奋人群中间，几乎连嘴都不张。但是当联邦总理为了竞选来到当地并分送丁香花时，她突然大大咧咧地挤上前去，也想要一枝丁香花：“您就不给我一枝吗？”“对不起，尊贵的夫人！”
十一月初，她又开始写信。“我不能善始善终地把事情想完，我头疼，头里面有时嗡嗡响，或是有哨声，让我没法再忍受一点点额外的噪音。”
“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早晨是一堆浓雾，一切又那么寂静。我每天都干同样的活儿，但到早晨又是乱七八糟。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我真的想死，走在街上我就想倒在飞驰而过的汽车前。但是那样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吗？”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顺的女性》，整个晚上我眼前都是可怕的画面，不是做梦，我是真的看到了，几个男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性器官的位置挂着的是肠子。12月1日，我丈夫就要回家来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安，无法想像怎么还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盯着不同的角落，孤独的感觉更加强烈。我冷，要再出去转转。”
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如果有人像往常一样在她面前抱怨，她就打断人家的话。她对谁都很严厉，摆手表示拒绝，嘲笑一声。其他那些人都还是孩子，他们打扰她了，最多是对她有些许触动。
她很容易就会不耐烦，粗暴地指出别人的不是，让人在她面前觉得自己很虚伪。
照相时，她不会摆弄表情了，虽然皱着眉头，牵动脸颊摆出微笑，但是瞳孔从虹膜的正中滑向一边，眼睛里尽是无法愈合的哀伤。
活着成了一种酷刑。
但是她同时又惧怕死亡。
“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吧！”（精神科 医生）
“但是森林里很昏暗！”当地的兽医时而是她信任的人，她死后，他这样讥讽地说。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是雾蒙蒙的。到了中午，她想试试看能不能把灯关了，但马上就又把灯打开。朝哪儿看呢？胳膊交叉，双手放在肩上。偶尔传来看不见的电锯发出的响声。一只公鸡一整天都以为这一天才刚刚开始，打鸣一直打到下午，——接着下班的汽笛声就响了。
晚上，雾气滚滚地扑在窗户上，她听见在没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之后，玻璃外表面上又有一滴水滑动了起来。整个晚上，床单下面的电褥子都开着。
炉子里的火到了早晨总是灭。“我不想再打起精神。”她无法合眼，脑海里发生着那件大事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尔）
（从现在起，我得小心不要让故事过分地自说自话了。）
她给所有的亲属写遗书。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别无选择。“你不会理解的，”她这样给丈夫写道，“但是我已经不能想像继续活下去了。”她给我寄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遗嘱的副本，而且还是用的快递。“我数次动笔，但是感不到安慰，得不到帮助。”所有的信不但都像往常一样标了日期，而且还写了星期几：“71年11月18日，星期四”。
接下来的那天，她坐公共汽车去了区首府，用家庭医生给她开的长期处方给自己买了大约一百片小安眠药片。她还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把红色的雨伞，虽然没有下雨，那伞把很漂亮，稍稍有点弯。
傍晚，她坐上一趟通常没什么人的公共汽车赶回去。不少人还看见过她。她回到家，在隔壁女儿那里吃了晚饭。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还讲了笑话。”
回到自己家，她又和最小的孩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集《父子联手》。
她打发孩子去睡觉，自己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前一天她去了理发店，还修了指甲。她关上电视，走进卧室，把一身两件套的咖啡色套裙挂到柜子里，吃下所有的止痛片，里面混着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穿上生理裤，里面还衬上纸尿裤，又另外加了两条裤子，用一条头巾把下巴扎紧，没有开电褥子，穿着一条长及脚踝的睡裙躺在床上。她舒展开身体，将手叠放在一起。在那封内容基本上是交代如何为她办理后事的信里，她在结尾的地方给我写道，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但是我确信事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天晚上，接到她的死讯后，我坐飞机去奥地利。飞机里的乘客不多，飞行过程平稳、安静，空气纯净，没有雾，远远的下方断断续续出现城市的灯光。在看报纸、喝啤酒、朝窗外看期间，我慢慢地陷入了一种疲惫的、没有个人成分的舒适状态。是啊，我不断地想，并默默而小心翼翼地重复这想法：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很好。很好。很好。 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因为她的自杀而忘我地骄傲。接着，飞机开始下降了，越来越亮。我无法自拔地融化在一种柔软的狂喜中，穿行在空荡荡的机场建筑里。
第二天早上坐火车继续走时，我听到一个女人说话，她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歌唱老师。她告诉同行的人，这些合唱团的孩子今后长大了如何也同样不独立。她有一个儿子也是童声合唱团的成员。一次在南美巡回演出时，他不但是惟一一个零花钱够用的，甚至还剩了一些钱带回来。至少他有希望成为有出息的人。我没法不听她说话。
有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晚上下过雪，现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很冷，空气中浮着亮晶晶的霜。多么矛盾，一片快乐、文明的景色，天气让这景色如此像是属于上方永恒的深蓝色宇宙，让人无法想像它会产生什么突然的改变，而我正穿过这片景色，朝着那栋死了人的房子驶去；尸体可能正在其中腐烂！直到到达之前，我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和征兆，所以看到寒冷的卧室里那僵死的躯体时，依然非常意外。
从四周围来的很多女人并肩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喝着别人递过来的葡萄酒。我体味到她们是如何在看到死者时慢慢地开始想到自己。
葬礼那天早晨，我独自在房间里守着尸体待了很久。突然间，个人的感情和流行的守灵习俗达成了一致。那僵死的躯体在我看来显得异常地孤单和渴望爱。接着我又觉得无聊，看了看表，我之前打算至少跟她待一个小时。她眼睛下面的皮肤全是皱纹，脸上有些地方还能看到洒在她身上的圣水。肚子让药片弄得有点鼓。我把放在她胸口的手和远处的一个固定点作比较，想看看她会不会还有呼吸。上嘴唇和鼻子之间完全没有了皱纹。脸变得非常男性化。有时候，我在久久地观察之后，就不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随后，无聊的感觉无以复加，我只有心不在焉地站在尸体旁边。然而，当那一个钟头过去时，我还是不想出去，依然在房间里跟她在一起。
然后是给她照相。她从哪个角度看起来更漂亮？“死者最美的角度。”
葬礼仪式彻底使她非个性化，让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我们在漫天的雪花中跟在遗体后面。在那些宗教的仪式里，只要加进去她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的姐妹……”大衣上沾着回头要熨掉的蜡。
雪大得让人无法习惯，我一个劲地望着天，看是不是有变小的迹象。蜡烛一根接一根地熄灭了，不再点燃了。我想起常常读到有人在参加葬礼时会染上后来要了命的病。
公墓的墙外面就是森林。那是一片杉树林，长在陡峭的山丘上。树木长得茂密，连第二排的树都只能看到树梢而已，后面就是树梢连着树梢。雪花飘落，不时刮来阵阵风，但是那些树却纹丝不动。目光从大家正迅速离开的坟墓移到一动不动的树木：我第一次感到大自然真是没有怜悯心。原来就是这样的事实！树林是不言自明。除了不计其数的树梢外，什么都指望不上了。前面是一段喧嚷人群的插曲，他们渐渐地从画面中消失。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完全不知所措。在无能为力的愤怒下，我突然有了想写写母亲的欲望。
回到屋里，我晚上沿着楼梯往上走，突然一步跨了几个台阶，同时孩子气地吃吃笑了起来，发出的声音很陌生，就像是在腹语一样。最后几级台阶我跑了上去。在上面，我兴奋地用拳头敲打着胸膛，拥抱自己。随后我慢慢地，像个拥有了不起秘密的人一样，自信地又走下了楼。
说写作对我有用并不正确。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钟一秒钟地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在这种恐惧的狂潮中，人就像腐烂的牲口一样具有磁力。与交织了各种感情的漠然的心满意足迥然不同，不自主地朝你扑来的是漠然而真实的恐惧。
当然，描述只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为下次保留下什么，只是通过尝试尽可能合适而贴切的表达方式，从恐惧的状态中找到些许兴趣，从那恐惧的愉悦中创造出一种回忆的愉悦。
白天，我常常觉得被人盯着。我打开门查看。每一个响动都会马上被我当成是对自己的袭击。
但是在写这个故事时，我偶尔会对所有那些坦率和真诚感到厌恶，渴望不久后能够重新写些可以让自己撒撒谎或是伪装自己的东西，比如话剧。
有一次在切面包时，刀子从我手中滑落，我马上就想到她怎样在早晨给孩子们把面包切成小块泡进热牛奶里。
她常常顺便用唾沫替孩子们快速地清理鼻孔和耳朵。我总是猛地向后一躲，不喜欢唾沫那股味道。
有一次，在一群登山的人中，她想到旁边去方便一下。我为她感到害臊，号啕大哭起来，她最终没有去。
在医院里，她总是跟许多人一起躺在大病房里。是啊，还有那样的病房！她有一次在那儿长久地握住我的手。
每个人都分到了饭，并且吃完以后，她总是装腔作势地把剩下来的果皮塞进嘴里。
（当然，这都是些琐事。但是科学的演绎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显得像琐碎。所有的表达方式都太过温和。）
餐具柜里鸡蛋利口酒的瓶子！
每天干活，特别是在厨房干活时便想起那些关于她的痛苦回忆。
她生气时不打孩子，顶多是狠狠地捏他们的鼻子。
夜里醒来时走廊里的灯亮着，对死亡的恐惧。
几年前，我曾经计划和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拍一部和他们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探险片。
小时候她有夜游症。
起初，每周一到她死的那个日子，我就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她死亡时的疼痛。每当星期五黄昏降临，天色开始变得昏暗时，就能痛苦地体会到。夜晚的雾气中乡间主干道上黄色的灯光，肮脏的雪和沟渠里发出的臭气，看电视的椅子里交叉的双臂，最后冲一次马桶，冲了两遍。
我写这个故事时，常常觉得写歌曲或许能更贴近那些事件。可爱的新英格兰……
侦探系列剧《警官》里的一个乡村教师说：“也许有新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地方，所有点唱机里都有一张标题是《厌世波尔卡 》的唱片。
春天的气息开始露出端倪，泥泞的水洼，温暖的风，没有雪的树，在打字机后面很远的地方。
“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在一个梦里，她还有另外一张面孔，不过那张面孔也已经非常苍老。
她很随和。
然后又是一些非常快乐的事：我梦到自己看见的尽是些让人看了痛苦不堪的东西。突然有个人走过来，一下将那些东西里的痛苦都揭走了，就像揭走了过期的布告 。就连这个比喻也是出现在梦里的。
我曾在夏天到过外祖父的房间，朝窗外看去，能看到的东西不多：一条路穿过村庄延伸向前面一座涂成深黄色（“美泉宫色”）的建筑物——一座曾经的客栈，并在那儿拐弯。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 ，路上空荡荡的 。我突然为这个房间里居住的人感到一种苦涩，并且苦涩地感觉到他不久后将死去。但是这种苦涩感却因为我知道他的死将是完全自然的死亡而减轻了。
恐惧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心中的对空虚的恐惧。想像只要一形成，就突然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想像的了，于是立刻坠落，就像一个发觉自己早已行走在空气中的卡通人物一样。
今后我会更详细地写这一切。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