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妇患了一种奇怪的梅毒，他们就抓来一个中国男人和她发生关系，观察他的感染情况，然后又抓来他的妻子，又观察他妻子的感染情况。这对夫妻全身溃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试验品，他们双双上吊自杀了。
实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让你感到恶心了。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没有人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兽性似乎就不可逆转了。人内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是战争释放了这个魔鬼。它来到了一群柔弱、落后、麻木、愚钝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无论哪一种中国人，都挑起这个魔鬼更大的恶。况且这种恶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看看中国那时的贫穷混乱，看看那些没有受到过丝毫教育的战俘，我们那时真有当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抓了那么多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武器，抓个支那兵俘虏比儿时玩游戏还容易。
我们怎么处置俘虏？正常情况下送战俘营嘛，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我们新到一个地区，十天之内，士兵们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军官也不会管。因为这是战时状态嘛，这就是非正常情况。十天以后，我们开始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军队就有纪律了，就进入正常情况了。所以那时很多士兵都愿意出去扫荡，虽说是打仗，但总是像春游一样充满快乐啊！
是的，我们在松山上也杀了不少重庆军的俘虏。非正常情况嘛，自己都没有饭团了，哪还有俘虏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大约不会超过十五岁的小兵，就像我现在的孙子一般大小。这两个小孩子是在我们夜袭重庆军的阵地时被俘获的。有个叫大泽的曹长逗他们，你们想家了吗？他们吓得直哭，说想。大泽曹长就说，那我送你们回家吧。当时还有人为这两个娃娃兵说情，大泽曹长，算了吧，放他们走。但大泽曹长是个行事果断的家伙，他说，放了他们的话，明天就要挨他们扔过来的手榴弹了。就用刺刀把他们捅穿了，然后扔出堑壕。他们的哭声都还带着儿童的嗓音，瘦得腿还没有我们的胳膊粗。
不，在松山被俘的日本军人没有一个是被杀掉的。重庆军比我们更讲人道主义，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战争的天平，是不是终会倾向于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战争本身又是残酷的。这真是一个悖论。但日本无论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了。这不能让我们大和民族的子孙骄傲。
现在回忆起那场战争，我常常分不清自己当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战争对每个老兵来说，不仅是一场噩梦，也不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伤痕，即便结了疤痕，创伤之血还没有淌尽，它还是癌细胞，任何药物都难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正视这个噩梦吧。人活着的勇气，并非是头上有了白发，额头布满皱纹时就逐渐弱小，相反地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们日本国战后重生，再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下联队的战史，既写下当年日本军队的恶，也写下我们联队的光荣。我还要找回我的战友们的骨骸。让我的战友们的灵魂，重新得到祭奠；让我们被焚毁的联队旗，再次飘扬在每一个死去的联队战友的灵魂里，飘扬在还活着的联队老兵心里，飘扬在日本国民的精神里。我的肩膀上背负着战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个战友的灵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
但这谈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国不开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回访，更不用说来慰灵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们日本国驻缅甸的大使第一次从仰光飞昆明，才在飞机上首次于战后看到了松山。真是不容易的“遥祭”啊。我们在缅甸战场，连每一匹战死的驮马都立了碑纪念，马的名字，来自何处，服役的部队，随军征战的地方，如何战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国，在滇西战场，我们战友的遗骸到今天都还胡乱葬在这怒江峡谷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上。我们能不惭愧吗？能不焦虑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封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这些在这里作过战的老兵都想回来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只让我们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的中国真是落后啊，似乎和我们当年离开时没有多大改变。公路、汽车、房屋、街道、桥梁，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可以看出他们那时既闭塞又骄傲，既虚弱又自尊，仿佛大梦初醒的一个虚胖巨人，身带各种顽疾，但极其好面子。这种弱者的自尊就像一个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后，我们被允许到大理了，却不准再往西，理由是那边条件艰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说了无数的好话，道歉、鞠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等。中国人就是喜欢听一些他们报纸上需要的话，但我们绝不轻易谢罪。他们总是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们当作反战的宣传工具。战争的罪责算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是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誉。我们何罪可谢？我们确实不希望中日再有战争，我们对反战的理解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思那场战争，只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取胜，怎么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反思呢？战胜我们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搭上了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的顺风车。这段历史真是荒谬啊。日本政府都没有向中国政府谢罪，更没有向当年和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谢罪。我们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个武士即便被打败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国打了那么多次仗，中国人还是不懂什么叫战争。大约是因为他们过去只出优秀的儒士诗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
但我们还得跟这样一个大国交往。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有耐心和技巧。我第一次来时，很不受欢迎，但有一次我无意中道出自己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嘿嘿，他们就对我另眼相待了。喝酒时还叫我同志，好像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其实我们日本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暴力斗争，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和他们根本不一样。不过我还是借此跟他们拉近了关系，共产党的官员开始私下里接收我送的礼物。电子表、东芝盒式收录机、原子笔、巧克力等；而对那些普通老百姓，一个电子打火机就让他们稀罕得不行了，那时我们回访团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装有几十个电子打火机，见到对我们友善的人就送一个。当那些得到好处的中国人脸上现出谦卑感激的笑脸时，我们仿佛找到了当年在这里当主人的感觉了。
哟西，有谁能想得到啊，中国开放仅仅几年之后，东芝公司、索尼公司、丰田公司、三菱公司，轻易就征服了中国，他们的产品比当年天皇陛下的士兵走得更远更广大。那时不要说中国人对我们日本电器如何崇拜，你在上海机场一出海关，围着你要兑换日元或美元的人就像狗一样，轰都轰不走。哪怕只是给他们兑换十日元，他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当年能从我们手上兑换到外汇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大陆重新赢回了尊重，你只要说是来经商投资的，他们对我们甚至比那些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老兵还更好一些。简单说，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跟中国人打交道，搞商贸是不是比战争更好呢？
不过，我们施舍这些小恩小惠，主要还是想化解敌意、隔阂，甚至仇恨。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们去松山战场，只是专程派人从松山上取来泥土，让我们带回去。我们把来自松山的“灵沙”带回了日本，分给松山守备队的遗族。多少遗族手捧“灵沙”泪流满面啊，这样的情感中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们不重视战死者的灵魂，敌方的不重视，自己的好像也不管。可中国人明明是个奉行“慎终追远”的民族，看看他们对自己亲人的葬礼就知道了。
一直到1984年，中日关系逐年升温，中国也更开放了，我们终于被允许以旅行者的名义来到龙陵和松山。但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一个旅行团成员身边至少有三到五个中方人员。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在松山战场还是龙陵战场，都不准做任何祭祀活动，包括不准带水酒、饭团、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们只有在房间里面对松山跪拜祭奠。有一个团员动静搞大了，在祭祀时失声痛哭，还高唱当年的征伐歌谣，结果被随团的中国翻译告发了，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差一点被提前遣送回国。
1987年，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龙陵见到了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他呢？我们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对手。我的肩膀上还留有我们在松山搏斗时他撕咬后留下的肉坑。每当抚摸这个肉坑，我就会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变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终战诏书”下达之时，我还被关在昆明的战俘所。有一天看守我们的美国宪兵忽然带来一个重庆军的少校军官，竟然是老冤家赵先生。他也在昆明养伤，脸被烧坏了。那天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开初我以为他是来羞辱一个战败者的，但后来我发现赵先生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他跟我谈未来，说和平后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国家的栋梁，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建设啊。再不要战争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他还在第二天专程前来送给我一副眼镜。因为我的眼镜腿早就断了，一直用胶皮膏药粘着。他还送我一枚扣针纪念章，上面有一句箴言，我至今还记得——“人道高于一切”。中国人啊，当他们是胜利者时，他们有一颗温软的心；当他们是失败者时，他们又有一个弱者极强的自尊。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尊严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们最敏感的东西。他们的反弹常常是不讲道理的，非常极端的。他们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哪怕他们的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
人们说赵先生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牢，但他面对我的追问从不多说任何原因。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了。他下午像山洪暴发般说了那么多，真是让我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轻时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我曾经问过赵先生，你们松山战役阵亡者的碑在哪里，陵园在哪里。他竟然不肯回答，仿佛有什么隐情。只说在大地上，有他们阵亡将士的血骨，就有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骄傲。还有比松山更大的丰碑吗？这是诗意的反诘，你却可以看出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赵先生是个对中国文化很有造诣的人，但我看他战后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老了，老得两手空空。这个国家在战后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赵先生的命运，或许有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对手了。我和他讨论李白和杜甫，受益匪浅啊。但这个人很傲慢，尽管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我认他做朋友，他却始终有所保留。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快，中国人的变化更快。赵先生却像一个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总是在我面前顽固地保持着骄傲的人？因为我预感到他将是我晚年未竟之事的一个障碍。我必须要先征服他。
是的，这些和我要写的联队战史有什么关联呢？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嘛。我们松山守备队“玉碎”在赵先生这样的中国军人手里，不算耻辱；我们现在为他们捐建学校，就是换了一种身份回到松山。这是一次胜利的大反攻啊！
明天，给学校剪彩以后，我要去松山找他。我第一次去看望他时，给他带去一台彩电、三千元外汇券作为见面礼，但赵先生拒绝了我送的礼物。这个人心中怎么还有那么深的恨？我一直为他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