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看过小说《红岩》吧？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这些人们一提到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名字，反动派的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的老巢，屠杀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好像谁要是和这些地方沾上点边，不死也要脱一层皮。过去是共产党人害怕，现在是我这样的人害怕。
当年我怎么能料到历史会如此阴差阳错呢？我在第二战区打游击干得好好的，已经升上尉了。但1943年的夏天，上峰忽然来了指令，是军令部的函，要我和卞新和一起去重庆报到。没有说到什么单位报到，也没说干什么，只给出了地点，重庆缫丝厂。当时我们两个还嘀咕，让我们去缫丝厂干吗，搞工业？卞新和那时已是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少校副台长，能回重庆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回大后方跳舞了，这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山西老醋，老子连下舞场的兴致都没有。在成都上军校时他的探戈舞跳得好，你还记得吧？我们去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学生搞新年联欢，他还跟人家打架哩。
半个月后我们赶到了重庆，报到时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美合作所”。缫丝厂是个大地名，在歌乐山下，军统的很多单位都在那一带。我们被告知，“中美合作所”主要担负对日情报、破坏、侦察、破译、气象、心理等方面的特种作战培训工作，由美国军事教官和特工专家亲自培训。我们都是从军中和各大学还有地方上挑选出来的优异青年，那时我们真的感到很自豪，很荣幸，觉得自己在为国家民族干大事，至少比打游击钻山沟强多了吧。国民党时期的口号标语也多，大都空洞，但在那里一幅高挂在墙上的大标语让我热血沸腾——“武力！劳动！创造！”这正是我们那个时代需要对抗日本人的东西啊。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人家把你送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大平台，哪个热血青年会拒绝？谁又能料到“中美合作所”后来会被搞得臭名昭著？我先被分到秘密行动组，卞新和分到破译组。在登记造册时，因为我所在的培训班性质特殊，我们可以用一个化名，于是我就填上了龙忠义的名字。这也不是随便编的，我是龙陵人，就让我的家乡做我的姓吧。而忠义，是我小时候的名字。我是我们赵家“忠”字辈的。
我接受了两个月培训后就对学到的东西心怀憎恶了。潜伏、伪装、暗杀、破坏、爆破、侦讯、跟踪与反跟踪。有一次教官在用军统特务干的一桩暗杀事件来作为课堂教学案例。被暗杀者是一个同情汪伪政权的知识分子，大约是个还有点名气的记者吧。军统的人在他去上班时便将他枪杀在家门口。重庆是个山城，人家的老婆刚好在窗户里居高临下地看见了这一幕，于是一家人呼天抢地地追出来，还抓住了一个没来得及逃跑的小特务。这事儿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美国教官嘲讽军统说，他们有一万种方式去杀一个人，但他们却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在人家的家门口杀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当时我就想，杀人还有人道可讲吗？后来想明白了，吃上特务这碗饭，人生里就没有“人道”一词了。他们后来暗杀闻一多先生，不也是在闻先生的家门口行的凶吗？
我想我是一个抗日军人，从事的是堂堂正正的男儿之事，让我去搞暗杀我可不干。我们是受过联大人文思想教育的人，对“特务”这种职业多么憎恨，只有傻瓜才会去从事自己讨厌的职业。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学弟，联大1942级外文系的，也是被抽到我们这个单位受训。但他学了一个月就跑了，军统还到处通缉他。过了几个月不知他通过哪条途径向军委会外事局递了份报告，说自己当初从昆明离开联大时得到的通知是来做盟军的译员，他不想做跟特务有关的工作。军统后来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外逃期间的工资，然后送他去了滇缅战场。这也说明“中美合作所”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恐怖血腥吧？
虽然我也讨厌特务受训，但我那期间学到的本事也没浪费。四六年我从内战前线跑回昆明，曾经跟在闻一多先生身边一段时间，自愿当他不喜欢的保镖，只是在他遇害时，我先被军统的人抓走了，关进了监狱。这段经历我交代过，你可以查查。再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年你们一直查不到我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呢？嘿嘿，有名师指点过的。
我庆幸那时血气方刚，只认准一个人生目标：杀日本鬼子。为了这个目的，你给我多少高官厚禄我都不干。有段时间军统的大特务戴笠要来“中美合作所”选几个人去蒋介石的侍从室，他们竟然选中了我，也许因为我个子高，体格健壮，还人模狗样吧。但我不去。而且我还告诉他们，不想在行动组受训了，我请求去军事组，并列举了一大堆理由，但未获批准。我就去找军事组的美国教官科尔少校。这个家伙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标准的职业军人。美军教官那时都住在白公馆，还不是《红岩》小说中写的那种阴森恐怖的监狱，白公馆本来是幢洋房别墅的，我们叫它第三招待所。美国人喜欢打篮球，我在联大时就是我们国文系篮球队的，因此在球场上跟科尔少校混熟了。而且他喜欢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歌，这个我可不含糊，一段一段地用英文背给他听，把他震得一愣一愣的。说中国军人怎么还认识艾略特？我说艾略特算什么，我还能背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下我去军事组就易如反掌了。我去那里是有野心的。那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即将从印度反攻，打通中印公路，这支部队是中美联军，完全由史迪威将军统帅，不会再重蹈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指挥不灵的覆辙了。我想通过在军事组的受训，去那支部队效力。你我都知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国军部队的败仗大多是这种原因。
可后来为什么我没有去成驻印军而到了滇西的远征军呢？这真是命里有安排。不知是哪个家伙告的密，我们在山西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一段被军统掌握了，我和卞新和都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审。虽说那时国共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毕竟是军统的单位，审查严格。你以为渣滓洞监狱只关共产党人吗？也关我们这些人啊。渣滓洞的脚镣手铐我还是戴过的。卞新和很快就被放出去了，敌后情况复杂嘛，我们又不是变节投敌分子。但我和你去晋城八路军办事处那一段却交代不清楚啰。嘿嘿，我们两个各为其主，那时都不受主人待见啊。可能同一时间里，你在延安蹲窑洞受审查，我关在渣滓洞。我们都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憋屈着哩。你说说，这历史可笑不可笑？审讯者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进了八路的门，还要跑回来？我只咬定一个理由，说在八路那里看到他们墙上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没有挂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信奉三民主义，不愿意认洋人当祖宗。我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三个月后我才放出来，那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这还要感谢那个美国佬科尔少校，他亲自向戴笠担保我是个好军人。美国人不讲那么多政治啊、主义啊啥的，他们做事非常职业化、专业化。人家毕竟是国家的军队嘛，不是哪个党派的。和我同组受训的人已各奔东西，还有人飞印度雷多加入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而我成了落单的孤雁，一个有污点的人。军统已经不信任我了。但科尔少校很欣赏我的为人，他去戴笠面前说情，让我留在中美合作所，当他的助手。他还说等打败了日本人，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帮我去美国深造，随我学什么。那时军统和美国人还有个协议，优秀学员可送到美国深造一年。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培训，回来后可充任高级警官。我说我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不愿待在大后方。科尔少校有些失望，但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老子要想留重庆的话，军校毕业时就进军政部了。
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我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个同僚说，有个上校军官走私了一车“云土”（云南鸦片）到重庆，被稽查处的人查到了。这家伙想要通关，就包了一个溜冰场，广请陪都的各路神仙，当然军统的人是必请的。那时的溜冰其实是溜旱冰，但在陪都也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大约是那些逃难的下江人从上海一带传过来的吧。能去溜冰场的男士都是哔叽呢西裤，西装扔一边，白衬衣系领带，袖子还挽得高高的，一手扶女士小姐们的腰，一手拉住她们的手。留声机放着华尔兹，真的是“歌尽桃花扇底风”啊。那天在溜冰场上，我看到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穿上溜冰鞋就倒，爬起来又倒，四周全是哄笑。我为他汗颜，我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为今晚掏腰包的土鳖，还是我的云南老乡。于是我去扶起他，教给他溜旱冰的要领，半个小时后，他就可以带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士满场飞了。休息时我们就攀了老乡，他来重庆倒卖“云土”，是因为前线的部队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多说一句，我在劳改时还一周吃一次肉呢。一个军人，如果左手做生意，右手打仗，你说这仗怎能不打得艰难？可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兄弟们是要上战场拼命的人啊。这个上校团长说。于是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第8军作为远征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已经开到滇西大理去了。我连忙请求他带我去他的部队。老乡嘛，他们就是那种在异乡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的人。再多说一句，这位团长姓刘，后来战死在松山了。
命中注定我要参加远征军打回我的家乡。从重庆回云南的路上，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几年前我被特赦回昆明时那种还乡的感觉。这真是世界上无法言说的情感。一个浪子要回家了，不是背着行囊走进家门，而是带着部队赶走霸占我家乡的侵略者。还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吗？
我赶到第8军报到时，部队已经在保山集结。我被分到103师，熊师长看我是“中美合作所”出来的，又是军统的人，当时就不是很高兴。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对特务系统的人还是又恨又怕的。我马上表明态度，说愿意到第一线部队，我要跟随师长打回我的老家。也许人家熊师长也不愿意身边有个军统特务随时打小报告，就直接把我派到连队当上尉连长。
谁喜欢特务那身皮啊。回到前线我就把名字又改回来，仍然叫赵岑。尽管我知道“龙忠义”的名字还挂在军统的档案里，但我想“龙忠义”已经“死”在了渣滓洞，现在赵岑又是光明正大的抗日军人了。而我们的同学廖志弘又在滇缅战役中顶着赵岑的名战死了，我想，这是苍天给我的最好“伪装”。
老学长，我比你运气好多了吧？总算回到战场跟日本鬼子大干了一场。此生足矣。是“中美合作所”成就了我这个愿望，但又是它让我在这个染缸里走了一遭，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个污点。可是我怎么知道它后来会被作家的小说写成那个样子呢？60年代时全国人民都在读《红岩》，这部书我读了不下五遍，第一次在昆明坐牢时，监狱里组织我们搞演出，我还把其中一段改成快板书哩。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杀地下党的事跟“中美合作所”这个单位没有关系，因为它在抗战胜利后就撤销了，美国人走了后白公馆才成为关犯人的地方。科尔少校四六年回国时给我写过一封信，还问我要不要去美国。而《红岩》书里写到的那些逮捕、审讯、关押、大屠杀，都是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对吧？
但那时我不敢站出来说话啊。这个不敢说，好多真实的历史也不敢说了。我没有资格说，有资格说的人也不说。我们的历史，就没有常识可讲了。人都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要我说啊，历史是个旧情人，有反目成怨，情断义绝；有美好如初，相思绵绵，也有藕断丝连，情债难偿。你要不想惹麻烦，你就忘掉你的“旧情人”。可我们这些过来人，哪个和她撇得清干系？过去和她山盟海誓，现在与她锦书难托。古人讲以史为鉴，我们报纸上却常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一直没有读懂这句话。其实你背叛不了历史，历史也不会背叛你。它在时间里是最公正的。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哪个是明主，哪个是暴君，哪个是民族英雄，哪个是奸佞小人、汉奸卖国贼，历史都给你记载着的。发生过的事情，都在你的生命里有烙印。我们不过是把这些烙印伪装掩饰起来罢了。我在伪装，很多人也在伪装。伪装的人多了，我们就弄出一部伪史。
现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实事求是，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历史，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吧？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它真的是个抗日的单位。我们受训的所有科目，都是针对日本人的。据我所知，“中美合作所”训练出了很多“别动军”，派到敌后去打游击；卞新和他们的破译组，侦破了不少日军的密码，卞新和还为此立功受奖。他得到一大笔奖金，还请我吃过饭哩。当然，“中美合作所”培训出来的那些军统特务，后来也干了不少反革命的坏事，但这不能算在“中美合作所”头上。这就像枪在好人手里，是杀敌人的，在坏人手里，是杀好人的一样。你能判枪有罪吗？
我在这里说“中美合作所”的好话，并不是想洗清我在那里受训过的经历。是历史的欠债，迟早都要还。这是我的最后一笔债了，还清了它， 我干干净净地走进坟墓。
现在，你可以逮捕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