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陵作为留队人员回到家里时，有些像一个战败归来的将军，面对一支残破不堪的队伍。妻子舒淑文面带菜色，三个儿子一个牵着一个的手躲在他们的母亲后面，如母鸡翼下的一群小鸡。赵广陵放下背上的包袱，蹲下去，把孩子们一一搂抱。但这群小鸡身子在父亲怀里，脸却都扭向一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的豆荚还吓哭了。舒淑文在偷偷抹眼泪，赵广陵却开心地笑了。他从包袱里捧出一把花生来，说：“来来来，小兵们，看爸爸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留队人员是监狱里一个小小的特殊群体。他们不是犯人，但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身；他们在劳改农场和犯人一起劳动，又拥有一个工人或技术人员应享有的报酬，有的甚至比监狱里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收入还高，比如赵广陵这样的二级技工。他可以在劳改农场里自由走动、干活累了时站在太阳下舒服地抽一支烟，但必须定期向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他不住牢房了，住职工集体宿舍，晚上想几点熄灯就几点睡觉，但随时在监控之下。理论上说他有公民权，但却是打了折扣的。他之所以能留队，一是因为他有技术，监狱农场用得着，二是司法机关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不放心。简言之，他是放出笼子的鸟儿，却不得不在鸟笼里觅食。他已不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处在最令人尴尬的夹层。赵广陵并不在意这个身份，他为自己在困难年代没有让家里人饿肚子而自豪。妻子舒淑文对外人说，我男人是技术员呢；孩子们对同学们说，我爸爸在郊区上班呢。但究竟在哪个单位上班，则是羞于启齿的。
六○年大饥荒的阴影犹存。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比饥饿的乡村好不了多少。赵广陵的农场却像天堂一样，因为至少那里的人们还吃得饱饭，还有城里人久违了的土特产。赵广陵每周可以回家一次过家庭生活，这个时候他就是家里的“送粮队长”。他总会带回一些花生板栗啦、豌豆胡豆啦、蔬菜瓜果什么的。许多人家在吃一种叫“小球藻”的东西，用谷糠掺到米饭里，但赵家不用。赵广陵一回到家里，他的三个小兵已经排好了队等候在门边。父亲的背包里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在赵广陵孤独的一生中，那是几年最为幸福的家庭生活时光。人们的生活慢慢在回归秩序，钢铁不炼了，右派们成批地摘帽了，连陆杰尧这样的大右派都摘帽出去了，内战中的大战犯也大赦了几批。国家好像不折腾了，在休养生息中。赵广陵每个周末晚上八九点左右到家，周日晚上八点以前按时归队。回到家里他拼命做家务，拼命和妻子做爱。他们能吃饱肚子，夫妻俩又都正当壮年，尤其是舒淑文，正是饱满成熟的少妇，丈夫在监狱的那几年把她也憋得够呛。在周末的被窝里常常像一匹发情的母马。她曾伏在赵广陵的耳朵边说，蹲过监狱的男人才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哩，做事有股狠劲儿。不过有一次两人行事不小心，把舒淑文的肚子又搞大了，赵广陵说，说不定是我们的豆秧转世投胎呢，我们把她生下来。但舒淑文当机立断地去把孩子做掉了。她怨气冲天地对赵广陵说，我再也养不活一个小反革命了。造孽啊，让他重新投胎去一个历史清白的人家吧。赵广陵那时唯有叹气。虽然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但一个有历史旧债的劳动者的精子在女人子宫里沉浮时，就已经染上历史反革命的黑颜色了。
赵豆芽已经长成一个半大小子，开始用一个少年的眼光审视眼前的社会，审视他的父亲。对他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来说，自卑是随着年龄一起长大的。别的孩子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赵豆芽穿着补丁衣服就特别自卑；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的工作时，哪怕是随口一说，赵豆芽便会感觉到是在说他父亲还在劳改且没有革命工作。独特的环境造就了他天生的敏感，敏感到人家呵斥一条流浪狗，他也会认为是在骂自己；敏感到看见别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他就会扭过头去偷偷抹眼泪。终于在有一天，一个颇受学生尊敬的老师在批评赵豆芽同学时说，你这样的学生，怎么像你爹一样教育不好。赵豆芽反手就给了老师一巴掌。这让他差点没被学校开除，是舒淑文在学校哭诉赔罪了半天，才没让他就此辍学。但这个孩子从此就被打入另册了，不仅同学们不喜欢他，老师们也不待见。
绝对不做他爹那样的人，这是赵豆芽从童年时就定下的人生目标。赵广陵出狱后，发现三个孩子都性格古怪，离群索居，要么总躲着他，要么总在他的背后用畏惧的眼光盯着他——还不仅仅是厌恶。舒淑文宽慰他说，这是因为你常不在家的缘故，你该和孩子们多亲热亲热。有一天赵广陵听豆荚和他哥说，隔壁白大嘴家的几个孩子去金碧路上的“重庆冷饮店”吃冰，还吃一种雪一样的糕点。豆荚问，不晓得雪做的糕点管不管饿，香不香？赵广陵看到了豆芽眼睛里神往的目光。昆明夏天有时都还要穿件薄毛衣，吃冷饮无疑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第二个星期天下午，赵广陵忽然对三个孩子说，走，我们去街上吃冷饮。豆荚用兴奋的眼光看着他爹，再看看他哥；而豆芽却把头扭到一边，仿佛没有听到他爹的话。赵广陵只得抱起豆荚，又去牵豆角。回头故意问豆芽，你去不去？豆芽犹豫了一下，还是低着头跟出来了。
在冷饮店，赵广陵找了个最靠里的位置，赵豆芽却要坐正对着大门的那张桌子，仿佛是要一个城市的人都看得到他们在吃冷饮。赵广陵为兄弟仨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和加冰块的橘子水，自己只要了一份柠檬水。还说雪糕我们等会儿带在路上吃，一边走路一边吃雪糕，那才叫威风、阔气，对吧？我们还要给你们的妈妈买一条带回去。豆荚毕竟年龄小，吃得小嘴“嘶嘶”响，一会儿问冰是怎么做成的，一会儿又问雪糕里有没有天上的雪。赵豆芽的心思并不在冷饮上，眼睛老往店外的大街上瞅。赵广陵心里酸酸的，这三兄弟从没有下过馆子，没有出过昆明城。刚才豆荚问重庆大不大，是不是很热闹？院子里刘四娃的爸爸去重庆出差，带回了一种米花糖，好吃得不得了。老二豆角争论道，不是米花糖，是花生糖。那里面的花生是甜花生，不是爸爸带回来的那种生花生。爸爸你去过重庆吗？你吃过花生糖吗？赵广陵苦涩地笑笑，摇摇头。他看到了豆芽眼睛里鄙夷的目光，那时他太想说，小子，别以为老子没见过大世面，你爸爸当年在重庆的时候……
父子四个风风光光吃了一顿冷饮后，第二周家里就捉襟见肘了。本来也不至于那么艰难，只是因为冬季到了，孩子们都要添换季的衣裳。都在长身子的阶段，尤其是豆芽，裤脚仿佛永远在脚腕上面晃荡，衣襟下摆年年遮不住肚脐。往年家里都是老二拣老大穿不了的，老三又拣老二剩下的。舒淑文总有办法拆拆补补，以旧换新。但这一年豆角闹着要一件绒衣，豆芽则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要一双回力球鞋。舒淑文狠狠心，都答应了。其结果便是，家里连续两周没有见油荤。
第三周是冬至，农场杀猪，监狱里的干部职工和留队人员每人可分得一份红烧肉。赵广陵跟自己的两个徒弟商量说，这次你们的那一份都让给我，下次我还你们。家里孩子做梦都在吃肉。到周六晚上，赵广陵兴冲冲地在家人面前打开满满一搪瓷缸红烧肉，就像打开基督山伯爵的藏宝洞。士兵们，站好队，我们打牙祭了。他自豪地宣布。
那是一个赵广陵夫妇终身也难以释怀的夜晚。昏暗的白炽灯下，豆芽站在桌子边，豆角和豆荚坐在桌子上——为什么要让他们坐在桌子上，夫妇俩也是一辈子没有想明白。赵广陵一手持搪瓷缸，一手拿一把小勺，一勺一坨红烧肉，从最小的弟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轮番喂。他还带回来一摞饼子，那也是他攒了将近一周的，有些饼子已经干硬了，舒淑文在一边将它们一块块掰下来，蘸红烧肉的肉汁再喂进孩子们嘴里。夫妻俩你喂一口，我喂一嘴，仿佛要偿还什么似的。孩子们吃得吧唧吧唧响，满嘴都是油。幸福布满饥饿的脸，温暖盈满陋室。到搪瓷缸里的红烧肉都快要见底时，舒淑文说，行了吧，明天再吃。可赵广陵看看几个孩子永远塞不满的嘴，落在红烧肉上挪不开的眼神。就说，吃吧吃吧，让他们吃痛快。
痛快和痛苦其实只是一纸之隔。凌晨一点左右，夫妇俩还在行房事，隔壁孩子们的房间里就传来哎哟连天的叫唤。三个孩子在床上滚作一团，豆荚更是吐了一地。快送医院啊赵哥！舒淑文尖声高叫起来。赵广陵抱老二背老大，舒淑文背老三。没有公共汽车了，两人在寂静的街道上狂奔，一刻钟后舒淑文就累得趴在地上。她捶打着街道上冰凉的地板，哭喊道：
“赵哥啊，我跑不动了！老三怕是不行啦，你先背他去医院……你快快跑啊！”
那个夜晚有很好的月亮，月光惨白如城市的裹尸布。舒淑文跌跌撞撞跑到医院时，老三豆荚已经盖在一块白布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