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赵广陵在离昆明二百公里的一个小乡镇上读到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来的《最后的演讲》时，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从战场上遭受重创的伤兵，难以想起受伤前自己的奋然一跃，遭受到的猝然一击；以及为什么会在醒来之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师为民主死矣！杀吾师，实乃杀苍生，杀民心。
萧瑟秋风中，噩梦醒来，树叶飘零，回忆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阴晴无定，时而乌云翻滚，阵雨骤来，时而阳光普照，凉风习习。就像当时中国的局势，黑云压城，腥风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赵广陵暂住在城西门外一个不大不小的客栈里，这里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这样衣裹硝烟、满身战伤、军不军、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层军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身佩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勋章，却不敢怀揣英雄还乡的梦想。战事让这些从前的抗日军人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前途深感渺茫。
一个晚上，赵广陵在小酒馆里和几个老兵喝酒，忽然看见第8军的一个上校团长走进来了，他当时想糟糕，这下躲不掉了。不想这个老兄主动抢上前来打招呼，还好像不当回事地问：兄弟，别来无恙？赵广陵定神一看，这家伙哪里还有团长的威风，跟一个昆明大街上打流跑滩的混混差不多。赵广陵连忙让坐请他首席。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要说到部队上的事，赵广陵问：“张团长，你的部队呢？”
张团长轻松地回答说：“阵前反水了，我的副团长竟然是共产党，一下拉走了我两个半营。老子本来有机会一枪毙了他妈那个巴子的，但一想送给共军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算是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嘛，就对我那兄弟说，到老共那边帮你大哥美言几句，说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妈那个巴子，这仗打的。”
当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时，战争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像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而读书，考试就是儿戏一样。那天在一起喝酒的两个老兵也是远征军，只不过他们是驻印军，跟随孙立人将军一路从印度雷多打回中国，他们那时是喊着“回家”冲锋，可没想到回到国内了不但回不了家，还要打共产党。因此他们也像赵广陵一样，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复员证，胡乱填一个名字就从战场上脱逃了。国家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军人不但没有了尊严，还充满了背叛。
张团长递给赵广陵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
那个晚上酒桌上的老兵都跟李子祥走了，只留下赵广陵一个人喝闷酒。他本来是想约这些没事干的老兵做一件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事情的，但这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只要有人给他们饭吃，连杀人越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自豪感和金条面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第二天上午，赵广陵宿醉未醒，客栈的堂倌就来拍他的门，说楼下有个太太来拜访。赵广陵慌忙起床，头发都没有梳清爽就冲到楼下。拜访者原来是他在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王青莲，刚回到昆明时他们曾经聚过一次，王青莲眼下在银行上班，嫁了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处长，是个日子过得很悠闲的人。赵广陵有些狼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哎呀，我的落魄‘百夫长’，快跟我走，有比你更大的‘千夫长’来昆明了。”王青莲说。
从胶东前线回来后，赵广陵一般不愿参加同学聚会，就像一个穷人不愿轻易坐进富人的厅堂。路上赵广陵问谁来了，王青莲神秘地笑笑，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当年我们偶像级的“百夫长”哦。赵广陵说，只要不比我更落魄就好。当年联大的那些慷慨从军的学子，一到部队都封中尉军衔，因此同学们都一概以“百夫长”论之，赵广陵不知道在这内战的紧要关口，那些当初为抗日和自己一样投笔从戎的同学，命运如何。
在联大同学、现在云南师范学院当讲师的叶之聪家，赵广陵看到一个身材颀长、西装革履、俊朗挺拔的背影，先到的几个老同学对那身影起哄喊：“先别转过来，让赵广陵猜。”
“杨鲲鹏？”“林志乾？”“萧骁？”赵广陵连猜了几个从军同学的名字，都被同学们说要罚酒了，要再罚一杯了。最后那个潇洒的身影终于转过来了，一张永远张扬着诗人优雅的才华和经受了战火历练的青春的脸，笑盈盈地望着赵广陵。
“穆旦学长！”
这是赵广陵和穆旦的第二次见面。去年的9月，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在昆明阴凉的秋雨里，欢庆的鞭炮、锣鼓还在窗外鸣响，在当时中国诗坛已负盛名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此诗后来在收入穆旦的诗集中时，诗题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那是穆旦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兵败野人山整整三年之后，在痛饮胜利之酒后的孤独感慨中，才第一次提笔写这场尸骨遍野的大败退。这是首在数万战死、饿死、冻死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目光注视下，一挥而就的洪钟大吕。当初也正是这些孤魂野鬼死亡的目光直瞪瞪地追逐着诗人穆旦，让他走出了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赵广陵的情断之处。他虽然没有翻越野人山的光荣，但他的初恋恋人就埋葬在那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你写的是她吗？”赵广陵读到那惊风雨泣鬼神的诗句，泪眼婆娑地问，而穆旦却沉默不语。赵广陵说的“她”，是当年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中的女神，没有哪个联大男生不为她的美丽端庄所倾倒，没有哪个联大诗人不为她的勇气所折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花，香消玉殒在异国的野人山，用自己莲花一样洁白、桂花一样幽香的身躯，浇灌了他乡满山遍野的无名野花。人间还有比这更凄美的悲剧吗？多年以后赵广陵一直想写出这悲剧来，但是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心底里最深沉的哀痛，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更无法用舞台形象来再现。如果有人想贸然饰演她。赵广陵会断然大喝：不，你不是她！
那天的秋雨为这首诗歌的出世挥洒了一整天的眼泪，那天的秋雨也淋湿了两个年轻的抗战老兵的离别愁绪。穆旦即将去已开赴东北的青年军207师报到，而刚刚伤愈归队的赵广陵则要随第8军去广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兄弟，今后我们以诗为笺，互报平安吧。”这是穆旦的临别赠言，赵广陵手抄了一份《森林之歌》，才与穆旦挥泪作别。
历尽劫波后的同学重逢，几近于分离的骨肉再次相聚，师出同门的学子纵然没有血缘相连，但有一层永远割不断的“亚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所在国难中重新组建的大学，三校学子自有更深一层的手足患难之情。赵广陵没有想到这一年穆旦在东北干得也风生水起，他主编的青年军207师的报纸《新报》云集了一帮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纵然是军中报纸，但同样揭露黑暗，同情弱者，抨击时政，已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名声。穆旦笑着说：“联大人办的报纸嘛，走到哪儿，民主的呼声就到哪儿。因为我的俄文说得好，竟然有人说我是领卢布的，还有人叫我‘穆旦诺夫’。”
有个同学说：“好嘛，你可以去找昆明的‘闻一多夫’‘李公朴斯基’认老乡了。”那时右翼的报纸经常给思想左翼的人起俄国名字，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知名人士也不能幸免。
赵广陵说：“没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就好。”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谁是共产党哩。你们中有吗？” 穆旦摁灭了手上的烟，“抗战一胜利，一夜之间，好像满天下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学说。Absurd era(荒谬的时代)，我所供职的军队要打共产党，共产党倡导的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又是我们追求的。”
穆旦也很同情赵广陵眼下的境遇，他说：“随我去207师办报纸吧，我们的师长罗又伦将军是个儒将呢。基本上不管我们在报纸上乱说乱写，哈哈。”
赵广陵心想，这老兄怎么如此天真啊！内战就要全面开打了，政府都不会再允许你乱说乱写，更何况军队？但面对学长，他不好多说什么，只以想回家为由婉拒。赵广陵不明白的是，去年北大外文系已经聘请穆旦去做讲师了，他父母又在北京，既能在北大教书，又可侍奉父母，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他老兄竟然还是舍不得军旅生涯。穆旦的解释是，罗又伦将军待他不薄，都是从野人山回来的患难战友，盛情邀请之下，他当然不好推辞了。不过，作为当年在联大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一起泡过茶馆、一起谈论过女生、一起办过壁报、一起在低矮简陋的教室里聆听过教授们讲艾略特、奥登、兰波、叶芝、波特莱尔，还一起在日机的轰炸间歇跌跌撞撞地追逐过现代派诗歌的学弟和诗友，赵广陵又相当清楚，穆旦这样才华横溢、注定要成为中国诗坛坐标式人物的诗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永远是他创作的双翼。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报名从军的西南联大青年教师。他说奥登都可以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我为什么不能去缅甸打日本人呢？古往今来，全世界的诗人，都有相同的浪漫精神，都渴望那种knight(骑士)生活。
一个大诗人，绝对拥有最纯真的心，纯真到了极致，他就难免天真幼稚。可是，诗人，你要经受多少失败，多少回自讨苦吃，才会写出穆旦这样的诗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年以后，赵广陵在云南的乡下得知穆旦的《新报》被查封的消息。再一年，207师在辽沈战役中战败，所幸的是，因为《新报》被查封，穆旦早已离开了207师去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工作了。也是这年，赵广陵在《大公报》上读到穆旦的新作：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相信暴力的种子会开出和平。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赵广陵没有穆旦写诗的才华，但他比穆旦更能洞悉时局的混乱。他比穆旦提前知道了“暴力的种子”不会“开出和平”，只是他在多年以后才会读懂“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的深刻含义。作为动荡时代的一个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可避免。那时的中国正挣扎在一个最充满希望又最混乱不堪的局势中，这意味着光明在梦想中，黑暗却深深地笼罩了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中国的光明，独裁政权却把他们的名字染黑。赵广陵回到昆明后，还见到过自己从前的军中弟兄，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的中尉排长郑霁。当年他在赵广陵手下从勤务兵干到上士班长，九死一生回来后进了宪兵团。他没有什么文化，但聪明活络、勤奋用功，打仗也勇敢，比那些壮丁兵肯用脑子。在松山战场上，他一人拿下两个地堡，却还能活着回来。他在给赵广陵当勤务兵时就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穿军官呢子服、着高筒马靴、骑高头大马回到家乡。让邻村的张财主一家看看，他们老郑家也终于出了他这样的人物。他对赵广陵说：
“老长官，现在国家戡乱时期，那些个读书人可真比日本人还难伺候，打又打不得，杀又杀不得。你说说，是他们在给政府添乱，还是政府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
“他们不过是为民众争说话的权利，为国家争和平与民主。”
“说话嘛，你就好好说，干吗要骂领袖和政府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来骂？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好好地服从领袖，不就把国家弄好了？偏生又冒出个共产党，唆使他们要什么民主。”
“小三子，”郑霁当赵广陵的勤务兵时，他都是这样叫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唆使他们，而是中国需要民主与和平啊。那美国、英国、法国的民主，是共产党搞的？它们实行民主政治时，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哩。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
“老长官，你是读过书的人，我说不过你。但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天上峰的命令下来了，我就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了，照着名单捕人就是。”
赵广陵吃了一惊，“什么名单？谁的？”
“当然是那些乱说乱讲，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了。”郑霁在自己的老长官面前完全没有警惕性，不用赵广陵追问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来，“霍司令（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已经去南京请示去了，上峰只要一同意，我们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赵广陵接过名单一看，第一名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坊间的谣言果然不假。在一个压制人们自由表达、言论极端不自由的专制体制下，谣言常常就是预言，由不得你不信。他沉默了片刻，才神色严肃地说：“小三子，闻一多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我们民族的大师，也是我的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到来，你会去抓他吗？”
没想到郑霁反问道：“老长官，难道你没有当过军人吗？”
赵广陵无言。中国的军队里从来就缺少有民主思想的军人。闻一多先生当年鼓励联大的同学从军抗日，就说过从军打日本人是重要的，同学们去改造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要。闻先生也许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改造一支专制政权的党军，比战胜侵略者更困难。
郑霁又说：“老长官，你刚回昆明不久，不知道这边的行情。什么学生啊教授的，都是些共产党匪谍。不把他们肃清了，前方的将士如何安心打仗？”
看着自己老下属的那份认真劲儿，赵广陵瞬间万念俱灰。这个丧失了理智又专制独裁的政府即便打赢了内战又怎样？他从郑霁呼出的气息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们曾经一起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赴死前的片刻寂静；他们也曾经一同在腐烂的死尸堆跳跃滚打，身上全是血水、尸水和断肢残肉，那时他们的心是那样近，就像一个被窝里焐大的亲兄弟。他有了这些生死兄弟在身边，心中踏实而坚毅。现在，侵略者被他们打跑了，对民主的追求却让他们生分了。
在把民主当成只穿一天的漂亮婚纱的专制政权统治下，那些成天要娶民主为终生新娘、泪里血里呼唤她的人，是“盗火者”，也容易被官方控制的主流舆论众口铄金地说成恐怖分子、流氓、恶棍，哪怕是李公朴这样品行高洁的书生，闻一多这样学富五车的教授。自抗战胜利以来，坊间就充斥着对这两位先生非常不利的舆论，未经证实的传闻，从报纸上含沙射影的攻讦，以及从电线杆子到小巷口的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的小字报，无所不及其能事。什么李公朴携带共匪的巨款来昆，目的是要组织暴动啦，什么闻一多在昆明号召万人签名要民主的运动，是受了共匪的操纵、为出风头博取社会知名度啦，以及李公朴先生和昆明某妇人如何纠缠不清，遭人打上门去啦，等等。政府当局又不敢诉诸法律，把这两位先生送上审判台，公开审判他们的“罪行”。他们更不敢不让他们讲话写文章，因为政府还在虚与委蛇地跟共产党谈联合政府，还在羞羞答答地跟各民主党派谈宪政步骤。一党专制的政府即便干的是婊子的勾当，但牌坊是一定要立的，哪怕这牌坊立得歪歪斜斜，满是污秽。他们自己没有了公信力，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民主是不需要的，也不准随便乱提。他们只是采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力图让人们相信，这些呼吁民主与和平的教授，是制造恐怖、颠覆政府，生活腐化，哗众取宠，破坏人们平静生活的动乱分子。他们将在美丽的春城实施爆破、纵火、暗杀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甚至连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世风日下、家庭不睦，都跟他们有关。
赵广陵和李公朴先生不是很熟，但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打游击时，经人推荐读过李先生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这本书里写了李先生在延安的见闻和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敌后抗日的情况。当时身为国军军官的赵广陵并不以为然，甚至还认为李先生的书里也不无偏颇之处，他对同僚说：“我就是个书生了，李先生比我更书生气。”
这次从郑霁那里见到那份“黑名单”后，他凭超强的记忆暗中记下了所有的名字，然后立即赶到北门书屋，把那份“黑名单”交给了他们。那里面不少人都是他当年读西南联大时的教授啊，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让赵广陵很惊讶的是，李公朴轻蔑地抖抖那张纸，笑着对闻一多说：“闻先生，愚弟不才，虚列榜首，看来要比你先走一步了。”闻一多先生那时正在画第二天民主集会的海报，他用红色的颜料把“民主”两个字写得鲜红似血，对那份“黑名单”看也不看，“仆如 （ 李公朴的号。），你去了，我给你开追悼会。如果你的血不够，我就来添上。我们的血还不够，自有更多的仁人义士。我就不信中国唤不来一个民主的政体”。李公朴先生踱步过来看闻一多先生的海报，颔首道：“嗯，民主不是黑色的，是红色的。在中国，这种红色有两个方面的寓意，一是代表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二是象征民主是要用鲜血去换取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份‘黑名单’算什么？今天我们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迎着枪口往上冲的人，赵广陵在战场上见得不少，但这两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教授面对枪口也毫无惧色，不能不让赵广陵既佩服又心戚戚然。要什么样的政权，才会把国之大器、民族精英时常置于阴险的枪口下？在中国争民主难道比打败日本鬼子还要残酷血腥吗？打日本是为了救亡，争民主是为了国家中兴，我们究竟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流多少血，才能催生出民主中国的到来呢？
实际上当第一次和闻一多先生见面，看见那恐吓信里的两颗子弹时，赵广陵就决定为自己的先生做点有益的事，为民主运动尽一点力量。他这些时日一直在四处联络退伍老兵，企图组建一个护卫队。但那些好不容易招拢来的老兵竟然会被李子祥的金条所蛊惑，有个老兵曾经问他，让我们干那活儿，你每天给多少钱？
赵广陵身上哪里有钱？他现在的饭钱还靠老下属郑霁资助。国军的一个中层军官如果不“喝兵血”，收入还不抵政府机关的一个小办事员。但在第8军，李弥是最讨厌吃空饷的军官的，一经查实，军法论处。赵广陵也不是按正规途径复员的军官，从军营里狼狈逃出来时，身上的积蓄仅有刚发的军饷。在从山东回云南风餐露宿的旅途中，他两次靠找过去的军中同僚接济，才买得起火车票和汽车票。一个失意的军人，就是大地上的一条流浪狗，牙齿是锋利的，却腹中空空。
组建护卫队的事赵广陵有一天跟闻一多先生提起过，但受到先生的断然拒绝，先生还对赵广陵大加申斥，说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达官显贵吗？帮会老大吗？出入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我们民盟从不要一兵一卒，从来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推倒独裁政权，不是靠枪炮，而是靠民主的理念。你在国民党军队里都学到了些什么？你走吧，我不需要保镖。
那个在编辑部帮忙的陆杰尧，从见到赵广陵第一天起就对他没有好感，他总是对赵广陵说你们国民党军队如何如何，好像他就是一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似的。闻一多先生下逐客令时，赵广陵用求援的眼光望着他，因为他认为陆杰尧是清楚闻先生的处境的，应该赞同他的想法。但陆杰尧并不搭理他，还去把门打开，送客了。
救国无门，报师无路。那几天赵广陵相当消沉，天天在老兵客栈里找醉。在赵广陵的印象中，闻先生从来没有如此严厉地对待过自己的学生，他在学生面前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大二时，有个北方来的同学因为生活实在困难，不知咋的被昆明一个富商的大老婆包养了，那女人少说有五十多岁，脸上的脂粉涂得有城墙厚，常常开着辆道奇车到贫穷的联大校园显摆，两人成天厮混在一起，把那家伙搞得像个鸦片烟鬼似的，昆明话叫“掏枯井”。班上的同学们感到奇耻大辱，结伴要去揍这个有辱联大学风的家伙。闻一多先生知道此事后阻止了大家，有一天在课堂上讲《离骚》，闻先生像往常一样来一段极具个人特色的开场：“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然后掏出烟斗来，问下面：“你们谁要抽？”这其实是给想抽烟的男生们一个信号。但那天闻先生点好烟斗后，丢开讲义，话题一转给大家讲起了《庄子•秋水》，他温和地望着大家说：“抗战时期，国家有难，你们看我和我的家人都在饿肚子，中午我还只靠两个辣椒下饭。但庄子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鸟叫鹓，鹓者，鸾凤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而有一种鸟名鸱，却专以腐烂的鼠肉为食，还自以为是得很。故李商隐有诗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竟未休。’作为一须眉男子，天下有几种饭吃不得，第一汉奸的饭吃不得；第二仇敌的饭吃不得，第三嘛女人的软饭吃不得。腐鼠而已。”在同学们的哄笑中，那个吃软饭的同学头都低在课桌下了。
赵广陵不明白的是，闻先生不把吃软饭的同学赶出教室，却把他赶出了北门书屋的民主周刊编辑部。要是巨浪还活着就好了，赵广陵想。他不是闻先生的高足，巨浪才是。闻先生当年喜欢用秃头毛笔书写教案或书信，那字自有一番名士风味，那些秃头毛笔都是巨浪负责为先生收集，他当年出入闻先生的家就像进自家的门。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闻先生头部负伤，后来联大的课程都改在早上七点上课，十点一到，师生都去城外“跑警报”。每次“跑警报”巨浪总是不离闻先生左右，一边走还一边向天上张望，仿佛随时要扑在闻先生的身上。在松山战场的一个夜晚，两个老同学彻夜喝酒长谈，说到当年在联大的岁月，赵广陵记得巨浪说：“天佑吾师，你说要是那次日本人的炸弹再扔偏一点，中国岂不少了闻先生这样的大师？这狗娘养的小日本，专门来炸我们的校园，是想断我们的文脉啊！”
就在赵广陵还在借酒浇愁的一个冰凉的雨夜，几颗子弹把一个国家对民主的向往击碎了。李公朴先生和他的夫人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偏僻的小巷里忽然蹿出两个冷血的枪手，他们没有多话，也没有勇气站在手无寸铁的李公朴先生的对面，而是从背后开枪。第二天凌晨赵广陵才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医院。那时闻一多先生和很多人都来了，人人眼里都噙着眼泪，泪光里都是燃烧的火焰。“无耻！”李公朴先生喊了一句，一口鲜血从口里喷了出来。
“我为民主而死！”这是他的最后呐喊。
“闻先生，不能再有人为民主而死了。”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赵广陵挤到闻一多身边，轻声对他说。闻一多回头看看他，神色严峻地说：
“像李先生那样为民主而死，是胜利的死！你怕什么？”
赵广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学生自走上抗日战场，就将生死看作白天和黑夜的关系。学生只是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报答先生一二。”
旁边有人附和道：“闻先生，我们要小心啊。那些流氓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先生，让我跟在你身边吧。”赵广陵恳求道。
有几个还没有北上“复员”的联大学生也说：“闻先生，李先生的后事还要料理，好多事都要您出头露面。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纠察队，就让这位打过仗的学兄来带队吧。”
闻一多想了想，“学生纠察队可以，你先前说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我不要。”
从那天起，赵广陵重新回到闻一多身边，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于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年的训练让他具备了在人群就可看出谁是暗藏杀机的刺客，从身后若隐若现的脚步声或鬼魅一般的身影中察觉出跟踪者在哪里。昆明的这些小特务，要论特种技能，大体都在赵广陵身手之下。李公朴先生入殓那天，仪式结束后他和几个民盟的人陪闻一多先生刚走出医院门口，几家媒体的记者围上来，记者还没有发问，闻一多先生就高声怒斥特务无耻、卑鄙，代表中国民盟云南支部申明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查办真凶。这时一个担柴的老翁忽然冲着闻先生跌跌撞撞地过来，闻先生刚想上前去搀扶，赵广陵一步抢上前去，挡在闻先生面前。他抓住那担柴人的手腕时，感觉到了他手上的力量，那是一双舞刀弄枪的手。赵广陵低声怒喝道：“狗特务，给我滚开！”那家伙的目光顿时散乱了，畏缩了，扔下柴就跑。而闻先生还浑然不觉，问赵广陵这老人家怎么了。幸好这时又有个记者追上来提问，才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开。
在李公朴被暗杀的第二天，赵广陵就找到了郑霁，将他堵在被窝里。他对着衣冠不整前来开门的郑霁劈头就是一巴掌。“你他妈的都干了些什么？”
在国军中，老长官既是兄长也是父亲，哪怕他现在已经成了个乞丐，要打要骂都随了他去。
“不是我们干的，老长官。”郑霁捂着脸说。
“那是谁干的？共产党吗？”
郑霁没有过多辩解。他把赵广陵引进屋，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证件来递给他看，赵广陵一下就怔住了，像不认识自己的老下属一般。
原来郑霁不但是宪兵团的中尉排长，还是军统的人。军统无所不在的触角赵广陵并不陌生，就是在铁板一块的军队里，你也随时得提防军中的同僚中谁有军统的背景。戴老板的一个指头，抵得了一个陆军上将。郑霁说：“老长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干的，就跟党国没有关系。我们也正在查呢。霍司令的特务营、宪兵团、稽查处、省党部的人，还有云南的地方势力，甚至共产党的地下党，都有嫌疑。老长官，你不知道，杀人竞赛开始了。”
“杀人竞赛？”
郑霁解释道，现在军统掌握的竞赛双方，是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和云南省党部主委、省政府代主席黄宗礼。鉴于自抗战以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堡垒”，现在联大北上“复员”了，昆明的民主势力大受影响。但当年那些跳得厉害的人，政府是一定要跟他们算账的。而那些试图跟党国分享一点权力、跟着共产党喊组建联合政府的民主党派，未免就太天真了。谁不知道在中国，有枪杆子保证，才会有政府啊，因此政府认为他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尤其是中国民主同盟，看似是中国目前第三大党，但他们只反老蒋，不反老共，这就让蒋主席甚为头痛。霍揆章虽然当了昆明警备司令，但还想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军政大权一把抓；而那个云南老土鳖黄宗礼呢，也想尽早去掉那个“代”字，以圆封疆大吏之梦。暗杀李公朴并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但有人就先动手了。下一个是谁，一定还会有人抢先一步。他们现在认定杀那些知名教授，会取得一石三鸟之效。既可到蒋主席那里邀功，又可嫁祸于共产党，还可趁机搅乱云南局势，赶走龙云的地方势力。现在杀李公朴的两个案犯已经抓到了，正在审讯，看情形有可能是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的人。黄宗礼有些急了，没有抢到头功，就给那些争功的抹了一把黑。但这个云南土鳖是在出卖党国利益啊！郑霁抱怨道。
云南籍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兼省政府代主席黄宗礼，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上过前线，也算是久经战阵的党国元老。但他从来不被家乡人待见，因为跟老蒋跟得紧，抗战时先是被“云南王”龙云驱逐，抗战胜利后才被老蒋钦点回云南主政。他既有边地人的自卑、孤独，又有衣锦还乡的自负、傲慢，常常以封疆大吏自诩。他自言爱自己的家乡把头发都爱白了，因此他痛恨那些自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下江人，外省人，当然也包括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他认为正是这些人败坏了云南淳朴的民风。民国三十四年西南联大发生的“一二•一惨案”，他作为元凶之一被联大的教授联名上书政府，呼吁驱逐，撤职查办。但黄宗礼是那种最典型的乡野土鳖，只效忠一个人，而不顾及效忠的手段。当孙子也好杀人放火也罢，只要老蒋高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大约属于那种拙劣的画匠，本想给领袖的形象涂彩，结果是越描越黑。他利用省党部的特权，不但严格审查李公朴惨案的新闻报道，甚至还亲自修改稿件标题。但他对党国的一片忠心看上去却居心叵测。因为就是共产党方面的高人，也想不出如此让国民党颜面扫地的新闻标题—— “桃色事件引发血案，李公朴终遭情杀。”文章用通俗小说家的笔法，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李公朴先生到昆明后，如何假宣扬民主之名，勾引良家少妇某某，使其怀孕，少妇婆家打上门去论理无果，最终导致此桩情杀惨案。又云昆明本民风纯良之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妻贤夫敦厚，叔嫂不通问；人们平易恬淡，邪气不侵。自抗战起，下江人蜂拥而至，西洋民主被奸党操弄，蛊惑民心，乱我国本。须知民主并非不守宗法伦理，民主亦非随意易妻而眠。李公朴之死，纯属夺妻之恨引发仇怨，与民主无涉。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此奇文一出，舆论汹涌，天怨神怒。如果一个堂堂的政府开始耍流氓了，那它必将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民心。民心已经在淌血了，他们还要往民心上补上几刀。连昆明大街上的小脚老太太都骂政府不讲道理，昆明话叫作“说话喷钢”。但黄宗礼的嘴里不但“喷钢”，还要喷出子弹来哩。黄宗礼对手下的幕僚说：“云南人本来就老实憨厚，都是被联大的那些喊民主的教授和学生教唆坏了，这些教授、学生又是被龙云惯坏了的。杀一个不能以儆效尤，就再杀一个！你不去杀他，人家就赶到前头去杀了。还有人想把坦克开到大街上去哩。”
有个级别很高的特工说：“黄主席，卑职可以把他们秘密逮捕，秘密处决，就说他们都跟女人私奔了。”
黄宗礼回答道：“都是些胡子一大把的人了，又是品行没有瑕疵的教授知识分子，谁相信他们会私奔？你们就不动动脑子？”
“那我们就制造一场车祸，或者把他们丢到翠湖里，说他们不慎溺亡。黄主席，卑职以为：公开枪杀或者暗杀，会让那些教授们更铁了心跟共产党走。”
一个刚刚入行的特务建言道：“或许我们可以找几个妓女去和他们睡觉， 把他们当嫖客抓起来，在报纸上坏他们的名声，然后说他们在监狱里自杀了。”
黄宗礼喝道：“这种死硬分子怎么会在监狱里自杀？”
那个小特务嘀咕道：“在我们的监狱，喝口凉水也会噎死呢，睡觉也会一觉醒不来哩。要是还没有人相信，就说他们在玩躲猫猫游戏时高兴得死了。”
“妇人之见！哪个政府的监狱里会‘喝凉水死’？‘睡觉死’？‘躲猫猫死’？有这么混蛋的当政者吗？当此国家戡乱之际，奸党作乱，匪盗四起，不杀一两个教授，不能以正视听，也不足以维护领袖威望。你们怕什么？”黄宗礼拍着桌子上的一张昨天的《大公报》，头版就是闻一多在演讲时大声疾呼的照片，“你们看闻一多这种煽动骚乱的分子，走在大街上振臂一呼，从者如云。政府对他们太宽容了！再不除此逆贼，任由他们搞啥民主选举，将来天下不是国民党的，也不会是共产党的，而是民盟的了。”
那个高级特工想，党国就要败在这个云南土鳖手上了。人家共产党拼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倡导者、捍卫者、拥戴者，他们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画一块“联合政府”的饼笼络知识分子的心，而我们却用枪弹把教授知识分子驱赶到他们的怀抱，共产党不得天下才怪了！二战结束后法西斯被钉进了棺材，党国里的蠢货们却要将它借尸还魂，以后该是人家把我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他鼓起勇气说：
“黄主席，为了党国的利益，卑职不能不斗胆进言，杀一个闻一多，于共产党无伤毫毛，但给党国造成的损失，比丢掉十座城池更甚！”
“城池丢掉了，可以再打下来；人们脑子里的这主义那思想多了，你占再多城池有何用？”黄宗礼起身把那张《大公报》钉在墙上，对那特工说：“把你的枪拿来。”他接过枪，推弹上膛，“啪”地一枪打在报纸上。“哼哼，我以为你们的枪都哑火了呢。国家养你们不就是为了维护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吗？”
这特工被上峰的羞辱激怒了，他挺起胸脯说：“黄主席，卑职等杀闻一多不过是踩死一只蚂蚁。不过，这不是卑职等该干的事情啊！这分明是在帮共产党！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还是请示一下南京方面吧？”
黄宗礼冷笑两声：“你就说我是共产党，不就好了吗？但遗憾啊，老弟，我还是你的上司。你被解职了，去感化院好好休养吧。”
而在昆明警备司令部，下一个暗杀目标不仅早已锁定，而且还迫不及待。因为执行上次任务的几个特务都已经加官封赏，这些党国的军人们并不在意什么社会舆论，也不会过多考虑杀了一两个民主人士，会把更多的知识分子推到共产党一边。他们只相信手中拥有的武力，认为民心是可以用枪弹和威权弹压的。他们大多参加过抗战，认为国家是自己保卫下来的，失地是自己收复的，天下当然该由党国来坐，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凭什么来分一杯羹呢？不但不让你们分享权力，还不准你们乱说乱讲。军人的行事方式只有一条：谁挡我的路，我就把他干掉；而独裁政权的驭民之术其实更为简单：我可以任意行事，你不能指手画脚。
黄埔一期生、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也许还沉浸在两年前胜利赢得滇西战役的自豪中，他指挥的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收复古城腾冲，直至把小日本赶出国境。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首次对日军的主动大反攻，他是主要指挥者之一，那时他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班师回到昆明时，人们倾城出动、夹道欢迎，鲜花淹没了国军士兵们行进的队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晃得他感觉自己真是个卫国御敌的民族英雄。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巨大的荣誉离民族罪人仅是一步之遥。
有谁会想到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杀向日寇的陆军中将，会为杀几个教授知识分子而绞尽脑汁，组建了一个冷血残忍的行动小组呢？他当然知道省党部那边黄宗礼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暗杀行动。他是军人，知道时机的重要。他等不得南京那边的命令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是骄傲自信的军人的做事风格。但军人一旦介入政治，城市的大街上必定会充满血腥味，军人在战场上的勇敢就变成鲁莽了。军人的敌人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学生、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宪兵团的中尉排长郑霁被指定为这个近百人的行动组外围成员，他听人说闻一多这两天好像雇了个保镖，身材高大、面目狰狞，像是个训练有素的人，成天跟他形影不离。这人还带着一帮学生，总是围在闻一多的身前身后，让行动组的杀手不好下手。郑霁一下就想到了赵广陵，老长官也命在旦夕了。
那几天赵广陵睡觉都在先生家外屋的沙发上。开初闻先生和民盟的人都不赞成赵广陵的做法，说我们民盟是倡导和平、反对暴力的组织，面对暴力，我们宁可用自己的鲜血和语言去还击。当赵广陵把从那个担柴老头儿的柴里搜出的一把两尺长的刀拿给他们看时，闻先生还天真地说：“也许是人家砍柴用的呢。”赵广陵回答道：“先生，我可没忘记当年你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鱼肠剑’的故事，还有‘图穷匕首见’。古时的刺客都是义士，现在的刺客都是流氓。政府一旦耍起流氓来，比街头上的小混混流氓多了。”
闻一多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就像父亲忽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成熟了。“过去总是我告诉你们该如何如何，现在你能当我的先生了。从如何提防特务，到怎么烤好一个土豆。哈哈。”
由于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教授已经回北平天津去了，学生们也走得差不多了，位于西仓坡的联大教授宿舍越发冷清肃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一排房子只剩下他和潘光旦先生两家。别说晚上月黑风高，鬼影幢幢，就是白天也显得阴森恐怖，杀气萦绕。那些遍布在昆明大街小巷的各种传闻，就像随时都会飞出来的子弹，西仓坡周边那些曲里拐弯、阴暗狭窄的小巷，仿佛每一转角处都暗藏着一双阴鸷的眼睛，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昨天特务们查封了中俄友好协会，抓捕了几个工作人员。白色恐怖已经悄然袭来。赵广陵和闻一多身边的人都力劝他赶快离开昆明这座充满杀气的城市。但闻先生说：
“我一离开，诸事停顿，那些刽子手们岂不羞辱了我的骄傲？”
闻先生那时正埋头刻手上的一枚图章，屋子里光线昏暗，他不得不摘下眼镜将脸凑近些才看得见下刀，颔下的胡须都快要飘到图章上去了。赵广陵至今还背得几年以前，由浦江清教授亲笔撰写，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熊庆来、朱自清、杨振声、潘光旦、沈从文等知名教授联合署名的为闻先生“挂牌治印”打广告的骈文润格：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文人教授即便为生计谋，卖艺养家，行事也风雅守正，洋洒洒雅士风范，凛凛然圣贤气派。纵然如闻先生所说是“手工业者”，但也被人广为传诵，引为美谈，士穷乃见节义矣。赵广陵知道闻先生这些天抓紧为人刻图章，是为了给家人买回北平的飞机票。上午闻师母还带着两个小女儿上街摆地摊卖家中剩余的东西呢。赵广陵多年以后还在懊悔自己当时身上没有钱，他要是能为闻先生买一张机票，怎么会有后来的悲剧？
那天下午赵广陵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土豆，回到闻家后他就将土豆丢在炉灰里，炉子上的茶烧好后，土豆在滚烫的灰里也烘熟了。闻先生大约从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烤土豆，他啧啧连声地说，这简直比烤乳猪还香，就像“白肉”比真正的肉还香一样。闻先生家本来人口就多，开支大，加上来拜访的人多，先生又好客，话投机了就非要留人吃饭。一些不明就里的客人认为闻一多先生那么大的教授，家中该不缺吃喝的，因此也就不客气了。这些天先生到处出席各种集会和新闻发布会，筹办明天就要举行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不是忙得顾不上吃饭，而是根本就没有米下锅。下午出席工商界的一个聚会，去的路上闻先生不知不觉地说了声，“这些老板们会管我们一顿晚饭吧。”声音虽然小，但听得闻先生身边的几个人都充满神往。但到聚会结束时，闻先生起身率先离开了，尽管主人有留饭之意。回家路上闻先生的儿子闻立鹤问：“爸爸，为什么不吃饭再走？”闻先生没有回答，只是拉紧儿子的手快步疾走。
晚上十点，闻先生刻完最后一枚图章，赵广陵看到闻先生还在狭小的客厅里转来转去，四处打量的目光里都透着饥饿。他有些得意地笑了，从火灰里拨出专为先生留下的最后一个土豆。先生的目光竟然难掩惊喜，毫不客气地就接过去了，连灰都不多拍几下，就把还嫌烫的土豆一口塞进虬髯乱布的嘴里。土豆下肚，他大约才感到自己在学生面前的失态，便自嘲说：“刻章也是个体力活儿啊，饿得快。”
赵广陵心里一阵阵发酸。下午的聚会上，一个商界大佬说，有人说你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还发给你们薪水，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们。闻先生当时高声反驳说，你说的不对，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从不从属于任何政党。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们不搞独裁政治，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你真要把我们看着什么尾巴，那我们就是人民的尾巴！
本来可以暂且免于饥饿的晚餐，就这样泡汤了。
“先生，你要再次答应我，明天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不要上台去讲话。”赵广陵看闻先生的情绪有些好转了，就重提这个要求。吃晚饭时，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几位先生都要求闻先生明天不要去出席追悼会，说我们不跟他们争一时长短，留得青山在，将来有跟他们算账的那一天。但闻先生说，我这个湖北佬就是犟，我说几句话，又能把我怎么了？我就不信天下真有不让人说话的流氓政府！后来大家一再恳求，闻先生才答应不讲话，但追悼会一定要去，不然何以面对李公朴先生的在天之灵。
闻先生拿着烟斗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说：“‘子曰：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教过你们没有？”
“大二时，先生讲《论语》时教过。但是先生，此邦非彼邦了。”
“难道此言非圣贤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像李先生那样为民主而死，总比在家老死，得肺病而死，溺水而死，出车祸而死，更能留取丹心照汗青吧。”
要论圣贤之言，学生怎么说得过老师？“先生，我们不谈死好吗？邦无道，我们更要活下去。学生在上军校时，教官告诉我们，当敌方的火力瞄准你时，你要做的首要事情，是隐蔽。所谓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你呀，还是上过战场的人。”闻先生用烟斗点着赵广陵的头，“两军对垒，比的是啥？还要我来告诉你？农夫比粟，商贾比财，烈士比义。”
“先生，您提到战场，让学生想起了在松山战场上，有个雨夜我和巨浪蹲在战壕里，天上的雨真是个大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得用钢盔往外舀水。巨浪说，有时他会觉得，我们在这里御敌厮杀，就是为了让闻先生这样的鸿儒大师有一方安静的书桌，潜心做学问。有闻先生这样的大师在，中华文化就存在，就会代代传承下去，中国就不会亡国。小日本占得了我们的几片土地，他永远灭亡不了我们的文化。”
“唉，巨浪……”
“先生，巨浪一直是把先生的《楚辞校补》背在行军囊里的。他阵亡时，鲜血都把《楚辞校补》洇红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为师不才……”闻一多先生忽然伤感起来，他蜷缩在破旧的沙发一隅，衔着烟斗，像个小老头般孱弱而孤独。
昏暗的屋子里一灯如豆，像赵广陵经常露宿的马车店一般寒酸简陋，并充满羁旅之人的飘泊感伤。先生的手稿和参考典籍堆放在不大的书桌上，有一层薄薄的灰，一方砚台上的墨汁早已干涸，几支秃笔胡乱扔在桌子上，像是受到冷落的孩子。此情此景，让赵广陵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抗战八年，烽烟遍九州，家国已破碎，连闻先生这样的大教授也不得不忍受流离失所的困顿贫寒。先生老了，当初从长沙一起徒步到昆明，漫漫三千多里风雨路，先生的脚步始终是矫健的，脸膛是黑红黑红的。现在你看他拖着脚步走路的背影，你看他苍白衰弱的面庞，难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画像？难道闻一多先生这样的鸿儒大师，就该放下手中的学问不做，独自去面对整个社会的黑暗？还有流言、诽谤、谩骂、攻讦、直至死亡的威胁。中国，请善待我们的大师；中国，请给我们的教授一方安宁的书桌。请让我们的读书做学问的人在这样的夜晚，青灯黄卷下，叼着烟斗，沏壶热茶，怡然自得地打开手边的书卷，而不用担心因为多说了几句话，门口就布满了特务和黑洞洞的枪口。
“闻先生，学生有一问题想请教，可以吗？”
“你说。”
“有人说你跟共产党有来往，甚至说你早就是共产党。”
“嗯，我跟他们有过接触。我们的主张和他们在很多方面基本一致。你没有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联合政府》吗？”
“学生看了。”赵广陵去年在山东战场上就搞到这本小册子了，还被李弥批了一通。他在闻一多先生家里再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发现书里到处是划痕、批注，书角都翻出毛边了。当时他就想：先生不愧是做学问的人，连涉足政治，也用做学问的精神去面对。
“先生，共产党有人有枪有军队，要推翻独裁政权，由他们去干好了。中国的政治改变，学生认为，不是靠多说几句话就变得了的。先生是做学问的人，何不……”
“你说的什么话！”闻一多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五四’精神是怎么来的？民主意识不靠我们这些有读书人去发动民众，灌输呐喊，枪炮打下来的天下照样不会有民主。”
也许因为激动，闻先生猛烈地咳嗽起来，赵广陵忙过去扶他坐下，说：“先生，我就怕你发诗人脾气。”随后他又递过去一杯热茶。
“我不写诗久矣。”闻先生缓过劲儿来，又像个父亲对孩子说话似的说，“广陵，我还没有老，对吧？该怒发冲冠的时候，我还是诗人。嘿嘿，我想起来了，1919年闹‘五四’时，我还是清华的学生哩，头天听说北大的学生上街了，当晚我就在我们的壁报上抄写了一遍岳飞的《满江红》。第二天我们清华的学生全上街了。哈哈，我从来就是个煽动骚乱的分子。别忘了，我是全宇宙的energy（能量）。”
闻一多脸上难得地现出一个自信的微笑，赵广陵趁机说：“下午我在宪兵团的老下属让报童送来一张便条，要我赶紧离开昆明，具体原因他没有说。我想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李公朴先生的丧事办完后，先生也赶紧离开这座到处是流言蜚语、明枪暗箭，到处充满恐怖血腥味的城市吧。《楚辞》的研究还等着先生啊。”
闻先生沉默了，过了会儿才有些懊恼地说：“我现在还凑不齐他们的机票钱。”他向里屋努努嘴，“我岂能先他们而离开昆明？”
一阵阵凉风掠过屋顶，传来树叶的窸窣声，蛐蛐在外面低吟浅唱，高原夜空中流星陨落的叹息仿佛也听闻得见。寂静的世界让人感到连恐怖这个怪兽也歇息了。里间传来闻师母和孩子们均匀恬静的呼吸声，闻一多先生屏息向那边瞩目良久，忽然回头，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纯真而幸福的模样。
“你听，这真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说。
那个晚上赵广陵倚靠在闻先生家的沙发上几乎一夜未眠。他把明天在追悼会上可能要发生的情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学生纠察队的人该如何分工布置，闻先生和几个教授身边应该有哪些人随时照应。身藏暗器的特务是肯定要混在人群中的，军警会不会当场抓人呢？只要事态不激化，想来应该不会。政府再怎么也得顾惜点脸面吧。李公朴先生之死，已经让海内外舆论大哗，据说连美国驻华大使都表示了关注，国民政府还说要查明真凶。他们即便不顾民心，毕竟还要看美国人的脸面，还指望美国人的外援打内战。晚饭时几个教授分析局势时还说，国民党正在跟美国政府谈一笔五亿美元的军援，但司徒雷登已经明确表态，要军援可以，但必须先跟共产党谈和平和组建联合政府的事，还特别提到了要根除特务政治。因此，教授们推断国民党不敢再杀人了，对他们来说，军援毕竟事大。明天闻一多先生只要不上演讲台，料定没有谁胆敢下手。本来还有扶棺游行的计划，但担心激怒政府，怕闻先生等人一路上不安全，便取消了。追悼会结束后闻先生将回家，下午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在民主周刊社开。闻先生会有个发言，并回答记者问题。然后他再回家吃晚饭，只要平安到家了，这危险的一天就过去了。至于后面的事情，赵广陵想找郑霁再借一笔钱，尽快帮闻先生一家买到机票，让他们回到北平。
第二天一大早，赵广陵在迷糊中听到走过客厅的脚步声。他赶忙翻身起来，原来是闻家的老保姆刘妈要去买早点。赵广陵忽然想起自己应该再去踏勘一下从闻家到云南大学至公堂追悼会场的线路，就对刘妈说：“让我去把，我刚好要出去看看情况。”他接过刘妈手上的几文零钱，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说刘妈，你帮我找个家伙，打狗用的。刘妈心领神会，回到厨房给赵广陵递来根捅灶火用的火钩。赵广陵在手上试了试，那火钩有二尺多长，大拇指粗，还算顺手。
天已经放亮了，一些早点铺前炉灶上冒出的青烟弥漫在小巷里，是个晴朗的早晨，阳光把青烟的轮廓勾勒出来，在或明或暗的巷子里弥漫得颇富诗意。连走了两条巷子，基本看不到行人。这让赵广陵生疑，他左看右看，甚至还在转过巷子拐角处又忽然反身折回，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本来他应该在路边买一钵米线就往回走了，可他想再多走几步，去云南大学校园里看看情况，再把至公堂周边的地形查看一遍。他昨晚就想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如果会场大门被军警特务封锁了，他将推开窗户，把闻先生等人从窗户接出去，走这条小路穿过一片花园和树林，然后进一排民房，再从民房中穿出去就可到文林街，从文林街再走两百来米，便可回到西仓坡闻先生的家了。
他走到一处叫丁字坡的地方，那里有个补鞋的老人。似睡非睡，孤单得可疑。这帮笨蛋，哪个补鞋匠大清早的会来摆摊。赵广陵正暗笑那帮吃特务饭的家伙智商低，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轰鸣，随即是尖锐的车轮急刹声。来了。赵广陵闪身往街沿上一跳，抡起手上的火钩，横在身前。
一辆土黄色篷布的美式吉普“吱啦”一声停在他身边，“老长官，快上车！”驾驶座上的人喊。
赵广陵那时有两个选择，要么上车，要么转身就跑。但他再一次在关键时刻押错了宝。他上车是想跟郑霁说，要是还认我这个老长官，借笔钱给我。
坐上驾驶副座后，他话还未说出口，后脑就被重重一击。到他醒来时，已经是在离昆明两百来公里的玉溪县的监狱里了。监狱长竟然也是他从前手下的兵。这个家伙说：
“老长官，昆明出大事了。有个叫闻一多的教授被人杀了。郑霁是为了保护你，才把你送到我这里来的。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现在那边在到处抓人哩。”
赵广陵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把牢房铁门的栏杆都掰断了两根。
附件 3 ：
致友人书
穆旦学长台鉴：
愚弟抱歉万端，叩请学长海涵。兄台去年夏季雁书，今日上午才辗转送达。四季轮替已一年有余矣！此误非邮差之责，弟去夏身陷囹圄半年，出狱后在一偏远乡村隐名埋姓，生存颇为困顿尴尬。为避祸，弟现已易名赵迅矣。赵迅者，鲁迅先生追随者也。今后学长可按此名赐大札。地址见后。
学长八行书中询问闻一多先生遇害之事，一年之后，愚弟仿佛仍在噩梦中尚未醒来。弟受闻先生事牵连，几被当局通缉追杀，幸得往昔军中同僚暗中保护，方才苟活到今日。然保护吾师之责，不才失职矣！铸此大错，痛悔终生。有朝一日倘能相逢，再细诉详情。
从收音机中得悉，兄台所办之报纸已被查封，不知属实否？当此时局，既乱且危，国民政府民心丧尽，独裁政治穷途末路。国家民族何去何从，吾等曾胸怀大志之有为青年，联大骄子，军中精英，竟也在此关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弟亦深知学长对时局见解独到，行事果决，望能指教愚弟一二。
弟在乡下谋得一教职，苟且偷生耳。乡间生活倒也纯朴安宁，弟正可补读圣贤之书。昆明最近风声渐渐平息，杀害闻先生之主凶已被枪决，霍揆章、黄宗礼等元凶也已撤职调离。是故弟考虑明年重回昆明做些有益社会人生之事。
学长能否帮弟找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相关书籍？弟一年来隐居乡间，越发眷念当年在联大之舞台活动矣。弟不才，脸、名俱“废”，幕后组织推动之工作，或可担承。尚望学长抬爱。
行文到此，弟决心已在笔后也。不日即赴昆明，开创全新之生活。乡间生活之沉闷单调，弟实在不能多容忍一分一秒耳！
见信勿回。新地址俟弟到昆后再来信告兄。
赵迅 敬上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