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联大已经复员了，秋季三校各自在京、津开课。你还不知道吗？”
闻一多先生坐在一张破藤椅上，跷着腿，却不断去扯左脚上翘起的圆口布鞋，鞋已经很旧了，没有了张力，总是似掉非掉，看来这双老布鞋即便不走路时，也套不牢脚。
这是昆明北门街上的一栋二层小楼，至少有上百年历史，一楼墙体为未经烧制的土坯砖，年深日久后发出古老的苍黄色，风啃过雨吃过，掉边缺角的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二楼为木板镶架，更像老妪饱经风霜的脸。雕花木窗外檐的歇山瓦屋顶上总是长满了荒草。麻雀在其间嬉戏，燕子在屋檐下筑巢。这类房屋开间低矮，楼道狭窄，人上楼侧身，进门低头，倒也很符合古时礼义。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分部主办的《民主周刊》杂志，就租住在这幢临街的小楼里。这里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北门书屋”的所在地，抗战时这里常常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楚图南、潘光旦、张光年等常来这里谈论国事，进步青年学生更是把这里当作追求新思想的源地。书屋里可以买到列宁、高尔基、鲁迅、毛泽东、巴金、老舍的书，还有许多思想“左倾”的青年诗人的现代诗歌和散文，如穆旦、臧克家、田间、李旷田等。它虽然只是一幢陈旧的中式老屋，但在当局看来，它是赤色的，是共产党出钱办的，因为它宣扬民主。
闻一多先生对面是个显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像个刚从战场上溃退下来面对长官的败兵，只是一双冷峻的眼睛里还难掩深深的渴望。他背一个美军防雨背囊，还穿着与昆明当下时令不合适的“罗斯福呢”军大衣，那上面有战火的硝烟、死尸的味道、女人褪色了的劣质口红、想随他回家的战友一路紧跟的冤魂、火车上的煤灰、路边餐馆里遗留下的残渍、田埂上的新泥、乌鸦的粪便、灌木丛中沾上的即将发芽的草籽，以及一个流浪汉八千里路云和月浸染到皮肤里的风尘和落魄。
“先生，我是在路上看报纸才得知联大复员北归的消息，但又说先生还在昆明，我就赶过来了。”这个青年人小心地说。
“民盟这边还有好多事走不开，他们又让我主持这家刊物。现在是反内战、反独裁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不能松劲。”闻一多伸手去桌案上挪开那些成沓的稿件，找到刚才这个年轻人递来的一张复员证，当时他看了一眼就丢在桌上了。因为他怀疑来人又是一个来送恐吓信的特务，这样的经历他已经遭遇不少了。
“赵广陵。”闻一多先生推了推眼镜，“抱歉，你是我哪一届的学生呢？”闻一多露出一个羞赧的笑脸，随后把烟斗衔在嘴上，仿佛为了掩饰自己的健忘。
“1937届，长沙临时大学时注册入学的。大一时朱自清先生教我国文读本，大二时先生教过我唐诗选读。”年轻人仿佛更感到羞涩，作为学生，也许没有比不被老师记住名字更难堪的时候了。“我还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先生在贵州威宁时，还教我打过草鞋。”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从云南牵一头骡子到长沙报到，半年后又跟我们回到昆明上学的云南娃娃。你还是联大剧团的，演过《雷雨》里的鲁大海！” 赵广陵同学名正言顺了。
“是，是是，先生那时亲自指导我们排戏，还帮我们做舞台设计画布景。先生，你把布景铺在地上作泼墨画，旁边给先生递颜料的就是我啊。”
闻一多毕竟是诗人，激动得从藤椅上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动作太猛，藤椅都翻倒了。但他并不管，两步抢到赵广陵面前，抓住了他的双臂，大声喊道：
“你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对不对？”
“对，对，大二去的，先生。”赵广陵为大名鼎鼎的教授终于认出了自己而热泪盈眶，就像与双亲失散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父亲，刚才的拘谨、敬畏烟消云散。
“你们一起去的有三个同学，被联大的学生们叫作‘三剑客’，你，巨浪，还有一个曾昭抡教授的弟子，叫……刘、刘……”
“刘苍璧，先生。”
“对啰，对啰。当时我跟曾昭抡先生说起过，我是反对巨浪考军校的，是要培养他跟我做《楚辞》考证的，但曾先生说国难当头、青年学子投笔从戎是好事。巨浪还跟我讲要去过什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生活，让我一顿好骂。巨浪现在哪里？刘苍璧呢？嗨，嗨，看我高兴的，杰尧，快过来给客人倒茶。你先坐那边，我们慢慢说。”
赵广陵被闻一多按到一张像云南的山路一般崎岖不平的破沙发上，他感到自己只有半边屁股坐踏实了，不过这有什么呢，他有掉队的士兵终于归队的幸福感。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穿长衫的年轻人从隔壁房间提了个竹壳水瓶来，闻一多快人快语，介绍说：“陆杰尧，去年联大毕业的，现在是云大的青年老师。来我这里帮忙，也是我们民盟的人。这位是我的学生赵广陵，应算是你的学兄。为打日本人从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嗯，你杀过日本鬼子吗？”
“先生，学生曾在北方敌后打过游击，又有幸参加了滇西远征军的反攻，亲毙鬼子十二名，其中军官两名，士官生一名，其余九名为普通鬼子兵。先生，学生还和巨浪同学联手抓了一个活的。”赵广陵像汇报自己的学业一样，略带自豪又毕恭毕敬地向闻一多先生报告。
“好样的！”闻一多一掌拍在赵广陵的腿上，又指指自己头上的一处伤疤，“你可帮你的先生报血仇了。”赵广陵想起来了，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日本飞机轰炸昆明，闻先生头部负伤。战场上亲毙日寇的快意，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溢满全身。
闻一多又仔细端详了赵广陵，“难怪我没认出你来，这脸上的伤……”
“先生，在松山战场上落下的。”
“啊，你参加了松山战役，杀了那么多倭寇。不得了啊！了不得啊！你毕业了，从抗战这个伟大的课堂上毕业了！你是我们的英雄，能活着回来的都是英雄。”闻一多不断摇晃着赵广陵的胳膊，就像他平常在面对上千听众的演讲。先生嗓门洪亮，极富感染力，是天生的演讲家。在联大时同学们私下说，闻先生开口说话，机枪大炮，不在话下。
“为抗战而死的人才是英雄，先生。我不配。”赵广陵有些局促地说。
“嗯，上了战场的都是英雄！”闻一多摸了摸自己下巴上浓密的胡子，赵广陵还记得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来云南时起，先生就蓄须明志，不打败日本人绝不剃须。而闻一多先生的美髯被人暗中称奇的是：胡须初蓄时是黑色的，但随着时光流逝，先生颔下的胡须由黑转黄，后来几近金黄色，像一团燃烧之火的火芯。抗战胜利后先生剃须之事，报纸上都有报道。那时的闻一多先生显得儒雅、高贵，有大儒之气、君子之风。现在先生又蓄须了，难道先生又发了什么宏愿了吗？也许是民主、自由、和平在中国的实现。赵广陵想。
“快告诉我，巨浪在哪里？我有一年多没有他的信了，他还好吗？”
“先生……”赵广陵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闻一多先生鼓起一双考据学者才有的那种犀利敏锐的眼睛，目光似乎要穿破镜片，要从赵广陵那里得到关乎生与死的考证。但这个一身战伤的学生满脸泪珠已说明了一切。他哆嗦着把烟斗放在嘴上，又取下，再放上去。身边的陆杰尧忙找来一盒火柴想给先生点上。但闻一多推开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趿拉着双脚踱步到窗前，把有些佝偻的背影留给还在默默流泪的赵广陵。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先生的声调也哽咽了。
“先生，巨浪是真正的英雄，铁血好男儿，我们联大的骄傲。”赵广陵抹干了脸上的眼泪，“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时，他跟随一支中美混编的突击队一直追杀日本鬼子到中缅边境，先是在一个叫黑山门的地方和日军激战。战功表上说巨浪那时已经三处负伤，左手齐手肘处被炮弹炸断。但他断臂振呼不已，另一只手持‘汤姆逊’冲锋枪，身先士卒、浴血厮杀。攻下黑山门后担架兵要来抬巨浪下火线，但巨浪说，兄弟们，黑山门已克，下面十来里就是国门畹町镇，跟我来呀！把这些狗杂种打出国门！”
“魂兮归来，我的孩子……”闻一多先生号啕大哭，浑身发抖，最后捂着腹部，蹲在了地上。
赵广陵记得，闻一多先生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不仅在于他的学问做得好、诗歌写得好，也不仅在于他敢和政府的专制独裁作斗争，还跟他像慈父一样爱护学生，“行义”“任侠”大有关系。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们都在传诵30年代初期，闻一多先生还在青岛大学当教授时，一个学生被日本浪人无端打了，政府反而追究这个学生的责任。闻一多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中国！难道你亡国了吗？”这声呼喊之后，学生们冲出了校园，把那个日本浪人痛揍一顿。学生们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教授敢鼓动学生出去打架，“该打的架，一定要打回来。”这就是闻一多先生的血性。而多年前当他的得意弟子巨浪和赵广陵、刘苍璧要离开联大去黄埔军校时，闻一多先生从所住的城东郊追到西郊的长途汽车客运站，给他们送来三只鸡腿、六个茶叶蛋和一包干辣椒。巨浪他们岂不知先生这份送行厚礼，足可抵闻家至少半月开销，又岂不知先生一月的薪水仅够半月之用？闻家餐桌上最好的菜肴便是难得一见的几块豆腐，被先生称之为“白肉”，还自己舍不得吃，悉数让给孩子。三个从军的学子那时感动得跳下车来，在先生面前长跪不起，涕泗横流。而闻一多先生却对巨浪说：“我不是来看你流眼泪的。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刚出版的《楚辞校补》，文字校勘我都做了，释义完成了一部分。我等你打完日本鬼子，再回来帮我，我们一起再出版增补本。”
赵广陵还记得，当他们乘坐的那辆烧煤炭的蒸汽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出汽车站时，闻一多先生和来送行的同学们还站在路边，不停地挥手，长久地伫立。煤烟一团又一团地飘向先生，让他不得不眯起双眼。煤烟啊煤烟，赶快散去罢，不要遮挡我的教授单薄的身影；眼泪啊眼泪，请不要再流淌，让我再望一望我的教授不屈的面庞。巨浪在松山战场上曾跟赵广陵说起过，最痛彻心扉、最温暖蚀骨的就是闻一多先生这烟尘中的挥手，那渐行渐远、愈拉愈长的父亲般眷念的目光。可哪堪想，这凝望的目光一直延续到今天，竟化作一声“魂兮归来”的哀泣。
往事依稀又温情，现实破碎又严酷。早年的校园生活就是一场难以忘怀的初恋。从内战前线死里逃生、改名换姓回到后方的赵广陵，背囊有一本经受了硝烟磨洗、鲜血浸染的闻一多先生早年的讲义《岑嘉州系年考证》，是用手抄纸誊写的。这种纸是用云南的枸树皮沤烂成浆后手工制作而成，几乎是蔡伦造纸术的20世纪版。其书页粗糙，形同草纸，封面简陋而字迹模糊，但却是赵广陵在抗战岁月中的枕边书和精神依托。这是当年闻一多先生给学生们上唐诗课时，亲手抄来发给学生的。联大那时连油印讲义都做不到，许多先生都不得不夤夜为学生誊写讲义。闻一多先生手捧自己这本早年的讲义，摩挲着上面在乱世烽烟中用蝇头小楷写下的考订辨误，动情地问自己的弟子：
“你还在作‘边塞诗’的功课？”
赵广陵回答道：“岑参两度从军，往来边陲，饱尝塞外烽烟，遂有‘迥拔孤秀’‘语奇体峻’之诗风；学生投笔报国，抵御外侮，痛饮倭寇之血，现在有资格追随先生再做‘边塞诗’之学习和研究了。”
让赵广陵有些意外的是，闻一多先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才说：“我怕是不能做你的先生了。”
“先生？”
“我已经接到死神的请帖了。”闻一多起身到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沓恐吓信函，递给赵广陵。两颗子弹还不小心“叮当”一声掉落出来，就像黑暗中的冷笑。
“先生，他们竟然敢……”赵广陵几乎大叫起来。
“他们会的。” 闻一多先生轻蔑地吐出一口烟，“这样专制独裁的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既然敢围攻大学，戕害学生，他们当然也会枪杀一个教授。这帮龟孙子，不让人说话，妄图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愚蠢至极。有种的话，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公审我好了。我会把审判台当成宣扬民主和平的讲台。”
闻一多和李公朴那时是中国民主同盟昆明分部的负责人，更是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民主之光的两盏灯，这灯在腥风血雨中飘摇，在深渊一般的黑暗中传递着温暖和希望。尽管很微弱，却总算有人擎着这不屈的民主之灯，召唤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人们。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昆明大街上的血腥恐怖，一点也不亚于前线。他的学弟学妹们，为了不让赵广陵这样的抗日军人重陷内战的漩涡，从抗战胜利之日起，就不遗余力地呼唤和平与民主。但政府认为这些学生都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蓄意破坏抗战建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局面。军情部门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几千师生，以及部分受蒙蔽的昆明市民，聚众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反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的聚会，实则是图谋颠覆政府的不轨行为。在聚会上发表演讲的知名教授、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普通市民和工人，都有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匪徒”。因此他们派军警包围了这个“非法的”演讲大会，切断了电线，用飞过人们头顶的机枪、步枪子弹去恫吓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的赤色歌曲的人们。这些“匪徒”的老师——正在演讲的联大教授费孝通先生在枪声中大喊：“我们呼吁和平，在枪炮声中我们更需要呼吁和平！”而政府的中央社在第二天却发通稿，言之凿凿地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中央社语焉不详地描述身份不明的匪徒们如何啸聚西南联大这所高等学府，玷污学府重地，破坏国家稳定。军队不得已才出动，武力驱散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学生，缉拿匪首。而众匪徒竟然还手挽手高唱《我们反对这个》《团结就是力量》等赤色歌曲，与维持秩序的军队对峙，导致煽动闹事之“匪首”潜逃。尽管如此，中央社称这是一次完美的行动，军队始终保持了克制，没有捕人，没有流血冲突。在停电之后，月黑风高，鸦雀归巢，军队最后护送受蛊惑之民众平安回家，西郊匪患终得平息。云云。
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最高学府组建的西南联大竟然是“土匪窝子”，莘莘学子都成了“匪徒”，教授和学生们斯文扫地，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向市民们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青年和教授，是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当地政府颁发了关于游行集会的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凡学生或市民要上街游行聚会，需向地方治安当局申请。而政府同时又告示天下，你如果是良民，你就不会游行聚会；你如果参加游行聚会，你就是匪徒。对前来申请游行的非法分子不是批准与否的问题，而应一律逮捕。没多久中央通讯社又宣布说，一些“匪徒”未经申请便擅自上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以致引起社会公愤。昆明爱国爱党之市民，应自发组织起来，驱散上街之不良学生，训导其回校好好念书，莫辜负大好光阴，不谈国事，不许罢课。有不听劝告者，行侠仗义之市民均应痛殴之，如同家长用棍棒皮鞭教训不好好念书之孩子耳。政府用心之良苦，市民期待之迫切，可见一斑。被打之学生，竟无端指责军警便衣血腥弹压，实在是造谣也！当此时日，昆明军警，大部分在西郊森林公园休假，并与联大部分学生联欢，警民一家，其乐融融，且有照片为证，城内仅有区区交通警耳。未几，中央社又义正词严地申明，本社秉承新闻之公正自由，所发报道均为事实。坊间传闻本社为“造谣社”，实为对本社同仁多年来职业操守之亵渎，是共产党妖言惑众，扰乱视听，破坏三民主义和平建国之伎俩。西南联大之教授学生，均为饱读诗书之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国之大器者也。政府望其深明大义、辨明是非，庶几乎不致误也。
到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军警宪特，以及政府后来承认之“不明身份者”数百人，公然围攻西南联大，与手无寸铁的护校学生在校大门口打起了攻防仗，有女生被手榴弹炸伤，竟还被刺刀连捅数刀至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梁倾栋折，玉碎珠亡，学子悲愤、教授痛哭。闻一多教授著文称之为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央社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云“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系有人策动，属防范欠周虑所致，以致学生竟有死伤。政府本意爱惜青年，促其尽快恢复学业以报效国家。不想共党分子居间挑拨，散布流言，遂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中国之事，和平建国之大业，皆因共产党与政府同床异梦。居心叵测，煽动学潮，教唆青年，乱我国本，实为争权夺利者也。政府为国民之政府，焉能坐视不管？正如蒋主席言：‘政府绝不能放弃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纵观天下，任何政府皆不会允诺害群之马滋扰高等学府，任意罢课罢教，岂不毁我泱泱中华之文脉也哉”。
“刺刀乎？民主乎？”这是当时一家报纸的标题。学生要民主，军警有刺刀，这是所有独裁政权对民主的回答。但即便民主就在刺刀尖上，同样有大无畏者迎着刺刀去为民众争民主，自“五四”以后，中国就不乏这样的勇敢者。就像闻一多先生对赵广陵说的那样：
“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去做学问了。当今之中国，我们第一要争民主，第二也要争民主，第三还是要争民主。没有民主，必打内战。等我们争下来民主，再回去读书做学问，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说，要打败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读书一样。”他看着赵广陵有些失望的眼睛，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的，我知道你已经为国家民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使命，如果你真想继续念书，我会给你写推荐信的，你去找朱自清先生吧。”
闻先生在烟缸上抖抖烟斗里的烟丝，似乎若有所思，“唉，北平，‘七七事变’以后就没有回去过了。你帮我个忙吧，我在清华院子里的那笼竹子，据说还活着，你去了北平，抽空去帮我料理一下，啊？”
少负才华的边地青年赵广陵当年投考北大文学院，就是为了去看看皇城到底有多大，虽然他已在国破山河在的战火烽烟中上了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了——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还是没有去过北平。可是，当他的目光随着闻一多抖烟灰的手，落到烟灰缸旁边那两颗晦暗、有绿色斑点的子弹上时，忽然感受到它们正发出嗜血的冷笑。就在那一瞬间，赵广陵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
“先生，我想……我想我还是先留在昆明一段时间吧。”
许多年后，当赵广陵回忆往事，他会发现，自己人生中许多关键时刻的选择，几乎每一步都错了，都给自己带来丰沛的苦难。他是个在人生中总出错牌的倒霉蛋，但他总是输得体面而有尊严。
动荡的岁月必然带来混乱的人生。大多数人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叶孤舟，在随波逐流中时而行向浅滩，时而奔向激流。是舟必靠港，港在哪里，岸又在何方？许多时候由不得驾舟人。你所靠近的港，进去了就出不来；你所登陆的岸，上去了方发现不是你理想的彼岸。赵广陵在青春年少时来到昆明，开初并不认为这就是他的人生之舟停泊的港湾，到他终老于此时，他爱这座城市，他也恨这座城市。它曾经美丽宁静，它也几度肮脏血腥。赵广陵在这里见证过历史的黑暗，也痛饮过知识的美酒。他蹲过昆明的监狱，也进过昆明的洞房。这里有他的初恋，这座城市便总在回忆中温暖蚀骨；这里也有对他的宣判，它的每条街道就显得冷漠且铺满荆棘。一个异乡人对城市的认同，可不像农人对他脚下的土地。城市是个多情骚动又冷酷毒辣的艳妇，你爱她，与她嬉戏欢娱，一不小心就为她所害。
赵广陵在昆明住下来后，明确地向闻一多表示，希望追随先生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他交给闻一多先生自己的一本战地日记，那里面有他在山东稀里糊涂参加内战的一段经历。闻一多仔细看了一遍，感叹道：“这是民族自杀啊！天知道在国共两军的阵营里，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联大从军学生。”他把它交给陆杰尧，让他编一编，以在《民主周刊》上发表，“这是揭露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的最有利证据。”闻一多先生说。
陆杰尧接过日记，随手翻了两页。然后抬起头来看着赵广陵，镜片后的目光满是狐疑。
附件2：
布告
赵广陵，男，又名赵迅、廖志弘，三十二岁，云南龙陵人。1942年参加国民党反动军队，1945年任国民党伪第8军113团团副兼一营伪营长，同年参加内战，向我山东解放区猖狂进攻，屠杀我解放区军民。1946年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改名换姓潜回昆明。1950年伪装进步，试图混进我革命队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揭发出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寒梅会”，处以人民管制四年。在人民管制期间该犯狡猾多端，蒙蔽群众，拒不交代其反革命历史，于镇压反革命、肃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得以侥幸逃脱。在反右斗争中，经揭发暴露其国民党反动军官身份，经我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查明赵犯广陵抗拒改造，伪造个人身份，长期隐瞒反革命历史，蒙骗人民政府，罪证确凿，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昆明市五华区中级人民法院
195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