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迅，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赵迅，男，1926年生，1931年起在滇西老家龙陵县坝子乡念小学，证明人赵家英；1937年在县城上初中，证明人刘树清，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龙陵，我随家人出来逃难，先后在保山、大理、昆明、玉溪等地方讨生活，证明人有张得贵、高满银、赵石头、何老爹、向二嫂、方知明、谢老四、花和尚、王道士、秦尼姑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玉溪马营镇当小学老师，证明人是任桂枝。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修文学写作，1947年到昆明南屏街开‘菊花米线店’，证明人王大勺；1948年和韩三勤等人在昆明发起迎春剧艺社，上演进步话剧，证明人阿Q、杨小昆。1950年11月参加省文联筹备小组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证明人李旷田；1951年元月因参加过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的‘寒梅会’，被判人民管制四年，管制期间因表现积极，政府宽大，提前一年结束管制，恢复公民身份，证明人青云街派出所王有根所长，省公安厅周荣副厅长；1954年在周荣副厅长关怀下成立迎春木器合作社，任社长至今，证明人周荣副厅长、熊老倌。报告领导，交代完毕。”
“别跟我们胡扯些人都找不到的证明人啦，七大姑八大姨的，连和尚尼姑都扯进来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种人耍的鬼把戏？还想让我们看看你有多顽固狡猾吗？别再装了，先交代出你的真实姓名来。说，姓什么？”
“姓赵。”
“名？”
“单名迅，赵迅。因为会点木匠手艺，人们叫我‘赵鲁班’，有时就直接喊我鲁班师傅、鲁师傅。”
“啪！”审讯者一掌拍在桌子上，就像给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广陵！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还想跟人民政府躲猫猫吗？”
坐在木椅上的赵迅身子稍微往前挺了一下，他身后的两个警察就伸出手来压住了他。他并没有反抗之意，只是当听到“赵广陵”这个名字时，就像听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
“你弄错了，我不是赵广陵。”赵迅平静下来，就像与人提起另外一个人，“赵广陵也不是反动军官。”
审讯者根本不屑听赵迅的辩解，脸上呈现出即将揭开一个谜底的得意，他起身走到屋子里的一个巨大的档案柜前，从一排排如中药柜的档案抽屉中找准一个，然后打开一道锁，从里面拿出一个棕黄色的档案袋，冲面前那个重新被叫作赵广陵的人晃了晃，“你的过去是你想隐藏就隐藏得了的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个朋友。”他说着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照片，展开在赵迅面前。
我的“活棺材”被揭开了。反右也会反到我这个木匠的头上，我可真是天底下最倒霉的木匠。赵迅不无酸楚地想。
照片上的人叫陆杰尧，云南大学的教授，大约三个月前赵迅在报纸上看到他成了云南的极右派之一，将他归属到“章罗同盟”在云南的代理人。而在1945年前后，他是闻一多先生主编的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兼职编辑，赵迅就是在那时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照片上的陆杰尧穿西装打领带，文质彬彬，儒雅倜傥。此人清瘦寡言，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西式秀郎镜，薄薄的嘴唇总是紧闭在一起，仿佛千年石佛。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去大鸣大放把自己弄成右派，居然也会告发别人。这是赵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些年赵迅天天都在读报纸，家中常年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有时家中穷得菜钱都没有了，但报纸订阅费一定一分不少。可能全中国没有哪一个木匠比赵迅更认真仔细地读报，下班回来每张报纸从第一版读到第四版，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开初舒淑文看他常常读到深夜，还心痛地说：明天还要上班，就别读了，你又不能写。人家的文章，跟你有啥关系。这就像你在街道橱窗里看见好吃的好穿的，自己不能享受一样。赵迅回答说，这不是享受不享受的问题，而是要找准生活方向的问题。他不仅是家庭里的丈夫、父亲，还是风浪中一条小船的舵手。他要观天气、避风雨，他要绕过激流险滩。在报纸号召大鸣大放时，他看到了很多前朝的名流、大师、民主人士，在1949年以前热切追寻过民主自由，反对过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现在他们旧话重提，大谈言论自由，联合政府，大胆批评执政党失察不当之处。世事变迁，旧人老话，时光仿佛在轮回。赵迅曾为之高兴，也曾为此疑惑。当年民主、自由是应该向国民党要的，因为他独裁、专制、腐败、反动，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也该伸手向共产党要民主吗？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
这些想法在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之后，在居委会大妈真诚的鼓动之下，在渴望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之中，半个小时就一挥而就了。他忘记了自己当初被人民管制时，发誓再不摸笔的承诺。文人一摸笔，祸从字里出。鸣放文章写到最后，赵迅也不知哪股神经搭错了界，竟然又犯了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毛病。他在文中写道——
1956年，人民政府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一千多名日本侵略者战犯大部分实行“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仅对其中罪行极大的四十五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起诉。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虽然彰显了我中国民族以德报怨之大国风范，但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太宽容仁慈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伏尸千万，流血万里。我们岂可轻易忘记国耻！岂可轻易忘记这本浸满中国人鲜血的血泪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还有亚洲的东京大审判，除了当场处以绞刑的，其余的战犯都还在服刑。这对在全世界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有极大的警示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紧随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八年抗战我们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但他们并不服输，随时妄图卷土重来。当我们正义在手时，依照国际法和我国法律，多杀几个日本战犯，既可震慑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也可扬我中华国威。尤其是，在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在押战犯都还在接受人民政府改造的情况下，先行释放日本战犯，于根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为不利；于民族情感也颇有伤害。希望执政党在此方面有所反思。
第二天一大早，赵迅本来是该将自己的“鸣放”文章交到居委会的，但他多了一个心眼，想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懂多少啊，还是请省公安厅的周副厅长帮我先把把关吧。身居高位的周荣在关键节点上看起来对赵迅颇有照顾，但除了工作，平常他们颇像相忘于江湖的路人。
可这次周副厅长接过他的文章，看都不看就不屑地说，你一个木匠，乱吼些啥子哦。赵迅回答说是居委会交代的政治任务，我这也是爱国啊。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生疏了好久的文绉绉的话语，他也差点脱口而出了。但当周副厅长看完赵迅的鸣放文章，平常说话从不拿架子的他忽然爆发了，几把将赵迅的鸣放文章撕了，还厉声喝道：
“你乱跳什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赵迅委屈得有点像不准革命的阿Q，眼泪都差点下来。到他进入耄耋之年的某一天，去参加离休老干部周荣的葬礼，在葬礼上想起被指着鼻子痛骂的那一天，想起人家的当头棒喝。那时他已经看了很多官方解禁的史料，《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四天前，也就是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封信，下发给党的高级干部，“右派”这个词第一次被伟大领袖提出来。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整风”成了“引蛇出洞”，在战场上，没有比贸然闯入埋伏阵被聚而歼之更悲剧的士兵了。赵迅不知道周荣那个级别的干部那时是不是已经提前得到了风声，但他当年确实帮赵迅躲过了一劫。如果他复杂的历史问题再加上右派这项罪名，他会如何呢？他还敢为国民党战犯鸣不平，不想要脑袋了？
到大家幡然醒悟“吼两嗓子”不过是“引蛇出洞”时，赵迅惊出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报纸上公布的那些大小右派，他只为两个人暗鸣不平。一个是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这个一直和蒋介石不和的“云南王”，虽然是个大军阀，但绝对是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另一个是赵迅当年的偶像、朋友、学长，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兼诗人穆旦，两年前他们刚刚恢复了联系，赵迅才得知穆旦1951年从美国回来报效国家，在南开大学当副教授。穆旦还在给赵迅的信中说，诗人，是离不开自己的祖国滋养的人。赵迅记得大鸣大放时，穆旦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几首诗，大意是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起那些民主人士犯上直谏的言论来，不过是用鸡毛掸子替官僚主义扫了扫灰。说实话，赵迅当时并不认为这是穆旦的好诗，和他写当年远征军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相比差远了，赵迅当时还想去信跟穆旦探讨呢。现在，赵迅打死也不相信，这两个人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至于云南大学的教授陆杰尧，赵迅只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让赵迅莫名其妙的是，他进了“活棺材”，怎么会把自己也扯进去了？一个木匠可是连当右派的资格都没有啊。庙堂上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说话。
但你就是一粒毫无害处、无碍观瞻的“眼屎”，终究也有被清洗掉的那一天。“眼屎”自己看不见，外人却一目了然。
急风暴雨，泥沙俱下。那些在时光的流逝中被小心经营起来的脆弱生态，眨眼就被兜根兜底地翻一遍。赵迅身份暴露的起因源于一次加班劳动。本来天快要黑了，公安厅后勤处的新任处长忽然来到工地，说有一帮右派要火速送到农场劳动，而送他们的卡车挡板不够高，怕这帮老右书呆子坐在上面不安全，领导要赵迅的木工队赶紧去加高加宽一下。那群被打入地狱的老右们此刻就被押在一边看他们干活，木工们也是边干活边往他们那边看，他们只在广播里听说过右派如何阴险反动，仿佛是三头六臂的妖魔鬼怪，现在亲眼见了，原来都是些白面书生啊，有的还是学生娃儿嘛。昆明城里那些有资格“吼两嗓子”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一网打尽了。中学校长、教师、工程师、作家、诗人、大学教授、报刊主编、医生、演员等。这些人中有几个赵迅是认识的，如被誉为省里第一小提琴手的姜廉老师，舒淑文上高中时就跟他学过琴；还有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民盟会员、民主进步人士司马天宫先生。赵迅竟然在这群被打入另类的人中发现了一个最不应该当右派的人——阿Q！他们那时远远相互观望，不敢搭话。自从人民管制以后，赵迅就和当年的朋友们疏远了，不是他感到害羞，而是人家感到害怕。谁见了他这种人不躲着走啊！
赵迅忽然有股想与阿Q说话的强烈冲动，他对后勤处长说，处长，眼看天都快黑了，要抓紧时间，让那些家伙帮我们抬抬板子吧。处长当然希望早点完工，就说反正就是让他们劳动改造思想的嘛。于是他对押解右派分子的公安喊，别让他们干站着，都来帮木工师傅干活。赵迅跟阿Q毕竟相处多年，大家心有灵犀，不一会儿阿Q就凑到了赵迅身边。让赵迅感到吃惊的是，阿Q没有先抱怨自己的命运，而是向他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国栋畏罪自杀了。阿Q说得很小声很急促，但赵迅听来就像耳边炸响了一个大雷。阿Q第二次抬木板过来，他才回过神来问，你怎么成右派了？阿Q哭丧着脸说，还不是杨小昆那憨狗日的，说我当年在学习班时骂共产党是强盗。那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说的话嘛。多少年的事情了，还翻出来整人。这个小人啊！阿Q恨得差点捶胸顿足。赵迅咬了咬牙，又为自己庆幸，要是当年进了省文联，现在不当右派才怪了。不但君子要远小人，善良的老百姓也要躲得远远的。刘国栋死了，老韩还在监狱里，阿Q又成了右派，当年的迎春剧艺社油尽灯灭，赵迅不知该为自己感到庆幸还是悲哀。他忽然又想起一个人来，就问阿Q，李旷田老师没有事吧？阿Q哭丧着脸说，我就是李主席圈出来的。李主席说，何三毛，本来你的错误不该划右派的，但文联的右派指标完不成，你就先去跟那些知识分子劳动劳动吧，自己也学点东西。赵迅这才知道，阿Q原来叫何三毛呀。何三毛还挺了挺胸脯说，李主席讲这是党交给文联的任务。我帮他完成了，他感谢我。赵迅看着他略带自豪的表情，想，还是叫他阿Q吧。
刚好这时赵迅身边有个木工拿右派开涮，说你们这些穷酸秀才，不用晒太阳不用干苦力，共产党让你们顿顿吃大白米，吃红烧肉，好好的工作不要，还想造反啊，就没想自己是根狗屎做的鞭子。赵迅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听着这话就喝了一句：干活就干活，啰鸡巴嗦。他现在跟木工们处得久了，也是脏话张口就来的。但没有想到他这一声断喝，引起了右派陆杰尧的注意，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远远地打量这个在众木匠中说一不二的工头。到他被押上车时，他还在往赵迅那边看，而赵迅却浑然不知。
右派们都是些一心想帮助共产党的人，他们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深深失望，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满怀建设的热情。即便他们因言获罪了，依然赤胆忠心，痴心不悔。当他们中的一个发现有个前国民党旧军官，竟然还混迹于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时，尽管他已经身陷囹圄了，还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帮共产党一把，挖出那个潜伏者。不是为了戴罪立功以求得减刑，只是因为对共产党太信任。
赵迅第二天就被逮捕了，罪名当然不是那时最“时髦”的右派，庙堂上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这个木匠，但正如负责审讯他的干部说的那样：“反右还能挖出一个肃反漏网分子来。你就别再跟我们耍滑头啦。赵广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家住哪里？什么成分？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在旧社会都是干什么的？老老实实向政府交代清楚。”
“好吧。”这个暴露了身份的赵木匠，身怀绝技的“赵鲁班”，挺直了腰，费力地咽下嘴里苦涩的口水，“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认罪伏法，如实交代。”
附件1：
家书（之一）
父亲母亲大人膝前，敬禀者：
双亲大人家书已悉，阖家安康，弘儿欣慰万分。父母大人敬请宽心，弘儿身体康复如昨，复健壮如虎犊也。
弘儿不孝，现于苍茫东海上与父亲母亲大人修书矣！大海何其渺阔，回乡之路何其漫长。原定中秋前回家拜望父母之行程，因戎机紧迫，一再延宕。实在愧对双亲盼归之眸、吾妻折柳相望之情。
今倭寇伏降，举国欢腾，河山光复，民族兴焉。弘儿所属之部队，月前由滇入桂，再驰骋至粤，马不停蹄，人不下鞍。王师所到之处，民众箪食壶浆，夹道欢呼，倭寇汉奸折旗跪拜，伏低做小。此乃弘儿军旅生涯中极为辉煌骄傲之履历矣。
弘儿所部于两广地区完成国土光复之责后，奉令北上山东。此番出征，弘儿心有所忧，力有不逮，不知为何而战也。国家和平建国之际，战云来势汹危。弘儿最所不愿者，内战也。可弘儿身为革命军人，甲胄在身，使命不辞，将来前程如何，未可知也。惟祈愿国共和谈成功，吾等抗日军人方可“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
大海颠簸如箕，书写不易。匆匆搁笔，乞望父亲母亲大人海涵。
专此布达，叩请金安
男 志弘 跪禀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