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圣特雷莎医院时，探视时间即将结束，但仍有人进出。重症监护室内静悄悄的，我走过空荡荡的等候区，走廊上灯光昏暗，生与死的较量不停上演。补填表格、定购药品、填写报告，现在是准备交接班材料的时间。大厅里没有人。我在护士站打听费利克斯的情况。穿着实习生制服的拉美姑娘从办公转椅上站起来，为我指明方向。“珀尔怎么不见了？”她扭头问了一句。
“不知道，待会儿找找她。”我说。
她让我在大厅等候，自己轻手轻脚进入费利克斯的病房，拉起从病房天花上垂下的隔帘。我远远地看着费利克斯。病床上的费利克斯被一片灯光笼罩，身上接着病情监控器，血压、呼吸、脉搏。他的头上缠裹着层层纱布，两条腿都打上石膏。周围没有住院病人常见的杂物，没有床头柜，没有鲜花，没有慰问卡片，没有冰桶，没有插着吸管的大号塑料杯。维持生命的药水从立在一旁的静脉输液架上流入他的体内，排泄物悄悄流到床下的容器里。床单雪白，四周光线昏暗。
可怜的费利克斯。大块头波加特，珀尔和费利克斯破坏宿营地时突然回来的那个，一定知道珀尔才是带头人。费利克斯当时是本能反应，没有考虑后果的冲动行为。我能够理解波加特人想报复珀尔的心情，可费利克斯呢？为什么对他下如此毒手？难道他们认为打他比直接报复珀尔更有效果？
我站着，四周没有一丝声响，费利克斯毫无生气，甚至难以看出起伏的呼吸。他活着，他安全了。他还有体温，他似乎并不痛苦，他只是在睡觉，不再受“艰难”生活之苦。他或许能再度苏醒，或许会接受上帝的召唤。我在食指上印了一个吻，压在玻璃上送给他。明天再来，也许那时他已从长睡中醒来。
星期天早上，我应该醒得很迟才对，没想到6点钟就醒了。我没有马上起床，而是享受被窝的温暖。床上方的天窗玻璃透出半圆形的蓝天。睡觉时窗户敞开着，飘进屋里的空气带来了海藻的味道和树叶燃烧的焦味。迪斯离我不到两公里。他属于睡眠很少的一类人。我们同居的时候，他总是2点才睡，躺下4个小时，6点又起来了。特别是星期天，他边喝咖啡边熬夜看材料，不放过我略过的部分。
我推开被子下床，把被褥叠好。一个人住只有两个选择：整洁的宅女还是邋遢的懒鬼。我刷了牙，洗了澡，穿上昨天晚上的衣服，开车到了水畔酒店，把野马车交给酒店的泊车小哥。我穿过酒店大堂，踏上宽阔的走廊，脚下是铺设在高光萨尔蒂约地砖上的波斯地毯。从左手边的窗户望出去，是一处封闭的露台，无花果、盆栽棕榈树、造型滑稽的天堂鸟散栽于各处，分隔了台桌，创造了相对私密的空间。我一眼便瞧见迪斯坐在海景窗边的桌子旁，戴着圆镜片的细腿眼镜，穿着牛仔裤和灰色拉链羊毛衬衫，卷起了长袖。报纸摊在桌上，一角用咖啡壶压住。
女招待走上前来迎接我，我指指迪斯，表示我们是一起的，同时婉拒了她递来的菜单。我走近的时候，迪斯抬起头来，把旁边椅子上的超大版《洛杉矶时报》拿开，让我坐下。我现在可以肯定我最初的直觉是对的。他神情疲惫。他把两手掌心向上摊在桌面，露出不羁的笑容。
我把双手放进他的手心。“你怎么了？”
“内奥米走了。”
“什么原因？”
“癌症，很痛苦，好在时间不长。从确诊到离世6周时间，两个儿子一直陪着，我也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
“5月10日。我15号回卡森，4天后接到皮特·沃林斯凯的电话。原谅我有点宿命的悲观，我觉得他的电话是一种启示。我接下这单生意完全没问题……我需要转移情绪……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是和你有关的。内奥米总是说我利用工作来逃避亲密的感情，我曾经矢口否认，现在才恍然大悟。”
“你两个儿子现在在哪里？”
“尼克在旧金山一家经纪公司。他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会计专业毕业。学经济是内奥米鼓励他的，看起来很合适。格雷厄姆去年12月刚毕业，跟着尼克混了一阵子就不干了。目前天马行空，无牵无挂。”
“像你。”
“确实。尼克更像内奥米，皮肤、性格都一样。”
“她再婚了吧？”
“两年前。我很同情那人，太可怜。我听说他们婚后很幸福。他前妻癌症去世，他觉得最坏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后来内奥米又病了，他又落单了。”
“你呢？”
“她是我人生的试金石，这是她死后我的另一个顿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知道她总会在。虽然我无法和她一起生活，但是我们有两个儿子，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大概三四年才见她一面，我是多么无情无义。失去才懂珍惜，多数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想到天一下子就塌了。”
他抬手示意，女招待拿着一壶热咖啡走过来。迪斯起身去邻桌拿了一套咖啡杯和银餐具。他很聪明，不动声色地留给我情感的空间，以理解他话中的含义。我从没见过内奥米，只看过她的照片，惊艳于她的美貌。她和迪斯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两人曾经同居过，但她不愿意结婚，或许是他不曾开口求婚吧。
他回到桌边坐下。
我说：“你一走进亨利的厨房，我就知道出事了，明明白白写在你脸上。”
“我没料到自己会如此惊慌失措。我们不曾相爱，我们之间的感觉很奇妙，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吸引，可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合，终于让彼此无法忍受。最后一次和她分手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现在她走了，我终于看清了真相。”
“我很难过。”
“冲你发火是一种宣泄。”
“好过独自痛苦。”
“是的，”他说。“好了，我知道我去德国，你非常生气。”
“别夸张，我没有非常生气。”我说。
“我才不信。我经常想起你，可是不敢打电话。我觉得你一定马上就把我从心里挖掉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后来皮特赖账，我觉得是你在报复我。”
“太低调了吧。我报复，一定会报上大名。”
“那现在怎么办？”
“我可以吃早餐啊，我饿了。”我说。
迪斯陪我吃了一大盘培根炒蛋，连配菜也吃得千干净净。这是一餐永远吃不饱的早餐。我还在大口嚼着黄油黑麦吐司，他又谈起了此行的目的。
“我担心的是，”他说。“皮特交给我一项任务，然后就死了，其中有联系吗？”
“嗯，应该没有联系，”我说。“你完成任务是在，5月最后一个周末，对吧？抢劫事件是之后的8月。”
“我知道，可我总觉得两件事之间有联系。一方配偶雇人监视另一方？这件事不正常。在我们这里，离婚不需要追究责任，所以我觉得蹊跷。”
“那你为什么接他的任务？”
“听着挺有意思。我很久没有拿着望远镜潜伏在酒店周围偷拍照片了。这次的任务我干得漂亮极了，连我自己都很满意。突然，雇我干活的人就被杀了，这就不好玩了。”
“两起事件先后发生并不意味着前一事件是后一事件的原因。”
“我懂，希望你说得对，不过我既然来了，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再说一遍监视的事情。昨晚我一直想着怎么辩解，一个字也没听见。”
“我要跟踪一个叫玛丽·李·布赖斯的女人和她的老板林顿·里德医生，两人都是这里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事实是，这两人早年相识，曾有过恋爱关系，是不是认真我就不知道了。关键在于她现在的丈夫对两人同去里诺，同住一家酒店非常担心。”
“他们为什么去里诺？”
“利用小长假参加会议。”
“他们俩有情况吗？”
“据我观察没有，这两人几乎没说过话。”
“可能是掩人耳目。”
“我考虑过这个，在公开场合保持距离，私下里滚床单。问题是他们私下里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可以发誓。”
“你不是说过那女人和高中同学见过面？”
“你看，你听到了，”他微微一笑。“是的，那小子叫欧文·彭斯凯，新闻调查记者。我查了他的背景，曾经闹过一次大丑闻。”
“什么丑闻？”
“因剽窃他人作品被《纽约时报》辞退。”
“他在里诺做什么？”
“他住在那儿，在里诺当地一家报社工作。”
“你认为他们之间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
“我不知道。他们见过两次，我没法录音，那地方人太多。如果我提前知道他们见面的地点，我就能装窃听器了，但我可以保证他们俩既没有一起去酒店房间，也没有去那男人的家。”
“他们之间有暧昧的可能。”
“如果是，那么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你在报告里是怎么描述的？”
“我很谨慎，不做推断，不谈个人观点，陈述保持中立客观。”
“针对这种情况有相应的规范吗？皮特死了，你能否和那个丈夫谈谈酬劳的问题？”
“只好如此了。我怀疑妻子对监视一事毫不知情，如果我透露给她，场面就难看了。”
“我还是觉得这事和皮特的死没关系，感觉像是诉前调查。”
“肯定是啊，但为什么不能有关系呢？得有人付我钱。”
“皮特可能已经收过钱，但是没给你。”
“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我倒霉。还有，我不希望那人因为我而被杀。如果两件事情没有关联，很好。如果我能收到钱，好上加好。”
“你有计划吗？”
“我希望征得皮特妻子的同意，让我们查看他的账户。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我得把野马车送到维修站，有个浑蛋往我车胎里扎了一根钉子，”我说。“你呢？”
“我想先去找康·多兰打听情况。也许警方已经找到嫌犯，说不定已经抓进牢里。如果这样，我就不再考虑这次任务和他离开人世有任何联系。”
“你知道康住在哪里？”
“知道，我不会待很久。之后，如果你有空，我请你去埃米尔吃饭。”
“不错。要我把亨利叫上吗？”
“下次再请他吧。”
“你在这里待几天？”
“还不知道。”他说。
吃完早饭，我们从泊车小哥手上接过各自的车，他去康·多兰家，我去附近的加油站补轮胎。维修区关着门，周一会有两个维修工上班。加油工说周一一早就让他们补胎，补好之后打电话让我去取。在此期间，备胎足够用了。
处理完这件事情，下一步是找到丹迪和珀尔。据说这两人以费利克斯情况危急为由，大开酒戒。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每周末玩飞镖的运动酒吧就是我在米拉格鲁看到的叫“跑路”的酒吧，距离我给他们买烟的小超市一个半街区。想到这里，简直恍若隔世。
我把车停在酒吧附近转弯处的路边，步行到酒吧。一只垃圾桶占据了极佳的地理位置，肩负起另一项重要职责：在醉酒的顾客勉强走到的地方作为“倾吐”对象。
酒吧开门，那是肯定的。星期天早上10点钟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做礼拜的时间。既然这里属于太平洋时区，从中西部和东海岸转播来的足球比赛此刻即将开场。这里是典型的运动酒吧，小包间，可自由搬动的桌椅，间隔排列着6台大电视，每台播出不同的体育节目。长长的吧台在左边，前面一排高脚凳，几乎都有人坐。另一个房间放着桌上足球机和台球桌。我往一排飞镖盘后面瞧了瞧，这时候没人玩。我进门之后，吧台前的12个男人一齐转身张望，然后继续喝酒。
吧台服务员缓步向我走来。这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棉布裤子，一件老式运动外套，像是曲棍球运动服。他在我面前放下一张鸡尾酒纸杯垫。我说：“我找珀尔。”
“迟了。她和丹迪昨天来过，闹得一塌糊涂，现在禁酒86小时。”
86小时禁酒对酒鬼来说等同于终身禁酒，不过大部分酒吧常常提前开禁。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就他们那副德性，收容所肯定去不了。7点钟宵禁，我最后看到他们是凌晨两点。”
“他们一直在这里？”
“中间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大概分享快乐去了。”
“他们惹了什么麻烦？”
他苦笑，一只手捏在下巴上不断揉搓，朝天望着，似乎在努力回忆以及组织语言。“嗯，让我想想。他们回来之后，开始猛喝。丹迪不像珀尔，一喝酒就哭，他一喝酒就要找人说话，喜欢和别人东拉西扯。大家都不喜欢。他们俩想玩飞镖，可谁都瞄不准。珀尔向后跌倒，砸坏了一把椅子，然后丹迪也摔倒了，又弄坏一把。珀尔吐了，丹迪晕了。那时我就应该叫警察了，谁叫我心地好呢。”
“我听说他们喝了很多。”
“这我可以作证。你瞧，我喜欢珀尔，我希望她过得好，真心的。为什么我过着现在的生活，她流浪街头，谁知道原因呢？就当是命运吧。可她总认为所有事情都不公平，这我不乐意听。我对她说，游戏不是我发明的，规则不是我定的，也许世界很黑暗，人生不公平，我很理解，不过我得开好我的酒吧。”
“她很固执。”希望我这么说能够缓和他的怒气。
“她说自己运气差，其实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她和我一样，要做各种选择。不知道是因为她懒，还是蠢，还是头脑不好，我管不着。问题是，有15个员工指望着我呢，像珀尔他们这样进来吐得满地都是，我还怎么开店？”
我摇头，无限同情地说“我懂”。其实我不想听他们过去的行径，我关心他们现在的行踪。
“事实上，她住的房间，吃的饭菜，还有医疗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出的。你想过吗？你知不知道，我老婆病了，在圣特雷莎医院住了10天。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9万块。你肯定想不到。我到90岁才能还清。如果珀尔病了呢？一个子儿也不用花。他们在福利项目里，包吃包住还发衣服。我也能进个什么项目就好了。问题是，我不想再见到她，不想再见到她那伙人。告诉你一件事：丹迪非常聪明，他父亲是高中数学老师，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丹迪可以过上正常日子的，你知道吧？他自己选了这条路，干吗要害我呢？”
我嗯了几声便离开了。针对流浪群体，人人都有想法。一半居民同情他们，另一半则嗤之以鼻。
我开车沿着米拉格鲁返回海边，开到收容所后右转，泊好车，步行半个街区走进收容所。公共休息室几乎是空的，只有珀尔和丹迪一人躺在一张沙发上，死人一样一动不动。珀尔的脸上盖着自己的外套，不过她的体形太惹眼，我一眼就看到她庞大的躯体深陷在人造革里。丹迪斜靠在一张软垫靠背椅里，两腿伸着，张嘴打鼾，周围一股怪味。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来看着他俩，思索着他们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我过不了，没有我需要的纪律和约束。我最多闲上半天就得回归正常：6点起床，慢跑5公里，去办公室，步行去罗西的酒馆解决肚子问题。无所事事会令我浑身难受，我不是那种个性，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
许久，珀尔坐了起来。她脸色潮红，头发干枯。她的头发曾经染过金色，如今只剩发尖上一点颜色。看得出来在狂饮滥醉之后，她浑身酸疼。我不可怜她，我就事论事。她一定觉得自己患上了热带病，某种她不该患上的恶疾。她可能在判断自己晕眩的程度，如果从一级到十级，我的估计在六级以上。
“你感觉如何？”我问。
她答：“天哪，哦，天哪。”
她用手抹了一把脸，眯起眼睛瞧我，似乎光线太刺眼。“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贝克斯菲尔德回来。”
“事情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呢？”
“我可能传染上了这里的胃病。”
“我听说这病很厉害。”
她抬起一只手。“等一会儿。”她摇摇晃晃下了地，两根手指压在嘴唇上，神情坚毅地向女厕所走去，快到门口时加快了脚步，隔着门我也能听到翻江倒海的声音。这就是酒精的魔力！如果丹迪能多睡一会儿，让备受摧残的身体慢慢吸收多余的酒精，或许能逃过此劫。
珀尔回来的时候走得很慢。她大概洗过脸了，希望她嘴也漱过了。她一屁股瘫坐进沙发里，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听说，你和丹迪被跑路酒吧禁入86小时。”我不急不缓地说。
“没那么夸张，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愿意听听你的分析。”
“老板心好嘛，而且他喜欢我。”
“那是以前。”
“话说回来，我们做什么了？我们是有时闹得过分，谁呢？……谁不是呢，”她望着我的眼神迷离恍惚，我看不是为了和我说话，她马上又要昏睡过去了。“你特意过来有原因吗？”她问。
“只想知道你们在哪儿。昨晚我去圣特雷莎医院看了费利克斯。”
“倒霉，”她说。“我在那儿待了很久，有人告诉你吗？”
“我听说你对他寸步不离。”
“算你说对了。你没有止痛片吧？”
我摇头。
“退烧片呢？”
“刚用完。”我说。
我身后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有人拿起了听筒，我扭头望去，一位志愿者用手捂住听筒，向我们这里伸过来，“珀尔？”
“我怎么说来着？”她再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老板必须向我道歉，我还不一定接受呢。我最恨被人骂，而且我还没什么对不起他的。”
“哦，祝你好运，”我说。“别对他太狠。”
珀尔说：“哈。”
这时丹迪坐了起来。我们的谈话大概惊扰了他的宿醉。看他那样子，应该再睡上两天两夜。如果把珀尔的状况比作先遣部队，丹迪就是拆弹部队。
从问讯台的方向传来珀尔的大叫声。“不许说！不许你这么说，你个浑蛋！”
沉默片刻，珀尔又叫起来。“闭嘴！你骗人！你他妈的骗我！”
电话那头又说了几句。
这次珀尔的回答有点头绪了。“喂，你再说一遍，我马上就过来，打扁你的脸！”
她又听了两句，便摔下电话。“胡说！胡说八道。”她踉踉跄跄地走回来，走快一点都不行。她在出汗，因为发怒，皮肤上起了许多斑点。丹迪站了起来。“怎么了？”他问。
“我告诉你怎么了，你想知道怎么了？那浑蛋告诉我费利克斯死了。”
“我昨晚还看过他。”我说。
“哦，是啊，一个小时之前的事。我那么喜欢他，他怎么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她不再说话，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号哭，尖利的声音足以让所有人呆立当场，大家以为她的手被电扇页打断了，纷纷跑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