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开回家的。我难抑心潮澎湃，无法接受呈现在我面前白纸黑字的事实。阿伦和我离开银行之前，柜员将物品清单复印了两份，一份给我，一份放进保管箱。她还复印了戴斯的遗嘱以及其他文字材料，原件放回保管箱，阿伦和我各拿一套复印件。由于我是遗产执行人，她将遗嘱原件交给我，以便在法庭认证时提交最高法庭的书记员。我决定立即找律师，因为我自己一窍不通。我需要法律意见，我需要有人帮我理解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买彩票却中了大奖，50万？不可能！
走出银行，阿伦与我握手告别。我有些不明白，仿佛我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然后用这种谦逊有礼、温文尔雅的古老方式表达交易完成。
他说：“从公事的角度，戴斯的睡袋还在我这里。目前来看睡袋和其他物品都归你所有，需要我交给你吗？”
“不用，谢谢。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无论说多少次，我都不会搅进这事里。”
回到家，我泊好车，推开吱吱嘎嘎的大门，穿过露台进了门。我把皮包放在厨房操作台上，坐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只文件夹，里面是我父母亲结婚证的复印件。
四年前，我的身世之谜突然浮现。一次调查中，我约见的一个女人评论起金西这个名字，问我是不是隆波克金西家的人。隆波克距圣特雷莎以北一小时车程。我否认了，但她的话让我心动。我终于还是去了法庭，从记录里查到父母的结婚申请表，上面有我父母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以及双方父母的姓名。
金西是我母亲的闺名，她出生于加州隆波克。我的确是金西家的人，只是父母去世后我与家族没有联系而已。那一次，我复印了申请表，收在文件夹里。现在我重新审视这张表格，我爷爷，我父亲的父亲，叫奎林·米尔霍恩。我奶奶的闺名叫丽贝卡·戴斯。他们的独子，我的父亲，就是兰德尔·特伦斯·米尔霍恩，别人通常叫他兰迪。他填写的出生地是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特伦斯·戴斯的全名是兰德尔·特伦斯·戴斯。他们俩的名字一定是相互重复以示家族传承，以便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如果丽贝卡·戴斯有兄弟，就能解释戴斯这个姓仍在使用的事实。
为什么第一次听见这个姓的时候我没有想起来？不是因为戴斯像史密斯、琼斯这么普通。事实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孤儿。我的姨妈金，出于她自己的原因，永远避而不谈家族历史。她当然对家族事务了如指掌，只是觉得没有义务让我了解祖先的历史。当金西家族的成员一个个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的表现好像自己的生活遭遇了外星人入侵。我对那些表兄妹和姨妈很冷淡，讨厌他们的建议，其实他们都是出于好意。外婆科妮莉亚·斯特雷斯·拉格兰德·金西的存在更是让我震惊。过去两年来，我的心情有所改变（或多或少吧），但仍不能完全平复。
我对自己的辩解是，第一次看到这具无名尸躺在法医中心冰冷的尸检床上，我完全没理由相信此人会是自己的亲戚。目前的情况是，尸体归我处理了，我将担负起监督遗产分配的责任，而遗产就是他全部的、由我继承的现金。为什么听上去如此不合情理？遗嘱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遗体的处理。葬礼将由我安排，而他的子女可能有意见要提。虽然他们不认父亲，父亲也取消了他们的继承权，但父亲终归是父亲，问题并没有解决。无论他的死讯能否改变儿女的心意，我必须完成传达的使命，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他的儿女得知父亲的清白一定如释重负，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疏远父亲，至少不再受到父亲是强奸犯和杀人恶魔的困扰。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R.T.戴斯和我是亲戚，事实的确如此，是什么亲戚关系呢？其实答案很清楚。戴斯来到圣雷特莎，因为听说最喜欢的“R叔叔”和家人一起搬到这里。他知道叔叔死了，但觉得还能找到叔叔的家人。他口袋里纸条上写的姓名，指的不是私人侦探米尔霍恩，而是姓米尔霍恩的这个人。最合理的结论是，戴斯的“R叔叔”就是我的父亲，兰迪·米尔霍恩。特伦斯·兰德尔·米尔霍恩和兰德尔·特伦斯·戴斯有血缘关系，至于是不是叔侄关系，还是更复杂的关系，我就无从知晓了。如果我奶奶丽贝卡·戴斯这条线索正确，那么特伦斯和我在家谱上的关系应该是堂兄妹。
这正是我不想继续的原因。如果判断正确，那四张R叔叔的黑白照片就是我唯一见过的父亲的照片。如果照片在我手上，那感觉必定心如刀绞。如今，它们和其他文件一起锁在戴斯的保管箱里。等我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拿走它们。
我拿出电话号码簿，找到黄页里的“律师”一栏。在“遗嘱、信托和房产规划”分栏里有21位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还不到中午，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律师朗尼·金曼，碰上法律问题时我首先会找他。这种事情在我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过那么几次。我离开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之后，有三年时间和他共用办公室，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会议室接待客户。
他的公司逐渐发展壮大，办公面积不够了，便在州街南边买下了一幢办公楼，两年前搬走了。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拜访过他的新办公室，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往好处看，说明我没有被捕，没有坐牢，没有法律问题。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成长过程中的缺憾。金姨妈没有教会我如何维持朋友关系，我自己也没机会习得这项技能。或许我现在该装成热情的朋友了。我拨通了朗尼的电话。
接待员接起了电话，我报上自己的姓名，请求与朗尼通话。接待员说朗尼出国了，预计下周回来。
“约翰·艾夫斯呢？他在吗？”
“他不在，女士。艾夫斯先生已经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他的电话。”
“马丁·切尔滕纳姆呢？”
“他去洛杉矶了……”
“还有谁在？”
“我可以帮您接齐默曼先生。”
“他擅长哪方面？”
“人身伤害。”
“哪一位擅长财产处理？遗嘱、死亡之类的？”
“伯克·本杰明。”
“好的，就找本杰明先生。”
“本杰明女士。”
“好的，请帮我转接。”
“她现在不在，午餐后会回来，我帮您预约好吗？”
“好的。我是朗尼的朋友，也是长期客户。如果本杰明律师有空，我一点钟可以到。”
“应该可以，我记一下。”
“非常感谢。”
我留下了姓名。她询问电话号码，我也非常配合。我以为她还要信用卡号，类似餐厅确保客户不失约的手段，但是她没有。
利用见律师之前的空当，我拿出索引卡，把戴斯保管箱中所有信息转记下来：加州驾驶执照，地址，社保卡号，儿子在贝克斯菲尔德的住址，就是没有电话号码。其他的一些信息我也转记到索引卡上，总比带着厚厚的文件夹轻松。我专门拿了一只文件夹存放所有的复印件，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朗尼在州街买下的3层办公楼原本是清春冰淇淋公司的产业。那家公司成立于1907年，在1931年大萧条时破产。清春这个名字以及1907这个年份以哥特式字体镌刻在入口处黑灰色的石头门楣上。在公司运营的24年里，一楼一直是清春冰淇淋卖场，后来陆续成为快餐，糖果、可乐、茶点的卖场，上面两层用来办公。我了解这些因为前门右侧的牌匾上记载了大楼的历史变迁以及它成为历史性地标的原因。
我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厅，发现四周的墙壁全部露出内部的砖头。市政府一定是要求朗尼进行防震加固，而钢筋与支架这些现代建筑的基础结构都埋在墙里。我怀疑眼前这些材料是从镇上别处拆下来的。天花板拆掉了，站在大厅中央可以从一楼一直看到高高的圆顶。以黄铜为骨的弧形玻璃顶好似一张巨大的伞，阳光透过玻璃直射下来。
中庭的铁艺旋转楼梯通往第二、第三层，每层都有许多办公室。接待区很大，显得正中心四厘米厚的玻璃桌十分渺小，桌上陈列着各种老式奶罐和搅拌机。墙上挂的不是艺术品，而是上世纪前叶圣特雷莎的黑白老照片。戴圆顶礼帽、穿三件套西装的两位绅士严肃地站在大楼前，旁边停着骡拉的牛奶车。在1926年地震之后的照片里，大楼两边的楼房都震塌了，唯有清春办公楼逃过一劫。
地面铺设的白色大理石上间隔有黑色图案，可能是仿照原先的装修。我发誓空气里全是香革冰淇淋的味道。我查看了指示图，找到伯克·本杰明的办公室，201室，应该在二楼。老式的电梯仍在运行，笼子一般，外罩锃亮的铜门。我走进电梯，拉上铜门，按下铜制的“2”按钮。电梯慢悠悠地向上爬，电梯笼子对面墙上贴着的清春公司精美的海报和广告倒是很好看。
我走出二楼电梯，接待员抬起头，露出愉快的笑容。她50岁左右，满头灰发，穿一件灰色手织毛衣裙。灰色调并未显得她面色灰暗，相反，她浑身散发出动人的温柔气质。
桌上的姓名牌上写着赫斯特·马多克斯。“我叫赫斯特，你一定是金西。”
“是的，很高兴见到您。”我们相互握手。
赫斯特看了一眼老式挂钟。“本杰明律师很快就到。你坐一会好吗？喝点什么？水还是咖啡？”
“不用，谢谢。”
我坐在一张欧式沙发上，焦糖色的天鹅绒沙发套简直让人禁不住想舔一舔。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摆着《福布斯》《ABA杂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5本法律杂志，3本《人物》，我不由一阵兴奋。我不看拳王泰森的报道，略过关爱老龄人口的长篇大论。鉴于我孤儿的身份，我不会遇到此类问题。亨利和他的兄弟姐妹虽说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但他们一直生活自理，假如有人生了病，其他兄弟姐妹一定会倾尽全力照顾。
我拿起1988年10月10日的一期，翻到泽西姑娘帕蒂·莎尔法和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绯闻，两人的恋情在斯普林斯汀与女影星茱莉安娜·菲利普斯结婚不到三年时浮出水面。文章从莎尔法的早期发展讲到她现在的幸福状态，最后以“天作之合”云云的废话结尾。
我听见电梯门开了，抬头看见一个穿着骑行短裤和跑鞋的卷发少年。我没看见他戴头盔，他妈妈知道吗？他衬衫被汗水湿透，头发湿漉漉地堆在头上。他走过我身边时望了我一眼。“你是金西吗？”
“我就是。”
“我是伯克·本杰明，”她在裤子上擦了擦右手，伸了出来。我们握过手之后，她接着说，“跟我来吧。”
我放下杂志跟着她，她打开办公室门，请我先进。
“请坐，我很快就来。”
我选了一把真皮靠背会客椅坐下，以为她一定先去卫生间冲澡。没想到她拉开办公室下面的抽屉，拿出一块深红色浴巾，踢掉跑鞋，脱下运动袜，交叉双臂把湿透的T恤从头顶脱下，最后脱掉胸衣和骑行短裤。“赫斯特说你是朗尼的朋友。”
“是的。”我转开眼光不看她。她穿了一条丁字裤，这情形让我很难相信这位律师能处理好50万块钱。
她倒是不以为然，用浴巾把汗擦干，把湿衣服卷成一团塞进下面的抽屉，同时拿出干净的胸衣戴好，再拿出一件白T恤穿上。她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海军蓝裙子套上，拉好拉链，再套上高跟鞋，又从另一只抽屉里拿出吹风机。她弯下腰，热风吹干了她的头发，吹得桌上的文件也哗哗作响。她把吹风机放回原处时，已经完全换了副模样，变成了专业干练的律师，只有漂亮的发卷稍稍抵消了严肃的表情。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发现自己处境奇怪，需要帮助。”
“好吧，你来对地方了。出了什么事？”
我把戴斯的遗嘱从皮包里拿出来递给她。
薄薄四张纸，她来回看了很久。完全理解透彻之后，她把遗嘱放在面前。“不错。我认为你们俩关系亲密。”
“我们是亲戚，但我从来没见过他。”我说。
“这种情况，他的儿女指控你对他们亲爱的老爸施加‘不当影响’就不成立了，”她说，“你们是什么亲戚？”
“我们俩应该是堂兄妹，我不能确定。除了我爷爷奶奶的姓名，对我父亲的家族一无所知。事情来得太突然。”
我简单讲了事情的过程，总的来说就是离奇加反常。他因谋杀罪入狱，后来又证明无罪，获得60万美元的赔偿，之后与子女断绝关系。好在伯克·本杰明头脑灵活，而且必然见识过更离奇的事情。接近尾声时，我说：“我不知道戴斯最后一次和孩子们见面时的情况。丹迪，遗嘱的三个见证人之一，说戴斯出狱后不久就去了伊桑家。他想做出补偿，却被拒之门外。”
“所以他硬起心肠，剥夺了三个儿女的继承权？”
“他是这么对丹迪说的。还是同一句话，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家庭情况。”
“他是圣特雷莎居民？”
“我的理解，是的。入狱之前他一直住在贝克斯菲尔德。和儿女决裂之后，他来圣特雷莎找我。他显然非常喜欢这里，他对丹迪说这里很好，他不想再去别处了。”
“就算流浪街头。”她说。
“就算流浪街头。”我微笑。
“那么遗嘱认证权将归属圣特雷莎法院，”她拿起遗嘱，翻看最后两页。“我看到了伊桑·戴斯的地址，另外两个女儿呢？”
“我没有他们的联系电话。我在考虑最好亲自去贝克斯菲尔德把事情告诉他们。伊桑应该可以帮我联系上埃伦和安娜。”
“这件事情要先办。你有责任依法告知他的儿女，这是最基本的。可以信件告知或亲自告知，请他们参加听证会。如果是我，我会把告知书、遗嘱认证申请、附件材料、遗嘱一起寄去。”
“即便我是唯一受益人？”
“正因为你是唯一受益人。遗嘱声明他自愿取消儿女的继承权，这会引起争议。告知书给予他们出席听证会、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前提是他们愿意参加。同时你要在《圣特雷莎报》上刊登申请执行遗嘱的告知书，可以直接寄给报纸的法律通告部。虽然他自己声称没有债务，登报将告知权益方可以在财产的清查、估价及最终分配申请提交之前，通过递交书面特别申请，成为财产代理人。”
我抬起一只手。“你刚才提到听证会？”
“没错。允许我从头解释清楚。遗体现在何处？”
“法医办公室。”
“把遗体送到太平间，他们会交给你6到8份死亡证明复印件，凭此办理后事。你需要通知社会保障局，但可以缓一缓。你先去最高法院拿两份表格。第一份是申请书，写两条要求：进行遗嘱认证，指定代理人，也就是你，戴斯在遗嘱中已经写明。”
“这人一点不让我省心，”我说。“还有什么要办？”
她耸耸肩。“他说除了赔偿金之外没有其他财产，最好进行核实。可能有股票、债券之类的，他自己忘记了。”
“我认为所有财产在他离婚时已经分割了，夫妻共有的房产全部转让给他妻子了。”
“查查离婚协议。很可能判决书要求戴斯支付子女的抚养费。最好的方式是打电话给他的离婚律师，能获得非常有用的信息。所得税的退税也值得一查。”
“说到这里，我需要替他支付财产所得税吗？”
“不要，不需要。就在去年，联邦财产权的起征点已经提高到60万美元。所以需要查清他是否还有其他财产，是否会超过60万美元的起征点。加州的继承税已经在1982年经全民投票废除了。”
“哦，哈利路亚！”
“我还没说完。你需要查他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及人寿保险单。如果有，钱将支付给保单上的受益人。”
“你认为他的子女会来找我？”
“你开玩笑吧？为什么不找你？戴斯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把所有的钱留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还有，他死前流浪街头，很可能精神状态不稳定。没有遗产给他们……至少目前如此……你有三位见，证人……”
我说：“哦，天哪。需要证人出庭吗？我先说清楚，他们三人可不是模范市民。”
“你认识他们？”
“认识。他们目前住在收容所，至少有一个人酗酒。”
“其实我们只需要两个见证人，酗酒的可以不考虑。遗嘱本身即具有法律效力，见证人的签字不仅证明戴斯当时精神状态正常，未受威胁、逼迫、欺骗及不当影响，而且根据伪证罪的规定，声明事实为真实正确。遗嘱在你得知之前已经签了名、加封并送达，对你很有利。”
“事情太复杂了，你能帮我处理这些吗？”
“当然。文书工作不是重点。如果那几位儿女带着一群律师上庭，你就需要代理人了。现在嘛，放轻松。”她拉开抽屉，拿出两张订在一起的纸。“这里有两页说明，你留作参考。要办的事情很多，我刚才说的你大概有一半没听进去吧？”
我浏览着她递给我的说明，但是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大概是痴呆了，一点看不懂。”
她站起来，隔着桌子看我手上的纸。“噢，那是西班牙语版本。”
她伸出手，我把说明递给她，换回一份英语版本，我不想再看了。
“你什么时候去贝克斯菲尔德？”她问。
“我想明天一早动身。”
“我们早上8点在最高法院书记员办公室见面好吗？在你出发之前启动程序。”
“好的，非常好，”我说。“我是现在付钱还是等你给我账单？”
她摆摆手。“不要紧，我会给你寄账单。你是朗尼的朋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