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银行，开车回家。我答应亨利帮他把客房里的东西搬回罗西酒馆厨房外的储藏间，我得说话算数。我找地方停好车，步行一小段回家。亨利的旅行车已经停在门口了，后车门大开着，准备装货。我转弯的时候亨利正好从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装满东西的纸箱。我以为会看到威廉倚着拐杖站在后院，可是哪里都没有他的影子。
“威廉呢？我以为他会来监工。”
“我送他去做理疗了，一小时后去接他。我觉得可以趁这段时间开始装箱。只隔着半条街，开车有点浪费，但我不想都用手搬。”
“我去打一个电话，马上就来帮忙，”我说。“有顺序吗？还是都搬走就行？”
“我都是随便搬。等威廉回来，我们把他送到酒馆的厨房，让他来说明该怎么上架。”
“他怎么样了？”
“没问。”
“猫呢？”
“埃德很好，睡在我床上，枕着我旁边的枕头。不许翻眼睛。”
“不翻，我保证。”
一转过身，我便翻起了眼睛，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我打开家门，把皮包放在门口的凳子上，然后打电话给阿伦。他很快接起了电话，我把银行名称和特德·希尔的名字告诉了他。“看样子他不会阻挠我们开保管箱。”我说。
“你想在场吗？”
“我很愿意。”
“好。我给希尔打电话，然后联系你。”
我把大门开着，这样搬东西的时候也能听见电话铃声。亨利装车比我麻利多了，我就负责把箱子搬到车边，由他把箱子装进车里。
猫在车里爬进爬出，监督我们的工作。猫跳上椅背，选择一个最佳观察点，往往正是亨利准备放箱子的地方。兽医告诉亨利这猫不到两岁，明显有小猫的顽皮。亨利坚信埃德听得懂英语，其实猫对我们俩之间的谈话毫无兴趣。不管这猫从前说什么语言，它的嗓音和我们俩用来与它交流的嗲里嗲气的嗓音完全不一样。我一直知道养猫会让人变傻，所以我拒不养猫。我以为亨利和我一样头脑清醒，很明显他糊涂了。
阿伦傍晚6点打来电话。我们已经搬完了，亨利和威廉留在酒馆整理东西。他们坚持不要我帮忙，所以我回家洗澡了。电话响的时候我刚好穿着干净裤子和运动衣下楼。
“我们9点去银行和特德·希尔见面，”阿伦说。“他9点半要去科盖特分行，所以安排了一位柜员协助我们。如果没什么问题，东西就交给我们处理。我们去银行之前，先到街对面的咖啡店，我请你吃早餐怎么样？”
“太好了，为何我能如此荣幸？”
“我们有一笔资金，用来收买线人的情报。我对法医说，你贡献了不少有用的情报，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应该给你一定的补偿。”
“既然这样，我就愉快地接受了。”
第二天早上，我取消了慢跑。其实可以早点起来或者适当缩短距离，我一心想休息，睡到7点15，大大超过了平常的时间。为了纪念这次改变，我穿上了连裤袜，小黑裙和黑色平底鞋。这件小黑裙适用于鸡尾酒会、葬礼等任何正式及半正式场合，是我唯一一件真正意义止的裙子。我拍了拍肩上的装饰带，灰尘应声而起。好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我在咖啡店旁边泊好车，阿伦看到我进了门，立刻彬彬有礼地起身。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能够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上班族、法官、法庭书记员、陪同客户走向法院的律师。圣特雷莎县治安管理办公室的专用车辆，一辆黑白相间的客车，在路边停下，下来一群橘黄衣服、戴着镣铐的犯人，在三名穿制服的法警的监督下拖着脚步走进了法院。
阿伦的头发还没干，梳理的痕迹清晰可见。他递给我一份菜单，查看每日推荐。他穿着蓝白棋盘格衬衫，休闲外套，衬衫口袋里露出整齐的领巾。服务员端着咖啡壶走过来时，他抬头示意。服务员给我们倒满咖啡。我们开始点餐。阿伦喜欢培根、炒鸡蛋和全麦吐司，我要了什锦燕麦粥，配料有红糖、葡萄干、蓝莓、黄油、糖渍核桃，还有一小罐奶油，我换成了牛奶。我们随便聊着，等餐上齐，便开始享用。
阿伦吃得比较快。咽下最后一口吐司后，他拿起餐布擦了擦嘴，再把餐布叠好压在盘子下。“昨天很晚萨克拉门托才有回音，从指纹确认了戴斯的身份。我想去银行之前先和你说说他的犯罪记录。”
“是贝克斯菲尔德的人告诉你的吧。”
“我拿着他的档案给治安管理办公室凶案组打了电话。”
“值得一听吗？”
“应该吧。他的事情其实挺有意思。戴斯坐了12年牢，罪名是一级谋杀，于一年前翻案。”
“他谋杀了谁？”
“一会再说。坐牢之前他有过几次不太严重的案底，两次酒驾，一次醉酒及扰乱社会治安，后来撤销了。他自己开了一家树木剪枝公司，同时在读园艺建筑学位……可惜没机会读完……”
“我知道。丹迪说他非常聪明，非常博学。”
“的确。他口碑不错，凡事亲力亲为。剪枝的工作，他宁愿自己做，也不强迫员工。1968年，他摔断了肩膀和左侧大腿，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活动。在这期间，他依赖上了处方药，并且酗酒，什么时候都抱着酒瓶不放。这些你大概知道了。”
“不完全知道，差不多吧。止痛药成瘾和酗酒我知道，”我说。“我想象不出一个公司老板怎么会变成杀人犯，我想听这个。”
“好吧，他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你懂的。他酗酒的事情一传开，客户都走了，公司没活干。他老婆扬言要离开他，说不想让孩子们耳濡目染他的恶习。他想努力保住婚姻，可惜没什么起色，他每天只能打打零工。一堆人站在街角，等着开卡车找人干活的雇主过来，像挑应召女郎一样挑他们去干活，他和一个叫赫尔曼·凯茨的人被叫去做两天剪枝工作……”
我一边听一边把糖和牛奶倒进碗里，再把葡萄干压到碗底温一温。金姨妈喜欢放两块黄油，太奢侈了，不适合我。
阿伦继续说：“戴斯不知道那个叫凯茨的是有案底的强奸犯。他盯上了隔壁人家在院子里穿比基尼晒日光浴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小姑娘被绑架了，两天之后在不到两公里之外的下水道里发现了尸体，死者生前被强奸，勒死她的正是戴斯剪枝用的滑轮钢索组中的一段钢索。”
我放下勺子。“消息确实吗？我不相信，虽然我没见过戴斯这个人。”
“治安管理办公室没发现疑点。从现场的掌纹确定了凯茨，而凯茨供出了戴斯。后来凯茨被关进圣昆廷的死囚室，戴斯一再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老婆站出来证明女孩失踪当晚他在家里。陪审团认为她的证词不可信，一致投票认定戴斯有罪，法官判决终身监禁。12年来，他不停地写信申冤。”
“我收到过犯人来信，疯话连篇，全是些捏造出来的政治阴谋和司法腐败。”
阿伦凑近了望着我。“高潮来了。两年前，凯茨得了绝症，被准许保外就医。肺癌晚期，还能活3个月。他不想临死前良心不安，向警方坦白戴斯没有参与杀人，那天晚上另有其人。”
“意外啊。”
“我也这么认为。咱们认为凯茨的坦白很有说服力，没有用，公诉人认为那是胡说八道。戴斯当年的律师已经退休，患有轻度老年痴呆，帮不上忙了。法官不想管，没人愿意为他辩护。他写了25封信，终于有一位律师答应关注他的案子。他查阅了当年所有的警方卷宗和证物，其中有一件血衣，戴斯一再坚称不是他的。律师提请法官签署法令，检测精液样本和血衣中的DNA，当年没有DNA技术。结果很明显，不是戴斯的DNA。”
“真正的凶手呢？”
“两个月前在监狱里和人打架，死了。戴斯自由了，可是他的生活全毁了。”
“破镜难圆。”
“事情就是这样，治安管理办公室出了丑，更别提地方检察院了。当时没人相信戴斯是清白的，现在依然有人不愿接受事实，说到底，谁愿意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承担责任呢？戴斯的律师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关键报告‘不见’了，无罪证据被隐瞒。”
阿伦看了看手表，示意服务员结账。“还没说完，以后再说。”
我们喝完咖啡，阿伦付了账，我们沐浴着早晨的阳光，过街来到了银行。我们没有说话，面对戴斯沉痛的人生，任何玩笑都显得不合时宜。
特德·希尔已经在等我们，看到我们过来，便打开门。阿伦先自我介绍，两人握了手。我们都出示了证件，阿伦带来了法医的介绍信，说明无名尸的身份为R.T.戴斯、死亡日期及原因，请银行配合打开他的保管箱。希尔没有仔细看，只要他答应帮忙，那些官方手续只是形式而已。希尔叫来柜员乔伊斯·芒特，由她陪同我们进入保险库。希尔有别的事情要办，请阿伦结束之后联系他。
阿伦和我随芒特小姐来到保险库，他拿着戴斯登山背包里的钥匙，柜员拿着主钥匙。一会儿工夫，保管箱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阿伦和我拉出椅子坐下。作为银行代表，柜员仍留在现场，可能她也很好奇吧。
阿伦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所有文本资料整齐地摊放在桌子上。他拿出笔记本和清单，逐一检查登记每一件物品，然后交给我。第一件是银行存折。阿伦翻开存折，看了看存款条目并核对了余额。他皱了皱眉头，记下一条笔记，把存折递给我。
存折是9个月前开立的，日期为1988年1月8日，应该是戴斯到达此地后不久。第一笔存入款为597，500美元，最后一笔取款为200美元，日期为1988年10月1日，余额为595，350美元。
我说：“哇哦，我听说他有钱，真没想到有这么多。我觉得200块差不多了，这钱是哪儿来的？”
“就是我没来得及告诉你的。他起诉州政府，要求赔偿1200万美元。讨价还价之后，他同意以60万美元和解。政府捡了大便宜。他可以再多要些，可能他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吧。他重获自由，名誉清白了，他想赶快见到孩子们。”
现在我明白银行为何将戴斯视为优质客户了。他们或许认为戴斯头脑不清楚，有那么多钱，偏要流浪街头。
第二件是一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照片，我猜是他的子女。每张照片背后都写着名字、学校名称和1973年字样。男孩叫伊桑，照片上看着十五六岁的样子。大一些的女孩叫埃伦，大约14岁，最小的女孩安娜，大概十一二岁。现在两个女儿应该都快奔三了，儿子30出头。阿伦和我认真地看了很久，才把照片放回信封。
第三件是离婚判决书，原告伊夫琳·查斯顿·戴斯，被告R·特伦斯·戴斯。离婚判决于1974年8月生效，附有R·特伦斯·戴斯签名的产权转让协议。戴斯将两人共有的房产与土地转让给伊夫琳·查斯顿·戴斯，包括土地可能含有的石油、煤气和矿物。
第四件牛皮纸信封里装着许多剪报，有《加州贝克斯菲尔德报》和《克恩县新闻》，时间跨度为1972年2月28日至1973年11月15日，全部是有关1972年2月26日女孩遭绑架被杀的新闻。受害人的黑白照片看了真令人心碎，多么漂亮的姑娘，黑色的长发，灿烂的笑容。
我随便翻看着剪报。阿伦早餐时的叙述很有用。赫尔曼·凯茨和R·特伦斯·戴斯分开审理，时间跨度相当长，律师均由法庭指派。
赫尔曼·凯茨与第二被告R·特伦斯·戴斯被控绑架及谋杀15岁的贝克斯菲尔德高一学生卡伦·科菲。戴斯否认全部指控，州检察院立案的理由是邻居的目击证词，她看到绑架当天戴斯出现在事发地点……
戴斯的辩护律师出示了不在场证明，事发当晚他和妻子在家，因此不具备作案时间。戴斯太太的证词获得了邻居洛尔莱·布兰德尔的证实，她当时也在戴斯家里。辩护律师认为凯茨有意拉戴斯下水，其证词不具可信度。陪审团不为所动，经过四小时的辩论，一致认为戴斯谋杀罪名成立。戴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于1974年1月开始服刑。
后来的事情不难想象。戴斯被判刑之后，他老婆提出离婚诉讼，强迫他转让房产。或许他自己出于羞愧主动提出房产转让。他一出狱，便起诉州政府，接着达成和解，拿到了一笔补偿金。我能想象他回到贝克斯菲尔德，盼望见到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清白了。他错了，根据丹迪的描述，那次家庭团聚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最后，他和家人断绝了关系，来到圣特雷莎，希望找到其他的亲人。
柜员不时地过来拿起一样东西看看，大部分时间她都站在一旁，不发表任何意见。
阿伦拿起了戴斯的社会保障卡以及加州签发的驾驶执照，1965年5月过期。他记下社保号码、戴斯的全名和执照签发时的居住地址。“R是兰德尔的缩写。”他说。
“很好。”
登记在清单上之后，他将两样东西交给我。
我核对了驾驶执照上的出生日期。“看这个。他生于1935年，那么今年53岁。我看到他时觉得他有70多了。”
“没人告诉过你烟酒毒品可以永葆青春吗？”
“好像没有。”
阿伦看过证明戴斯财产来源的和解协议后递给我，他的签名表示协议内容完整、州政府免于其责任等等。我把它和其他查过的文件堆在一起。
下一份是戴斯为三个儿女制作的16页纸的小册子。我认得他独特的书写风格。三本册子均为手写且手工制作。第卜本讲解加州可食用植物，第二本讲草药，第三本讲加州的野花。每段文字都配有精美的图案，有些用钢笔绘制，有些用彩色铅笔。三本册子都有一张小条子，标明送给哪个孩子。不知这些是他在狱中制作还是出狱之后。他的爱心深深打动了我。他不可能在醉酒的情况下画出如此精致的插图，如同诗歌一般带给人们生动美妙的感受。我第一次认识到特伦斯·戴斯的天生聪颖和才华横溢，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家的敏感。他为这几本小册子花费了多少时间？为这些文字和插图倾注了多少心血？我希望有人能找到他的儿女，替他送出这些画册。也许能减少儿女们对他的恶意。他不应受此对待。
阿伦拿起一只用金属卡子别住的信封，里面是四张黑白照片，都是老式带白边的柯达相纸。阿伦登记了第一张照片，仔细看过之后，再拿起第二张。我接过照片之后同样仔细观察，就连柜员也凑近了来看。第一张照片里，一个蓬松头发的6岁男孩坐在一个瘦高个儿的英俊男人肩上，男人抓住男孩的双脚，让他坐稳。背景是平整空旷的土地，还有一截断裂的篱笆和两棵小树。我觉得是乡村的农田。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R叔叔和我，1941年9月。小男孩肯定是特伦斯·戴斯。虽然我只见过他的尸体，而且照片上的男孩和之后的糟老头子差异巨大，二者依然有着微弱的相似。
第二张照片里还是那个蓬头发的男孩，十岁左右，和R叔叔坐在一座白房子的台阶上。R叔叔坐在最上面，特伦斯坐在下一级，叔叔的两腿之间。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毋庸置疑。在他们身后，我看到一扇纱门，最后一级台阶下面放着一台刮土机，右边隐约有一只水泥花架，里面的万寿菊已经萎蔫。这时我已经观察出他们的家族特征：厚重的直发，眼睛微微倾斜。这张照片的标注仍然是R叔叔和我，1945年6月4日。
第三、第四张照片是室内照。一张背景是圣诞树，没有R叔叔，我估计他是摄影师。大约12岁的小特伦斯骄傲地端着来福枪，包装盒和包装纸散落在他脚下，背面没有日期。第四张照片背景是厨房。两张照片里戴斯穿着同样的衬衫，因此应该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特伦斯和R叔叔高举玻璃杯庆祝节日。杯子里应该是圣诞蛋酒，奶油色的。右边的威士忌瓶子证明R叔叔喝酒的层次极大地提高了，也许他还让戴斯尝了两滴老鸦牌波本威士忌。这次R叔叔坐在小男孩身边，一只胳膊搭着他的肩上。
毫无疑问，戴斯是来找R叔叔的孩子。R叔叔是他的亲人，是他美好童年记忆中的亲人。被亲生子女拒之门外后，他自然希望回到仅有的亲人的身边，他还想着要在见面之前戒酒戒毒。丹迪说过，他临死前还在喝酒。他也只是想想而已。
我听见翻纸的声音。
“这真是麻烦了。”阿伦说。
我抬起头，他正认真地阅读最后一份背面为蓝色的文件。“是遗嘱吗？”
“没错。”
“哪一天？丹迪说是7月8日。”
“是的。”
“没有缝进睡袋的夹层？”
“没有。这三个是你说过的见证人吗？”
他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页尾的打印姓名和签名：珀尔·怀特，丹尼尔·S·辛格，费利克斯·贝德。
“丹迪”是丹尼尔的简称。“除了珀尔，我不知道另外两人姓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丹迪称她珀尔·怀特小姐，我以为开玩笑的。”
阿伦翻回第一页。“没有说明遗体如何处理，不过他的子女应该有决定权。他把三个子女都列上了，但是只有一个地址，是他儿子伊桑的。两个女儿没有，可能他不知道女儿住在哪里。”
他翻到第二页，眼光掠过一行行文字，张大的嘴巴显示出他的惊讶。“这人真无情啊，听这个，‘我自愿取消我的儿子伊桑，我的女儿埃伦和安娜，对此遗嘱的继承权。他们表现出无可挽回的憎恨与鄙视，我与儿女正式断绝所有关系。’”
我说：“丹迪说过，当时的场面一定非常激烈。”
“嗯，这个有用。”阿伦继续读。“这里，‘鉴于我没有房产，没有债务，没有其他资产，只有存款账户里的钱，以及保管箱里的个人物品。我希望遗产执行人将我的死讯通知我的子女，并将我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他们。’”
“如果他取消了子女的继承权，他的钱是否将归还州政府？那可不好办。”我说。
“哦，不对，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开始他就指定了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是同一个人。”
“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不是好坏的问题，我们还没找到关键地方。”
他把文件推过来，我凑近了去看这一页上出现在两处不同地方的人名。
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因为那是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