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他总是说：“儿子，你得勇敢。”
“勇敢”似乎是一服万灵的药，嚼碎了，咽下去，可以用来对付深夜在窗帘上颤抖发笑的树影；可以用来对付夏天悠然地从天而降的那种名叫“吊死鬼”的青虫；可以用来对付冬天清晨必须要离开被窝那一瞬间刺到人血液里去的寒冷；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找我麻烦的，比我高大的孩子们；可以用来对付那些面目可憎的老师，以及，他们嘴里猥琐地宣告着的，这个世界庄严的准则。
但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不恨那些让我恐惧的东西，我却如此怨恨“勇敢”。或者因为“恐惧”太过强大了，所以我只好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软柿子来捏；也可能是因为，“恐惧”源于我的身体，完完全全地属于我，而“勇敢”是个入侵者，我说过我必须咀嚼它然后吞下去，它很苦。
所以，可以简洁地说，我是个不勇敢的人。“不勇敢”实在是个客气、中立，并且文明的说法。父亲是用其他的词来描述我的，比如“软蛋”，比如“窝囊杵子”，比如“鼻涕虫”——这个词专用在我掉眼泪的时候，比如“废物”。他并不是一个粗鄙的父亲，不是的，他讲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声音算得上浑厚，气息来自丹田，遣词造句间，自有一种从容不迫——他曾经作为毕业生家长代表，在我们母校的礼堂对着一千多人念发言稿，演讲结束之后我们班主任认真地给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热烈微笑。
他略略弯着身子，盯着我的眼睛，寂静之中我一边流眼泪，一边觉得自己抽鼻子的声音格外龌龊。父亲安静地，慢慢地说：“照照镜子去，看看你自己这副窝囊杵子的模样。你爸爸当年在越南战场上玩命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会生出来一个鼻涕虫。你记得，一个软蛋他只能等死，哪怕不是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回事，他也只能输给勇敢坚强的人，懂么？爸爸是为了你好，不想你变成一个废物。”——漫长岁月中，他总是换汤不换药地重复着这几句话，我就是这样，渐渐对那几个形容人懦弱的关键词烂熟于心——他通常在说完这段话的时候站起身，挺直了腰板，冷冷地看一眼静静站在门旁边的母亲。他们彼此用一种成年人之间心知肚明的淡漠对望一眼。母亲的神色像她纤长的手指一样冰凉。有时候母亲会皱一下眉头，慢慢合上钢琴盖上的《车尔尼教程》，有时候是《巴赫》，母亲说：“以后你想骂，就等我的学生走了再骂，不要吵我们上课。”
我从不曾盼望过母亲会救我。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只是希望母亲可以把门关得紧一点，再紧一点。让他们的钢琴声不间断地充盈在父亲的斥责的间隙里。行云流水的音乐声是母亲的，不知为何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干涩的琴声，是学生的——多么好，他们完全不用理会隔壁房间在发生什么，有了这不食人间烟火的乐声做伴，我觉得我所有的无地自容都有了去处。
那是在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像是主持弥撒的神父那样，念完了他那几句万年不变的主祷文，只不过，在末尾的地方，因为我在长大，所以他修改了一下结尾：“你马上就要长成大人了，你不会真的打算变成一个废物吧？”——他究竟为什么斥责我，我已经忘了，多半跟高中升学考试有关吧，总之他就是有办法把我的所有缺点归结到“懦弱”“没出息”“缺乏勇气”上面，最后的结论永远是：我会成为一个废物。
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废物。我终将成为一个废物。我必须成为一个废物——不然，恐怕对不起他这么多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诅咒。这时候我听见旁边房间里，琴凳摩擦地面的声音。母亲出现在客厅的门口，微微发颤的声音让人觉得她的肩膀更加单薄，她清晰地说：“我受够你了。”
母亲说：“你给我安静一点吧，我不想再忍你。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孩子？什么叫软蛋？你根本就没真的打过仗，你去越南的时候仗都打完了，你无非是在战地医院里帮忙抬了几天担架，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别再骗孩子，也别再骗你自己了，我求你了行不行。”母亲的脸上仍旧是淡然的。
父亲毫不犹豫地扬起了右臂，然后一个耳光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脸上。“什么东西。”父亲咬牙切齿，“都他妈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骂谁。
忘记了是什么人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是错的。父亲和母亲在那一瞬间算是反目成了仇，我从母亲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深刻到振奋人心的厌恶；可我和母亲，却似乎也更加遥远了些。“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后来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回味着母亲这句精彩的台词，羞愧地承认了：母亲是个英雄。她用一种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方法让我自惭形秽。
便利店里的那个女孩隔着货架注视了我一眼。她站在收银台后面，头发绾在一边，她是中国人。别问为什么，总之我看得出。在周末的街头，在商场里，在校园中——我有个下意识的癖好，就是在成群结队的日本女孩子里面辨认出谁是中国人。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恐怕，绝大多数的中国女孩子身上埋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潦草——不一定和化妆的方式有关，不一定和穿衣服的习惯有关，不一定和拿包的姿势有关，甚至不一定和神态表情有关。我说不好，那抹似有若无的潦草就像一缕没能及时按灭的轻烟，缠绕着她们，让她们就像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蒂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能在厚厚的、温暖的灰烬上面被人辨认出来。
她略微欠了欠身，拿过我手里的啤酒和凉茶，扫过了条码之后她用日语低声问我：“就这些么？”
“还要一包七星。”我说的是中文。
她粲然一笑。回头望着身后，手指略略地碰触到“七星”的那几个格子，问我：“要哪种的？”
“0.8的。”我答。
“什么？”她没听懂。看来她不抽烟，而且生活中也没有一个抽烟的男人。
“0.8指的是尼古丁的含量，妹妹。”我微笑，“在你右手边，对了，再往右一个格子，这种深蓝色的，就是它。你是新来的么，业务不大熟练。”
“没看出来。”她抬起眼睑，这个笑容比最初的大胆，“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可是烟瘾倒不小。”
“这话听起来就外行了。”我也笑，“你怕是没真正见识过有烟瘾的人。”——是的，我见识过，父亲抽的是浓烈的“骆驼”，一天两包。
夜晚的街道由于路灯明明灭灭的影子，显得更加狭窄。不过无所谓的，这个住宅区的房子原本就看上去像是积木搭出来的，街道再窄一些反而是那个味道。我慢慢地走，放心大胆地迈着步子，反正自己的影子拖在身后，不会被踩伤。几十米开外的地方是个含羞的公共汽车站牌，只需要两站地，就能去到横滨市区里那种宽阔的马路上。我租的地方隐藏于这些看上去表情类似的二层建筑中，一座尖顶的小楼。再拐一个弯，在宠物诊所的后面，洗衣房的斜对面。准确地说，我住在那座小楼的一个房间里。如果深夜回去的话，我通常会走悬挂于建筑物外面的那道铁制的楼梯——那是房东去楼顶喂鸽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我会走到二楼，然后用力推开我房间的窗子，把身体变成一根晾衣绳，从楼梯的栏杆，到房间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荡，就滑进去了。有时候我会忘记事先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所以我窗前的那块榻榻米上，总有那么几个乌黑的鞋印。管他的，退房子的时候再说。不过我的轻功还是不够好，飞身进房间的时候，总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无声息，因此耳边总免不了划过邻居似有若无的抱怨——是个在齿科技师学校念专业士的男生。
不过眼下，我不需要回去我的小窝，因为这街道洁净并且安宁得没有人气——没有垃圾，没有噪声，只有静静地亮着灯或灭着灯的童话般的房屋——我觉得我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因此我背靠着路灯柱席地而坐，拉开袋子里啤酒罐的拉环，用力拆开我刚买的“七星”——还好，牛仔裤的口袋里有一个打火机。
我坐在马路的这头，一个红色的自动贩卖机在马路那头，我们温柔地互相对望着，它宽容地看着我粗鲁地把烟蒂抛到一尘不染的地面上，然后再目中无人地点上第二支。我知道，它理解我在做什么。它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任性地在一片寂静如死的雪地上留下第一个脚印的孩子。
刚刚来日本的那年，我也曾居住在一个类似的住宅区。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一个身穿洁净的制服，表情平和且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拿着一把电锯，耐心地把整条人行道边上的灌木修剪成一个漫长的矩形。电锯持续的噪声对他就像空气一样自然，灌木们纷纷折腰的时候他脸上的祥和气息也一如既往。那个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惶恐的错觉：为何这个国家的人们如此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地想要清除掉所有尘世生活中本来该有的污垢呢？难不成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么？——不过终归只是一闪念而已，后来我渐渐地什么都习惯了。
“嗨，你怎么在这儿？”不知过了多久，便利店女孩经过了我的身边，惊讶地看着我。
“下班了？”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于是她非常开心地坐到了我的身边，撕开自己背包里的一袋零食吃了起来，像是野餐一样，拿起我身边的半罐啤酒，用力地喝了几口——她倒是完全没拿自己当外人。
“你是新搬来的么？”她问我，“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我基本上都在店里见过，除了你。”
“我上个周末才搬来横滨。”我淡淡地说。
“那你之前在哪里？”她问。
“沼津。是个港口，听说过吗？”
“那里很小吧。”她惊呼，“你来横滨做什么，打工？念书？还是做生意啊？”
“念书，横滨国立大学。”我捏瘪了手里的啤酒罐。
“好厉害啊。”她笑靥如花，“那现在离开学还有两个月，你不回家吗？”
我没有回答，她也丝毫没察觉出来自己已经问得过多。她歪着头看着我说：“如果你不回家，怕是打算在开学前打一打工赚点钱吧，我在横滨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绍工作给你的。等下你留个电话给我吧。”
“谢谢。”我心里已经开始厌烦她。
“喂。”她好奇地看着我，笑容里浮上来一种微妙的迷离，“你抽烟的样子真好看，很man呢。”
我自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带着她顺理成章地去什么地方过夜。事实上，这种女孩子我已见过很多次了。在夜店鬼魅的灯光下面，在熟人陌生人混迹一堂心怀鬼胎的聚会上面——总是会有像她一样的女孩子，突然之间，眼神里就浮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贪婪、挑逗、甚至是狎昵——她们会用闪烁着珠光或者已经被无数饮料还原成本色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细细的呼吸暖暖地拂着我的耳膜：“你好有型呢。”或者是：“你真的很man。”但是如果我真的将错就错地搂过她们亲吻，她们就都尖叫着躲闪开了。我真的不明白，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我十分轻浮么？
在我漫不经心地盘算着怎么摆脱便利店女孩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几十米以外的房间里，我一直开着的电脑“叮咚”一声，替我接收了一份母亲的邮件。我可以在回家以后的深夜看，也可以在天亮之后的次日看，没有区别。邮件只是要告诉我，父亲说不定快要死了。
越南的战场并没有给父亲身体上留下什么伤痕——当然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只不过在战地医院里抬了几天担架。他身上唯一的伤疤是在日本留下的。经常，他在家里呼朋引伴地喝酒至微醺，总会对我亮出他的左臂——那上面有道长而且扭曲的疤痕，他笑着——我知道他自认为那笑声很豪爽，他说：“儿子，看看这个，这就是你爸。”他的意思是说那道死死地扒着他皮肤的蜈蚣是枚勋章，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获得。
他从前线归来，退伍，娶了母亲——据说是经人介绍的，然后他被分配到一个什么工厂的财务科上班，在我们那个北方小城里，开始了一种人人都认为是恰当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在大家的回忆里面，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父亲突然对全家人宣布说：他想出去看看世界。
当时很多人都作过非常肮脏的揣度，他们说新婚燕尔，父亲一定是对母亲怀着很深的不满才会作这种荒唐的决定，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不满呢？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邪恶地相视一笑——不过现在我已经走过了年少时那段最激烈的时光，我觉得还是应该原谅生活在故乡那座城里的人们。他们的恶意也并非出自真正的邪恶，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对异类的恐惧。
是父亲教我明白这个的。我和他就是彼此的异类，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间，都以彼此为耻。
我是他的耻辱，这个不用他说，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他是个豁得出去的斗士。当他确定了自己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时，他就能一鼓作气地把它摔得粉碎。他想办法联系到了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为他寄来了一张珍贵的担保书，他拼命地学日语，他卖掉母亲的钢琴换来了一张单程机票。然后，他像是逃亡那样奔向了东京成田机场，铁了心地以为，可以衣锦还乡。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六年里母亲办过一次探亲签证去看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就是我。
后来，很多年以后的后来——其实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今年春天，我和母亲并肩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母亲突然像是开玩笑般地说了一句：“那时候我们是在伊豆的一个温泉旅馆。是淡季。你爸爸说，淡季过去会比较便宜。我们把拉门打开，就能看见富士山的影子。”我疑惑地看着她。她补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在那几天，有了你。你去过伊豆吗？我觉得并没有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写得那么美。”她眼睛里美好的羞赧令我替她觉得无地自容。好吧，在那段奋斗的岁月里，旅行是奢侈品，我就是奢侈品的账单。
我知道，她被父亲的病情弄得昏了头，不然，怎么样她也不可能这样和她的孩子谈论起她当年的性生活。父亲一灯如豆的生命让她陡然生出了源源不断的眷恋，这些眷恋又让她柔情似水——女人们说到底就是贱在这里，也美在这里。她长叹了一声：“那时候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把我的钢琴卖掉了，那是我的嫁妆啊，就让他卖掉了。我气疯了你知道么？我一边哭一边说，你好歹要和我商量一下，可是他跟我说，商量有什么用反正你是不会同意的……”母亲的声音越来越轻，已经无限度地趋近于“陶醉”。她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钢琴被卖掉的瞬间，被父亲打断了脊梁骨。如今她却不断地回味着，回味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被她自己美化了的回忆中隐约听见自己的脊梁骨“咔嚓”一声的脆响。总之，她早已习惯了，人只要肯苟且就什么都好办，屈辱的尽头其实有一潭深深的酸楚的温存，这是生活最终教给每个人的事情。
但父亲似乎是个逃脱了铁律的意外。
其实从我童年起，父亲在我们那个小城就是以传奇的形式存在的。他从日本回来了，带回来一些钱，似乎没人问过他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国外遍地都是钱。他给家里买了新的彩电和硕大的冰箱，给母亲买了新的钢琴。他先是被一家令人艳羡的机构聘去做了翻译，半年以后不知为什么跟上司翻了脸，踹倒了人家的办公桌以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估计破釜沉舟也是件令人上瘾的事儿，他随后就认识了来我们这个小城投资的第一个日资企业的老板，从最普通的销售做起，到了今天，他是股东，合伙人——跨年的时候跟着所有的股东去夏威夷开年会。
他运气很好，总能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摸到一把同花顺。可他自己不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中气十足地宣告着：“人生苦短，拼他娘一把怕什么。”说完，用一种我十分厌恶的方式大笑起来；姨妈和姨父中秋节来我们家吃饭，散席之后他热情地说开车送他们回去，姨父客气地推脱了一句，他毋庸置疑地说：“这么晚了，已经没公车了，坐我的车不是还能省了你们打出租车的钱么？还客气啥？”——我不知道身边的母亲究竟作何感想，总之我觉得丢脸，非常非常丢脸：姨父失业了是因为公司倒闭了并不是他的错，姨妈家里必须供养念大学的表姐和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并不是他们的错，生活艰难不是任何人的错，他有什么权利这样把别人的艰难当成把柄捏在手心里耀武扬威？
他点上一支烟，看着我，成竹在胸地说：“当年，我叫你姨父辞职出来跟我一起去闯荡，他偏不肯——人下不了决心就是活该倒霉，老天爷其实给每个人机会了，自己不抓住你能怨谁？有出息的人从来不会抱怨天抱怨地的，只有软蛋才抱怨……”
我心里充满了潮水一般，满满的厌倦。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眉飞色舞的脸，也许我真的是个软蛋，我甚至做不到在忍无可忍之际像我母亲当年那样说一句“我受够了你。”当他捏着一支钢笔，坐在我的高考志愿表前面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候，我说“不”。我嗓音发颤，膝头发软——我自己也瞧不起此刻的自己，但是我终于说了，我说“不”。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都帮你把一切安排好了。”
“我不去。”
“你不要以为警官学院就真的要你一辈子做警察，不是那么回事。这里的法律系很有名，你日后想脱了警服去别的行业也很容易的。”
“不。”
“你以为我为什么替你选这个学校？因为你需要磨炼，明白吗？你需要过严格一点的生活，再认真地被摔打几年，你才能变坚强，才能给自己做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说了，不。”
他把手里的钢笔冲着我丢了过来，我躲闪了，不过笔尖还是划到了我的脸。蓝色的墨水飞溅起来，我后背上有那么一两个地方凉凉的。
反正你永远都不可能以我为荣，那么，我就彻底让你以我为耻好了。
我当然还是屈服了，我最终去了那所需要整日穿着制服的大学报到——不过念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大三那年，我因为无故旷课一个月被学校劝退了。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我，踢开了小旅馆的房门。
那又怎样，当时我正和一个男人在床上。阔别两年半，我终于又见到了父亲。
横滨。
1859年，这里是日本第一个开埠的港口。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苍茫。荷兰的鹿特丹，法国的土伦，中国的大连，日本的横滨——我热爱它们，就像贾宝玉爱他的怡红院里的每个人。港口城市的风景不需要多么缤纷的，因为反正水手的醉眼看过去，没有分别——横滨已经算是精致了。我喜欢这里一眼看不见尽头的笔直街道——好吧东京也有这样的街道，但是，那滋味是不同的。酩酊大醉的断肠人不需要风景，只需要海鸟以及浪涛的声音。
中华街。
这个地方会让人忘记，我们其实离海很近。中餐馆就像是一片拥挤的麦田，营业时间热气腾腾的喧嚣就是麦浪来临的时候。“明白了，您选的是3号套餐，喝大麦茶。请您稍等。”我对客人微微欠身，殷勤地笑着，转身去后厨房的时候，那笑容还不自觉地生长在脸颊上。世界很大，讲中文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可是无论如何，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唐人街，你都找得到那种——由华人们心照不宣的冷漠和坚韧组成，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生命力。
“你的电话。”同事小超把油腻腻的听筒塞给我。
“谢谢，五号桌再要一瓶啤酒，你带出去吧，青岛，别拿错了。”电话那边传来的是非常熟悉的声音，冯叔叔。
他在一间茶室里等我下班。他曾和父亲同一年来到这里，后来父亲选择了回家，可是他没有。每次和他吃饭的时候，他拿起筷子那一瞬间的神情分明就是个日本人。不过只要他开口说话，就还是那个江湖气十足的冯叔叔。
“不是刚考上国立大学么？怎么又要回去了？”他问我。
“我爸病了，肝硬化。”我说。
冯叔叔沉默了一下。和他聊天就是这点好，他永远不会大惊小怪地让夸张的表情在自己脸上作祟。
“那你回去，有什么用？”他静静地问。
“他得做肝移植。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配上。要是能，就给他。”这家的红豆饼一如既往地美味。
“你是说，给他你的肝？”
“是。不是所有，一部分就够了。就能救活他。但是得看配型，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这样啊。”他轻声地，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日文，然后突然清醒过来，对我笑笑，换了中文，口气同样简短，“是该回去。”
“可是学业怎么办？”不知为什么，他问我这个的时候，我脑子突然想到了别的事情。中文在这种时候有种单刀直入，不惧怕任何窘境的锐气，不似日语那般缠绵——若是冯叔叔换了日文问这句话，怕是在问题开始之前一定要加上几个委婉的开场词，像是戏开场之前的铃声一样，小心提示着对面的人，“尴尬的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来了”。
“只好先休一年，明年再说了。”我失神地笑笑，“不过这样也好，明年开学之前，还有点时间，能打工攒出一点钱来。”
“还是不用你爸爸的钱？”他含笑看着我，却善解人意地不等我回答。
“你爸爸是个很妙的人。”他叹了口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替高利贷公司做数据库，他们的人只要一打开电脑，就知道今天该去哪家逼债了……我们收费比日本人便宜得多，就这么简单。后来，有另外几个中国人想抢我们的饭碗，你爸爸随手操了一把餐馆杀鳗鱼的刀就去找他们了，我一直都怀疑那道疤是他自己划的，这毕竟不是在自己家——我不信他有胆量真的在别人的地盘上闹出什么事情来，估计是他为了耍狠，当着人家的面死命划自己一刀，见了红，那几个抢生意的人就没底气了。”
我们道别了之后，在我转身的瞬间，冯叔叔突然叫住了我：“回去给你爸带好。吉人自有天相，我现在老了，我信这个，你别笑我。”
冯叔叔每次约我的茶屋，离“外国人墓地”，非常近。那是我在横滨最中意的地方。
餐馆中午的那班三点放工，晚餐的那班六点上工，中间的三个小时，我喜欢到外国人墓地里面，坐着。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记录的都是些孤魂野鬼，你有时候就会产生错觉，以为大理石的坚硬的森林会在遥远的海浪的蛊惑下，响起来阵阵林涛的声音。这里埋着的，都是外国人。从1854年，第一个死在这里的美国水兵开始。
他死的时候24岁，和我同岁。一艘叫“密西西比号”的舰艇曾经载过他垂危的躯体和另外一群年轻美好的小伙子们。他的长官要求把他葬在一个能看得见大海的地方。他的坟孤单了一阵子，才陆续迎来了其他客死横滨的灵魂，其他跟他一样，还没学会日语就死去的灵魂。他们这些始终说不惯日语的魂灵，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了一起，第一个在日本铺设铁路的工程师，第一个啤酒厂的老板，女子学校的校长……不远处的浪涛那么温柔，浪涛讲的不是日语，他们都能听懂的。
他叫罗伯特·威廉姆斯，我是说，那个从1854年到今天一直都是24岁的水兵。罗伯特·威廉姆斯。是个像颗沙粒一样，扔在人堆里就会消失的名字。
我上一次看到父亲，是四年前。没错的，就是那个我被大学劝退，然后被他撞到敏感镜头的冬天。我想，其实他比我更觉得耻辱。
难以形容他脸上的震惊。他坐在我的对面——我当然已经穿好了衣服。我看着他拿出一支烟来，于是按下了打火机，凑过去，替他点上，我不想看到那种——他因为手指颤抖所以火苗没法对准香烟的画面。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不想去那个学校，我讨厌每天早上晨练，我讨厌在校园里随时随地跟教官敬礼，我讨厌那种只需要服从就可以的生活，但是你不听。”
他厉声道：“少给老子装糊涂，我是问那个流氓。为什么？”
“他有名字的，他叫江凡。”
他突然古怪地笑了：“为什么是他？”所有的嘲讽和蔑视溢于言表。
“我爱他。”
“儿子，你懂什么叫爱吗？”他长叹了一句，随着他的叹息，烟雾弥漫在他四周，让他看上去像是在传播神谕。
我从他的烟盒里拿出了一支，为我自己点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着他的面抽烟。他一开始没有制止我，当我把第三口烟缓慢地对着他的脸喷过去的时候，他终于扬起手打掉了我的烟。“看看你自己，像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爸。”我安静地笑笑，“我早就长大了，不要再叫我儿子了。我明明是女儿。我不想再陪你玩小时候的游戏了。”
他凝视着我，一言不发。
我不是儿子，不是什么见鬼的儿子。我是女人。尽管我从小就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并且拒绝梳辫子和抱布娃娃。直到今天，我也是留着一头短发，男装的打扮，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女孩子总喜欢对我表示那种轻佻的好感和亲昵，为什么她们总像是看猴子那样表扬我抽烟的样子很man，为什么她们中的大多数在我真的俯下头亲吻她们的嘴唇的时候就会尖叫着躲开。在她们需要解渴的时候，我是男人；在她们需要一个扮演荡妇的机会的时候，我又是女人，她们自欺欺人地向我抛着半真半假的媚眼，却不知道我像面镜子一样准确地倒映着她们欲盖弥彰的欲望。
直到我遇见了江凡。我才知道，我是百分之百的女人。我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别人眼里的拉拉，不是我自己也曾怀疑过的同性恋，我是女人，我是个只爱一个男人的女人。
只爱江凡的女人。
好吧，我不怕承认，童年时我曾经那么崇拜父亲。他简短地叫我“儿子”的时候，我扬起小脸清脆地答应他，那模样就像是一株寻找阳光的向日葵。他有时候一时兴起叫我“士兵”，不管我在做什么，我都会立刻起立立正，庄严地告诉他：“长官，到。”每一次他斥责我是“软蛋”时候，我都真心实意地认为，那全是我的错。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厌倦了他时刻悬挂在我头顶上的“正确”和“勇敢”，我像害怕着一把生锈的铡刀那样害怕着它们。我忍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就算被痛苦的恨意折磨得面无表情，也仍然在心里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是错的，我总有一天会走出这些痛苦，抵达父亲的“正确”的彼岸。我一定能通过所有的考验，和父亲温暖的笑脸团聚。最成功的独裁，莫过于此了吧。但我真的想不起来，究竟是哪件事什么时候让我具体地感觉到了我不愿再承担这种窒息，也许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传记里面，总会记录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证明这些了不起的人的轨迹。但是，像我这般卑贱的生命，或者用不着那么醒目傲岸的灯塔，用不着那么清晰的航标，一切都发生于混沌之中，没有光芒来提醒我，什么时候，我已遍体鳞伤；什么时候，我已脱胎换骨；什么时候，我已万劫不复。
“爸，你希望有个儿子，你以为如果我是个男孩子我就真的可以像你么？”我清楚地记得，爱情让我无比勇敢，让我终于这样对他说，“这不是儿子女儿的问题，就算我是男生，就算我是个儿子，我也还是像现在这样的人。你想要的其实不是儿子，你要的是赢家，一个像你一样的赢家。但我不行，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不行。”
“那只能说明我从来都没有看错你，你就是个软蛋。”他烦躁地打断我。
“就算我是儿子，我也有成为软蛋的权利。”我沉静地看着他，奇迹般地以为，他没可能再打中我，“我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是因为我只能这样；你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么强大，也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只能强大。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但是你没有。你能不能试着明白这件事？”
“你绕这些圈子做什么？你无非就是想说，不管我费多大的力气想把你拉回来，你也还是要跟着那个小白脸，对不对？”
“我知道在你眼里他什么都不是。爸，我只求你能明白，我很爱他。”
“你爱的这个人是个傻×。”他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死寂满意地微笑了，那个瞬间我确信他恨我，“从你十几岁第一次偷偷跟男生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只会喜欢傻×。让你去自由地选择，你永远只会选回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傻×，这就是你的爱情。”
后来我还是失去了江凡。
被学校劝退以后，我就跟着江凡去了更远的城市。我们在那里过着贫贱夫妻的生活，他上班，我打工。存钱成了唯一的目的和意义。母亲一直都在往我念大学时候办的那张银行卡里汇钱，但是我从来都只让那张卡沉睡在抽屉的最底下。深夜里，我们挤在狭小的床铺上，抚摸着彼此茂盛的身体，我们从不曾好好爱惜对方，也不曾好好爱惜自己。就像两匹相依相偎，穿越荒原的小马。
最后，江凡还是走了。这也没什么稀奇的，我承认，我的个性古怪难以相处；更重要的是，致命的爱情原本就是个负伤的江洋大盗，暴尸荒野是它唯一的合理结局。
江凡走的时候，把我们一起存的钱全都留给了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拿走，潇洒得像是赴死一般。我盯着自动取款机显示的余额数字，那些绿色的数字像是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知道这笔钱够我做什么：买一张单程的经济舱机票，付给中介公司最必要的签证代理费用，运气好的话，估计还能剩下第一个月的房租。
那一瞬间我想起江凡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和解，想要跨过去，你就只能打败它。”那仿佛是江凡给我的临别赠言。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岛国。
头两年，在一个小城里，随便注册了一个短期大学的研修生的席位，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命地工作。同时打三份工，也是有的。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穿梭奔波在这几个地方：沙丁鱼罐头厂、中餐馆，以及深夜聚集一些不出海的渔民的酒馆。还有三个小时无论如何要拿出来，去学日语。从孩童般的牙牙学语开始，直到有一天，清晨半睡半醒间，模糊感受着骨头里面的酸痛，邻居家的早间新闻没头没脑地传进来，我居然就懂得了是有人在抗议大藏省的新政。到了第三年，知道再不去念书，移民局不会给我续签证，于是又全数拿出打工时候的疯狂来啃书，收到横滨国立大学的通知单的时候，只是平静地对自己笑了笑：毕业的时候，都快要30岁喽。
为什么是日本？又为什么是横滨？因为这是他待过的地方，这是成全了父亲的地方。
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瘦了。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燃烧着，燃烧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我要打败他。用我因为是女人，所以可能更为惨烈的血肉之躯，打败他。
但是他病了。
我站在他的病床前面，看着他沉睡之后依然线条严肃的脸。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俯视过他。阳光里那些嬉闹的小尘埃微微地惊扰了他紧闭着的眼。他醒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情看着我。
“爸。”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配型的结果出来了。没问题的，我可以把我的肝脏给你，这样，你很快会好的。”
他笑了。他轻轻地捏住了我右手的四根手指，他说：“真好啊。”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不应该这么快就结束的。我刚刚作好了所有的准备，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厮杀，我千辛万苦地修好了长城，我甚至还在习惯性地欣赏着那个动人的烽火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宣布战争结束了。他用一种优美的姿势丢盔弃甲，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自己从一个统治者，变成一个穷途末路的英雄。
我斗不过你。
我们是一起被推进手术室里的，分别躺在两张有轮子的床上。滑行的时候我侧过脸去看他，我们俩像是在两艘摇晃着就要起航的船上，恍惚中我觉得我该用力地对他挥挥手，扑面而来的风力道很劲。
我把能给你的都给你。反正我的血是你给的。热血，冷血，都来自你。生命有时候就像超市里的新年优惠礼包那样，不断不断不断地打折扣，是很廉价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值得的人和事情付出它，何况是为了你。
可是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珍贵。
手术很成功。我醒来的时候，他还在隔壁的病房沉睡着。怕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女人能像我母亲这样，仅剩的两个亲人一左一右地睡在洁白的病床上，但她却如此心满意足，如此幸福地凝视着窗外的阳光。
她一边削苹果，一边低声说：“其实你爸后来跟我说过了，他说等你回家以后要我告诉你。你去找那个男孩子吧。你爸很想你。他说要是你实在喜欢他，就随你了。不怕他没钱，爸爸妈妈给你嫁妆，大不了，养你们也没关系的。”
父亲始终是父亲。他以为所有的人都着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并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我知道，当初江凡悄无声息地在一场大吵之后离开我，并不真的全是因为忍受不了我的性格。因为父亲去找过他，我都知道。
但是没有了江凡，我就没有了再跑回他面前质问他的勇气。
我也没有告诉母亲，就在三个月前，我收到了江凡的邮件，他在里面写了他婚礼的日期。读到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回复了他，使用一种亲切的、老朋友的语气祝他们白头到老。因为我知道，江凡在等。我还知道，写这封信给我，他一定犹豫了很久。曾经的深爱，如今只剩下了这点默契。我怎么样也不可以让他为难，无论如何我都记得，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那种由衷的惊喜，就像一只奔驰在茫茫雪原上的鹿，在天圆地方的荒凉里，突然仰头发现了北极光。
也不知道在漫长的人生里，江凡和他的妻子，究竟会是谁先打断谁的脊梁骨，然后，彼此心照不宣地对外人保守着这个秘密，相濡以沫地活下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俩的脊梁骨都折断了，这其实更好，他们的感情里会多添一份同病相怜的温暖，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天长地久”需要的东西。
父亲正在康复中。疾病让他苍老，懈怠了他面部的棱角，不过，他身体里现在有了一部分年轻的肝脏。
等他的身体再好一点，我就回横滨去。回我鸽子笼一般的小屋，回我的中华街，回我的外国人墓地。父亲在横滨待了六年，他却从来不知道外国人墓地这个好地方，这便是我和他之间的区别。我会挑阳光晴朗的日子，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海洋上吹来的风笼罩我脸庞的声音，顺便幻想一下我自己的葬礼。
我上辈子也许是个水手，眼睁睁地看着一场大火烧掉了我美好丰饶的家园，心里却不知为何有种没法示人的欣喜。远处一艘船缓缓地靠近了我，和静谧的海岸线一起靠近了我，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此时唯一的梦想，就是客死异乡。
2010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