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赴巴西参加第二届国际网络青少年会议的邀请函后，我便兴奋地从书橱顶端翻出了布满灰尘的地球仪，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在中国南京的正对面濒临大西洋的地方找到了一行小字“萨尔瓦多”。180度，半个地球——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只身出国，就走到地球上几乎离南京最远的地方——整个儿面对面。我不害怕，一点儿都不。从小就爱读《环游世界八十日》，渴望着在广阔的世界中丰富自己；从小就爱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渴望着独行天涯的那份潇洒豪情。老爸十八岁随军赴关东的故事早让我听腻了，于是我抱着地球仪神气地站在他面前：“等我回来给你讲‘女儿十六只身闯巴西’的故事。”
上海虹桥机场：执手相送是亲情
过海关时，检查人员饶有兴致地翻着我的护照：“呵，才十六岁，就去过香港又要去巴西了，有大人陪吗？”“不，就我一个！”我自豪地接过盖着花花绿绿大印的护照。站在一旁的妈妈赶紧把护照小心翼翼地塞进我兜里——那是她特别为我缝制的贴身“保险口袋”，接着又开始重复她那早已说了不下百遍的叮咛。我一边向她保证一定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一边借着大厅的玻璃门欣赏着自己背着大旅行包的潇洒行装。广播里传来了“请乘客登机”的声音，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爸爸终于说了一句：“出去，就一个人了。”从他凝视我的眼睛中，我读出了不舍和担心，读出了一份“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我冲他们甜甜一笑，道了一声“再见”，便头也不回的踏上了飞机通道。“出去，就一个人了。”当我在飞机上坐落的一刻，蓦然想起这句话来，鼻子有点酸酸的。
汉城：和着猪肉脯初尝异国感受•“秀色可餐”原是无稽之谈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我便坐在汉城Kimpo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身边来来往往陌生的脸庞，提醒我已经身处异国了。我要在这地方消磨整整八小时。塞着耳机，张镐哲一遍遍地吼着他的《谋杀寂寞》，我用什么来谋杀寂寞呢？——吃！一边啃着从祖国带来的猪肉脯，一边”One、two、three…”地数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知是因为我的那副傻样让人好奇，还是因为猪肉脯香味的缘故，身边爬来一个好可爱的小家伙，白嫩嫩的小脸蛋，黑扣子一般的眸子。他（她）一个劲儿往我身上蹭，摇着手中的小罐子——叮叮当当，他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他可是此次旅行第一个与我进行友好交流的外国朋友。在小小的孩子眼里，对人只有喜欢与不喜欢之分，而无国籍之分，多好！
我陪她一块儿傻傻地笑着——伴着摇罐子发出的跳跃的声音。一个人的孤寂消融在异国的午后。
飞机起飞整整晚了一个小时，我高吟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离开了灯火辉煌的汉城，飞机颠簸不停，整个人上上下下折腾了一番。可怜我快饿瘪了，胃里除了可乐还是可乐——我可乐不起来了。韩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一向以其姣好的面容。温柔的态度而著称，但她们甜美的微笑却丝毫激不起我对韩国飞机食品的食欲——一大块散发着怪味的死板板的鱼加上一管辛辣的调味酱，几个沾着胡椒粉的甜丸子直让我倒胃口。我合上饭盒抬起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漂亮的空中小姐，却发现“秀色可餐”原来是无稽之谈。
洛杉矶：传奇式助人为乐•中国只有一个•巩俐成了介绍人
十几个小时后当我还在晕晕乎乎的梦乡中，飞机已停在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收拾好行囊准备一脚踏上美国的土地。忽然发现靠窗的座位上蜷着一个满脸疑惑面容憔悴的女孩。虽然临行前爹娘一再交待不要随便和陌生人答话，可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同情心便及时地泛滥了。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她是日本人，去圣保罗探望父母，可不小心把登机卡给弄丢了，不知该怎么转机。她夹着哭腔的英文说得结结巴巴，我的“侠义心肠”便开始膨胀了。我们在洛杉矶只有一个小时的停留时间，领着她连奔带跑地冲下飞机，找到了换登机卡处。一位美国小姐义正辞严地拒绝：“没有登机卡，无法换飞机。”我说你不可以不讲理，她买了飞机票，她花了钱就可坐飞机，否则就得你把她送回日本去。小姐问你是她什么人干嘛多管闲事。我很生气地一字一句他说：“我不是她什么人，我是中国人，这叫助人为乐，中国人懂，但你不懂。”“你是中国人？！”美国小姐的嘴里忽然蹦出－－句流利的中文，着实吓了我一跳。她转身回办公室，和一群美国人叽哩咕嘟了一阵，出来时手中多了一张卡片。“行了，去那边换转机牌”。她还是在说中文。我瞪着她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嘴巴成了“O”形。“我妈妈是中国人。”呵，真是天涯何处无国人？日本女孩不停“Thank you”，我的脑瓜里突然冒出一个听起来挺老土的词“国际主义”，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这词挺可爱的。
候机室里，所有人都静静坐着等待，只有我一个人在窄窄的走道旁若无人地做着在学校刚学的第八套广播体操——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再坐下去恐怕要患上“坐骨神经痛”。旁边的两个东方人正在用英语交谈。一问才知道男的是韩国人，而女的来自台北。台湾姑娘指着我和那个日本女孩说：“真巧啊，小小的角落里有来自四个东方国家的人。”我微笑着摇摇头：“你数错了吧，只有三个国家。”她望了我一眼，静静坐着，一句也没说。“一、二、三、四……”我喊着节拍，继续做着跳跃运动。
飞机从洛杉矶起飞了。邻座的那个长着一搓小胡子的“日本男人”从包里翻出一本杂志。一张巩俐的大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凑上去一看，居然是一个个中文方块字，亲切极了。“What’s your nationality？”我疑惑地用英文问道。“Chinese”。他怕我不明白又强调说：“From mainland。（从大陆来）”我换成中文跟他说“你好”，他瞪圆了眼珠望着我：“你居然也是中国人，我还当你是日本人呢！”天哪，我们一同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不时还用英语交流一下对机上垃圾食品的愤恨之情，若不是一本中文杂志，我们还当对方是“老外”呢！天涯何处无国人，怎奈相逢不相识！
圣保罗：“天哪，没有人懂英语”•警察局里寻求庇护-在医院做五小时“高干”•-差一点“香销玉殒”
终于到达了巴西的圣保罗。长时间的飞行使我头晕脑胀，背着旅行包提着行李箱，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感觉如云中漫步、我的下一个航班被推迟了两个小时，于是我决定给此行目的地——萨尔瓦多市的联络人打个电话。我找到一位机场咨询处的小姐，花了十分钟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和遇到的麻烦并请她让我使用一下电话。小姐带着和蔼的微笑，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听完我所有倾诉，并不时善解人意地点点头，当我“扑”向电话准备拨号码的时候，她却一下按住了电话对我摇头，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英文：“Sorry I…dont…speak English（对不起，我不会说英文）。”接下来是一大串天花乱坠的葡萄牙语，我吃惊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只好试着在飞机场里找个懂英语的人。接下来的发现让我整个人掉进冰窟窿——偌大的国内航班大厅居然找不到个会说英语的，他们说得最流利的一句英文就是：“I dont speak English。”天哪，来之前是谁告诉我巴西人大都会说英语的？——我一边悔恨着自己准备疏忽，一边诅咒着自己倒霉的运气。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我这一生听过的最富有磁性的声音：“小姐，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流利的英文让我惊喜地转身，一位年轻帅气的巴西先生正含笑望着我。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差点没激动得潜然泪下。巴西先生带我找到了磁卡电话，按我给的号码耐心地拨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无奈地耸耸肩：“那是个自动接话机，元人答话。”我满心失望却还微笑着说：“谢谢”。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电话磁卡放到我手里：“留着它到萨尔瓦多机场再试试，祝你好运。”他朝我挥了挥手消失在人群中，我紧紧握着手中那张磁卡，握着心中那份感动。
七个小时，我要在圣保罗的候机大厅整整七个小时！疲惫的我呵欠连天却还要照看着自己的行李。国内航班的大厅里人头攒动，其中不乏一些身材魁梧面目狰狞的人。早听人说巴西治安不太好，此刻的我只好两眼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自己的箱子。忽然，一群警察全都飞快地向一个地方冲去——看情形似乎有一起抢劫案正在上演。妈呀！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拖着行李在大厅里瞎逛，想找个安全地方打个吨。这时，一扇玻璃门上悬挂的牌子让我霎时有了灵感——ＰＯＬＩＣＥ（警察局），我毫不犹豫“破门而入”，高大而森严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个胖乎乎秃顶的先生，这位巴西警察显然对我这“海外来客”的突访很吃惊，他眯着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不再迫不及待地忙着开场白了，而是先问他会不会说英语。胖警察的领悟力倒是惊人，他示意我先坐下然后打电话召来了一位小姐。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应邀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国际会议。两天的飞行使我很疲倦，又患了胃病。我对机场的治安很没有信心，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说完我把护照和邀请函放在了他的桌上。其实我只想在警察局借个地方坐会儿——这儿总是安全的吧。没想到警察大叔却对我的“病情”非常重视，他把我领到机场医院，请了专门的医生给我检查。医生和我的语言不通，一声不吭地按摩着我的胃部。于是，只要他的手一接触我的胃，我便呲牙咧嘴作极端痛苦状。这一招果然奏效，医生给我开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药丸外加一间单人病房。我把药九揣进兜里，嚼着猪肉脯喝光了护士送来的眼药的白开水，在单人病房里美美的睡着了。五个小时后，我被他们叫醒了，在医生“小心身体”的忠告中“容光焕发”地上了飞机。
从圣保罗到萨尔瓦多的飞行时间不过四小时，可中途飞机停了三次，原来巴西人坐飞机就像我们坐公共汽车一样逢站必停。这云里雾里的一上一下可把我折腾坏了。一排座位上的清洁袋全被我“搜括”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吐。整个胃里翻江倒海。直到吐得精光灿烂为止。想想兜里的胃药可以发挥用场了。我请来空中小姐，指了指自己的胃，用手比划了一个杯子，她微笑地冲我点点头，不一会便把东西给我拿来了——不是一杯水，而是一个椭圆形的面包。我苦笑着向她竖了竖大拇指。飞机还有十分钟就要到萨瓦尔多了，我如西天取经就要胜利般的如释重负。可同时我也发现飞机颠簸得异常厉害，机上的乘客也都在议论纷纷。这时机舱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葡萄牙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他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慌张。话没说完，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整个机舱乱成一片。当我意识到出问题的时候，飞机已经开始大幅度倾斜了，30。，45。，65。，– 90。，整个飞机都要侧过来了，我整个人感觉被抛入了二次空间。机上一片嘈杂，人们都手舞足蹈做出“上帝保佑”的姿式。天哪，难道我要“香销玉殒”于异国的天空了吗？身旁坐着的一对巴西母子，他们头靠着头，口中喃喃念着什么。刹那问的一瞥，我看到了他们紧紧相握的双手。握着冰冷的扶手，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此时的我方才体味到生命中真正的孤独和恐惧。“我一定得平安口去，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在等着我回去呢！”我默默祈祷着。飞机在萨尔瓦多上空盘旋了近半个小时，终于缓缓下降，滑轮着地的一瞬间，机上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萨尔瓦多，历经艰难，终于见到你了！”
萨尔瓦多：没有了行李也没有接我的人
“死里逃生”的我步履蹒跚地走进候机大楼。在行李传送带前等了半个小时，却没有等到自己的行李。在丢了行李的同时我发现自己也被人给丢了——根本没人来接我。望着别人幸福的相拥，开心的握手，我感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凄凉——就像只迷途小猫游荡在异国的机场。总算老天爷帮忙，让我遇到了位在机场打工的巴西英语老师。她领着我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找到了我孤零零的行李，又用电话磁卡（巴西帅哥的礼物）给我的联系人打了电话。45分钟后，历经两天半漂泊的我终于被人“捡”回了宾馆，我流浪的旅途也暂告段落。
到了宾馆，身子一挨着松软的大床，我便呼呼睡去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十二小时的时差，便在我的梦乡中不知不觉倒了过来。精神倍爽的我推开窗户——大西洋！我几乎要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欢呼了。湛蓝的天空，无边的海水，绵延的海滩——这是我平生第二次看到大西洋——第一次在梦里。此刻，我便对萨尔瓦多一见钟情了。我贪婪地呼吸着人西洋的空气，用鼻子真切地感触着异国的早晨。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这时候会是谁？
天涯皆比邻-热情的肯尼亚姑娘
我一开门就被一个黑黑、大大、壮壮的家伙抱了个满怀，还未来得及挣扎，左边脸颊又被她狠狠“啃”了一下。我正欲发作，抬起头来便遭遇了一张挂着灿烂笑容满脸元辜黑白分明的脸。黑，是煤炭那种黑——这不是形容她的黑眼珠，而是形容她的皮肤；白——是牛奶那种白——不是形容她的皮肤，而是形容她的牙齿。一个有我一个半人跺起来那么高的黑人姑娘正居高临下地冲我笑。“你好，我是肯尼亚的Iren。”未等我开口，她又说，“我知道你是中国来的，你好勇敢，这次开会的孩子除了你都有大人陪着来。”
“我……”我又被她亲热地紧紧抱住，右脸颊也“厄运难逃”地被侵袭”了。我揉着被亲疼的双颊，苦笑地望着她。她显然不打算给我说话的机会：“你一个人住太孤单了，我早上要了一间三人房，你和我们一块住吧！”她用的是“吧！”而不是“吗?”，她替我“包办”了所有的行李，把我“劫持”到了她的房间，在那儿我遇到了带她来的大人——一个比她矮了三分之一，瘦了二分之一的二十多岁的黑人姑娘曼德琳。为了躲避又一次热情的“侵袭”，我主动地伸出了右手。
第一次和两个黑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曼德琳把她男友的照片不远万里地带到巴西，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我们换衣服，她都会把照片正面朝下放倒，并郑重地告诉我：“他很害羞，看到你们会不好意思的。”没多久的一天，她的“男朋友”忽然失踪了，当我在她床底下找出照片时，便冲她大叫：“曼德琳，你男朋友害羞得钻到床底下去了！”
Iren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她的笑容总像阳光一般明朗。唯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她喜欢“拥抱”我的习惯，让我喘不过气之余，还有一种“暗香浮动”——她每天早上都要把十几个小瓶里的香呀霜呀之类的玩意儿往身上擦。其中几个小瓶上的英文标签竟是防晒增白露——黑人也能增白？——世界真奇妙！
尽管生活方式有些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友情的发展，很快我们三个就打成一片了。可一天晚上，房间里却闹出一点小小风波：我睡得膝膝陇陇问，看到曼德琳和Iren从门外进来。便问她俩晚上去哪了，她们谁也不回答我。我提高声音又问了两遍，她们依然像没听见似的。Iren还用取笑的声音说：“瞧她还爱说梦话呢！”我气得从被窝里“嘈”地蹦了起来。“你们去哪儿了？”声音大得把她俩吓了一跳，我自己也猛然清醒——“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一直在和她们说中文。此时的房间里响起了曼德琳充满同情的声音：“哦，可怜的孩子，她居然还梦游！”
两个埃及“老爸”
我学校的一位好友对埃及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与我侃侃而谈埃及男人的面目特点：直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眸。微厚的嘴唇……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Gamal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了好友的话。“你是埃及人吧。”我笃定地说。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瞪大了写满问号的眼睛，“你是会看面相的小女巫吗？”“不，我只是个中国小女孩。”我笑嘻嘻地望着他。“这位是中国小女巫！”从此后他逢人就这么介绍。一天晚上他跑来找我，脑门上肿了一大块。“小女巫，我被人偷袭了，你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我的脑袋。”他痛得呲牙咧嘴。我装模作样地拿红花油在他头上抹了几下，并神乎其神地吹了两口“仙气”，大约是心理作用，他居然说不疼了。他用埃及腔的英文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在楼下花园散步，有人拿石头从树上砸我。”
“你是黑帮头目吗？”
他摇摇头。
“你是政治领袖吗？”
他摇摇头。
“你是百万富翁吗？”
他又摇摇头。
“那肯定没人谋害你。”
他固执地拉我到楼下看“偷袭”他的物证。在黑漆漆花园的树下我“搜索”到了一个熟透的芒果。“这就是那个偷袭你的敌人？我来帮你报仇”。我将芒果剥了皮，塞迸嘴里。“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像我的女儿。”从那天起他便以我的“埃及老爸”自居。
另一位埃及老爸是一位可爱的牧师（英文中牧师一词为 “Father”，与“爸爸”的拼写完全相同）。萨尔瓦多夏日炎炎，气温高达35℃，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穿T一shirt，唯有这位牧师先生天天都穿着长袖黑袍，整个人遮得严严实实。我以为“侍奉”上帝的人到底不一样——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后来见他在餐厅里猛灌冰可乐，原来他也并非“酷热不侵”的。牧师先生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上帝保佑；二是我太太说……一日，他问我牧师和中国的和尚是不是一回事。我告诉他至少有三点不同：一、中国和尚一般不喝可乐；二、中国和尚绝对不吃猪排；三是中国和尚不可以有太太。“哦……”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还是做牧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