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真的很小，步行横穿整个城市不过只要四十五分钟。可就在这方圆不过数里的小城却到处都有买书的地方，这也算是这座大学城的一大文化特色。其实不但是剑桥，整个英国的书店、书摊、报摊都很多，人们多喜手不释卷，坐着、站着、等车、小憩……的时候随便看点书报杂志。这也是一种国民文化素质的体现。而剑桥，则为尤然。特别是小小的市中心，就有好多家大书店，像Borders、Heffers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等等，还有毗连的旧书店以及Open Market（集市）上定期轮换的旧书摊。最大的一家大概要数Trinity Street（三一大街）上的Heffers了。这家书店历史悠久，里面共分三层，满满叠叠的都是书，分类插架安放。那里的书以学术性为主，大学的师生隔三差五地会来浏览一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在这里兴许还能见到平时很难谋面的诺贝尔奖得主。Borders 则和星巴克开在一起，选书累了，可以去喝杯咖啡提神，书香混着苦苦的咖啡味儿，别有意趣。还有一家书店，在很多书的旁边附上了书评，帮助读者选择。这些书评都是手写的，无论是褒是贬，语气恳切而实在。书评的作者并非什么声名显赫的评论家，而是剑桥当地的居民或是学生。其实，好的评判常常是来自民间的。
一旦得了空闲，我会不厌其烦地在各个书店里打转。这些书店各有千秋，但都自然朴素，与国内近几年兴起的现代化的大书城相比十分不同。书城真是个叫我害怕的地方。那个人头攒动的巨大建筑里面陈列着成千上万个死了的和活着的作家的成千上万本我不曾读过的书。无数妖娆的封面，无数花哨的广告，瞄一眼就让人感到腻味。我在里面晃荡的时候，就仿佛素食主义者走进了熟食批发店或流水线的养殖场，只觉得头晕目眩，耳鸣轰轰。记忆中最可怕的一幕是在南京的某个书城，二楼的文学区安放了好几台大屏幕的彩电，一刻不停地播放着某个成功学大师意气风发慷慨煽情的演说，倒尽了买书的胃口。剑桥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书城，但这里的书店，无论是大是小，那宁静温馨的氛围都是好的，让人舒服。
去书店淘书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每走进书店，我便觉得眼前的书是有生命的：它们有期待，翘首盼望着人们的阅读；它们有风情，个中滋味，读者自知；它们有尊严，即便无人青睐，仍旧生生不息。我喜爱在静谧的氛围中与它们邂逅，与它们相知。小时候，只要得了零花钱，第一个跑去的地方一定是书店，倾尽所有，捧回自己盼望已久的好书。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我迫不及待地将脸颊贴上冰冷的书页，顿时感到一阵清凉。那纸张油墨胶水的味儿总让我激动不已。我灵敏的鼻子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书籍的不同气味，比如至今仍陪伴我的那本《格林童话选》就有一股子甜美沁心的香桃木的味道。
我读书的速度很快，就好像伐木工人砍树一样利索。遇着气味相投的书，便欲罢不能，定要风卷残云般地将它读完。虽说人长大了，但这暴饮暴食的坏习惯却改不掉。尽管这样，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著我却从不曾翻过。是的，我知道这些书是多么有名，多么应该读，可我总是迅速地越过它们，选择的是其他更容易吸引我视线的书。有人将阅读看作是一块磨刀石，依靠它去把自己的智力打磨得更锋利；可对我来说，阅读只是一个寻找同类的过程，我凭借自己的直觉、本能去寻找与自己共鸣的语感、题材、氛围、思想。在寻找同类的过程中也寻找到了被纷扰世事所淹没的自我。还有一个不读“经典”的原因在于许多巨著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样也就缺乏一种能真正沉浸到作品里去的平和心态和清醒的头脑。于是我对自己说：把这些书搁一搁吧，读书也是要等待时机的，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读它们。“每个人应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欢的作品开始阅读，不要迷信任何模式，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诺贝尔奖作家黑塞的话，更加笃定了我的坚持。
买书时会有一些充满喜剧色彩的时刻。比如你和另一个人看中了同一本书，并在同一时刻伸手去拿的时候。遇到与自己喜爱相同的书的人，总是倍感亲切的。一次，我在火车上拿出了随身带的两本书（旅途中，书本永远是我最好的伴侣），一本是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另一本是苏东坡的《东坡志林》。对面坐着的女孩子也从旅行箱里找出了两本书，我一瞧那书的大致轮廓便知道一本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另一本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它们都在我的书柜中呢）。她显然也看到了我读的书，两人相互打量，不禁莞尔。一路虽无多语，却已相知。我曾和一个女友说过若有一天要嫁人了，要先去考察一下他读的书。我相信那句西谚：You are what you read。阅读，构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你可以从一个人读的书里，看到他的喜好他的性情他的生活观价值观。以前读到李清照和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婚姻生活，真是好。西方也有这样性情相投的夫妻，比如法国颇具盛名的瑟伊出版社的编辑安妮和她的丈夫弗朗索瓦。他们两人都爱书如命，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拥有丰富的藏书。安妮警告丈夫不许出轨的方式也是独特：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我早就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初，每次他要出远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时，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塞张纸条：“你要敢背叛我，我就宰了你。”后来，纸条上写的是：“你要敢背叛我，我就宰了她。”再后来成了“你要敢背叛我，我就自杀。”最后变成“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放把火烧了你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