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到复旦报到的第二天就和室友相约到学校的大门前合影留念，在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复旦大学”的校匾下，我们六个女孩子笑得甜美灿烂。刚到剑桥的头几天，我琢磨着也该去这所世界名校的正门前拍张照片，给远在异乡的老爸老妈寄去。我拿着地图在小镇上兜了好几圈，却怎么也找不到校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问我们学院的Porter（门防值班人员）：Where is the entrance to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入口究竟在哪里？）他呵呵地笑了：There is no entrance to this university. （这所大学压根儿没入口）。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子，他解释给我听：原来在剑桥这个小镇上是找不到具体的剑桥大学的位置的。这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它的31个学院，60多个学部，分散在剑桥小镇的不同地方。由于大部分的学院在剑河的两畔，所以沿河的一带就叫做“剑桥后院”。剑桥大学没有围墙，它是一座完全开放的大学。
在这所开放的大学里有31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叫做“学院”。这些学院，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大的有：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皇后学院等，一般老师逾百，学生近千；小的有鲁茜、开温第士等，老师不过三打，学生也不过百余。不同的学院虽然各自都有着显赫的历史，风格独特的建筑和骄人的传统，但它们同时却又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 是剑桥的一大特色。剑桥大学不只是一大群系(faculty)的组合，更是一大群学院(college)的结合。正因为她是由学院结合而成的联邦团体，所以也被称作“学院式的剑桥”(collegiate Cambridge)。“系”和“学院”在剑桥是完全不同的组织。“系”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读书作研究的地方,而学院其实就是学生生活居住的地方。学生则同时具有大学和学院的双重身份，既被各系挑选，也被各个学院挑选。像我，就是经济系发展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同时也是St. Edmund’s 学院的一员，平日里吃、住、娱乐都在这所学院。
“学院制”与剑桥古老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这一制度最早是由法国巴黎大学创立的，剑桥步牛津后尘也采用了这一管理形式。剑桥的第一所学院Peter House建于1284年。当时，在剑桥的学者都是些流浪汉，他们只要跟上一位大学认定的教师（master）便算取得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教师学生都住在“堂”（hall）里。所谓hall不外是师生自租的客栈，得到大学的承认，并予以督管。到了 1284年，衣黎（Ely）主教 High de Balsham将一批穷学生收容到圣彼得（St．Peter）教堂附近的两个客栈中，并订立了规矩。剑桥第一个学院就这么成立了。早期学院是由教会设立的，虽然说不是寺院，但其规章制度之严峻则确实有中古寺院的“清规”气味，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流氓气扫除净尽，使学术开始“文明化”。到15世纪，学院在剑桥已生根，成为强有力的组织。但那时它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教学向来是大学的职权，可是到了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大学的教学功能逐渐转移到学院手中，大学差不多只剩下颁给学位的权利。长期以来，学院得到皇室教会的眷爱，财源丰富，而大学则相形见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于现代科学教育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绝非任何单一的学院所能负担，因此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经费不但有了稳定的着落，而且也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经济来源。在今天的剑桥，大学与学院虽然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校的教学设备以及教师的薪水都由大学提供；而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大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学院则负责本科生的招生，但数量要由大学统一规划。
不理解剑桥的宗教历史，就难免对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摸不着头脑。我来剑桥之前对于“学院制”也是一无所知的。在填写大学的申请表格时，我就在选择学院的这一栏里，勾了“听从安排”这一项。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只听说过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哪里听闻过什么皇后学院、国王学院、丘吉尔学院？我的一个学教育的台湾朋友更逗，专门给招生办写了一封信：“你们提供的学院名称古怪，不知道是教什么的。我来剑桥打算攻读教育学硕士，你们自然应该知道把我安排在哪一个学院。”弄得招生老师啼笑皆非。因为我们的无知，错过了挑选学院的机会，只能被随机安排了。我所在的St. Edmund’s 学院建立于1896年，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在剑桥的学院中也算是较新的了。学院不大，也就百余人吧，里面的服务人员却十分友善，偶尔碰到，竟然可以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
不同学院的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建筑格局和组织结构倒是大同小异。从建筑上来说，每个学院都拥有一个大而气派的食堂（老师和学生一同用餐是中古寺院生活遗留下来的传统），总有一个美仑美奂的院士休息室(combination room, 我们简称其为CR)，这是剑桥的Don（老师）饮酒、喝咖啡、读报纸、较量“嘴上功夫”的地方。当然礼拜堂也是个个学院不可缺少的建筑（这也最能体现中古时期遗留下的宗教精神），再则就是图书馆、酒窖和花园了。
学院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学一起生活，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流当中，他们不仅可以相互吸收彼此间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融合了彼此之间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可以说，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 许多改变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熔炉里产生的。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剑桥的求学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罗素于１８９０年进入剑桥大学以后，２０世纪的大人物们一一与他在这里碰面。在剑桥第一周，他与同学桑格的交谈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见你有德雷帕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很好。”桑格回答道：“你是我遇见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半小时后，他们成为终生密友。桑格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 罗素的另一位剑桥好友西奥多使他对自由贸易产生了兴趣，西奥多后来成为了数位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而西奥多的哥哥克朗普顿在学院的楼梯处冲罗素背诵布莱克的诗句，感动得罗素目眩神迷。罗素的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哲学家麦克塔格特和穆尔，前者让罗素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后者让罗素摆脱黑格尔。在剑桥，罗素还遇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说同这位智力超一流的人辩论，自己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傻瓜。像所有大学生一样，罗素对老师们的授课并不在乎，而是更看重同学间的脑力激荡。这样的交流与碰撞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使这个平凡的剑桥学子最终成长为思想界的巨擘。
正是意识到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每一个学院都尽其所能地为学生的交流互动创造各种条件。比如在住宿的安排上，一般都会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这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当我到了剑桥放下行李时，这个抽象的概念就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我到剑桥住的第一个house里住着三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男生：一个读物理的美国人，一个读化学的新西兰人，还有一个读材料科学的祖国同胞。后来我又搬过一次家，还是和三个男生（帅哥）住在同一屋檐下，苏格兰的Simon读的是管理学，俄罗斯的Roman读的是电子工程，杨光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读发展经济学的。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住在一起别有趣味：Simon是个机灵活跃的小伙子，热衷于用他那难懂的苏格兰英语向我们大力介绍苏格兰文化，还穿着短裙向我们展示爱丁堡男性的时尚，他的房间总是会传出闹腾的摇滚乐；Roman高高大大，穿着装扮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工人兄弟。他不善言语，但偶尔高兴了，就会在屋里哼上几首俄语歌曲或者教给我们几句俄语。杨光岁数最大，酷爱读书，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边吃饭，一边读《史记》。他的刻苦精神让Simon和Roman佩服不已，只是他俩不明白中国人书上的字怎么是竖排的？生活中我们的不同难以细数，但这些区别其实只是表面的。我们四个人平时常常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在不断的交流我发现我们看待问题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同样源于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些差异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取得的不同结果，在当天晚餐的饭桌上我就和Roman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向我描述了当前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状态，还特别谈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大学教授的工资少得可怜，所以大量的教学精英纷纷投奔国外的高校。我在美国的同学就说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最好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最好的教授大都是俄罗斯人。”他的描述未必精确但却直观，让我对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一直相信：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所以牛津著名的学者纽曼会说：“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后者。”剑桥的开放，不在于它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而在于它为学生创造的自由开放的学习生活环境。在由学院文化构成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
我庆幸来到了这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在这里，我将心灵与头脑的大门完全敞开，尽情地吸取着独特的精神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