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钱财外，他还能补偿亲人点什么呢？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轮到我值班。来接班的时候，老郑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言不发，腰杆挺得笔直。我愣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清理东西准备接班。
我正拿着一堆洗漱用品打算去洗脸间，老郑却开了口：“这个班我来值吧。”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又愣了一下。老郑的身体是不能这么顶着上的，何况我也没必要让他值这个班。但老郑说完就不再说话了，办公室安静得听得到日光灯镇流器工作时发出的嗞嗞声，他帽上的警徽显然被他精心擦过了，在日光灯下闪着清光。
我不知道和老郑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出卖了他，那个7.8cm毕竟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见老郑坚定得像一块铁，我也就依了他，二话没说锁上柜子就往外走。
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而且这次见面我一句话也没说。要是知道，我说什么也不会让老郑来值这个班，我后悔得杀了自己的心都有。
那天晚上我就是睡不着，老郑的影子就在我心里绕啊绕。一点多，迷迷糊糊地梦见老郑术后复查肺部阴影没了，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直打转。突然，午夜凶铃又响了起来。我第一反应就是有案件了，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套了半只袖子才发现手机还没接。电话是司机打来的，他说老郑出事了，车就在楼下。
我以为老郑身体撑不住住进了医院。但车却越开越偏，根本不是去医院的路。我这才慌了神问司机这是去哪儿，司机告诉我要撑住了——老郑被害了。
我根本没办法相信，几个钟头前我还和老郑碰了面，这活生生的一个人哪能说没就没了呢？但司机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说两个协警巡查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人在掐一个女人脖子行凶，等跑到跟前凶手早没影了，女人也断了气。老郑很快去了现场，就再也没回来。
我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我还是没办法相信这是真的，直到车停在现场。
老郑仰面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双眼怒目圆睁。看着两个躲到一边交头接耳的协警，我怒吼：“你们干什么去了？”
“喊人去了。”其中一个高一点的期期艾艾地说。
我没工夫理他们，把手搭在了老郑腹股沟的地方，隐约觉得股动脉好像还有一点搏动，心里一阵狂喜，双手抱起老郑就往车上走，“快开车！”
一路上，老郑的血滴在我的衣服上，滴在车上，我和他都成了血人。我又摸了好几次他的脉搏，搏动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了幻觉，但一定要尽最后一线努力。我心里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是司机联系了医院和局领导。
车开到医院门口，医护人员已经在等了，没等到推车过来，我抱着老郑就往急诊科跑。夜已经很深了，医院安静得很，只听得到我特别沉重的脚步声和后面医生护士散乱的跑步声。
我站在抢救室的窗户旁擦了擦头上的汗，鼻尖上的汗顺着鼻子一条线似的往下流，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我看见医生取下听诊器，摇了摇头，顿时一股火气往上窜。
“滚！”那个文弱的眼镜医生大腿上被我踹了一脚。我撕开了老郑的衣服，露出来的是瘦弱的胸膛和一道蜈蚣似的手术疤痕，足足有30公分。但这30公分还抵不了那该死的错误的两个毫米！我狂乱地想，三下两下装上了心电监护，老郑的心率是一条直线。可我还是不死心，把电复律扭到了最大值300焦耳。
“clear！”我大喊，身边的影子迅速退开。
老郑被强大的电流打得弹了起来，胸口一片焦糊。我这才想到我忘了在电极上涂导电胶。心电图跳了一下，那是电击的假反应，马上又变成了一条直线。我把电极朝上翻起来，一个护士马上手忙脚乱地涂上了导电胶，电容器在“嗞嗞”作响，我真希望这种声音能赶走死神。
“砰”，又是一声巨响！老郑又弹了一下，还是没有心电图。“心三联呼三联碳酸氢钠，还愣着干什么？快！”我朝护士嘶喊。
护士被我喊蒙了，忘记了我根本不是医生，按我的“医嘱”奔忙着。我把左手垫在老郑的胸口，右手重重地捶了下去，左手一阵剧痛，不知道老郑怎么样。我趴在胸口听，没反应。我焦躁起来，飞快地做着胸外按压，每五下就停下来往老郑嘴里吹口气，直到他的胸膛被吹鼓起来。
30分钟，40分钟。我不能放弃，是我害死了老郑，要是他没替我上这个班，他根本就不会有事，我不能再害死他一次。无论胳膊有多酸，我就是不肯放弃。
眼镜医生抬来呼吸机就躲到了一边，呼吸机代替了我吹气的工作，我一门心思按着。我觉得老郑的胸口有点软，也许是我用力太大压断了他的肋骨。我还在压着，一开始每次按压，老郑颈部那个巨大伤口还会往外涌出血来，慢慢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把他拉开！”背后响起的居然是王局的声音。两个同事把我架了下来。我看见医生把被单盖在了老郑的脸上。我两腿一软，跪在了床前，号啕大哭。
第二天我没上班，搬个凳子呆坐在阳台上。窗户紧闭着，台风已经来了，狂风卷着雨滴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冰雹一样的响声。一滴滴雨水颓然地滑落，就好像我无声的泪。
楼下的公路涵洞又积水了。两辆熄火小车的红色尾灯在无力地闪动着。暴雨敲打在铁皮车顶上又弹了起来，被风卷得朝天上飞去，地上的水，天上的雨连成了一片，把小车浸得越来越深。终于，汽车怪叫了两声，尾灯也停止了闪动。
我觉得走上法医这条路就好像是这两辆车错误地开进了涵洞，熄火是迟早的事情。你能说老郑不是好人吗？他好人当了一辈子，可在快到头的时候还是熄了火。他是带着这份屈辱走的。
我也不知道法医究竟有什么用。我谁也救不了，以前是受害人，现在是老郑，还有小芮。小芮迟早也要走的，我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用。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典型的废物，一个做事后诸葛亮都不成功却自作聪明的家伙。我只能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除了眼泪，我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我甚至违背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
我不相信有天堂。就算有，让逝者进入天堂的也一定不是上帝，而是人们的思念。
希望此刻老郑已经在天堂安息。
就算老郑能安息，我也是安息不了的。我的手机又响了，王局打来的。
“什么？你疯了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王局也是口不择言。
“你才疯了！老郑不能白死！家属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王局在电话那头大喊，震得手机嗡嗡作响。“你别忘了，你是法医！”
是的。我是法医。我的手机颓然地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瓣。
我觉得我的心也和手机一样被摔成了几瓣。我现在不是后悔做法医，而是后悔我妈当初把我生下来。
王局让我把老郑解剖了。
因为我他妈的是法医，是他妈的法医。
这次台风来得很猛。电视已经报道说全市被刮倒的民房有1000多间，道路塌方200多处。在台风中前进的汽车远没了平日的速度，像个玩具似的左右摇摆不定。我真的很希望去解剖室的汽车半路熄火，或者干脆一阵台风过来把车给掀翻算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去做这件可怕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解释这件事情，小芮要知道了非两年不跟我说话不可。
但等我真的走进解剖室，我已经没了泪水。是的，王局说得对，不能让老郑白死。我打开录像机，把所有人赶出了解剖间，我要独自面对老郑，和他进行最后的一番对话。
用只有我和他懂的语言，咱们法医的语言。
老郑的尸首就摆在解剖台上，白单盖住了他的脸。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坚定起来。
我进行得很慢很慢，唯恐老郑要说的话我有一句没有听清；我做得很仔细很仔细，我不想误读了老郑用生命留下的最后证据；解剖刀缓慢而坚定地前进着，就好像春田里的犁——只有翻开死亡和血腥，才能播种生命和真相。
解剖完老郑，我又复检了那具女尸。我相信老郑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此刻，我只不过是沿着老郑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
等解剖终于完成，我相信我已经明白了整个过程的绝大部分。但还有一两个疑点，我有些犹豫了。我又看了一眼老郑警服胸口的那个血刀痕，以及除了颈部的致命伤外他的腹部还有个大得不合常理的伤口，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剖开了老郑的胃，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我逆行向上，又打开了老郑的食管。
我的手颤抖起来，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证据。这个证据在那一刻重逾千斤，因为我知道，它承载的是老郑整个生命。
我又拿起一把镊子，温柔地帮老郑剔干净了左手甲缝里的污物，好像生怕弄痛了他，要知道那可是十指连心啊。这是老郑留下的另外一份关键性证据。
老郑腹部的伤口旁还有个血指纹，我也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小心得仿佛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触动他的伤口，会让他疼痛一样。有了这些证据，我们终于可以钉死凶手了。
整个过程终于昭然若揭了。凶手很可能就是系列杀人案的疑犯。两名协警并没有弄错，女死者是被掐死了的，但在黑暗中他们没有看清，凶手已经开始在剥死者的脸皮。看来这是他一直的作案习惯，在第一现场就剥去脸皮。他应该是在某种强烈情绪的作用下立刻开始这项工作的，强烈的情绪，还有担心被人发现等等因素让他的解剖大失水准，所以每次我们看见他剥脸皮的刀法都是散乱不堪的，而不像分尸时那样干净利落。凶手剥脸皮的工作被协警打断了，仓皇逃走，但被屡屡得手刺激起来的自信心却让他并没有走远，凶手就躲在暗处窥视着一切。
老郑赶到了现场，他肯定已经看出了问题，至少看到了脸皮被剥的痕迹，所以才会有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可惜老郑太专心了，专心到没有看到两名协警已经走开，也没有发现背后有个黑影在悄悄地靠近。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凶手冷血地切断了他的颈总动脉。
这一刀足以致命。老郑血如泉涌。作为法医，老郑很清楚他的生命只剩下几十秒钟，他已经不可能抓住凶手了。但他做了那个时候能做的最大努力，两手齐出，左手抓下了凶手身上的一件东西，右手则狠狠地在凶手手臂上挠了一下。
他知道我会检查他的指甲。他知道的。
他一定还知道，一旦抓获嫌疑人，只需这点皮屑，我们就可以钉死罪犯。
凶手有点慌了，要夺回那件东西，他恶狠狠地朝老郑的前臂扎了一刀，希望老郑因为疼痛放手。从现场留下的血迹看，老郑此时已经倒在了地上。但老郑没有松手，他做了一件让凶手目瞪口呆的事情——他缓缓地把证据塞进了嘴巴，吞了下去。
这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做完这件事情，他的生命也就耗尽了。
歹毒的凶手并没有放弃。等他回过神来，他撕开了老郑衣服的下摆，剖开了老郑的肚子。
很可惜他戴着手套，我们看不到他的指纹，但他用两只手撕开老郑衣服的时候就必须做一件事——放下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