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芮的身高和李老师相差不大，她已经比划过了，要上去不但要踩在窗台上，还得扶扶手才行。我们发现窗台是大理石的时候心里就是一喜，因为那简直是最佳的足迹承痕体。等发现上面真有个足迹的时候我们像拣到金元宝一样开心。
但老天却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可能是跳动的时候有个向后蹬力的缘故，伟城说足迹无法识别。他说无法识别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个手机，传说中的语音指令功能无论我说什么，它都用很标准的女音告诉我无法识别。我真的很想骂娘。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指纹。指纹的意义比套着袜子的足迹大多了。何况，这个地方平常就算是去擦玻璃，也不太可能碰得到。
要是李老师的就好了。我在心里祈祷。
可小芮从伟城那里拿回报告的时候脸拉得老长。我就知道坏了。果不其然，小芮告诉我指纹无法认定。
“什么叫无法认定，凭什么无法认定？”我有点语无伦次。
“就是无法认定。”小芮弯腰把报告夹了起来，板着脸跟我说，“指纹不全。我刚才去伟城那看了。虽然有两个特征点符合，但还是够不上认定的标准。要是留下的指纹稍微大一点就好了。”
我哭笑不得，老天再一次拿我们开了个玩笑。
过了半晌我突然问：“那就不能用排除法？”
小芮冷笑了一声：“伟城是个傻子吗？该排除的人家早排除了。李老师的丈夫，还有保姆。可你能把所有人都抓来验指纹么？不能认定还是不能认定。你自己看吧。”小芮把报告推给了我。
最后一个肥皂泡也“砰”的一声破了。
我们做完了尸体解剖。解剖台前，整个过程如同电影慢动作一样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深夜，李老师穿着睡衣缓缓地走近了窗口。她右手拉着左边的窗框，一只脚慢慢地站在了窗台上。她没有停留，又往前轻轻地跨出了一步。这一步很轻很轻，以至于坠落的过程中她的身体还和墙面发生了摩擦——三楼和四楼之间的血迹已经证实是李老师的。她脚朝下坠落着，裙裾在风中飘扬，直到撞击在一楼的雨台上。这个撞击让她姿势发生了逆转，她的头先着地，重重地撞在楼下花坛的水泥沿上。
美丽和生命在同一时刻被摧毁，半个颅骨飞出，脑浆四溅。我已经很难相信这个恐怖的尸体就是一个曾经轻舞飞扬的生命。但还没有完。她的脚打在花坛的灌木上，把灌木压得七零八落。灌木的弹力在这一刻严格地遵循了牛顿第三定律，她的身体被弹起，几乎做了一个180度的翻转，脚朝墙跟倒了下去。
我相信他杀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是被人从高处抛下，人不应该和墙这么近。一个100多斤的物体，那要两个大汉，还要荡两次才能抛出。问题是，这个现场重建的结果，显然是建立在我相信指纹和足迹的确是李老师留下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基础并不能被确定。我一阵烦闷。何况，谁也不能保证，李老师半夜忽然诗兴大发，站到窗台上看月亮去了。然后，背后有一只手轻轻地点了一下。
该死的报告要怎么措词呢？
我的脸一定有苦瓜那么长。
一晚上没怎么睡着，迷迷糊糊捱到天亮的时候，睡眼惺忪地就到了办公室。小芮早到了，龇牙咧嘴地不知道在干嘛。
“怎么了？”我莫名其妙。
“刚上班的路上去买苹果。门口老伯教我认哪只是男苹果，哪只是女苹果。买回来几个小小的男苹果，外表可爱，咬一口却酸得像是泼妇！”
“扑哧！”刚坐下端起茶杯的我把白开水喷了自己一桌子。
“这苹果也有男女？”我笑得抽了起来。
“当然！”小芮的眼睛睁得溜圆，“下面凸起来的是男苹果，否则就是女苹果，卖苹果老伯跟我说的呀！”
我一愣，不知道是老伯逗小芮玩，小芮当了真，还是小芮在逗我开心。正迟疑间，又听见小芮吸了一口凉气，愁眉苦脸地说：“牙全酸倒了，只怕连豆腐都咬不动了。”
我呵呵一笑，转脸正色说：“小芮，这个案件你怎么看？”
“要我看啊，”小芮还在倒吸着凉气，“以事实为依据这句话就根本靠不住。这事实是你看见了还是我看见了？”
我低下了头。这个念头我也有过，但是从来不敢这么明确地说出来。毕竟，那可是我国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我还没说话，小芮又继续起了她的高论：“要我看，还是欧美的‘自由心证’原则有道理。很多案件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不然律师怎么替疑犯做无罪辩护？每个人都有个良心，凭着良心去辨明是非就是了——这就是我理解的自由心证。”
我苦笑了一下。小芮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按我的理解，以事实为依据这句话还阻碍了法科学的发展：比如说，现在要解决某个案件并没有公认的方法，那么我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是能用还是不能用？要按“以事实为依据”那就是不能用，因为这个办法没有得到公认，但如果一直没有人第一次应用，它又怎么可能得到公认？不过事情并没有小芮说的那么简单。我们毕竟不是在欧美。就算我们凭着良心写一个“自杀可能性大”，所有人都会在理解时把“可能性大”几个字省略掉。更何况，外面的群众只怕不相信我们的自由心证。
我又开始替办公室的玻璃担心起来。
不行，我得去找老郑讨一个主意。
我又回到了老郑这里。这里的灯光并不明亮，气味难闻，老郑的咳嗽更是刺耳，可是每次在这里，我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老郑还在剧烈地咳，把烟头摁进那个大肚能容的外带全家桶里。我的心抽动了一下，那个全家桶多半是老郑带外孙女去吃肯德基时留下的，听说他外孙女已经三岁了，可我一直都没有去看过，心里有点愧疚。
“该去医院看看了。”我看着老郑有些佝偻的背，再次感到了时间的无情。5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老郑手把手教我的时候，他的精神面貌绝不是现在的样子。
“你找我不是为了这件事吧？”老郑又是一阵咳嗽。
“好几年单位体检您都没去了吧？要不下周单位体检我陪您去？”我看着老郑，心里有些不忍。
“我自己去。”老郑挥了挥手，“年岁不饶人啊！”他叹了口气。
“李老师的案子？”不一会，老郑又恢复了往日的狡黠，看出我的来意。
“是。”我忍不住一笑。
“你怎么看？”老郑还是想先听听我的看法。
“自杀可能性大。但这个报告发出去，后果很难预料。”在老郑面前，我习惯直来直去。
“我们搞技术的只管技术。”老郑皱着眉头摆了摆手，“我知道这个案件如果非要说是他杀，找个写小说的能给出n种想象。但问题是，现场有没有证据说明是他杀？”
我低下头，把整个案件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案情调查不能排除他杀，但是现场，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杀的直接证据。
“更何况，”老郑没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说，“定他杀是刑事罪名，更需要做到证据确凿，否则送检察院、法院也是白送。他杀只是一种想象，一种猜测，离证据确凿我看还差得远嘛！”
“可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老郑打断了。
“人人心里有杆秤。这杆秤怎么称就怎么办。谎言终究是谎言，它可能一时蒙蔽所有人，也可能永远蒙蔽一些人，但是却不可能永远蒙蔽所有人。”
我一愣，老郑的“人人心里有杆秤”和小芮说的“自由心证”很接近。
老郑又说：“搞技术的要有点硬骨头。我这几十年自己签过字的报告就从来没反悔过。这份报告我们一起签吧。”老郑的脸色有些严肃。
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激荡，心里感慨有老郑和小芮这样的同事真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但我嘴里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向老郑敬了个端正的礼。
报告发出的当天，小芮就在办公室的窗户上用透明胶贴了几个大大的“米”字，除了好笑外我也有点心酸。
这次局里处理这件事也成熟多了，马上通过本地媒体公布了案件真相。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事情并不以我的想象为转移。
那天家属来法医室的时候我不在，当时我去调查另外一个案子去了，那些事情我是听伟城转述的。
据说那天一大早家属来局里拿报告，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到法医室，没料到只看到个漂亮的小丫头，不禁也愣了一下，接着就问：“法医哪里去了？”
小芮头也没抬，静静地说：“我就是，你们有什么事吗？”
于是一场浩劫开始了。女人们开始哭闹，说法医既没水平又没良心，男人们则开始砸东西。
伟城知道坏事了，马上打电话向局里报告，小芮却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报告，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和她无关。
直到档案柜的玻璃被打破，在小芮的胳膊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泉水一样涌出来时，小芮也没动弹一下。
家属反而愣住了，整个房间安静得能听得到鲜血滴在地板上的声响。
这时候小芮站了起来，静静地说：“你们还没告诉我，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要一个真实的报告！”一个声音在人群里喊道。
“真实的报告就在你们手上，至于你们相不相信，那是你们的事情。”小芮的声音并不大，却透着威严。
“你怎么这个态度？”一个老者的声音，已经透着点心虚。
“你认为我应该是什么态度？”小芮开始压抑不住火气，眼神像是要吃人。“你们一来，还没开口说什么事就开始砸东西，我凭什么对你们有好态度？”小芮的声音大了几分，“按照事实做的报告，已经在你们手上，要是不服气，门在那边，走好，不送！”
在场所有人被柔弱的小芮震住了，没想到一个小丫头口气这么硬。这时伟城叫来的帮手到了，他看见小芮滴血的胳膊吓了一跳，忙把小芮拖到医院缝针，家属见没了发火的对象，只好悻悻地走了。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我在现场，我会做何反应。理智告诉我应该柔和点，不要激化矛盾，但我不能保证火气一上来了我会怎么样。
还在做医生的时候我就有个外号叫“张一脚”，当我要抢救病人时，心电监护关在房间里拿不出来，我对门就是一脚；骨折病人夹板被锁起来了，我对着柜子也是一脚。最后，护士长主动提出是不是找个漂亮点的护士和我搭班，我会火气小点。其实我也奇怪为什么平常文质彬彬的我每到那个时候就这么不理智呢。
李老师的事并没有以家属大闹法医室而结束。有天周末，我和小芮恰巧有个案件在办公室加班，李老师的家属就在单位门口摆了一个台子，说是要搞万人签名上访。人越聚越多，单位门口很快聚集了上千人，就连马路两边楼房的天台上也都站满了人。
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更不要说这上千人了。站在天台上笑逐颜开，指指点点的，那是看热闹的；走到家属台子上签名的那更是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心软的女人，不过最多的还是穿着不同工厂制服的外地工人。据说李老师婆婆的工厂为富不仁，克扣工人那是家常便饭。但在人群里跳梁指挥，大声煽动群众进攻公安局的人不是去年才刚刚刑满释放的惯盗李鸣熙吗？
胳膊上还缠着纱布的小芮冷眼看着楼下，好像隔岸观火一样——那天在医院，她可是被缝了17针，伤口足足有10多公分长。我看形势不对，急忙打电话向王局汇报情况。
不到30分钟，防暴警来了。迷彩大卡“吱”的一声停在人群边上，防暴警哗啦啦地下了车，然后齐刷刷地跑步前进。
喧闹的声音立刻平息了下来，人群开始向大门两边疏散。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李鸣熙扔出的一块石头打破了，接着砖头、矿泉水瓶、土豆、大白菜，雨点一样飞在防暴警手中的防暴盾上。
看防暴警没任何反应地躲在防暴盾后面，李鸣熙来了精神，跳着往前冲，挥舞着棍棒越过盾牌去打武警。人群如同汹涌的波浪一阵阵地往前涌，武警们也没有后退，双方对峙着。人群中冲在前面的人被挤得动弹不得，一个看热闹的妇女也被裹挟了进来，鞋子被挤掉了，女儿也不见了，她哭着喊着女儿的名字。
人声鼎沸，后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一切，还在不断地往前拥。眼见女人的脸色渐渐乌紫，哭喊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站在前排的武警战士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犹豫间盾牌阵就出现了一个缺口——那个女人被最先挤过了人墙。
我听见站在后排的武警指挥说：“撤退。”
我不知道这件事该责怪谁。我们没做错什么，我也相信参与的群众中99.9%是凭着善良、公允和正义的心来做这件事的。
但第二天我们回到局里，只见整个办公楼一片狼藉。小芮的办公桌被人从楼上扔了下来，东西撒了一地，就连楼下大厅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也只剩下一个“人”字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小芮和我站在影壁前，看着地上七零八落的金光大字，心里满是委屈和愤闷。我忍不住一拳挥在影壁上，最后一个“人”字也禁不住这下震动，“咣当”一声掉了下来。
我和小芮郁闷得好几天都懒得说话。直到有一天，办公室出现了一只“小强”。
估计小芮和“小强”上辈子有仇。每次一看到“小强”，小芮都会不遗余力地誓死追杀。可是这次刚追到墙角，小芮惊呼一声：“蛔虫！”就退了回来。
蛔虫？我一愣，不可能啊，蛔虫寄生在人体，体外是不可能有蛔虫成虫长期生活的啊！
“嗨！这不是蚯蚓吗？”我把虫子拎了起来。
“拿远点！快拿远点！”小芮跳到了板凳上，两只眼睛瞪得就像惊恐的藏羚羊。
小芮把任何长虫子都叫做蛔虫，估计跟有次在解剖中意外发现蛔虫受到了刺激有关。
说实在的，小芮不容易，像她这样的花季少女，有谁愿意一天到晚跟死人打交道呢？
我把蚯蚓拿出去，埋进花坛。走回房间的时候，我笑着说了声：“安慰滴抱抱。”
小芮也回了一句：“安慰滴抱抱。”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我在想，身边有个小芮，是不是因为上天知道我的妹妹远在他乡呢？
我的心情渐渐轻快了起来，思绪又渐渐回到了李老师那件案子上。
抛开案件发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这起案件的根子还在李老师当年对婚姻的选择上。爱情和面包本来就像人走路的两条腿，哪个都不能少。有爱情没面包这份感情不能长久，但若为了面包不要爱情，发生悲剧也是迟早的事。
爱若太轻易，便会轻如鸿毛易于飘逝；恨只有刻骨，才会重于泰山难以忘怀。
关于爱情的思考倒是给碎尸案提供了一点点思路。我越来越相信凶手对女性有着某种仇恨。说不定剥脸皮就是“不要脸”的象征。如果沿这条思路想下去，对一个男人影响最大的女人，无非是母亲，爱人，也许再加上女儿，如果他有的话。
他有着怎样畸形的母爱？他和女性有着怎样不堪回首的过往？要知道“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惧，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惧”。如果我没有猜错，他是由爱生恨，从此走上极端的复仇之路。莫非他当年也有一个没有面包的爱情？我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