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报上读到过奥托的英雄事迹，在广播里又听了无数遍，但却还是想让他亲自讲给我们听。我不知道监狱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是觉得他回家来的时候肯定会和从前不一样，会变得形容枯槁、垂头丧气。不过，等着我的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奥托兴高采烈地走进大门，乐呵呵地说：“我回来啦。”
大家都上前跟他拥抱，“我们想听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托微微一笑，“我非常乐意再讲上一遍。”他坐到餐桌前，开始娓娓道来，“当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跟清洁工人一起干活。离我们大概五十英尺的地方有一个给监狱供水的大水库，周围是大约十英尺高的围墙。我抬头看见有个小男孩从一栋房子里出来，大概三四岁的样子。清洁工干完活走了，院子里就剩了我一个人。
“等我再一次抬头看的时候，那个小男孩正在爬水库围墙的台阶，快要爬到顶上了。很危险。我往旁边看了看，也没有保姆、保育员或是别的什么人在。再回头的时候，小男孩已经爬到了顶上，然后他脚底一滑，人就掉进了水库里。瞭望塔上有一个警卫也看到了这一幕，不过我知道他去救孩子是来不及的。
“我拔腿拼命冲了过去，飞快地爬到围墙顶上，然后低头往下看，发现男孩已经开始往下沉了。我纵身跳入水中，想办法抓住了他。我在水里拼命挣扎，免得我们两个都沉下去。
“然后，其他人也赶到了，他们把我们从水里拉了上来。他们安排我去医院住了几天，因为我呛了很多水，跳下去的时候身上有几个地方还擦伤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字也不肯放过。
“幸运的是，这个男孩是典狱长的儿子。典狱长夫妇还来医院探望我，向我表示感谢。”奥托微笑着看了看大家，“本来这事也就这么着了，不过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发现我其实不会游泳，整件事情就变得疯狂起来。忽然之间我就成了英雄，上了报纸、上了广播。电话、信件和电报铺天盖地来到监狱，有的要给我提供工作机会，有的要求特赦我。典狱长跟州长碰了一下头，他们觉得可以拿赦免我这件事情来改善监狱的公众形象，反正我犯的也不是什么大罪。”奥托摊开双手。“这么着，我就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也许是巧合吧，我一年前向圣约之子会——一个犹太慈善组织——提出的奖学金申请也在突然之间得到了批准。
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就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了。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我想，也许终究我还是有未来的，就在前方某个地方等着我。可是，就算有了奖学金，我们还是非常缺钱。
一周七个晚上在衣帽存放处、周六在阿富勒莫药杂店，还要面对满满当当的大学课程，我应付得过来吗？
走着瞧吧。
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镇，在芝加哥以北十二英里。学校坐落在密歇根湖畔，占地两百四十英亩，雄伟壮观。星期一早上九点，我来到了学校的注册处。
“我来注册入学。”
“姓名？”
“西德尼·谢契特尔。”
办事员拿过一摞厚重的卷宗翻了一下，“找到了。你想选什么课程？”
“全部课程。”
她抬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在允许的范围内选尽可能多的课程。我希望在这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文学。”
她翻了翻一些小册子，随后拿起一本递给我，“这是我们的课程表。”
我扫了一眼，“太好了。”随后我选好自己想上的课程，把表格还给了她。
她看了看，“你选的课已经达到了课时的上限，确定吗？”
“是的，”我皱起眉头，“不过这上面没有拉丁语课，而我真的很想学习拉丁语。”
她瞪着我，“你真的认为自己应付得过来？”
我笑了，“没问题。”
她低头填上了“拉丁语课”。
离开注册处，我直奔学校食堂，“你们要打杂的吗？”
“常年需要。”
于是我又有了一份新工作，可这还是不够。我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好把失去的时光弥补回来。那天下午，我来到了校报《西北大学日报》的办公室。
“我是西德尼·谢契特尔。”我对写着“编辑”两字的写字台后面那个男士说道。“我想来这里工作。”
“抱歉，”他说，“我们已经满员了，明年再来试试吧。”
“明年就太迟了。”我站在那儿，飞快地转着脑子。“你们有娱乐报道部吗？”
“娱乐报道部？”
“是啊，总是有很多明星会来芝加哥演出。你们没有专门的人负责采访他们吗？”
“没有，我们——”
“你知道吗？现在就有人在本城，盼着有人去采访呢。凯瑟琳·赫本啊！”
“我们报纸的宗旨不是——”
“还有克利夫顿·韦伯。”
“我们从来不——”
“还有沃尔特·皮金。”
“我可以找人问问，不过恐怕——”
“和乔治.M.科汉。”
他的兴趣来了，“你认识这些人？”
我没有听到他的提问，“不能浪费时间啦。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就要走了。”
“好吧。那我就冒把险让你去试试，谢契特尔。”
他不知道听了这话我有多兴奋，我说：“这会是您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什么时候着手去做？”
“我已经开始了。下一期报纸上就可以刊登第一篇采访稿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已经开始了？采访谁呢？”
“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吧。”
说实在的，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利用仅有的空闲时间采访了一些小明星。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盖·基毕，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性格演员。那些声名显赫的大牌明星是不会接受一份校报的采访的。
我在衣帽存放处和药杂店打工，选的课达到了学校的课时上限，外加拉丁语课；我在学校食堂打杂，还为《西北大学日报》工作。可我觉得这还不够，就跟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鞭策似的。我开始思索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西北大学的橄榄球队非常厉害，所向披靡，我为什么就不能加入呢。我确信野猫队会收我的。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球队训练的场地。帕格·兰恩特纳是当年校队的明星，后来又在橄榄球联赛中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我走到在场外观战的教练身边，“能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吗？”
“有何贵干？”
“我想参加球队的选拔。”
他上下打量着我，“参加选拔？你的体格很不错。以前在哪儿打过？”
我没有吱声。
“中学？大学？”
“都没有，先生。”
“小学？”
“也没有，先生。”
他瞪着我，“你根本就没打过橄榄球？”
“是的，可是我反应很快——”
“光凭这个你就想加入这支球队吗？打消这个念头吧，小伙子。”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球场上。
我的橄榄球梦想就此终结。
西北大学的教授们都非常出色，课也都非常带劲。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学的东西。入学一周后，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则通告：“西北大学辩论队选拔赛于今晚举行。”我驻足凝视这份通告。我知道这很疯狂，但却觉得自己必须去尝试。
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死亡是人们第二害怕的事情，最让人害怕的是当众演讲。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再贴切不过，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当众演讲更恐怖的了。不过，我已势在必行，无法回头。我必须去尝试每一件事情，必须不停地往前翻页。
我走进举行选拔赛的那间屋子，发现里面已经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大家都在等候上场。我找了个座位坐下，仔细听着别人的演讲。每个人的演讲都非常出色，表述清晰、流利，而且都非常自信。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站起身，走到了麦克风跟前。
负责人问：“姓名？”
“西德尼·谢契特尔。”
“演讲主题？”
我早已成竹在胸，“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对比。”
他点点头，“开始吧。”
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自己感觉表现还不错。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顿住了，浑身冰冷，忘了接下来该讲什么。那是一次让人局促难堪的漫长停顿，我只得含糊其辞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随后悄悄地走出屋子，心里充满了自责。
门口有位同学跟我说道：“你不是一年级的吗？”
“没错。”
“怎么，没人告诉过你吗？”
“告诉什么？”
“一年级生是进不了辩论队的。只有高年级才可以。”
哦，很好，我想，现在我可算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了。
第二天上午，学校公告牌上公布了胜出者的名单。出于好奇，我也过去看了一眼。其中有一个名字是“谢尔特”。
有一个名字跟我很像的人入选了。公告牌下方有一则通知，让这些入选者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去找辩论队指导报到。
四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谢尔特，你怎么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我很好啊。”
“那你没看到让你找辩论队指导报到的通知吗？”
谢尔特，这么说，是他们把我的名字弄错了。“看到了，可是我想——我是一名新生。”
“我知道。我们已经决定了，为你破一次例。我们打算把规则修改一下。”
就这样，我成了西北大学辩论队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一新生。
又有新的一页翻过去了。
我强迫自己整天忙个不停，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总之我并不觉得满意。我非常地迷惘，觉得焦虑、孤独。看着成群的学生在课堂间穿梭往来，我就会想，他们人人都是一个样，等他们死去之后，没人会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强烈的抑郁感像潮水一般淹没了我。我暗自想道，我要人们知道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我要人们知道我来过这个世界，我要与众不同。
第二天，这种抑郁更为强烈了。我感觉自己身上压着沉重的乌云，透不过气来。无奈之下，我只好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医师，希望他能帮我找出症结所在。
在去看心理医师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欢欣鼓舞，还放声歌唱起来。等我走到心理医师所在的那幢楼的入口处时，我停下了脚步。
我不需要去见他了，我想，我那么开心，他一定会认为我疯了。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如果当时去见了他的话，那我在那天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很多年之后才发现的东西。
我的抑郁情绪又回来了，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我们的手头越来越紧了。奥托艰难地寻找着工作，纳塔莉每周六天去一家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我每天晚上去衣帽存放处，周六下午去阿富勒莫药杂店，可是即便加上奥托和纳塔莉的收入，钱还是不够用。到1935年2月，我们已经好久没付房租了。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了奥托和纳塔莉的交谈。纳塔莉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来催债了，看来我得去找一份晚班的工作。”
不可以这样，我想。妈妈做着一份全职的工作，回到家还要给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我不能让她做更多的事情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西北大学退了学。
我把这事告诉纳塔莉时，她惊骇不已，“你不能退学，西德尼，”她的双眼泪水盈盈，“我们会好起来的。”
可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好起来的。我开始去找别的工作，可1935年正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没有任何工作可找。我试了广告公司、报社、电台，没有哪个地方要我。
去一家电台面试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叫曼德尔兄弟公司的大百货公司。里面看起来很是热闹，有六位售货员正在为顾客提供服务。我心想，去看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走进去四下看了看，然后信步往里面走去，里面大极了。到了女鞋部我停了下来。这个工作应该很容易。
一位男士走了过来，“您要看点什么？”
“我想见经理。”
“我就是经理，叫我杨先生好了。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我正在找工作，您这儿需要人吗？”
他打量我片刻，“事实上，我们是需要人。你以前卖过女鞋吗？”
“哦，卖过。”我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以前在哪里高就呢？”
我想起以前买过鞋子的一家商场，“丹佛的索姆麦凯恩公司。”
“很好。到办公室来。”他递给我一份表格。“请填表。”
我填完之后，他拿过表格看了一眼，随后他把目光转向我。
“首先，谢契特尔先生，‘麦凯恩’不是拼做‘M-I-C-K-A-N’，其次，它也不是这个地址。”
我迫切地需要这份工作。“他们应该是搬家了。”我很快地回应道。“我的拼写又很糟糕。您看——”
“我希望你在销售方面的能力要强过撒谎。”
我点了点头，沮丧地打算离开，“无论如何，谢谢您。”
“等一下。我要你了。”
我吃惊地看着他，“要我了？为什么？”
“我的老板认为只有那些有销售经验的人才能卖女鞋，而我认为每一个懂得学习的人都很快就能上手。你就是一个实验。”
“多谢，”我感激地说道，“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豪情万丈地开始了新工作。
十五分钟之后，我就被开了。
那是因为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衣冠楚楚的女士。在女鞋部，她向我这边走了过来。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
“我要买一双黑色的浅口鞋，7B的。”
我给了她一个最热情的推销员式的微笑，“没问题。”
我走进仓库，巨大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好几百个盒子，外面都标着号——5B、6W、7A、8N、8、9B、9N。没有7B。我陷入了绝望。有一双窄码的8号鞋。她看不出区别的。主意已定，我便从盒里取出鞋子，拿去给了她。
“您的鞋子。”我说。
我帮她穿上了鞋子。她端详片刻。
“这是7B的吗？”
“是的，夫人。”
她又端详我片刻，“你确信？”
“是的。”
“你确信这是7B的？”
“确信。”
“我要见经理。”
我在女鞋部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当天下午，我被调到了男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