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仁——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中国劳工
夸田清治——时为日本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猎人
木屋路喜一郎——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
席占明——时为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
刘焕新——刘连仁之子
当《野人》这一集首日上映点击率突破100万的时候，我并不兴奋。至于原因，说不清楚。
2011年5月，在山东省高密县火车站，我见到了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与几年前在电视中的采访相比，他苍老了很多。我总觉得这几年的时间，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
那个下午，采访开始没多久，刘焕新就哭了。我有些于心不忍。
刘焕新是刘连仁的长子，父亲被强掳到日本时，他尚在母亲腹中。40天后，刘焕新出生了，在童年的记忆中，他只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整整14年的时光，充满了屈辱与委屈。
我试图努力地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倾听者，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内心的伤痛，但坐在摄像机面前，我很矛盾。
这是另一种意味的战争，没有子弹，没有军令，没有屠杀，却足以让一个本应过着平静生活的平民百姓，变成一个野人。穴居山野，茹毛饮血，整整13年。
1958年，刘连仁被一名日本猎人发现，在历经了整整14年的苦难后，刘连仁回到了祖国。他虽然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当年在日本做劳工和逃亡的经历，依然让他备受折磨。那些恐惧，总是在睡梦中出现，使他一夜夜的无法入睡。
当战争中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小人物的故事，如此真实的呈现在我面前时，他刺痛的不仅仅只是我的神经。
2000年，刘连仁走完了一生，那一年，他89岁，直到去世前，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和公正的宣判。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是什么支撑他走完了艰难的一生？在生不如死的煤矿里，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在与不可挑战的权威的对抗中。
在刘焕新身上，我试图去寻找刘连仁的影子。除了采访，我们接触并不多，但有两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
2011年6月，刘焕新来到北京，一起进餐时，他点了一瓶啤酒和三个菜：小葱拌豆腐、拌苦菊，宫保鸡丁。他说不用什么大鱼大肉，这样的菜吃着舒服可口。
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两张照片，是摄制组在山东采访时，他为我们拍摄的工作照。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对于摄制组的赠言。这份久违的朴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叹了很久。
刘连仁去世后，刘焕新遵照父亲身前的遗愿，开始了漫漫的诉讼之路，但是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便不再受理。
那天晚上，看着刘焕新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刘连仁临终前的遗言：“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劳工，也不是为了这4万多劳工，是为了中国争口气啊，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编导 赵慧
1958年2月8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的深山里寒风刺骨，猎人夸田清治在追踪一只野兔时，发现雪地上有一串零零碎碎的人的脚印通向山林深处。
顺着脚印，夸田清治找到了一个隐藏在雪地里的洞穴。
夸田清治回忆：“最初我以为是个狐狸洞。在洞边用脚踢了一下，雪都掉进去了。几十厘米大的一个洞吧。我仔细一看，这个洞很奇怪，不像是狐狸洞。我想，难道这儿有人吗？”
这座山离居民区七八公里，山上树木稀少。
夸田清治不由得握紧猎枪，对着洞口，高声呼喝。
“洞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真让人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啊。一个野人在洞里探出身，抬起头来就那么看着我，我对他喊，你出来，但是，不管怎么喊，他也不出来。”
杳无人烟的深山中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天色渐黑，在没有回应的沉默中，惴惴不安的夸田清治对着洞口扣响了手中猎枪。
1944年12月，北海道冰天雪地，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里，一个名为刘连仁的中国劳工在黑暗的矿洞里劳动。
“当时一天干12个小时，一天吃一个窝窝头，工作挺累啊，干不动，日本人就用棍子打。”刘连仁生前如此回忆。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44年9月2日中午，31岁的刘连仁刚刚走出家门，遇到一伙伪军，他们端着刺刀，不由分说就将刘连仁用绳子绑了起来。撕扯中，刘连仁甚至没来得及跟一墙之隔的妻子打个招呼，就被匆匆带走。此时，他的妻子已有7个月的身孕。
刘连仁被押送到高密城。和他同时被抓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不幸地成为了将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日本自侵占东北后，就采取诱骗、抓捕等手段，将数百万中国人送往伪满洲国，在煤矿港湾及军事工程等处从事苦役。
据当时伪满劳工协会调查统计，从1935年到1941年，被日本“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有计划统制骗招的入满华工共486.35万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日本男性投入战场，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状况严重。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的事项》的决议。这个决议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掳掠中国劳工的用意及目的：“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动力显著不足之现状，兹根据下记要领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其协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1943年3月至11月，侵华日军将1411名中国人“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经过一年的试行后，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员计划》中的为3万名。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日本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
根据日本田中宏等人编著的《强捕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他们当中多数为青壮年，15岁以下的儿童为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
刘连仁知道，一旦被送到日本，加入被称为“死亡大军”的劳工行列，凶多吉少。“那时，我的地还没种完，要我给小日本干劳工，不行！一定得跑！从高密火车站被押往青岛码头的途中，乡亲们瞅着机会就跑。鬼子用马队堵，拿刺刀挑，死了不少人，可也有许多人逃跑了。我脑袋顶上挨了一枪，没跑掉。可怜我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眼看就要生了，我却被日本侵略者抓走了。”
这次差点送命的逃跑，让刘连仁头部留下了一条手指长的伤疤。“那颗子弹要是再朝下一点，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他和难友们被送到青岛，在伪“劳工协会”关了六七天，又病死了一些人。后来，日本人逼迫他们换上军装，照了相，在文件上按了手印。加上其他地方被抓来的人，一行800多同胞，被当成俘虏兵，在大港码头上了货船，劫往日本。“去的时候想，没有回来的那一天了。”
船行6天，在日本西南端的门司港靠岸。这批劳工被分为两部，包括刘连仁在内的200人，经辗转到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进入雨龙郡沼田村的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对中国劳工的生活条件，日本方面的内部指令是：“不必有仁慈爱护之心；用不着洗澡设备；宿舍方面，坐下后，头上有一两寸的空隙即可。”
刘连仁生前回忆说，北海道的冰天雪地里，中国劳工们穿着在青岛时发的一身单军装，腿脚冻僵了。下矿干活，矿洞里没有照明，没有安全设备，空气脏臭。数不尽的棍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矿顶。日本人口头上说“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规定了过重的生产定量，要完成定量，16小时能干完就不错了。完不成，轻则挨打挨饿，重则生命难保。日本监工扬手是皮鞭，抬腿是马靴，中国劳工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矿洞里的煤块不时坠落下来，砸伤中国劳工。煤屑腐蚀伤口，溃烂流脓，无人治疗，也不准假休养，很多人因伤致残。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里，很多人遇难。刘连仁回忆，有时，他被叫去挖死尸，挖出来的人脸涨得发紫，龇着牙，眼球突出，看了使人寒心。
饥饿、劳累、毒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样夺走一个个同胞的生命。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下70多人。“那可真是座活地狱呀！窝窝头只有鸭蛋那么大，还掺上木粉、橡子面。不过，我们可不是软蛋，吃不饱我们一起抗议，谁病了大家都来照顾，一有机会就逃。”刘连仁说。
1945年6、7月，北海道深山中的积雪融化后，昭和矿业所的中国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人准备在煤矿周围拉上电网，木桩已经全部钉好。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早有逃心的刘连仁的逃跑。
7月31日中午，刘连仁遭到日本监工的殴打。“他打俺，下家伙了，后来冲突起来了，打就打吧！”刘连仁说，他奋起反抗，“打这个杂种的，他不中用啊，咱也是一命啊，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三个五个更好，反正就豁上脑袋不要了。”
此时，其他监工正在午休，刘连仁打倒了这个监工，和同乡难友陈宗福、邓撰友、陈国启和杜贵阳一起逃出了这座吃人的活地狱。
随即，尖厉的警报声响起，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宪兵立刻集结，开始搜捕。
刘连仁和难友们向西北方向奔逃。他们曾听说，穿过那边的森林，就可以踏上一条通往中国东北的小路。不过，他们一深入到连绵起伏的大山中，就迷失了方向。
刘连仁回忆说：“东西南北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吃什么？吃树叶。人又不是牲口，树叶不好吃，吃尝着不苦的。找些草，找些野菜，吃得脸都肿了。”
镇定下来后，他们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以及太阳的出没，辨明了西北方向。他们攀山越岭，穿过森林，却又止步于茫茫大海。在传说中的西北方向，没有回家的路。
此时，在大海另一边的祖国，刘连仁家里，他还没见过的儿子已经9个月大了。孩子是刘连仁被抓走40天后出生的，日日盼夫的妻子给孩子起名为刘盼（后改名为刘焕新）。
刘焕新说：“在我记事以后，我没听人说过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只看见我妈妈坐在炕上，默默地流泪，别的她不吭声。我奶奶搂着我，也是以泪洗面，我看到眼泪滴到我身上。”
一出生就没看到过父亲的刘焕新，与母亲相依为伴。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会给他带来羞辱的称谓。“有时孩子间打起架来，你这个孩子没有爹，他侮辱你。我八九岁以后，就问我母亲，父亲上哪儿去了？她说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刘连仁和难友们苦苦挣扎。
1945年9月，北海道早早入了冬，气温常在零下40摄氏度，刘连仁和难友们身上的单衣早已经破烂不堪。为了能够活下来，他们在雪地里相互依偎取暖。他们跪拜苍天，结为兄弟，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患难与共的兄弟，不久就被迫分离了。
刘连仁回忆：“过了20来天吧，叫人冲散了，抓了两个去，剩下三个。过了一冬，又抓了两个去，剩下我自己。”
实际上，刘连仁的四个兄弟并没有都被日本人抓去。据陈宗福回忆，他在几个人跑着躲避日本人时，和其他人失散了，其后在北海道深山的山洞里栖身，当了将近3年野人。1948年初他被日本猎人发现，带到警察局，警察把他当做间谍，关押了4个多月，在当地华侨的干涉下出狱。1948年春节前夕，他回到山东高密家乡。
兄弟失散之后，刘连仁独身一人在漫天雪花的深山里东躲西藏。令他绝望的是，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去，都只能看到大海，没有船，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祖国。
刘连仁陷入了绝境中。“没人做伴，没人说话，山里野兽要吃俺，日本鬼子要杀俺。”
刘连仁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茫茫黑夜，他解下束腰的一根草绳，打成圈系在树上，面朝祖国跪拜后，大声呼喊：“弟兄们，等等我，我来找你们了！”他闭上眼睛，将头伸进了绳圈里。
1945年12月，杳无人烟的北海道深山里，来了几个面容憔悴的中国人，他们高声呼喊着刘连仁的名字，这些人是刘连仁的难友们。
刘连仁等五人逃走半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当年12月，所有中国劳工被通知可以返回中国。在动身之前，昭和矿业所的难友们想起了刘连仁。
难友们找过许多地方，一无所获。茫茫森林，仿佛一个巨大而沉默的暗洞，将刘连仁吞噬得无影无踪。带着遗憾，这些中国劳工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大海另一端，天津塘沽码头，人群中，母亲怀抱里年幼的刘盼，望着靠岸的轮船。父亲没有回来。
刘焕新说：“我父亲兄弟张同升，他回来了，他过来和我奶奶、母亲说：‘我大哥够戗了，他们跑到山上去，有回来的，但就没见他回来，但愿别叫野兽吃了，但愿别冻死了，饿死了。’”
寄托着母亲和奶奶对父亲盼望之情的刘盼，渐渐长大了。班主任老师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后，觉得“盼”字表示一种被动的想法，建议他将名字改成了“焕新”。
刘焕新回忆：“我奶奶领着我找瞎子算卦，算一算我的命怎么样，瞎子说这个小孩有福气，他的爸爸在外边没有死。”
刘焕新的爸爸确实没有死。彻骨的寒冷中，刘连仁醒来了，发现自己还躺在雪地里，用来上吊的草绳因为日久腐烂，承受不住他的体重，绷断了。
“死了怨谁呀？死就死在个明处，这样死了，家里不知道，日本鬼子也不知道我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刘连仁对自己说，“我还不能死。抓着顶多杀我，要是抓不着，回了家，我要公布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忍。坚决要活下去。”
北海道的冬天漫长而寒冷，6月刚刚化雪，9月又飘起了雪花，天地一片白茫茫，森林里常有野兽出没。决定要活下去的刘连仁，没有御寒之物。“那个冷啊，说起来难受。”刘连仁说，“我住的地方不是山洞，山洞不敢进去，我自己挖的一个洞。”
在这个躺不下也站不起来的土洞里，刘连仁不分白天黑夜地蹲坐在里面，睡觉也是蹲坐式。除了出去寻找食物，他哪里也不敢去。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当他偶尔看到地里劳作的农妇时，便以为男人们还在前线打仗；当他听见进山打猎的猎人放出的枪声时，便以为那些追赶他的宪兵又来了。在恐惧中，他被迫躲进了更深的山林里，从此变成了蓬头垢面、茹毛饮血的穴居野人。
刘连仁后来回忆说：“晚上，狼群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爬上大树，在树杈上栖身。天亮了，我饿得不行，正要从树上下来找东西吃，看到对面的树杈上盘踞着一条大蛇，昂头立身冲我直吐芯子。我慢慢抽出刀子，猛砍过去……我溜下树，顾不了太多，捡起这条蛇，剥了皮，把血淋淋的蛇肉放进嘴里，觉得肠子一起往上翻。吃完蛇，看着太阳，认准方向，我迈开了双腿，猛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大汉，我大吃一惊，拔腿就跑。跑了一阵，不见有人追来，我壮起胆子挪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护庄稼的草人。我迅速扒下了草人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觉得暖和多了。”
刘连仁白天躲在山上，夜里到山腰坡里刨几个土豆吃。他曾在一个田间小窝棚里发现一盒火柴，欣喜若狂，点火烤了一些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那是我13年中唯一的一顿饱饭，也是逃出矿业所后第一次吃熟食。”刘连仁说。
逃亡的第二年，刘连仁弄到了一只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有了炊具，他至少能喝上一口热汤了。
逃亡的第三年，刘连仁找到了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他找到了两根针，身上已经破成布条的衣服可以缝补缝补了；第六年，一件美式军大衣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它既是衣服，也是被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刘连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虽然很想回家，但刘连仁始终不敢走出深山。“日本鬼子比狼都厉害，不是打就是杀，不敢出来。那就在深山里头，过他一辈子，死了就算了吧！”
刘连仁就这样一直在深山穴居了13年，成为一个远离祖国远离人类的野人。
1958年2月8日，猎人夸田清治无意间闯入了刘连仁持续13年的穴居生活。
阴森的深山，诡异的洞穴，沉默的人影，这一切都让夸田清治无比恐惧，他扣响了手中的猎枪后，惶惶而去。
洞里的刘连仁同样惶惶不安。他回忆说，当天晚上，冒着严寒，他披着那件破烂的军大衣，爬出了栖身之洞。在洞里生活过久，他的腿已经变得僵硬，膝盖几乎不能弯曲。在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冷中，一整夜时间，他也仅仅爬了不到100米。
第二天，夸田清治带来了警察。顺着洞外爬行的痕迹，他们很快找到了刘连仁。
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的木屋路喜一郎回忆说：“我们看到刘连仁时，他在30来米之外。发现他以后，两个警察追过去，那时刘连仁还没意识到。警察到了相距他10米的地方，刘连仁才发现（我们），想跑。”
此时，刘连仁已经虚弱不堪，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追了过来，他惊恐到极点。
木屋路喜一郎回忆：“那儿有个山沟，他向着山沟逃，警察追上了，三个人都滚倒了，然后他又逃，被我们抓住了。”
在刘连仁被警察找到时拍的一张照片上，他充血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头上顶着两根一尺半长的扭曲的辫子，一件又脏又破的军大衣沾满了污泥和裸露的棉絮，大衣里面是用各种材料缝缀在一起的杂衣破布和纸片，脚穿一双形状扭曲、残破不堪的高帮胶鞋，双腿被冻得又红又肿，有多处因为严重冻伤而形成的溃烂。
“我们想和他交流，但语言不通。”木屋路喜一郎说。
日本警察根据他的口音判断，这是一名中国人，他们随后把刘连仁关进了警察署。
此后不久的一个早晨，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席占明，像往常一样翻开了报纸。一则在山中发现身份不明的中国人的消息，让他惊讶不已。
席占明回忆说：“那报纸最初怀疑他是个间谍。美军占领日本以后，那个地方有个雷达基地，他是在雷达基地附近被发现的，所以被日本人怀疑这个中国人是间谍。我们一看呢，不可能。”
席占明马上打电话与警察署联系，希望会见这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穿的是西服，我们和他说，我们也是中国人，他怀疑。”席占明说。
尽管席占明说的是中国话，并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已经在惊恐逃亡中度过了13年的刘连仁，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第一次沟通失败了。
为了让刘连仁放下戒备，席占明决定，先将刘连仁从警察署接出来，找个宾馆先安置下来。“洗澡那就困难了，他穿的衣服脱不下来，只好拿剪子剪。”
在席占明为刘连仁安排的宾馆里，一些当地华人帮他剪掉了长长的辫子，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直到此时，人们才真正看清楚他的样子。
不过，人们的善意依然无法让刘连仁放松戒备。席占明说：“他总是睡不着觉，睡十几分钟眼睛就睁开了，警惕成习惯了。”
刘连仁的这个样子让席占明意识到，他也许是当年被抓来的劳工。为了让他放下心理的戒备，席占明找来了一名也曾当过劳工的山东人。
这个与刘连仁有着相似经历、口音相近的山东老乡，终于让刘连仁逐渐消除了戒备。刘连仁费了很大的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我是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随后放声痛哭。
在深山穴居13年的野人，终于回归人间。
刘连仁和其他人的交流逐渐顺畅。席占明回忆：“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就到宾馆，慢慢地告诉他国内的情形。他问什么叫解放，什么是新中国，他完全不懂。只有当我说到八路，他才说知道。”
北海道中国野人的身份揭开了，当地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但消息一出，刘连仁却被日本政府判定为非法入境者。
证实刘连仁的身份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摆在席占明面前的难题是，刘连仁已经记不得自己当年所在煤矿的地点和名称，而日本政府以“管理局已经解散，文件下落不明”为理由，拒不提供任何有关被抓劳工的档案资料。
为了帮助刘连仁，席占明发动所有关系，尽力寻找有用的线索。“北海道有一个北海道资社，那时候还存在，我们找到那家公司，公司把当年的劳工名簿拿出来了。”
经过几天的查找，在当年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书》第65件的残留名薄上，席占明他们终于找到了刘连仁的名字，附注了“下落不明”四个字。按照名簿上的归属单位，席占明找到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要求他们立刻派人前来确认刘连仁的身份。
席占明说，13年过去了，刘连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在昭和矿业所，日本监工点名时不叫名字，叫工号，他的工号是76号。
刘连仁对日本方面的抗议，很快得到了日本华侨以及很多善良的日本人的支持，一些日本媒体也强烈要求政府给予刘连仁公正对待。
1958年4月15日，历尽14年的苦难之后，刘连仁终于登上了回家的轮船。
刘焕新对父亲从回国的轮船上岸那一刻记忆犹新。“汽笛声过后，从舷梯上慢慢走下来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很高。这是谁？不认识，他是父亲。我听到他用沙哑的嗓音，说了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连起来就是：‘祖国，我回来了。’他大概喊不出来。好像从舷梯下来走完20多个台阶，也没说完这句话。”
未能守在妻子身边亲眼看着儿子出生的刘连仁，在等待了整整14年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
“我母亲光顾着哭，光对我说‘这是你爹’，别的，不吱声了。我这么多年的委屈，想着叫声爹多么高兴，痛快一下，没人欺负我了吧。我和我父亲、母亲，想跑出去，但人山人海跑不动，挤出去以后，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叫爹，使劲不小，叫声爹，但是谁也听不到，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叔也来了，抱成一堆。大家就哭起来了，用泪水表达过去的怨恨和现在的高兴。”刘焕新说。
对刘焕新来说，这是一个仍然活在过去阴影中的父亲。“他回来以后，不乐意见人，晚上睡觉蜷缩在炕上，有时候坐起来，好像从一个噩梦里惊醒了一样，又好像有日本人发现了他一样。回家头三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睡觉都会惊醒。”
33年后，1991年5月，在儿子的陪同下，刘连仁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那座矿山上。
刘焕新回忆：“我们在那里，他一直在矿洞口呆呆站了有10分钟，不吭声。”
1996年3月，83岁的刘连仁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
起诉后，刘连仁说：“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80多岁了，来趟日本不容易，来一趟就遭一回罪啊。解决了，我没有这个心事了，把眼一闭，也就这么着了。我觉得这个事必须解决了，脑子里没有斗争，我死了有我儿子，有我孙子，子子孙孙要把这件事解决。”
从1996年开始，刘连仁三次走进日本法庭，讲述遭遇，表达控诉。
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病去世，享年87岁。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等到公正的判决。
“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成天拽着我的手，他说：‘我不行了，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4万多劳工，也是为中国争口气啊。’”刘焕新说。
2001年7月12日，刘焕新捧着父亲的遗像走进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将父亲遗像恭恭敬敬地放在原告席上。
当天，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日本政府承认刘连仁在北海道的非人遭遇是历史事实，并承担责任，赔偿刘连仁一家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日本政府对判决结果不服，随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6月23日，刘连仁案二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法院以“该赔偿责任不适用日本国家赔偿法”以及“诉讼超过期限”为由改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法庭一片哗然。一位前去旁听审判的日本友人当即大声质问审判长：“你还有没有人性？作出如此判决可耻到了极点！”
刘焕新走出法院后愤懑地表示，东京高等法院的改判理由完全是军国主义的逻辑，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判决。随后，他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刘连仁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007年5月15日，13名山东劳工和劳工遗属、山东法律援助团的律师、专家学者和日本友人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对日本最高法院的强烈抗议。
2009年12月20日，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国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二战时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次和解赔偿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根据协议，西松建设公司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
2004年清明节，刘连仁的墓碑在他的家乡落成。这个为了自由和尊严历尽苦难的中国农民，临终时给儿子刘焕新留下一句话：“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19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裕在国会参议院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询时首次承认，根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编写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受其政府的指示强掳38935名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时任日本外相的柿泽弘治在回答质询时也表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深表遗憾”。此前，日本的一些政党和团体已发现外务省的这份报告书，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承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小者只有11岁，名叫王殿美（奎？），出身于山东省淮县南胡庄，被掠至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于1945年6月22日死亡；年龄最大者78岁，名叫张照论，出生地为山东阳谷县，被掠至北海道歌志内铁道工业株式会社神威出张所。中国劳工的出生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就劳工的身份而言，农民最多，此外有商人、被俘的中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与八路军），还有伪军、保安队、警察和原劳工、工员、教师和学生。
按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记载，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的969名中国劳工，310人死亡，其死亡原因全部为疾病。但是在1954年秋于当地海滨发掘出在川口组死亡的125具华工遗骨中，“在场医生认定‘有人还在呼吸中，便被放入坑内’，这种遗体是缘于活埋。有的是头盖骨上有弹孔，有的头盖骨有锐器的击伤和裂痕”。1955年夏在下关市发掘出73具华工遗骨，掩埋时的目击者也证实：“还有相当体温的身躯，由于病情恶化，虽然未死却被认为死亡，尽管还活着，却被抛入墓穴之中……在墓穴的底下，还有夹在腐烂的尸体中拼命挣扎的重病人。”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国占领军与日本政府共计送还华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战时送还的1180人），为掳掠时乘船人数的82%。加上死亡的6830人，同乘船时相比还差188人。这188人有下落者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护35人，在刑务所内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为88人，其中战争结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战后逃亡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