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巧莲——时为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村民
刘面换——时为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村民
黄有良——时为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村民
文字表达的深刻性优于影像，但并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侯巧莲的字字泣血还是刘面换平静的回忆，甚至是黄有良那些令人难懂的黎族方言，这些平凡影像背后的真实如利刃一般犀利，戳得人疼到骨子里。
我没有直接跟这些受害的女性交流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就像是欠了她们一笔债。
在创作的始终，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我不敢过多地去注视这些面孔，尤其是她们的眼神。我始终难以解读出这些眼神中透露出的含义，即便是在完成了本集节目之后。
另一面我也在想：如果我真的跟她们面对面地接触过，我是否还有勇气面对这些女性背后的曾经发生的事实。她们是最普通的中国妇女，也是最普通的中国人，战争没有给她们带来背井离乡的灾难，却在她们心灵和肉体上刻上了一道伤疤。
在中国人的心里，对于战争遗留的问题，有几件事是永远不能释怀的，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细菌实验，比如“慰安妇”。
但不能释怀跟不能遗忘是两回事。在影视剧里，“慰安”一词已经可以以调侃的方式博取笑料，这又算得什么？
如果“不能遗忘”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那彻底的遗忘反而是最好的关怀吧？
什么才是悲剧呢？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些遭遇屈辱的中国女性根本不是《广辞苑》中定义的“慰安妇”，她们完全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这不仅仅是对概念上的解读，同样是对这些受害者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只是可惜，这个解读时隔多年才被重新定义。
刘面换曾经说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在一般的处理中，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可她的内心却无人能够体会。她能接受采访，能够再次回忆起那些惨痛的经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同样的道理，在涉及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伦理道德上，她们能够站出来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心理纠葛？
我难以体会刘面换的心理，但我相信她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只是她坚强一面的表达，而不是全部。她一生都在面对一种眼神，这眼神是可以杀人的。所以她才有“其实我不如人”的感叹，所以她才要一直对日诉讼讨要说法。
中国女性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坚韧，这坚韧延续了千年，她们在危难困苦之际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顽强而又充满希望。假如真的有日本政府对性暴力问题低头认罪、道歉赔偿的那一天，像刘面换一样的众多受害女性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受害者侯巧莲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像她一样，这些受害者生前没有历史，死后没有墓碑。
我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后来那些面孔不见了。
编导 张冬
1999年5月，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71岁的侯巧莲去世了，每一个了解她经历的人都深深叹气，默默流泪。人们记得她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的话：“我的一生，只有14年。”
侯巧莲生前说：“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儿吧，我实在是痛苦，我当时还是一个14岁的娃娃，我不能受那罪啊。”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侯巧莲、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是两人于1996年2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她们诉讼请求的判决。2002年3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当天，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中日正义人士打出写有“不当判决”和“恢复尊严”等字样的声援横幅。侯巧莲的老乡郭喜翠坐在轮椅上，手里捧着侯巧莲的遗像，一脸悲戚。
遗像上，侯巧莲皱纹密布的脸上写满沧桑。
这个女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她们，抗战时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经历了怎样的屈辱，造成长达一生的磨难？
1942年4月的一个清晨，山西盂县进圭村日军据点的鬼子外出“扫荡”。这个据点，当地村民们习惯叫它炮楼。炮楼里的日军不多，只有日军独立混成旅第四旅十四大队一中队不多的几个人驻守，其他的多是伪军“清乡队”队员，村民们叫他们“黑腿”。
距离进圭村不远的羊泉村一座普通民宅里，15岁的刘面换一家正准备吃早饭。花季少女刘面换，此时已出落成方圆十里数一数二的俊俏姑娘。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鬼子来了。
刘面换回忆：“记得那天是阴历三月二十几号，我们都已经脱了棉衣。鬼子包围了羊泉村。”她说，鬼子进村“扫荡”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家里人并不是特别意外。过了一阵，外面稍微安静了一些。突然，两个“黑腿”踹开了她家大门。
“他们进了家，叫我出去开会。谁敢跟他们出去开会嘛！我就不出去，他们就打我，一边打一边往外拖。”
“黑腿”不理会刘面换家人的苦苦哀求，把她拖出大门。刘面换看到，门外，几个日本士兵押着同村的两个姐妹，一边高声叫骂，一边踢打她们。刘面换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吓坏了，反抗起来。
“那我就不走嘛，他们就拿那皮带打我脸，又打又拉。拉了一段，我又不走，他们又打，我也不走。他们就拿绳子把我捆着了，要我走，我还是不走，你打就打吧。”刘面换回忆，“我躺地下，他们又把我抓起来，拿铁锹打我，把我的肩骨都打断了，直到现在也疼得不行，天气一变尤其疼。”
刘面换是家里的独女，她原本有几个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父母按照当地的风俗，给她做了个面人替身，埋在地下，意思是告诉鬼神，孩子已经不在世了，并给她取名为“面换”。年幼的刘面换躲过了传说中的索命鬼，活了下来，长大后却没能躲过现实中的鬼子。
在羊泉村这个不足300人的小村子里，包括刘面换在内的3个姑娘被抓进了炮楼。
这一年，离羊泉村不远的夹掌村里，一个叫侯巧莲的女孩也被抓进了炮楼。已经无人知道侯巧莲被抓走的确切日期了，只是有一点可以确认，侯巧莲生于1928年，被抓走时还不满14岁。
1942年4月，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黎族少女黄有良和村里的其他4个姐妹被抓进了鬼子的慰安所，成了慰安妇。被抓走时，黄有良徒劳地抗拒着，她只有15岁。此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慰安妇”这个词，后来她才体会到，这个词有多么沉重。
按照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所下的定义，“‘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
慰安妇制度始于1932年初的淞沪事变。当时在沪日军达4万人，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并由此影响日军的军纪及战斗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来自日本长崎的一批妓女被送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将她们送到前线阵地，在吴淞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战后，冈村宁次承认：“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杨家宅娱乐所”。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妇共104人乘船到达上海吴淞码头，其中包括多为妓女的24名日本妇女、80名被诱骗而来的朝鲜妇女，开了日军强征、掳掠良家妇女为性工具的先河。
此后，慰安所在中国各处大量出现。
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
1941年7月，关东军制订了征集2万名朝鲜慰安妇并运至满洲的计划。至于强征战地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普遍。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把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
苏智良研究发现，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也有一些东南亚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和华人及欧亚混血儿等，还有少量俄罗斯妇女。“我推断，有40万以上的各国妇女成为这个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他说，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其中，“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
苏智良认为：“扼要而言，战时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慰安妇的来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夺各国的良家妇女；第二，多数慰安所实行避孕措施，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每周或两周为慰安妇体检一次，当然其目的并非是保护慰安妇，而是防止性病在日军中蔓延；第三，慰安妇被强制充当日军的性工具，以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处于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尤其是朝鲜和中国妇女，受尽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随时可能被杀害。”
日本学者浅野丰美认为：“慰安所成为日军组织的一部分，最高目标是调整士兵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为战争服务。日军关于中国战场前线的慰安所要保证每个下士官都能率领部队定期前往慰安所的规定，就能说明这一点。即使在面临前线即将被敌军袭击的情况下，起初在和平条件下设立的‘慰安妇’也不能寻求避难，而是被强迫与即将进行‘玉碎’的士兵们一起继续待在战斗前线。在前线形势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似乎默认将‘慰安妇’作为他们死亡和战场失败的离别礼物。”
1944年9月3日，松山战役期间，美军顾问团中的随军记者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左侧是一位持枪的远征军士兵，他身边是4名被俘的日军慰安妇，衣衫褴褛，憔悴不堪，其中一名慰安妇已怀孕。这张国际上最具震撼力的慰安妇照片，让很多人知道了慰安妇的存在。
在当年的松山，末日来临前，日军对慰安妇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那些朝鲜籍慰安妇，有的被逼迫吞下升汞片自杀，有的则被集中在一个战壕里投入手榴弹炸死。一个慰安妇因为拒绝服用毒药，被日军残忍地用拐棍从口腔捅入腹部杀害。
根据一个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士兵的回忆，在他逃跑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总部一个下士官让我“杀掉所有慰安妇”，并给了我十包汞粉。他说：“杀掉所有女人，给她们吃下了毒的饭团。”我回答说：“那太愚蠢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会活下来的，如果她们被联军俘虏了，谁又会在意呢？”他说：“那就让你死。”我没有毒死这些女人，将汞粉袋扔进了一口装了水的锅里。一个朝鲜“慰安妇”说“变成俘虏会好些”。当时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命令，比如“杀掉所有女人”。
被抓进慰安所的黄有良成为日军掳掠的20万中国慰安妇之一。其实，一年前，黄有良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
一年前，14岁的黄有良已开始帮家里干农活。春天的一个早上，黄有良挑着稻谷走在乡间路上，听到身后有人要她站住。
黄有良回忆：“我回头一看，是日本兵，准备要跑，结果四面八方都有日本兵过来包围我，跑不了了。”
小姑娘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担子从肩上掉落，稻谷撒了一地。一个满脸胡渣的日本兵大声吼叫着，其余几名日本士兵肆意地大笑，步步逼近。“一个日本兵过来就抱着我，在我脸上乱亲。后来又一个人在我背后搂住我，把我衣服脱光了，前面的还在我的胸上乱摸。我就抓住那个日本兵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他松手了。”黄有良回忆说，手上被咬了一口的日本兵恼羞成怒，脸变得扭曲，操起军刀，要朝自己头部砍来。“有一个军官叫他住手，他就住了手，站到一边。那么多日本兵大声笑，我就大哭了。”
黄有良回忆，那些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在她的哭声中扬长而去。她穿好衣服，挑上空担子，往家里赶。回到家，父亲上山砍柴还没回来，只有双目失明的母亲在家。她没有想到，一个悄悄尾随而来的日本兵突然从自己身后蹿出来，死死抱住她，不顾她反抗，把她压在床上强暴了。“母亲看不见，只听到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日本兵把我强暴了。”
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愤怒而又惊恐。夜里，父亲把黄有良送到邻居家暂住。“一整晚，我都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抽泣，父亲在屋外发出沉沉的叹息声。”黄有良说。
一家人没想到，噩梦远未结束。
黄有良回忆：“第二天，有个日本军官带了几个兵来家里找我，找不到，就把父母打了。我在邻居家听到，父母好像倒在地上快死的牛一样痛苦呻吟，很惨。我就回家了。”
回家看到瘫倒地上的父母，黄有良哭喊着扑到父母身上。日本兵上前一把拉起她，得意地笑了。
“父亲就说：‘叫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干吗？’像那样子，我不回去，怎么受得了？”黄有良说，“那个日本军官把我强暴了。”
鬼子走后，村民们来了，他们只能沉默。
此后整整一年时间里，鬼子经常来黄有良家蹂躏她，直到她被抓进慰安所。
黄有良被抓进慰安所后，日复一日受到性虐待。
黄有良回忆：“衣服被扒光，被强暴，如果不顺从就要挨打，冲我头上打。”
黄有良说，她和几个姐妹白天要洗衣、煮饭、种菜、砍柴，进行粗重的劳动，到了晚上，就要忍受折磨。“有时一晚上每人有两三个日本兵来强暴。姐妹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
有的姐妹受不了，含恨自杀。黄有良不想死在这里，她想逃走，但日本人对慰安所把守很严。“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门是不锁的，日本兵在外面站岗。”
黄有良回忆：为了防止她们逃走，鬼子残忍地在她们身上刺了文身，成为一个抹不掉的屈辱标志。一个名为陈有红的姐妹逃跑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在了姐妹们的怀里。
此时，在山西盂县西潘乡进圭村的鬼子炮楼，14岁的侯巧莲痛不欲生。
“我受了那罪，痛苦得不行。”侯巧莲生前回忆说。一被抓进炮楼，她就被强暴了，全身疼痛，不能坐也不能躺，蜷缩成一团，像个死人般，在角落里挨过了一晚。
被抓进炮楼那天，刘面换死死攥着自己的衣领口，蹲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一下。
刘面换回忆：“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的日军小队长进来了，看着我笑了一下，说：‘花姑娘，好的。’说完就走了，他手下把我们关在窑洞里。窑洞里连铺的席子也没有。到了晚上，我被一个日本兵带到了另一个房子，他把我糟蹋了。之后，他把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又被小队长糟蹋。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窑洞里。当天晚上，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我就喊救命，他们拿手巾把我嘴塞着……5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两个，一共是7个。他们走后，我已经爬不起来了。”
窑洞里黑黝黝的，只有一点冷冷的月光。
“每天就哭呀。”耄耋老人刘面换声音颤抖。
后来，一个汉奸也来糟蹋刘面换。“他在枕头底下抽出把刀子，说：‘你不脱衣服我就杀了你。’我就怕了，他把我的衣服脱了。”
在那里，刘面换吃得很差。“每天早晨送来一天的两顿饭，都是没去皮的土豆，还有小米粥。”
天天遭蹂躏的刘面换，不顺从就要挨打，一条胳膊被打成重伤。她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出门上个厕所，看看天气，就得回去。后来就不能走了，就爬出来。”
40多天后，同被抓去的姐妹中已经有人死去，刘面换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不成人形，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她“希望自己早一点死去”。
刘面换生不如死的经历持续了40多天。“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鬼子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有看见过我的村里人对他说：‘你闺女再关里头就活不成了，不能走了，脸也肿了。’父亲更着急了，他找亲戚走关系，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刘面换父亲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我回到家里，半年不能动，母亲伺候我，那时我吃饭端不了碗。家里穷得不能过，吃的喝的什么也没有，就摘一些野菜和树叶回来吃。”刘面换说。
侯巧莲也被放回来了。她回家一看，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掠一空，只剩下一个土炕。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打掉孩子后，侯巧莲疯了。
1944年，经历了漫长地狱生活的黄有良在同村人帮助下逃离慰安所，一家人背井离乡。
战争结束后，黄有良回家了，只是此时，她又要面对另外一种侵扰。
“回来后发现，全村人都已知道我曾经被日本人抓到慰安所，经常有人在我背后说这事。”黄有良说。
刘面换身体复原后，不再出门。“屈辱的经历让她变得十分内向，因为她觉得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曾和刘面换交谈过的苏智良说，“但相比来说，她还不算最惨的。有人没被赎出来，死在里面；有人被赎出来，社会的贞操观却容不了她们，她们就自杀了；还有人被日军蹂躏后，丧失生育能力，晚年无子无女。这都是有个案的。”
刘面换说：“过了几年，我也大了，父母说，女儿不能老关家里和咱们受罪，父亲对人说：‘帮我女儿问个人家。’人家说：‘你的女儿不好找对象，因为被日本人糟蹋了，那和寡妇、二婚的一样。’”
刘面换后来有了个对象，对方比他大10岁，丧偶，带着小孩。他知道刘面换的遭遇，从来没有提起过。
刘面换的丈夫去世得早，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孩子们曾经在下地干活时被村里人笑话，说他们的母亲是进过鬼子炮楼的女人。“过去的事情了，不用说了。别人真要笑话，我也不怕。”刘面换说。
多年前那段耻辱的经历，在刘面换心底挥之不去。“经常想这些事情。有天晚上，小孙女说，奶奶你睡觉时叫唤什么？我说我做了个噩梦，害怕得叫唤。我不愿意告诉孩子，其实是梦见鬼子又拉我走呢。就在那窑洞里头，对面住的是老百姓，他们晚上经常听见有人哭，那就是我们。”
疯女人侯巧莲结过两次婚，生下6个孩子。二女儿不理解的是，每次母亲发起疯来都要往茅厕里跑，藏起来，有时一藏就是几天，怎么拽也不出来。
侯巧莲二女儿回忆说：“她动不动就说，把我的头割下来，抬到水渠子里洗干净。她主要是脑袋难受。疯起来，什么也不知道，半夜起来跑了，我们只能时时地看着她。她受罪，我们也受罪。我们受罪是小事，主要是她受的罪太大了。”
1996年，侯巧莲和当年同被抓进炮楼的老乡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只活了14年”的侯巧莲去世，她没有等到判决。4年后，她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8年后，她的案子有了最终结果：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1年11月28日，黄有良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国海南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终身伤害出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过去的侵略事实，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公开谢罪，向每位原告提供经济赔偿。
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黄有良等8名原告的诉求。
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依然驳回原告方的诉求。
201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刘面换走过了一条和侯巧莲、黄有良相似的跨国诉讼路。从1995年起，她先后5次到日本出庭作证，为自己的尊严讨还公道。“我不觉得丑，要丑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丑，要揭露他们的丑。”刘面换说。
2004年冬案子二审时，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虽然最终败诉的结果，让老人难以接受，不过，她已经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
2001年11月，东京一所大学，刘面换参加一个慰安妇问题的证言大会。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到会为侵华日军的性犯罪作证。会后，金子安次和刘面换有过交谈。
金子安次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告诉刘婆婆，想帮忙筹款，虽然不是大数目，但也带了来，请她接受。可是刘婆婆说，我不要，绝对不拿。我说，我在战争时干了很多坏事，对很多人做了不可挽回的错事，想把钱塞给她。律师也帮忙拿了，但她始终不肯收。刘婆婆说，你光明磊落地重新站起来，所以不需要你的钱。我只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赔偿。”
表情坚毅的刘婆婆和向受害者暴露自己罪行的安次，被众多工作人员团团围着。
“身体还可以吗？”
律师把安次的话翻译过来。
“还可以，我们今后都要继续努力。”
刘婆婆边看翻译员，边看安次，温和地笑着回答。
“我会尽力而为。”
安次回答，两人一起握手。
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无锡则有3000名妇女被日军裹胁，在杭州一地被抢的妇女达到2万人。
1938年，徐州一战中，23名中国女战俘被强迫进入日军军中妓院。
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2000多名妇女强制编成“姑娘慰劳团”。
1940年初，海南感恩县新街市日军慰安所成立，40多名当地年轻妇女被强行抽派。
1943年春，日军“扫荡”江苏益林，抓走当地妇女，送到军中妓院。
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制150名中国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慰安所数量很多。苏智良说：“从目前调查的状况看，南京的慰安所至少在60个以上，武汉的慰安所也有这个数量。海南岛的日军慰安所有60多个，而根据笔者的调查，上海的各类慰安所至少有83个。”
朴永心（朝鲜）：“我就是死了，也要证明我就是那个遭受日本鬼子蹂躏的慰安妇，也要指认我被关押过的慰安所，我要让那帮家伙承认我没有说谎，我更要他们给我老老实实地赔罪！”
金学顺（韩国）：“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像个女人样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仅仅是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过了一生。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除这仇恨。”
玛丽莎（菲律宾）：“日本军人对我所做的一切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残忍无比，他们像野兽一样，他们还不如野兽。”
第一是抢夺。日军在战场或者在占领城乡时，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在占领一地后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日军侵入上海掠捕中国妇女后，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日军占领芜湖后，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
第二，以俘虏充当慰安妇。当这些女俘虏已不能再做性奴隶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杀练习胆量的活人靶子。
第三是欺诈与诱骗。日军及日侨等经常在占领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饭、洗衣等名义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四是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南京陷落时，日军曾指使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日军侵入芜湖后，经常派人到妓院，强行索要名妓轮流去日军慰安所当值。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