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勋——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张访朋——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易庆明——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王用中——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张修齐——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
宋锡善——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饶平如——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李颂卓——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杨岑峰——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如若过于强调背景，缺乏个人的鲜活的故事、细节与情感的叙述，注定会让人觉得百般空洞与枯燥。整篇编导手记写下来，像是在作论文，但我始终难以从这空洞与枯燥中跳出来，暂且这样，我想，黄埔军校的将领们，他们的命运也注定要与这跌宕起伏的历史息息相关！
现实亏欠历史良多！
“黄埔”一词淡出人们视线多年，大多数人们知道“黄埔”时，它被定义为蒋介石培养嫡系的一己之私，完全背离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初衷。在“黄埔”被提及的时候，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是强调最多的。
历史，当然需要多一些层面的了解。北伐不必说了，抗战却需“斟酌”。
1937年抗战开始后，部队里最需要的其实是连、排一级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除了从有经验的士兵中提拔，几乎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这一集亲历者的讲述中，以十四期至十七期黄埔军校学生居多，印象深刻的是李承勋和张访朋两位老人，他们报考黄埔军校的初衷源于1925年，那个春天，他们被孙中山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军所打动。
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在许许多多决心以身许国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初衷。王鼎钧在《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的偶像，在那个各种思潮奔涌、到处都在乱折腾的时代，青年人最羡慕4种人，这就是黄埔军校学生、新闻记者、土木工程师、外科医生。那时候，外科非靠西医不可，西医外科简直是神医；那时候，新闻记者穿长袍大褂，衣襟上插一支自来水钢笔，为民喉舌，见官大一级；那时候，皇权被废除，民国建立，国家建设刚刚开始，到处修桥铺路，盖大楼，修工厂，土木工程师吃香，下巴翘得很高；那时候，黄埔军校学生穿着呢子军服，披武装带，挂宝剑，天子门生，成功成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英雄般的偶像，总是让人羡慕，然而，探寻历史，发觉荣耀背后的代价却异常沉重。淞沪会战，自1937年7月至11月4个月间，有一万多名黄埔军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黄埔一期生胡宗南战后回忆道：“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
淞沪会战，一批批黄埔将士在战场上倒下去时，更多的青年学子迈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1939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于缘木求鱼”……
创作中，看到过这样的文字：“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杀人很凶，蒋介石说它赶不上黄埔精神。”
我的疑问是，黄埔精神到底是什么？
王用中是黄埔军校十四期学生，上学之前就已经打过忻口会战。1940年毕业，后来担任连长，战至抗战胜利幸存下来。70年后，他仍能大段地背诵当年上课时教官的讲话。
王用中复述了一段蒋介石的讲话：“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去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至今已近70年，黄埔军校的名称也几经变革，1924年6月16日创办时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同年9月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46年1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国有化。国民党迁台时，军校一并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
据《广州日报》2010年2月25日的报道，建于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已被改造成了夜总会。
编导 赵慧
1937年的一天，南京城秦淮河边桃叶渡旁的一座小院内，李承勋一家充满了离愁别绪。从这一年8月15日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李承勋的父亲决定带着全家逃离南京。不过，李承勋有自己的想法。
李承勋回忆说：“我决定进黄埔军校，跟日本人好好打一打，出出气，报仇。”
他对父母表示，已经下了决心，非去黄埔不可。
“儿子要走了，我母亲哭得不得了，缝补我的破衣服。”李承勋说，“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我爸爸就在旁边叹气。”
看着执意要去上黄埔军校然后上战场的儿子，李承勋父母放心不下。他们不知道，儿子的黄埔梦已经在心里藏了很久……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西山碧云寺移送到南京，在紫金山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南京城几十万市民守候路边，为孙中山送行，少年李承勋也在其中。当时的情景，在他心中掀起波澜。
“我一生看过好多名人出殡，这一次是最壮观的，最感动人心的。”李承勋说，“送行队伍很长，有海军，有陆军，有炮兵，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各国代表。那时我还小，不懂，只是想着，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了。”
李承勋听说，孙中山曾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他对这所学校充满好奇。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新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清晨，近500名师生列队肃立军校门前，恭迎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孙中山，后来成为陆军中将、时年21岁的湖南人郑洞国也在其中。
多年后，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忆及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演讲：
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宣布校训为“亲爱精诚”。这是由校长蒋介石拟选的。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本校誓词”是：“尽忠革命职务，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死生。遵守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
黄埔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者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为其政治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5年，少年张访朋被黄埔军校走出的一群学生军打动了。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征讨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部，取得胜利。其中，黄埔学生军勇敢作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那时的张访朋还是广东揭西一个普通的小学生。他记得，东征军“往梅县那边走，经过我们那个大道”。他从大人口里听到了关于黄埔学生军的故事。他见到，学生军在东征中高喊着“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一路向前。“大家都来看学生军，烧茶，做了很多糕点。端到路边，献给他们吃，大家向他们鼓掌。”
张访朋说，从那时起，他就对黄埔军校有了深刻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20岁的张访朋投考了由广西南宁迁到桂林的黄埔第六分校，成为第十六期的一名学生。李承勋告别父母后，来到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织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成为一名学员。后来，这一期战干团学员，被划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
从1937年起，黄埔军校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置招生点。报名者络绎不绝。当南京考生易庆明赶赴黄埔军校设在武汉的招生点时，考试时间已过。
易庆明回忆：“我到那里去时，录取学生的体格检查都过了。我就要求补考，考官说：‘你不是冒充的吧？’他怕我冒充。他让我用英语背《总理遗嘱》，我就背给他。考官说：‘好好好，就背到这里，你是个高中生，不错。’”
易庆明顺利通过了考试。他没想到，在检查身体时，自己却被考官从队伍中拉了出来。“他检查以后说，‘别的正常，血压过高。’我问：‘血压过高，有什么问题没得？’他说：‘带兵管理，血压过高恐怕脾气躁，将来对士兵不好，会虐待士兵。’”
这让易庆明很着急。“我说，那我不虐待士兵，对当兵的像兄弟一样对待啦，我保证不会虐待他们。”
听了易庆明的话，考官没有多说什么。几天后，易庆明的名字出现在录取榜上。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黄埔军校撤离南京，经九江、武汉、铜梁，历时十六个月的辗转，最终到达成都，在原成都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埔军校成都本部。
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在全国开设了九所分校，学员毕业后，多充实到军队，成为下级军官。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用“火热”二字来形容他的黄埔岁月。火热，是当年黄埔学生们对军校生活的一致感受。
清晨，睡梦中的黄埔第十四期学生王用中和同学们被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惊醒。
王用中回忆：“按规定只有5分钟时间着装、洗漱，然后带上枪，准备出操。刚洗完脸，就见有个同学没穿好衣服在走动，远处有一个军官向他招手说，过来过来。”
着装不整的学生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
“过去了一看，哎哟，是校长。在那儿站好，这个同学吓坏了。”
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严格要求，王用中和同学们早有耳闻。他们听说，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一次全校集合时，教官顾祝同迟到了，一边扣衣服扣子一边插入队列之中。这一幕被正准备训话的蒋介石看到了，他马上喝令顾祝同出列，当众罚跪。蒋介石讲完话后径直走了，一眼也没看顾祝同。顾祝同就这样一直跪到第二天早上。
郭一予在《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中写到蒋介石对学生的严格：“我记得有个学员因为违反了校规受处分，被关在禁闭室里大哭，恰逢校长蒋介石经过禁闭室，听到哭声，马上说：‘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人格，错上加错，再加禁闭三天。’”
在王用中记忆中，那个同学走过去站在蒋介石面前，“校长笑说：‘同学，你干什么去？’他说：‘报告校长，我洗脸去。’校长说：‘你怎么不把衣服领口扣好？着装要整齐，明白了吗？’他说：‘校长，明白了。’校长就让他回去了。”
原以为会受到重责的学生，从此再也不敢在着装这样的细节上疏忽大意。
王用中记得，黄埔的严格纪律体现在细节处，比如课堂上有《修学规则》：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前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关于讲堂和自习的规定多达20条。
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张修齐说：“强迫你要习惯军营的生活，所以刚去时有一个转变过程，哎呀，大家都是懊悔死了，跑这个地方来受这个罪。”
张修齐进入黄埔军校一个星期的时候，觉得盼望已久的军校生活无比枯燥。“天天出操，还没开始文化教育，主要就是锻炼身体。早上跑步，还有机械操、单杠、双杠、木马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一定时间内要达到标准，完不成，就等晚上人家都睡觉了，到操场去加练。那时我们抓那个单杠，手上磨损后都起血泡，不能动了，但你抓在上面不许下来，下来就拿皮带揍你，没有客气的。”
黄埔毕业生宋锡善回忆：“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军人还是不容易的。吃饭8分钟，紧急集合8分钟，走路挺胸抬头，步子速度、长度都有要求。那个时候新兵训练整死人，不习惯，你说紧急集合怎么能够那么快？”
黄埔毕业生饶平如慨叹：“说句老实话，我原来在家里是当少爷的，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有车夫。我18岁之前，什么事都不做的，连打洗脸水什么的都是人家帮我做好。”
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们脱掉便装，剃掉长发，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足穿青布鞋袜，打着绑腿，这是抗日军人的戎姿。
宋锡善说：“紧急集合的时候就考察你的着装，不光是白天的着装，还有晚上的着装，那么你晚上着装要快的话，睡觉时衣服怎么摆放，背包怎么打，这些都是在训练范围之内。”
黄埔毕业生李颂卓说：“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兵，都要统一接受专门的训练，这是黄埔的特色。这个训练期满后，就开始接受军事教程了。”
“成为预备军官后，军装就不一样了。”王用中说。
虽然训练、学习艰苦而紧张，不过，黄埔军校学生在当时总是让人艳羡的。
在《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中，有人如此描述：“星期天放假，我们穿着新发的学生制服，佩学生领章，胸前佩上军校学生符号，三五成群地朝着纳西墟镇游览市容。四川人总爱叫我们老总，同学们说我们不是老总，是学生。在茶座中有一位文化较高的人笑着说：‘你们同学今天是学生，将来就是老总，还要成为抗日英雄呢。’同学们感到自豪，大家都希望当抗日英雄呢。”
1938年的一天，张访朋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礼堂集合。他到达时，礼堂里已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这一天，前线又有失利的消息传来。
张访朋说，黄埔第十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张汉良讲话，“他就讲，做一个黄埔军人，一定要以身许国，你们进了黄埔军校，就把性命交给国家了。”
据张访朋回忆，张汉良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商人到了海边，看到许多渔民在海滩上补渔网。商人问一个渔民：“老兄，我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渔民说：“我爷爷打鱼。”商人问：“他是怎么去世的呢？”渔民说：“出海打鱼，天气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大风大浪，船翻了，死在海上了。”商人听了之后，挺同情，“哦，这样啊。你的父亲做什么的，又怎么去世的呢？”渔民告诉商人，他的父亲也是渔民，同样死于海上。商人听完渔民的讲述后，便开始劝说渔民转行。渔民说：“先生，我要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商人讲：“我的爷爷做生意，在外跑来跑去，年纪大了，生病了，死在床上。”渔民又问：“那你的父亲呢？”“我的父亲也是做生意，年老多病，死在床上。”渔民就站起来了：“哎呀呀，你又做生意，你将来会和你爷爷、父亲一样，又死在床上啊，你赶快改行，赶快改行。”
听到这里，礼堂里的500名学生哄堂大笑，掌声一片。
“张汉良说：‘你们反响这么热烈，可见你们懂得了这个故事的真谛。你们来黄埔军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尽忠，就是最有意义的。’”
为了锻炼预备军官们的指挥能力，军校里不时进行沙盘作战演习。张访朋回忆：“在一个大厅里边，我们100多人围着一个沙盘，那沙盘比乒乓球台稍微大一点，上面有山、道路、河流、森林、士兵，两军对垒。一边是红的，一边是蓝的。教官讲怎么指挥作战，讲得很生动。”
这是张访朋第一次从军官的角度去思考应该如何作战。“教官通过沙盘教我们，假设你现在是连长，你怎么安排排长、班长，你这个部队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占领阵地，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进攻，面对敌人的飞机、迫击炮轰炸，你怎么指挥。”
黄埔军校迁址成都后，迫于形势，学制大大缩短，教官们选定最重要的基础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些军官必备课程全部讲授完。
王用中记得，紧急集合后，“连长把我们带到野外去，教投手榴弹，还有各种工具的使用，就这样天天训练不停”。
张访朋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特别多。我们都在山地训练，刮风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遇到大坑，叫跳下去就跳下去，锻炼勇往直前的精神。夜间教育回来时往往到了半夜，脚上都是泥巴，很累了嘛，顾不上洗脚就睡了，被子上沾了脚上的泥巴。天亮时被子上的泥巴就干了，脚上的泥巴也掉了，等以后再洗被子，所以叫‘洗脚不如洗被子’。”
1938年的一天，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训练场，王用中和同学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值星官宣布：全体同学到校礼堂集合。
到礼堂不到两分钟，王用中就听到了立正、整理着装的口令。接着报告人数。此时，王用中意识到，一定是蒋介石来了。
王用中回忆起蒋介石的讲话：“他说：‘本首长是全国的统帅，带着这个责任，不能天天来看你们训练。抗战打了一年了，可不得了，紧张到极点了，本校长晚上只睡4个小时觉。你们说训练苦，你们是本校长的学生，应该刻苦，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辛苦，还要牺牲，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
学生们沉默不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沦陷区。
“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王用中说，那一刻，聚集了几百人的大礼堂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神情严肃。
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后，王用中和同学们被送上战场。
1940年春节过后，张修齐在黄埔军校完成了6个月的加强训练后，被分配到驻第三战区的第109师担任排长职务。
张修齐回忆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师长就讲了：‘你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边搞军事演习的时候，那个敌人是假的，他不打你的，现在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在敌人面前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学校里不知道，你们自己到战场上去看。’”
张修齐被带到了一个叫做柴家畈的村子。几小时前，这里刚刚进行过一场战斗。阵地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武器和被炸毁的车辆。
“有野狗去拖尸体，拖得那个乱七八糟的，哎呀，味道臭得不得了，到那儿都恶心。哎呀，大家心里震荡很大，原来战争是这么回事。”
这是张修齐第一次目睹真实的战争场面，眼见的一切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回来以后，师长说，你们现在考虑怎么分配。因为当时我才20岁，还有一个同学也20岁，师长说，你们两个年龄太小了，你们去当排长，士兵岁数都比你们大，你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希望到前线去。”
师长没有阻拦，张修齐和同学直接转到了前线部队。
“我们去的时候，那些士兵已经很苦了，由于棉衣没运上来，冬天他们还穿着单衣，身上都生脓包疮，手指上、胯裆里面都有疮，枪都抓不起来。所以分到连队里，我一看，不得了，这不能打仗。”
疲弱不堪的士兵，陈旧的武器装备，让初上战场就指挥一个排的张修齐心急如焚。
“我心想，一有情况，这个仗怎么打？而且我所在连队的连长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对士兵也很刻薄，我心里很难过，我都哭了。那时士兵看到我们也不亲切，因为从未谋面嘛。他们喊我小排长，连问我姓什么都不问。”
张修齐说：“我们有许多班长都是老兵了，都是负过若干次伤的。他们就跟我讲，小排长，打仗你有什么本事？”
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兵根本瞧不上这个小排长。
“我记得一天晚上有情况，我就带我这个排到外面去搜查，那时候部队没给排长配手枪，我拿了一支步枪，上了刺刀。后来，有个班长对我说：‘排长，你到后头来。’我去了，问什么事。他背着大刀，说：‘我这个大刀砍了不少日本鬼子了。’又说：‘士兵们都认为你不行，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就是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回来以后，他说：‘排长，你说你行，我们来比试比试。当然我不用大刀了，用竹片子当大刀。’我说：‘那我就用竹竿子当枪，我们试试看。’”
听说这位新来的小排长要和老班长比试，士兵们纷纷围观。
“我出枪很快的，刺杀主要就是反应要快。我们在学校学的：首先，你不要看敌人的刀，也不要看敌人的枪，你要看敌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就是他的意图表现，这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点，反应要灵敏，让人家的刀来不及。就这两点很要紧。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我体力不一定比你强，但动作比你快。’确实，他跟我比试过后说，‘哟，小排长还有两下子嘛。’我说：‘怎么样，你大刀刚提起来，我刺刀就到你胸口了，就这么快。’”
这次比试后，老兵们对张修齐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慢慢的，他们开始接近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小排长。张修齐带着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死。
1942年3月，黄埔第十七期学生杨岑峰，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排长，随黄埔三期生——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的部队，进入缅甸同古城。
杨岑峰回忆：同古阻击战即将打响之际，戴安澜带头写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各级军官纷纷效仿。“部队里比较友好的，互相抄抄通讯录，说：‘如果我战死了，你幸存了，通知一下我家人。’”
历时12天的同古大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结束，日军伤亡5000余人。后来，蒋介石听了戴安澜的汇报，夸奖道：“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同古一战后，1942年4月28日拂晓，缅甸平满纳的中国军队阵地遭到日军猛烈炮击，日军轰炸机低空扫射，步兵向杨岑峰所在阵地步步逼近。
杨岑峰回忆：“敌人猛攻了半小时，阵地上死了不少人。有个班长说，排长，你流血了。我一看，身上流血了，我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战斗。”
杨岑峰咬牙将嵌进肉里的弹片拔出来，简单包扎伤口后，再次投入战斗。
此刻，日军已杀到面前。杨岑峰手下的一个士兵，“四川人，也就20来岁，他喊了一声排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机枪打死了”。
杨岑峰说：“我这个排是先遣排，相当于团里一个前哨，距离团主力有三五里路，孤零零的在一个高地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前哨，敌人来袭击的话就不知道，那不全军覆没了嘛。当时我看了一下，排里也就剩下不到一半人，副排长倒下了，二班的机枪手已是奄奄一息，一班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8个小时，阵地最终保住了。
杨岑峰的排原有60人，幸存者不过10人。
“那个场面太惨了。炮火非常猛烈，有的士兵衣裳都烧光了，有的负伤了，趴在地上不能动。那个时候心情非常悲痛，打仗啊。战场上，枪炮没长眼睛，打起仗来之后只能前进，不能退却，如果没有命令你就退却下来，马上就有上级一枪把你处决。如果有士兵临阵脱逃，我作为军官有权力把他打死。所以当时两种心情交错。”
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率领第二零零师向北转移时中弹，5月26日，戴安澜以身殉国，年仅38岁。
从1942年3月入缅作战到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战胜利结束，5700多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长眠在了异国土地上。
多年之后，王用中还对他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上前线的情景记忆犹新。
王用中记得，那是1940年2月23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的操场上，他和同期毕业生们列队唱响校歌。
“宋庆龄先生来了，在台上和校长并排站着，她表情非常和蔼，看着我们，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的慈祥，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校长走下台，开始骑马检阅队伍，前边有一个卫士牵着马。马走得挺慢，校长看着每一个学生，脸上的表情也和宋庆龄先生一样和蔼，但又透出一种特别的威严，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怒而威。我们都注视着他。”
熟悉的口号声渐渐远去，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响起，久久回荡。王用中和同学们心里明白，这将是他们在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次集合，同学少年也即将踏上赴死之旅。
初春的寒意还没有退去，冷冷的春风中，隐约飘来一股硝烟的味道……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9所分校：原来的洛阳分校改为第一分校，并迁往陕西汉中；武汉分校早已停办，1937年冬在武昌南湖成立第二分校，后迁往湖南武冈；第三分校成立于江西瑞金；第四分校由原来的广州分校改名，抗战爆发后多次迁移，最终以贵州独山为校址；第五分校成立于昆明；第六分校由原南宁分校改名，后迁往桂林；第七分校最初成立于甘肃天水，后迁西安；第八分校成立于湖北均县；第九分校成立于新疆迪化。
身为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坚持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的荣誉信条，也不纵容他人违反，立志成为允文允武、术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具备领导管理、解决问题、语文沟通及持续学习四大能力，信守国家、责任、荣誉、牺牲、团结、勇气、自信的核心价值，发挥亲爱精诚校训，确定我是最好的认知，贯彻尊师重道、存诚务实的要求。